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2020央视财经论坛暨上市公司峰会上表示，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合法经营、诚实守信都是发展的底线，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在这方面更要成为表率。要强化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不做假账、不说假话、不逃废债。要落实《意见》要求，下大力气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股票质押等风险和问题，做到守底线、负责任、有担当。
作者 | 黄湘源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当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对于提高股东意识的问题却只字未提。而这不仅不能使股东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应有的张扬，也不可能使上市公司质量得到合乎理想的切实提高。 要对股东意识缺位引起关注 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是内外兼修的系统工程，其中维护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则是上市公司安身立命的根本。股东权利的行使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当然，股东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不得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否则也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所谓股东意识，即股东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者、出资人不仅要有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重视对其自身所应拥有的股东权利的维护，同时也不能没有对其他投资者、出资人以及所有股东负责的思想观念。股东意识的问题尽管从形式上来看似乎难以把握，却是不能或缺的基本宗旨。股东意识的到位与否，对上市公司质量与治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在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看到成绩的同时，仍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不够成熟，交易制度、体系仍不完善，监管不适应的问题也长期存在，因股东意识的缺乏，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股票质押、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痛点问题依然时有发生，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康得新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股东意识成为子虚乌有的背景下，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成本低、收益大，再加上上市公司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必然使其违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甚至不惜虚增预付账款、虚构货币资金、隐瞒募集资金使用、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而像康得新这样控股股东即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案例也并非仅此一件。这在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问题重新进入监管的视野提供了必要说明的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对股东意识的缺位引起深切关注的充分理由。 不提高股东意识则公司质量难以切实提高 过去，股东意识一直被列为投资者教育的中心课题。但在中国资本市场结构中，由于投资者数量多、资金少，人均持股比例总体相对较小，无论管理层怎样强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股东意识的提高，在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持股极少的散户在公司议事事项中发言权人微言轻的格局仍难以改变。不仅如此，越是将提升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意识作为投资者教育的重点，就越等于适得其反地将股东权利得不到保障归咎于广大中小股东自身股东意识的缺位，即维权意识的缺位。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是在为肆意侵害上市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投资者股东权利的控股股东开脱责任。实际上，要改变目前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股东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局面，光靠加强对中小投资者股东意识交易显然是不够的。而正是在股东意识越来越得不到应有尊重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仅有可能愈演愈烈，上市公司钱多胆大、钱多乱投资的行为也有可能反而使公司非但没有越做越大却加速了越大越垮的悲剧。 机构为了配合上市公司圈钱和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没有节制地吹大估值泡沫，在新股发行价越抬越高的同时，新股上市交易价也越炒越高。这在现今非但不受批评，反而还被视为市场意志的合理表现。不过，只要上市公司股价得不到业绩和成长性的支持，其股价泡沫的破裂毕竟是迟早的事。当新股跌破发行价或上市公司股价跌破面值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时候，作为估值吹鼓手的机构们又在哪里呢？如果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市盈率并不等于他们所愿意等待若干年的价值守候，而不过只是利益上的捞一把就跑，那么在这种机构所独享的价值估值发言权和询价定价决策权里面，所包含的究竟又是机构本身所应该代表的股东意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意志呢？ 严重的问题不是在于教育以散户为主体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更在于让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在上市公司议事事项中拥有较大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控股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受到必要的股东意识教育。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关键之所在。非此不仅不足以使股东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应有的张扬，也不可能使上市公司质量得到合乎理想的切实提高。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 【红刊招聘季 正式启动！】 金九银十，你是否在寻求一份干货满满的优质offer？是否在寻求一个能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 证券市场红周刊诚招证券新闻记者、高级推广运营，邀你一同深入价值投资领域，与投资大师面对面！详情可私信聊
新冠疫情已经肆虐全人类大半年。从全球抗疫效果来看，似乎儒家文明圈较其他文明圈表现都好一些。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虽然爆发的较早，但在控制和治理方面，都比欧美西方各国及印度、南美，似乎表现的都比较好一些。 要知道，儒家文明圈是人口密集度非常高的文明，在传染烈度如此高的新冠疫情面前，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在如此人口密集和高频率流动的空间内，能够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迅速切断传染链条，并率先在全球各国中复工复产，从传染病流行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做“奇迹”。 官方称为制度优势。国家集中动员能力和以局部牺牲保住全体的机制当然重要，但可能无法解释全部。设想，如果这一套做法放到欧美、印度等其它国家，能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我看很难。在整个2020上半年全国抗疫的过程来看，从封城、封村、封小区，到方舱医院、隔离管理、健康码认定、复工条件审批等，这些做法很多在西方自由国家来看都是侵犯人权或私权的。 即使结果看上去很成功，但还是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一些抗疫做法严厉指摘。这些也无可厚非，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许中国很多方面的进步，也得益于这些听上去刺耳的指摘。这些声音可以消解国家傲慢，而这是特别重要的。但没有必要过度虚无主义，就像身在一线的人做什么似乎都无法让旁观者、批评家满意。如果换个角色，可能就互相理解了。 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抗疫成绩，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一个方面，更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对于大瘟疫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还需要从更深层的历史和文明视角，去寻找真正的密码。因为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迅速动员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公共部门一家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全部神经和细胞，都投入其中。 所以在那几个月全国抗疫的过程中，田间地头的农民，社区商场的保安，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似乎都被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既视感。更不用说正式的国家机器公务人员。还有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各个地区的医院，保证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这种强大的从庙堂到江湖，从国企到个体户，政府-家庭-个人，国家-城市-社区（乡村）三位一体的动员能力，不仅是出于显性的制度体制或权威的、集中的国家动员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非正式制度——乡土文化、家文化、秩序感、生命意识、集体意识、权威认同等一些集体潜意识密码在里面。否则，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显出如此大深厚的能量。 而这些非正式制度，需要在文明圈的层面进行解释。这些文明圈里面的因素，是短期内无法设计和改变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却是决定一个社会和国家走向的最潜移默化而又最有力的变量。我们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则是政府宣传的“看得见的手”的制度优势。 意识决定行动，集体意识决定集体行动。意识，尤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潜意识，深藏在文明的密码里。 所以，我们才看到，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这些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抗疫方面表现的也相对较好。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虽然和中国使用不一样的显性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却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或者“筷子”文明圈。 儒家文明可能有以下几个精神内核，可以让其在治理大瘟疫中有相对优势： 1，秩序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礼”的部分。“夫礼所以制中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克己复礼。这么多人口，一起抵御传染病，如果没有秩序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秩序里面有很多侵害到部分群体或个人权利的因素，但通过潜藏在儒家文明中的“礼”文化，终究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2，仁爱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仁”的部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整个抗疫期间，家庭内部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和照料，社区志愿者、外卖邮递卫生环保等普通劳动者、社会志愿组织，公共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等，无一不是让人动容的无私付出和关爱。民间自发在网络上声势浩大的为吹哨人举行仪式，也是大爱的一种表现。警惕恶，但永远不要低估人性善的力量，否则文明无法前行。 “最美基层民警”陆旭东从护学岗转战抗疫最前线 3，权威认同。“尊王”、“忠君”，“三纲”，一直是儒家尤其是汉朝“独尊儒术”后宣扬的思想。在人口密集、需要秩序和集中动员的群体里，缺乏权威认同是不可能的。从国家、城市，到社区和家庭，必须有一个集中动员、统筹安排的权威存在。即使某些自由主义分子口头上蔑视权威，但潜意识里面还是需要一个权威统治的，政治学家说这是刚需。这在儒家文明里面更是如此。 4，集体意识。儒家中“和”的思想，“忠恕”的主张，“天下大同”观，实际就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都是讲集体理念的。如果每个个体、小群体，都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全国隔离措施是不可能施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牺牲某座城换回全国的稳定，牺牲个人利益（限制自由）换回更大的集体利益。这是儒家传统里一直强调的。 5，家文化。“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明里面，家、家族、血缘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基本的组织单元，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功能，互相帮扶的生产功能，集体祭祀的文化功能，甚至是相互借贷的原始金融功能等。我们看到了，当大疫情发生后，社会保障功能跟不上的时候，就需要家庭自发动员起来形成隔离期间的相互保障组织。正是儒家文明圈浓厚的家族意识、血缘意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各种基本救助和保障。 6，今生信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乱力鬼神”。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具有彼岸信仰的文明圈来说，由于不相信天堂和来生，儒家文明圈更加重视此生的生命价值。我们看新闻报道，经常看到疫情中一些不戴口罩很佛系的西方人和印度人，他们觉得生死由命，即使不幸感染，还有天堂和来生等着。这种“不怕死”的态度，在防治疫情中徒增难度。而儒家文明圈则不一样，当大家意识到伤及“今生”生命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不用政府号召就自己主动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7，乡土文化。说到底，儒家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原生大陆文明、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根子里面是静态的、封闭的，是村落文化的。看中国的城市社区，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都是封闭小区，有围墙有保安，这个跟乡村的村落差不多。西方国家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哪有什么围墙和保安。恰恰是这种乡土文化，城市社区的村落文化，反而更有利于疫情防治中的隔离管理、网格化管理。村落和封闭的城市小区，本身就是天然的隔离空间。虽然日本、韩国等不一样，但儒家文明里深藏的意识也是这种乡土文化的，只是程度不一样，它们可能更西方化、公共意识强一些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圈，印加文明圈，地域上尤其是美洲地区，表现的则不一样。他们与儒家文明圈迥异：反秩序、反权威、个人自由主义、商业文明下较淡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彼岸信仰、激进的个人意识等，都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群体免疫”理念，也代表着西方文明动态的、开放式，甚至回归野性和冒险的海洋文明思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这种自然法则下的“群体免疫”成功，在疫苗还无法全面普及的时候，儒家文明圈的防疫优势可能就会变为劣势。 新冠疫情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前所未有。虽然死亡人数和造成的损失与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前科技文明高度发达，西方国家享受和平和健康生活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背景下，这突发的大瘟疫造成的冲击——生命健康、经济财务、精神心理等——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场疫情还在持续中，美国等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屡创新高，所以整个造成的影响还无法完全估算。 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疫情，要从根本上冲击几百年来滥觞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工业社会、消费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反秩序、反传统和反权威等等。其实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 然而一个事实我们是承认的，地球生态环境正在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以个人消费主义为驱动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巨大的、“灾难式”的再平衡。瘟疫病毒的爆发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山火、飓风、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往年也有了明显的活跃迹象。气温每上升0.1摄氏度，地球生态环境需要多大程度的平衡？再平衡的方式，在大自然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对人类来说，尤其是现代文明来说，都是世界末日式的灾难。 在整个碳排放中，发达国家占了近七成。西方国家占了六成以上，中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增量的贡献上也是非常大。当我们感激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这些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共同问题表示担忧。然而正是在这个最需要天下大同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美国却退出了世卫等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真空。文明圈之间不仅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这些人类共同的敌人而进一步谅解和融合，反而正在出现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这可能是比疫情本身更让人不安的现象。 而儒家文明圈，也不能因为短期的抗疫效果较好就过于沾沾自喜，更应该以一种天下大同、仁者爱人的普世文明来看待整个人类命运。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防治疫情的技术层面上，无论是大数据检测、健康码，还是疫苗的研发，还是都来自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从这一点上，文明圈之间不应该隔阂和对峙，而应该更加宽容和融合。这可能是大自然通过新冠疫情给予人类最后的警示。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7月24日，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统一部署，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围绕“强化政治机关意识、走好第一方阵”主题，为人民银行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郭树清指出，人民银行肩负着金融管理的牵头抓总和统筹协调等重要使命，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他从金融服务助推国民经济恢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等人民银行当前从事的几项重点工作入手，深入阐述了人民银行业务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他强调，人民银行党员干部必须切实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时刻从政治高度把握和处理好业务工作中的各类问题。 郭树清提出，加强政治建设，是新形势下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迫切需要。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着眼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人民银行党的建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郭树清强调，要清醒认识人民银行系统内存在的管党治党薄弱环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标对表全面检查本单位机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灯下黑”问题，紧盯问题实质，制定整改目标，明确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坚决把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郭树清指出，新形势下，人民银行各级党委（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落实“走好第一方阵”的实践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人民银行作为首批六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模范机关创建试点单位为契机，继续深入推进“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以创促建、以创促改，树牢大局意识，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斗争本领和斗争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好“三个表率”，力争走在模范机关创建试点的最前列。 人民银行在京党委成员，总行各司局、党委各部门副司局级以上干部，各直属企事业单位、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班子成员参加党课学习。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完）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这是下一阶段西部大开发的纲领性文件，是西部大开发2.0升级版。 2000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拉开西部大开发序幕。20年来，西部面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生态环境也极大改善。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建成，大大增强了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潜力，也强化了与东中部的联系。 但也要看到，东中部在这20年间也在快步前行。从一些经济指标看，西部与东中部之间差距并未显著缩小。因此，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并根据20年来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政策体系，是确保西部与全国一道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得益于持续多年的高强度投资，目前西部有很多地方的城市建设、道路交通、通信在观感上与东部发达地区差别不大，生态环境改善也前所未有，退耕还林让西北地区水土流失得到根本遏制，连黄河也明显变清。不过，西部大开发涵盖的地域范围广大，一些地区自然条件不佳，仍然需要持续增加投入，改善交通等硬件设施。 此外，基于条件的客观变化，未来西部大开发除了继续提升硬件条件外，还要赋予改善软环境以更大的权重。 《指导意见》更加重视软环境问题。总体要求中提出确保2020年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的市场意识、拼搏意识、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创新观念略逊一些。经济规律显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基础设施突破瓶颈，服务业占比上升，地区经济竞争力差异就主要体现为拼搏意识、创新观念及契约精神等因素。西部要想迎头赶上，还要在这些方面多下苦功。 影响西部长远发展以及与东部差距能否尽快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因为后发效应，西部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不如东部，故多数西部省份出现人口净流出。西部大开发要形成自我造血能力和良性循环，终止这种普遍的人口净流出状态至关重要。但是，留住人口要靠就业机会，要有产业支撑，更离不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服务意识、创新观念这些软环境因素，本身就是留住人才和劳动力的要素。在全国统一市场环境下，缩小区域差距，要先缩小市场环境和创新能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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