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亏损加之疫情冲击，致力转型的都市丽人能否走出困境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股价表现上，今年以来，都市丽人累计跌幅已超过57%。截止6月26日，都市丽人市值仅剩10.91亿港元。 疫情影响下，西方维秘（Victoria's Secret）走向破产深渊，东方丽人则陷入经营困境。 6月26日晚间，“中国内衣第一股”都市丽人（02298.HK）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称，预计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将不少于1.2亿人民币，上年同期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为3550万人民币。 都市丽人在公告中表示，由于内地爆发2019年冠状病毒病以及随后相关部门为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而采取的社交隔离及封城措施，集团的零售额及向加盟商销售的金额受到影响。为应对行业变化，都市丽人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推动变革转型，公司方面认为，此举有利于公司“轻装上阵”，而正在推进的各项转型，也将为公司长期业绩表现奠定基础。 业绩亏损加之疫情冲击，致力转型的都市丽人能否走出困境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股价表现上，今年以来，都市丽人累计跌幅已超过57%。截止6月26日，都市丽人市值仅剩10.91亿港元。 巨亏13亿遇疫情，存货之苦再加剧 据都市丽人透露，受疫情影响，今年2-3月公司及加盟商90%店铺暂停营业。直至3月下旬，公司门店才开始陆续回复营业。都市丽人在公告中表示，今年5月，都市丽人自营门店及加盟商门店的零售销售额已达到2019年5月的80%以上；与此同时，电商销售方面也实现了30%以上的增长，下半年将持续得到改善。 今年以来，实体零售在疫情影响下大受冲击，尤其是服装领域。Wind数据显示，2020第一季度，SW纺织服装行业总营收为603.17亿元，同比减少10.90%；归母净利润为10.74亿元，同比下降 80.62%。其中，女装、男装增速下滑最为明显。 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上海良栖品牌总经理程伟雄指出，这次疫情会令本就面临业绩问题的部分服装企业困境加剧，以线下渠道为主体的企业急需调整生产计划，进行成本收缩。 实际上，都市丽人在2019年就已陷入营收下滑业绩亏损的困境。财报显示，2019年公司实现营收40.82亿元，同比下滑19.9%；净亏损高达12.98亿元，为2014年上市以来首次亏损，而上一年净利润为3.78亿元。 对于亏损的原因，都市丽人解释称，主要是因为一次性计提了7.38亿元旧存货，直接导致公司归母净利润大幅下降。同时都市丽人还一次性豁免公司主要客户拖欠金额3.27亿元、预提应收账减值拨备0.69亿元、以及关闭店成本0.52亿元，合计4.47亿元。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2019年都市丽人不惜自损来破除经营弊端，这充分表明公司“断臂求转型”的决心。此前，因快速扩张导致自营门店和加盟门店库存增长，公司饱受存货之苦，大规模的改革动作或许是一个新开始。 尽管从去年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突发疫情再次冲击着都市丽人。记者注意到，今年“6·18”电商节期间，都市丽人在天猫和京东旗舰店推出了大量折扣商品。其中，天猫旗舰店中商品一般标价在50-100元内，618活动中商品本身就有优惠，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件8折、三件7折的叠加优惠，此外，店铺还有满199元减100元的清仓优惠。 在6·18电商节过后，都市丽人天猫旗舰店又开启了6周年庆，推出了超低折扣。 如此频繁促销和大幅度折扣，都市丽人被质疑为清理旧存货。“与品牌形象相比，都市丽人迫切将把库存变为收入，这也是今年服装行业的主旋律。”一位服装从业人士向记者表示。 针对质疑声，5月29日，都市丽人发布澄清公告称，针对在2017年及之前推出的存货，管理层计划于2020年按存货重量计算的价格（实际上提供约0.5折）售予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并计提全额拨备。针对2018年推出的存货，都市丽人将提供高于2019年平均折扣水平在折扣特卖店及折扣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且2020年的平均折扣水平可能超过3.5折。 不过，从财报来看，都市丽人的存库压力确实不小。数据显示，2016-2019年，都市丽人的存货分别为11.51亿元、11.12亿元、11.65亿元、6.80亿元。 策略左右互博，阔斧转型能否脱困？ 业绩亏损、疫情冲击，面临种种困境，都市丽人在2019年业绩报中披露：在引进咨询公司后，都市丽人在去年底提出一系列转型计划，包括回归专注实用、功能和性价比较高的产品；用关晓彤替代林志玲成为公司代言人；开设全新形象店铺；加大对电商渠道投入；拓展业务至低线城市；优化加盟商结构等措施，以期恢复集团及加盟商的盈利能力。 去年8月，公司还委任萧家乐为新行政总裁，以及进行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事调整。 从具体规划和动作来看，都市丽人显然做好了大刀阔斧转型的决心，但策略与策略之间的矛盾性，让不少投资者对其转型方向表示担心和质疑。 在上述转型计划中，都市丽人在品牌层面表现为，定位年轻化、高端化转型。包括聘请新生代影星关晓彤代替林志玲为代言人，推出“做自己的偶像”为主题的年轻化路线的新商业广告，以及设计和推广新品；扭住家庭消费入口，升级革新老旧门店，开设以“家庭生活理念”为主题的购物中心门店，并以全新的形象开设第7代贴身衣物门店。在销售方面，公司推出包括回归专注实用、功能和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拓展业务至低线城市。 矛盾点在于，销售方面进击下沉市场、清理过期库存，而品牌方面则定位年轻化、高端化转型。高端化的品牌形象与下沉式的低端销售，是否会左右互搏，模糊品牌调性？ 记者就此问题致电都市丽人，截止发稿，未获回应。 一位投资者表示：“除了打价格战，都市丽人没有其他的优势可言，只有回到以用户为中心，精准定位，才有可能重回市场。行业在变化，消费在升级，希望这家服装巨头能规划好未来的道路。”（jiangjiao@lanjinger.com）
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都市圈正式起航。2019年，这个包括深莞惠河汕五个城市的都市圈，GDP总量达到4.27万亿元。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正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这是在打破行政边界。。。 特区深圳40年，走过了一段不断“拓展边界”的历程。 从最初327.5平方公里的“特区内”，到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再到纳入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如今，深圳正式筹谋都市圈发展。 近日，深圳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充分借鉴三大世界级湾区发展经验，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合理确定都市圈发展重大任务举措，助力河源、汕尾融入大湾区建设。 深圳与莞惠河汕几地间素有渊源，五城均来自于昔日的广东惠阳地区。2014年10月，在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汕尾、河源首次参加会议，正式加入了这一区域合作体。其实，这几个地方的产业合作早于深莞惠经济圈（3+2）的诞生。 2019年，五城GDP总量相加约达4.27万亿元，若参与全国省市排名，这一成绩可以排在第八位。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认为，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场自发行为走在了政策规划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一体化乃至同城化发展。放在更大的范畴来看，为什么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阎镜予说，就是要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但大家各干各自擅长的事情，发挥比较优势。 深圳都市圈的意义在于，在已有良好产业协同的市场基础之上，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譬如理顺合作机制，改善交通等公共服务配套等，这也是深圳都市圈规划最值得期待之处。 深圳式“扩张型外迁” 一家总部在深圳、在东莞惠州等地设有制造基地的上市电子企业研发部负责人，往返于深圳、东莞和惠州之间成为他的工作日常之一。 对于公司的布局，这位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研发工作要求对市场前沿接触得更多，制造则要以成本、劳动力资源等为导向，同时交通、物流等方面要有一定优势。而研发又往往跟制造密不可分，这位研发部负责人及同事经常需要去工厂交流、沟通，特别是做产品试验的时候。所以，这个布局就是自然而然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是深圳产业溢出的一类典型样本——总部仍然放在深圳，但在邻近的地方同时有项目。 以深圳的LED产业为例，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受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以及各地的产业政策影响，深圳的LED产业出现了一些产能转移，但很多并不会真正脱离深圳，因为在这里能够获得前沿的信息，招到高端的人才，参加优质的行业交流活动。 伴随着产能扩张以及研发成果的加速市场化，深圳企业扩展到周边城市布局，也被称作“扩张型外迁”。 这在大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的研发生产基地开工，拟撬动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这一项目作为“1号工程”。 另一知名深圳企业比亚迪选择了汕尾。2015年，比亚迪与汕尾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汕尾方面将比亚迪项目的落户称作是该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里程碑。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迁到东莞松山湖。2019年，华为系包揽了东莞市规模效益成长性、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效益贡献企业几大榜单的第一名。 几个官方披露出来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深圳产业辐射的力度。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34%源于深圳。河源方面在2016年指出，当地超过60%的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来自深圳，具体到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比例还会提升。惠州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2018年介绍，高新区从2011年开始用了深圳这么一个主战场，在招商项目库里面103家，有87家都是从深圳引来的。 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民营企业的这种自发外溢或者辐射，其实很多时候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更多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并且加强未来的发展预期。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则单独对深莞惠给予了较高评价，“区域一体化在很多地方提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你没听过有什么大的公司搬到隔壁市吧？因为行政边界太强了，墙垒得高高的，不让一滴水流到外面去。深莞惠一体化做得比较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深圳愿意敞开大门。” 都市圈产业竞合之辩 2015年，广东省统计局彭惜君发表了一项关于珠三角各地区间产业同构系数的相关研究，从中判断珠三角产业分工情况。从测算结果来看，深莞惠经济圈平均产业同构系数高达0.8945，产业同构现象最为严重，三市均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 这份研究指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水平较高，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成果，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创新，但与周边的东莞、惠州没有形成产业梯度一体化，产业差异化战略实施比较有限。 2019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约占据了“半壁江山”；东莞的五大支柱产业之首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惠州正在发展的“2+1”产业集群中，其中之一也是电子信息产业。 有经济学者指出，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竞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发展的格局。但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深莞惠三地恰恰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的关系。同构性越高，说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效果更好。 陈鸿宇也认为，虽然深莞惠都是电子信息业见长，但它内部是有分工的，并且这种分工是由市场去自发推动的，这是“积极的同构化”。 TCL集团下属的华星光电高世代模组项目，或许能够解释这种集群与分工的关系。华星光电曾创下深圳建市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工业项目纪录，2017年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记者从惠州华星光电了解到，深圳利用一条生产线做新产品和新技术验证，从产品抽检上实现品质预警，提前拦截问题，而惠州则利用规模优势，推进量产。 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主张城市分工，城市主体功能要有差别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度的市场分工，自然就促成了合作。” 袁易明认为，在都市圈时代，深圳将强化技术创新中心、商业模式创新中心、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地位，莞惠河汕则将在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新的优势。 这其实也给作为中心城市的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阎镜予说，深圳的制造业溢出将会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趋势，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进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这样来看，深圳差的是什么？国际化。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企业、人才来到深圳？这需要营造一种制度环境，包括通关、税收、信息管控等方面。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再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阎镜予说。 交通与公共服务是关键 基于市场逻辑自发形成产业融合之后，企业或个人对于都市圈还有什么诉求和期待？ 东莞市嘉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子健平日里与深圳、惠州等地来往沟通密集，他希望将来交通更方便快捷。 “交通”也是区域经济专家们提及的高频词。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深圳要实现降成本，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空间内布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周边区域“修路修桥”，形成连续的空间，让要素实现自然流动。 交通一体化的进程有望加速。《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在提到做好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时，专门提及“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阮子健看来，开车的人想要改善公路，但更多的人希望把几个城市间的轨道网络铺得更好，这一点深圳都市圈需要向一些国际发达都市学习。 目前，莞惠城际、穗（莞）深城际已开通运营，深惠城际列入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据公开报道，赣深高铁正加快建设，计划2021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把深圳、东莞、惠州、河源串在一起，深莞惠将实现半小时互通。 交通之外，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与均等化是另一个影响同城化进程的因素。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告诉记者，邻近深圳的一位地方领导曾向他抱怨，“来我们这里买房的人，20万人里面有一半是从深圳过来的，买完房却不在这里就业，老人孩子住过来，要我们建医院和学校。” 这位政策研究人士则回应道：“你们把医院、学校建好，10万人里有1万人被吸引在这里就业了，你的经济活动不就起来了？” 一位住在东莞、在深圳上班的年轻白领表示，她的两地通勤生活可能只是暂时的，等到要面临子女教育等问题时，可能还是要搬到大城市。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协委员聂竹青建议，省政府可协调深圳、东莞、惠州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就临深片区合作建设大型安居社区涉及的户籍、教育、医疗等配套政策的突破进行沟通，将区域联动向纵深推进。 陈鸿宇向记者表示，只有实现了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人口才会真正自由流动。中央关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文件提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这七个方面作为基本民生，必须要靠省级统筹。 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分割 无论是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一体化，都可能遇到行政壁垒的制约，而这恰恰是都市圈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在构建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方面，该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加快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曾撰文指出，同城化发展是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区域行政封闭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孙不熟认为，都市圈本质上是共同发展、开放共赢。从短期利益来讲，地方政府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长期来看，产业走出去，很多时候是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有利于做大做强，最终实现了产业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如何让不同行政区内的主政者形成共识，将这种长期的考量制度化？阎镜予说，某个产业红火了，可能各个城市都想布局，这种竞争带来的往往是狭窄的格局。有的产业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宜，有的产业环节很长，譬如人工智能，有基础研发、应用研发、产品制造，还有销售等。对于这样一些产业规划，是不是可以有更高层面的统筹？ 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助推地市之间建立起政策联动机制，共同搭建平台，共同规划园区等。 5月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外公布《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要“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 具体来看，要促进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乡同城化发展，率先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增强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乡融合水平。 陈鸿宇说，广东省提出制定各个都市圈规划，是在打破行政边界、构筑跨区域联动协调机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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