1最近爆火的上海“名媛”，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事情源自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的刷屏文，作者声称，自己花了500块钱“卧底”进入了一个“上海名媛”微信群，在里面真切地体会到了魔都名媛们的魔幻之处：从豪华酒店的双人下午茶到豪华酒店客房，再到名车名包，都是她们“拼单”的范围，甚至连价值600元的二手丝袜都不放过，只为了借用这些物品来拍出体面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搭建起自己的“名媛”人设，仿佛诠释了爱“拼”才会赢的道理——只不过，这里的“拼”成了拼多多的“拼”。正当吃瓜群众们热议纷纷时，网络上又出现了某拼单“名媛”的回应：“我花自己的钱，不偷不抢，拼个酒店包包怎么了？”此言一出，再度引爆舆论。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前两年有个非常流行的词语，叫“伪精致”，大意是讲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过着与自身收入水平不一致的“精致”生活：穿着价值大几千上万的联名球鞋，用着动辄几千元的“深海之谜”护肤品，买着奢侈品牌的包包，喝着几十元一杯的星巴克，俨然一副浓浓的小资风情。而这些，都被他们用美颜相机记录下来并展现在朋友圈的九宫格之中，满屏的点赞与羡慕之情令他们享受不已。有人打了个比喻：鸟类为了求偶，会把艳丽的羽毛展示给对方，也会四处收集亮晶晶的东西放在窝里，吸引异性的注意。在这一点上，“装富”的人们似乎像极了鸟类，然而他们的做法似乎并不一定会像鸟儿那样，总是能收获理想的结局。这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项链》：故事讲述了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部长举办的晚会，特意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这条钻石项链让她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仿佛自己已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怎料晚会结束后，项链在玛蒂尔德回家途中不慎丢失。为了赔偿给朋友一条一模一样的价值三万六千法郎的项链，她不得不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葬送了十年的青春。当她终于能够还清欠款后，她的朋友却告诉她，那条项链只是一条价值五百法郎的假项链。在教科书上，玛蒂尔德的悲剧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拜金主义对人的腐蚀”，但仍有很多人并不讨厌马蒂尔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女子，只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她有什么错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2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曾经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符号消费”理论。在他看来，尽管许多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物品的本质是它们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无论是一辆汽车、一款大衣，还是一瓶香水，都暗示了它的拥有者社会地位的区分，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出其拥有者或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它的符号价值就越高。此时，人们消费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而是格外突出商品背后所标识的符号价值，以此来满足他们展示自己“不同寻常”的欲望。例如，很多人买车倾向于选择奔驰而不是现代，并非是奔驰更有用途，而是因为这个品牌会让人联想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喝咖啡愿意买星巴克而不是瑞幸，不是星巴克味道有多么别具一格，而是他们觉得这样更能显现出自己的消费品位。客观地讲，一定程度的符号消费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让商品具有了“文化”气息和不一样的内涵，诠释了一种更高级别的消费格调，标志着人们消费层次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意味着消费的同时还能收获精神享受。而从历史的角度看，符号消费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让消费过程中的“审美”元素不再为精英阶层所垄断，凸显出现代消费日益民主化的趋势。然而，随着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而来与不断演化，符号消费却逐渐变了味道。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之中，符号消费愈发泛滥，其代表的“拟象”越来越背离商品的真实使用价值，以至于真实趋于消失，世界成为了“拟象”的世界。在此过程中，现代传媒的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种商业广告的图像、文字、声音符号充斥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之中，很多广告都不强调商品的价格和性能，而是通过附加美丽、浪漫、奇异等文化特性来对民众的消费进行“劝说”。比如，为了激起民众的购买意愿，商家常常将饮用可口可乐与繁荣、成功、时尚的意义相关联，为美酒和香水赋予优雅、浪漫的异国风情，给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穿上了科技进步、追求美好生活的外衣……商品在广告宣传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符号化，越来越脱离商品最初的使用价值范畴。而这样的脱离走向某种极端，就会引发各种物极必反的失序和混乱。至此，便出现了消费异化。3异化，是指一个事物过渡到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与自身本质相反的东西。消费的真谛，在于带给人们更加幸福满足的生活，人们本应是有感情有判断力地进行有意义、有人情味、有创造性的消费。然而在极端的符号消费影响下，消费彻底背离了其最初的意义，同时也日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继而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危害。最核心的，便是“人”的个性逐渐失落，日益沦为金钱和商品的奴隶。不少人甘愿追随和迷恋媒体制造的热潮和焦点，以为消费的自由就等同于全部的自由，认定了通过“平等”的消费能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任何沟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豪车、名表、奢侈品牌、首饰背后的符号价值所束缚、控制甚至是奴役。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不考虑手里的钱能否承受其价格，也不考虑这些商品是否真的是自己所需要的，更不考虑这些商品是否对自己的健康和环境有害，买它们只是为了占有它们，并享受其符号意义带来的地位、身份和品位：即使我没有一点点艺术鉴赏力，我也可以购买最珍贵的画；即使我没有欣赏音乐的情趣，也不妨碍我购买最好的留声机。这时，人们因为对金钱和商品的盲目“崇拜”而迷失自我，消费成为了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和炫耀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他们将最大限度的消费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幸福的标准，甚至“理智地认为，这样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久而久之，人们势必将丧失作为个体的意义和本真面目。或许会有人觉得，能够随心所欲地消费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真正的幸福绝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享乐层面，而是人们能够拥有健全的人格，能在生活中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及满足。如果只是单纯地将拥有财富和享乐视为幸福的衡量标准，那么人的实现、本性和全面发展无疑会遭受这种“异化”力量的无情压制，表面的物质充裕更是根本无法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消费主义下的消费异化，就像个邪恶的幽灵一样，困扰着很多人。美国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曾经描述过这样的社会现象：“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着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盖地勒牌高级轿车。”工人也好，黑人也罢，他们同本文开篇提到的上海“名媛”与《项链》的主人公玛蒂尔德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对于上流社会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他们沉迷于上流社会的物质调性与消费繁荣，他们认为上流社会是由金钱的富有和够逼格的消费来定义的，他们认为通往上流社会的道路是可以通过模仿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完成的。殊不知，这一切的一切，正好坠入了“幽灵”设下的圈套之中，贻害无穷。说句良心话，谁都想出人头地，谁都渴望实现阶层的跃迁，但这是个巨大的挑战，绝不是拼几单奢侈品、发几张朋友圈照片就能达成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情。4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看，扩大消费规模固然很重要，这是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中坚力量。但必须清楚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消费，而不是消费主义，更不是消费异化。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的全面进步，从来都不该相互脱节或是背离。正因为如此，当代年轻人树立起正确健康的消费观才显得极其重要。在此，我尝试着给出三点建议，供各位读者参考：第一，量入为出，适度消费。有钱是花钱的前提，每个人的消费支出都应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相适应，正如老话所说，“有多大本事就吃多少饭”。在此基础上去倡导积极合理的消费才是上策。试想，如果一个人的月收入是3000元，那么为了面子而花5000元请朋友吃大餐，或者秉承“交流至上”的理念而花1000元请朋友吃顿尚可的便饭，哪一个更合适呢？第二，避免盲从，理性消费。要秉承“消费是为了满足现实需求”的观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去购买最合适而非最贵的那款商品。消费过程中，自己要有主见，尽量避免盲目地随大流、追风头，杜绝与他人攀比。第三，知己知彼，谨慎消费。谁都会遇到急用一大笔钱的状况。此时，如果确实需要通过借贷手段来获取资金，那么至少应做到“知己知彼”，即考虑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按时还款，仔细筛选市场上靠得住的贷款产品。一旦进入还款周期，应做好资金配置与支出规划，从而在确保自己信用记录的同时，不给家里其他人添麻烦。临近尾声，我想说的是，“买买买”绝不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唯一手段，年轻人们更应该通过读书、运动、旅行等其他方式来充实心灵，开拓视野，而这些，也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会上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影响将持续几十年之久，人们在接下来数十年间都将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谭德塞还在致辞中指出，尽管科学家已经解答了一些疑惑，但是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根据血清学的研究，全球大部分人仍然易感，即便是已经遭受过严重疫情的地区也是如此。很多国家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一些最初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现在的确诊和死亡病例也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已经控制住了大规模疫情。 谭德塞同时强调，尽管疫苗研发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但人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利用现有工具对抗疫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时间7月23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透露称，美国目前的新冠肺炎感染率“令人深感不安”，并且情况也不会很快好转。 “美国的感染率令人深感不安，由于夏季气温升高，人们待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应该比秋季人们外出较多的时候，更容易减少感染率。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年轻人成为主要感染对象。这意味着死亡率不断上升，但远未达到峰值。”盖茨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所以情况不容乐观，正如我们四周前所预测的那样。” 盖茨还透露称，早期的新冠疫苗数据显示，要使人们避免感染病毒，只接种一针疫苗是不够的。6月份时，他曾表示赞同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的预测，今年年底或者2021年初的时候可能推出一种有效的新冠疫苗。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罗伯特 ·席勒（Robert J． Shiller）诺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现在焦虑，不仅是因为一场大流行——而是两场。首先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它使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在感染后）很快患重病甚至死亡。其次是普遍焦虑：焦虑前者造成的经济后果。 这两次大流行是相互关联的，但所呈现的现象不同。在第二场大流行中，和恐惧有关的故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以至于我们会不断地想起它们。股市像石头落地直直往下跌，明显因为这样一些故事——除非我们有所行动，疫病会耗尽我们一生的积蓄。但是，与应对新冠病毒不同，我们焦虑的根源是我们不确定该采取什么行动。 两场大流行同时爆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可以助长另一个（的发展）。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和收入减少加剧了人们对金融形势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阻止了迫切需要工作的人们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疾病的传播。 此外，当这两场大流行变成全球流行时，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国家需求下降而对该国出口需求并没有减少时，损失就会部分地扩散到国外。但这一次，由于经济衰退威胁着几乎所有国家，这个天然的“安全阀”便不会起作用。 许多人似乎认为，对金融形势的焦虑不过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直接导致的“副产品”，这是对这场疾病大流行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然而，焦虑并非因逻辑而生。金融焦虑大流行，是借着价格下跌的恐慌反应、不断变化的叙述散播开来，而这种焦虑存在许久。 对股市震荡导致的金融焦虑的影响，或许可以由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所称的“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现象来解释。即当人们因为悲剧事件而情绪低落时，即使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出恐惧。 在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达索•金（Dasol Kim）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发现附近的地震会影响人们对1929年或1987年股市崩盘可能性的判断。如果在过去的30天（距被调查者）30英里（48公里）内发生了的大地震，那么被调查者对坠机可能性的预估要（比平日）高得多。这就是工作中“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的实例。 与最近的地震相比，预计股市会因为一场疾病的流行而下跌可能更有道理，但最近或许不会出现这种规模的崩盘。如果人们普遍认为，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将新冠肺炎疫病（COVID-19）大流行几个月内、甚至一到两年，便将结束，那对长线投资者来说，股市风险不是那么大。人们可以购买、持有股票并等待股市震荡的结束。 但金融焦虑的传染与疾病的传染是不同的。这中对金融的焦虑情绪部分是由于人们注意到其他人对价格下跌而缺乏信心，以及其他人对下跌现象的情绪反应。股市出现消极泡沫时人们会发现价格在下跌；此时人们便会并试图找出并强调股价下跌的原因。然后，价格在随后的几天里不断下跌。 看到股价持续下跌，会让那些没有卖出股票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后悔，同时还会让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抛出。这种后悔和恐惧激发人们去描述这两场大流行。市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描述的性质和演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举个例子：1918年9月至10月，新闻媒体首次开始报道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当时美国股市并没有崩盘。事实上，从1918年9月到1919年7月美国市场的月度价格呈上升趋势。而这场流感最终夺去了67.5万美国人的生命（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 为什么股市没有崩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即1918年7月至8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接近尾声时，特别是在当年11月停战之后流感爆发。而当时战争的事情比流感更具有“传染性”。 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流行病学才刚刚起步。疫病爆发是无法预测的，公众也不完全相信专家的建议，以至于人们对社会疏远措施（social-distancing）的持“草率”态度。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是银行危机，而美国并没有银行危机，毕竟有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在——虽然这个系统于1913年才建立，但人们却认为该系统消除了这种风险。 但在1918年的流感流行期间，对金融（危机）的叙述之所以被淡化，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世纪前拥有股票的人要少得多，并且对为退休储蓄问题的关心也不比今日。部分原因是那时人们活得不长；即使他们活得长久，也更多地依赖家人。 当然，这一次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当地的杂货店看到的顾客的恐慌与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当时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大萧条”（Great Recession）刚刚过去，我们当然很清楚资产价格有发生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而这一次美国关注的不是悲惨的“世界大战”，而是其自身的政治两极分化——对联邦政府处理疫病大流行的失当措施已有了许多不满的言论。 在这样的时刻预测股市是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预估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金融焦虑”大流行对所有人所带来的现实中的和心理上的影响。两者虽是不同的，但又密不可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日本人称之为叫“团块二代”，什么叫“团块二代”？这要从日本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大概是在1946、1947年，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期，这波生育高峰的后代大概出生在70年代初，70年代初这批人也被称之为“团块二代”， 70年代这批人大学毕业以后，正好赶上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泡沫的破裂的状况。他们遇到的情景就是，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工作机会少了，收入的增长低了，甚至收入减少了，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变得更宅，开始变得很佛系，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子，机会也变少了。 所以，中国未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同时也会出现日本人说的“三和群体”，他们还称其为“三和大神”。最初出现在名为三和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在那里找工作，他们找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一天就休息，整个未来一周、一个月就不干活了。 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步入低增长状态，特别是疫情的冲击，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所谓的就业群体也好，有很多人称之为零工群体也好，可能会出现日本当年的这种情况，就是“三和群体”。这其中还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从投资这个角度，很难再去赚到泡沫的钱，不像在过去十年中能够从金融的泡沫里头赚到钱那样容易； 第二，企业经营越来越讲求实惠、实用，要提供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疫情时代，或者说疫情叠加上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生活变得很简单，社交变得很简单，原来很多无效社交、无效的通勤都会被去掉。从精神状态来讲，人们开始去寻求新的文化作品、影视作品，去寻找所谓的精神导师，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因为经济环境变了，收入的增长变了，倒逼人们去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日本当年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宫崎骏这批漫画家就是泡沫时期活跃起来的，在萧条时期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精神的导师，日本不少政治领导人也都是一些漫画家的粉丝。 像优衣库、无印良品这样的企业，它的特点是什么？产品不贵，能够严格地控制住成本，同时它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性价比非常好，泡沫时期人们是不买这种产品的，因为觉得太掉价。但是当收入锐减甚至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人们觉得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是最值得的，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人们也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浮夸和奢华，所以消费领域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实惠型企业的天下。到现在日本的首富仍然是优衣库的老板，为什么？它还是得益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