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至，迎严寒。当全国大部分地区正经历至冷时期时，厦门仍无一丝冬意，温煦如春。在海沧阿罗海城市广场，一座别致的灰色玻璃房成为独特的风景，展架上摆放着书籍、国画、木头画、串珠作品等残疾人手工艺品。这是以“爱心书亭”为特色的嵩屿街道“爱心屋”，小屋里客流不断，开业至今，已代售残疾人作品14431件。据记者了解，兴建“爱心屋”是厦门市委市政府关爱残疾人的一项惠民举措，也是“爱心助残”行动的重要载体。“爱心屋”作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新平台，一年来运营效益持续提升，汇聚了广泛的社会爱心力量，帮助残疾人成就梦想。截至2020年12月10日，全市已有46家“爱心屋”开业运营，实现各街（镇）全覆盖，安置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属）及残疾人职业援助中心学员133人。“爱心助残”位居厦门五大行动之首2019年12月26日，“爱心厦门”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并提出实施爱心助残、爱心敬老、爱心济困、爱心扶幼、关爱特殊岗位工人“五大行动”，巩固深化开展爱心结对、倡导爱心捐献、优化爱心志愿服务、营造爱心文化“四项机制”，推动形成建设“爱心厦门”强大合力，以进一步塑造、丰富和提升文明友爱、向善向上的城市内在精神和人文温度，建设温馨和谐的“爱心厦门”。就此，福建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胡昌升强调：“爱心，是人类心灵深处绽放出的最美花朵。让我们与爱同行、以爱筑城，让爱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田生根发芽，让爱的温暖洋溢在厦门的每一个角落，用爱的力量托起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美好未来！”作为“爱心厦门”建设五大行动之首“爱心助残”行动的重要载体，当年6月份，“爱心屋”建设在厦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开来。它不光是厦门市扶残助残的新平台，同样是残疾人反哺服务社会展现自强自立自信形象的新渠道，寄托着“让残疾人自力更生的身影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风景”的美好期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直以来，“爱心屋”秉持着这个理念，不仅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位，更吸纳残疾人参与“爱心屋”的运营管理，扶持他们就业创收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进一步展现自我，丰富精神生活。阿超是嵩屿街道“爱心屋”的一名残疾人员工，他的国画作品也在“爱心屋”内展售。像阿超这样的员工无法用言语与顾客交流，“爱心屋”便配备了手写板。在“爱心屋”工作，阿超很开心，他表示，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看到市民欣赏自己的绘画作品，更是备受鼓舞，决心多多学习提升自己。王和生是翔安珩厝人，他在翔安区新店泰禾红门广场的“爱心屋”担任店长。他说，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能来做爱心服务员。在此之前，王和生工作的地方四周都是粉尘。“以前切石材的手按收银机，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但大家的信任让我觉得很温暖，我也想要好好表现。”他说。如今，“爱心屋”不仅是一个爱心汇集地，更是一个“爱心枢纽站”——引入对口帮扶地区产品和农村地区产品，助力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为市民提供“爱心漂书”和“爱心捐书”服务，募集来的爱心图书将捐赠给厦门对口帮扶城市……可以说，作为“爱心厦门”的品牌项目，“爱心屋”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厦门市，它已成为让大家把爱心传播得更广的平台，它用爱心行动为深化文明创建添光加彩。提及此处，厦门市残联理事长傅晓春称，“爱心屋”的建设是厦门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残疾人群体的重要民生工程。市残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将继续认真履行“爱心助残”行动牵头单位职责，与各区、各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爱心屋”建设运营水平的提升，积极为残疾人就业增收和融合发展营造更优的环境，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记者了解，2020年，厦门继续保留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称号，实现了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厦门，这座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高素质高颜值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再次以爱而闻名。“爱心助残”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从“爱心厦门”建设中可以看出，残疾人作为社会自然人，有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愿望，有创造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同样有共享精神文明成果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可以看出，助残事业已成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也是生动助推社会文明进步的感人力量，同样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社会价值所在。在一定程度上讲，扶残助残已成为考量一个城市文明与进步的标尺。据记者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实事工程得到不断夯实，扶残助残基础设施得以不断完善，诸如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就业平台、聋哑学校、盲人道路以及公交车和公共厕所设置的残疾人座位等等，都是对残疾人关怀的充分体现。同时，为进一步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营造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倡导更多的残疾人融入社会，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的扶残助残活动，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有的城市经常活跃着扶残助残志愿者的身影，为残疾人生产生活提供免费服务；有的地区只要有残疾人需要，就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的城市则将扶残助残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并作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创建条件，实行动态考核。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加大资金投入，在精准扶贫、“兜底”保障方面向残疾人倾斜，推进残疾人教育、就业、康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而从这些扶残助残的方式来看，当下的扶残助残已不是简简单单地捐款捐物，而是让残疾朋友更有尊严地融入社会，为此，各地纷纷在扶残助残的模式上进行创新，比如，让残疾朋友通过工作获得美好生活，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通过心理慰藉、文体活动等形式，挖掘残障人士的兴趣爱好，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心，鼓励他们回归社会，收获幸福感，给残疾人营造一片清朗的生存空间。扶残助残，用爱树起标杆，这些都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彰显，并且全面引领了城市文明新风尚。一个人无论是健康还是残疾，都需要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激荡。发展残疾人事业不仅要推动提高残疾人物质生活水平，还要关切和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特别是在困难痛苦的时候能够激发乐观勇敢、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助残扶残将紧跟时代，精准谋划，让残障群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文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 城市，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 2020年渌口区将正式纳入株洲市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为认真落实渌口区委、区政府关于《株洲市渌口区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工作方案》，全面推动渌口新区文明城市提升工作，深化党建引领文化，渌口区政府金融办通过引导各金融机构开展主题教育、志愿服务、公益等多样化党建活动的形式，有效助力渌口区党建工作与金融业务发展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文明建设工作中的示范作用。 5月9日，农发行渌口区支行组织全行党员前往渌口区党建文化带（渌江风光带）开展“一言一行总关情 携手共创文明城”主题党日活动。党员职工们率先垂范、积极行动，清理污染有害垃圾，引导市民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自觉维护干净整洁的环境。同时，为党支部新接收的3名预备党员举行了神圣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全体党员也一起重温了入党宣誓。新党员代表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决心，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公益事业，争做文明市民，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农发行渌口区支行表示将自觉行动，争当文明城市提升的参与者；身体力行，争当文明城市提升的践行者；热心公益，争当文明城市提升的志愿者。 来源：渌口区政府金融办、农发行渌口区支行
习近平总书记16日赴湖南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村服务中心和卫生室、沙洲现代农旅示范基地、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以及村民家中，了解当地开展红色教育、发展扶贫产业、巩固脱贫成果等情况。（文字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摄影记者李学仁、谢环驰、岳月伟 ）
新冠疫情已经肆虐全人类大半年。从全球抗疫效果来看，似乎儒家文明圈较其他文明圈表现都好一些。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虽然爆发的较早，但在控制和治理方面，都比欧美西方各国及印度、南美，似乎表现的都比较好一些。 要知道，儒家文明圈是人口密集度非常高的文明，在传染烈度如此高的新冠疫情面前，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在如此人口密集和高频率流动的空间内，能够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迅速切断传染链条，并率先在全球各国中复工复产，从传染病流行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做“奇迹”。 官方称为制度优势。国家集中动员能力和以局部牺牲保住全体的机制当然重要，但可能无法解释全部。设想，如果这一套做法放到欧美、印度等其它国家，能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我看很难。在整个2020上半年全国抗疫的过程来看，从封城、封村、封小区，到方舱医院、隔离管理、健康码认定、复工条件审批等，这些做法很多在西方自由国家来看都是侵犯人权或私权的。 即使结果看上去很成功，但还是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一些抗疫做法严厉指摘。这些也无可厚非，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许中国很多方面的进步，也得益于这些听上去刺耳的指摘。这些声音可以消解国家傲慢，而这是特别重要的。但没有必要过度虚无主义，就像身在一线的人做什么似乎都无法让旁观者、批评家满意。如果换个角色，可能就互相理解了。 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抗疫成绩，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一个方面，更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对于大瘟疫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还需要从更深层的历史和文明视角，去寻找真正的密码。因为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迅速动员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公共部门一家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全部神经和细胞，都投入其中。 所以在那几个月全国抗疫的过程中，田间地头的农民，社区商场的保安，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似乎都被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既视感。更不用说正式的国家机器公务人员。还有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各个地区的医院，保证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这种强大的从庙堂到江湖，从国企到个体户，政府-家庭-个人，国家-城市-社区（乡村）三位一体的动员能力，不仅是出于显性的制度体制或权威的、集中的国家动员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非正式制度——乡土文化、家文化、秩序感、生命意识、集体意识、权威认同等一些集体潜意识密码在里面。否则，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显出如此大深厚的能量。 而这些非正式制度，需要在文明圈的层面进行解释。这些文明圈里面的因素，是短期内无法设计和改变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却是决定一个社会和国家走向的最潜移默化而又最有力的变量。我们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则是政府宣传的“看得见的手”的制度优势。 意识决定行动，集体意识决定集体行动。意识，尤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潜意识，深藏在文明的密码里。 所以，我们才看到，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这些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抗疫方面表现的也相对较好。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虽然和中国使用不一样的显性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却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或者“筷子”文明圈。 儒家文明可能有以下几个精神内核，可以让其在治理大瘟疫中有相对优势： 1，秩序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礼”的部分。“夫礼所以制中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克己复礼。这么多人口，一起抵御传染病，如果没有秩序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秩序里面有很多侵害到部分群体或个人权利的因素，但通过潜藏在儒家文明中的“礼”文化，终究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2，仁爱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仁”的部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整个抗疫期间，家庭内部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和照料，社区志愿者、外卖邮递卫生环保等普通劳动者、社会志愿组织，公共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等，无一不是让人动容的无私付出和关爱。民间自发在网络上声势浩大的为吹哨人举行仪式，也是大爱的一种表现。警惕恶，但永远不要低估人性善的力量，否则文明无法前行。 “最美基层民警”陆旭东从护学岗转战抗疫最前线 3，权威认同。“尊王”、“忠君”，“三纲”，一直是儒家尤其是汉朝“独尊儒术”后宣扬的思想。在人口密集、需要秩序和集中动员的群体里，缺乏权威认同是不可能的。从国家、城市，到社区和家庭，必须有一个集中动员、统筹安排的权威存在。即使某些自由主义分子口头上蔑视权威，但潜意识里面还是需要一个权威统治的，政治学家说这是刚需。这在儒家文明里面更是如此。 4，集体意识。儒家中“和”的思想，“忠恕”的主张，“天下大同”观，实际就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都是讲集体理念的。如果每个个体、小群体，都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全国隔离措施是不可能施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牺牲某座城换回全国的稳定，牺牲个人利益（限制自由）换回更大的集体利益。这是儒家传统里一直强调的。 5，家文化。“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明里面，家、家族、血缘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基本的组织单元，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功能，互相帮扶的生产功能，集体祭祀的文化功能，甚至是相互借贷的原始金融功能等。我们看到了，当大疫情发生后，社会保障功能跟不上的时候，就需要家庭自发动员起来形成隔离期间的相互保障组织。正是儒家文明圈浓厚的家族意识、血缘意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各种基本救助和保障。 6，今生信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乱力鬼神”。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具有彼岸信仰的文明圈来说，由于不相信天堂和来生，儒家文明圈更加重视此生的生命价值。我们看新闻报道，经常看到疫情中一些不戴口罩很佛系的西方人和印度人，他们觉得生死由命，即使不幸感染，还有天堂和来生等着。这种“不怕死”的态度，在防治疫情中徒增难度。而儒家文明圈则不一样，当大家意识到伤及“今生”生命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不用政府号召就自己主动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7，乡土文化。说到底，儒家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原生大陆文明、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根子里面是静态的、封闭的，是村落文化的。看中国的城市社区，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都是封闭小区，有围墙有保安，这个跟乡村的村落差不多。西方国家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哪有什么围墙和保安。恰恰是这种乡土文化，城市社区的村落文化，反而更有利于疫情防治中的隔离管理、网格化管理。村落和封闭的城市小区，本身就是天然的隔离空间。虽然日本、韩国等不一样，但儒家文明里深藏的意识也是这种乡土文化的，只是程度不一样，它们可能更西方化、公共意识强一些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圈，印加文明圈，地域上尤其是美洲地区，表现的则不一样。他们与儒家文明圈迥异：反秩序、反权威、个人自由主义、商业文明下较淡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彼岸信仰、激进的个人意识等，都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群体免疫”理念，也代表着西方文明动态的、开放式，甚至回归野性和冒险的海洋文明思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这种自然法则下的“群体免疫”成功，在疫苗还无法全面普及的时候，儒家文明圈的防疫优势可能就会变为劣势。 新冠疫情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前所未有。虽然死亡人数和造成的损失与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前科技文明高度发达，西方国家享受和平和健康生活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背景下，这突发的大瘟疫造成的冲击——生命健康、经济财务、精神心理等——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场疫情还在持续中，美国等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屡创新高，所以整个造成的影响还无法完全估算。 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疫情，要从根本上冲击几百年来滥觞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工业社会、消费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反秩序、反传统和反权威等等。其实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 然而一个事实我们是承认的，地球生态环境正在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以个人消费主义为驱动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巨大的、“灾难式”的再平衡。瘟疫病毒的爆发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山火、飓风、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往年也有了明显的活跃迹象。气温每上升0.1摄氏度，地球生态环境需要多大程度的平衡？再平衡的方式，在大自然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对人类来说，尤其是现代文明来说，都是世界末日式的灾难。 在整个碳排放中，发达国家占了近七成。西方国家占了六成以上，中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增量的贡献上也是非常大。当我们感激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这些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共同问题表示担忧。然而正是在这个最需要天下大同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美国却退出了世卫等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真空。文明圈之间不仅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这些人类共同的敌人而进一步谅解和融合，反而正在出现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这可能是比疫情本身更让人不安的现象。 而儒家文明圈，也不能因为短期的抗疫效果较好就过于沾沾自喜，更应该以一种天下大同、仁者爱人的普世文明来看待整个人类命运。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防治疫情的技术层面上，无论是大数据检测、健康码，还是疫苗的研发，还是都来自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从这一点上，文明圈之间不应该隔阂和对峙，而应该更加宽容和融合。这可能是大自然通过新冠疫情给予人类最后的警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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