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呈现91点和93点反差走势明显行情，最终基本稳定在92.80点附近收官。伴随市场复杂局面与经济数据变化，美元走势下行受阻与上升节制态势清晰可见。由此形成主要篮子货币震荡加剧，尤其是欧元兑美元汇率跳跃幅度达到1.20-1.17美元的宽幅震荡，这也是美元主导迎合股市调节和欧元限制美元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它主要货币变化不大，偏升值到贬值走势明朗，如加元上升至1.30加元，澳元、英镑、纽元、瑞郎基本维持平衡水平，日元偏贬值倾向清晰。我国人民币明显随从美元反弹而贬值，但政策初衷导向贬值意向存在。 综合一周市场焦点与行情态势，不难看出技术纠结与倾向之间焦灼，焦点数据与事态的引导方向较为明朗，经济态势起落的水平难以确认方向和趋势前景。 首先是美股暴跌行情牵制美元贬值，也存在两者配合性运作。周四美股暴跌较为瞩目，其中道指瞬间跌幅达1000点，收官水平下跌800点，从上日29000点跌回28000点，防范性振幅与技术回调技术性发挥游刃有余，调节不伤信心、暴跌不变趋势，高级化水平运作凸显市场掌控节奏与能力。但这却对美元指数具有影响，贬值被牵制态势显著，美元迂回91点低位和93点高位比较清晰焦灼。观察历史周期与事件焦点时期美元美股配置走势，期间多是偏向一上一下节奏配合为常态，这也是美元技术和政策娴熟乃基本宗旨的控制与调节。尤其前期美股高涨十分抢眼，其中纳指暴涨行情持续性是必然回调下跌行情必然。美股周五收跌，全周三大指标表现为道指跌1.8%，标普500指数跌2.3%。纳指跌3.2%，这是3月美股闪崩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并与8月行情比较反差较大。加之美国成熟与明确的操作与舆论手法，基本偏激负面信息数据的煽情是顺应和刺激事态的主观偏激，进而外围环境造成可以紧张心理随从较为明显。美股暴跌与VIX恐慌指标上升并行，美元指数顺行反弹有限，美国综合应对水平实在高超与超强驾驭。 其次是美元基本面利好主动向上，结构与舆论导向难有改变。周内美国经济数据向良好运行清晰。尤其美国一直煽情的就业指标向好明朗，美元不得已反弹应对有度。如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7万好于预期，失业率降至8.4%。劳工部周五宣布，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增加137.1万，这是这一指标连续第4个月呈现增量指向，虽然疫情以来美国就业岗位减少1000万个之多，市场预期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5万；8月失业率降至8.4%，也是连续第4个月下滑，更是3月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比较预期9.8%和前值10.2%是一个改善指标。美国就业数据对美联储未来政策预期影响较大，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9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的概率为0%；11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0%。预计本月中旬美联储例会将保持现有政策基调不变，但会上将对经济预期有所调整，预期与政策措辞将是市场关注重点。美联储6月预期今年底的失业率为9.3%，目前8.4%的失业率水平是否会影响美联储修正预期值得关注。 最后就是欧元走势与经济态势较复杂，不良与对比差异难预料。周内欧元汇率跃上1.20美元超乎寻常，这无论对欧央行政策把握预警严重，干预尺度的参考意义很大，并且对未来欧元区经济更是不祥之兆，刚刚恢复的欧元区经济面临挑战压力不可低估，甚至欧元政策执行与协调机制难度更大。周四欧洲央行密切关注的欧元区通胀指标为-0.2%，大大低于7月的0.4%，通缩风险与经济恢复不良比较异常；核心通胀指标两者差异从1.2%下至0.4%，这是自欧元2001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最低水平。欧央行面对经济复杂形态的操作难上难。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失业率从6月7.7%升至7.9%，欧盟失业率从7.1%升至7.2%。其中西班牙为15.8%，其次是意大利为9.7%，青年失业问题依然突出，欧元区青年失业率为17.3%，高于6月17.2%。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环比萎缩12.1%，目前欧元反弹凶多吉少。美元保经济偏贬值，欧元难协调被动升值，竞争前景与战略战术显而易见标的与目的意图长远含义。 经过当前事态分析，预计本周外汇市场汇率趋势处于敏感而竞争焦点时期，政策初衷与事态时机比较难以推进是关键，美元贬值意图技术修正和受阻时段必然存在修复可能。而事件复杂性和技术明朗性矛盾重重，最终比拼是战术发挥和时空错位博弈之功力。预计美元不想反弹、难以贬值是重点，反弹是大概率可能，其它货币随从时间概念比较吻合，市场观察审慎评估待观察。
关注投资的人，最近都有发现，汇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汇率就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离岸价从7.19，一路升值到了6.8。连续升值超过了5%。一开始是因为美元贬值，毕竟美元指数也从100多点，掉到了93以下，而后来，特别是最近，美元基本稳定，但人民币仍然在持续升值。主要有3点原因。 第一，美元一开始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并未完全跟随，我们采取了抵抗式升值的办法，也就是说，在5-7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小于美元贬值的幅度，而最近美元不动了，人民币刚好用缓慢的节奏，弥补这一幅度。我们总体追求的是币值稳定，尽量不随美元大起大落，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人民币都是这个思路，美元大涨大跌的时候，我们都是温和跟随，抵抗波动。把幅度通过时间拉长。 第二，人民币内在价值确实提升，今年从全世界的经济来看，二季度基本全球大幅衰退，美国二季度GDP下跌超过30%，日本是接近30%，相比之下我们的GDP在一季度只是下降了6.8%，二季度基本就回正了，复工复产也基本快恢复正常，预期三四季度，基本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在星球里，我们多次分析宏观数据的时候就提到了，今年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的优势很大，那么自然钱也就都往确定性高的地方跑。外资持续流入，也就推高了人民币的币值。 第三，有意为之，之前为了谈判，我们故意扔了很多筹码，去年我们就告诉大家，谈不好就7.5，谈判中就是7，谈好了回6.5，这就是告诉对岸，你的加征关税没用，我一贬值就能对冲掉。所以你最好跟我好好谈。现在人民币快速升回来了，也说明矛盾应该在逐渐解决。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贬值威胁对手了。 那么人民币升值了，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人民币升值，代表外资持续流入，有利于资产价格的持续提升，外资进入国内，是不能直接用美元的，所以他得到外管局去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进入国内投资，这样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增多。所以我们总说，人民币外升就会内贬，对内贬值主要就是因为货币供给多了，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包括股债房产，通常都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升值代表人民币购买力增强，对于做进口生意的肯定利好，对于做出口生意，手上囤积了大量美元的朋友肯定利空。 第三，对于未来的方向判断，人民币现在仍然低估，未来恐怕仍然要继续升值，而美元现在有点放水放大发了，今年美元广义货币飙升太多，一开始确实是因为流动性危机，但后来流动性危机缓解了，股市也恢复之后，这些钱就造成了美元的压力。如果简单的测算一下，美元今年一下多发了20%出来，减去正常的损耗，至少应该贬值10-15%，而现在贬值的幅度还不到10%，所以美元贬值也还有一定空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就要继续升值。回到6.5应该并不意外。 那么手里有美元的朋友该怎么办？其实很早我们就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用手里的美元，拿出一半去买黄金，你就锁定了当时的美元币值，但是这个方法几个月前有用，因为当时美元还在高位，还在100多点，而现在已经跌下来了，再去锁定他的币值就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如果你要短期还有用途，就先放在账面上就行了，不用再做什么操作，更不要买美股美债这种高风险资产，未来美元的贬值幅度，不会有那么大了。如果你彻底没用，那就可以换汇回来，但注意，不要短期内来回换汇，汇兑损失很高，这么来回折腾很不划算。 至于有人说，美元印了这么多钞票，会不会就此信用崩塌，不会的，美元的信用问题，美联储比我们更加关注，他会小心谨慎的维护美元信用体系的，他又不傻，美元信用在，在之前的外债就都不用还，永远可以借新还旧，一旦信用不在了，那么美国欠的那些债，就能把他压死，所以看似美国在玩命印钞票，但其实都是有节制的。而这个底线就是他的信用。在信用允许的范围内，不影响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情况下，将货币运用到极致。一旦信用受到威胁了，他比谁都紧张，肯定会主动调整收缩货币的。所以完全不用替他操心。看好你自己手里的钱就行了。
面对美国经济数据利好不解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导向。第一，美国7月耐用品订单增长11.2%，6月增幅为7.6%。市场预期7月订单增长4.3%。第二，美国8月Markit综合PMI初值从7月50.3升至54.7，为2019年2月来最高水平；综合新订单初值从7月49.7攀升至54，为2019年3月来最高水平；服务业PMI从7月的50升至54.8，为2019年3月来最高水平；制造业PMI从7月50.9升至53.6，远超预期的51.9创19个月高位；此外工厂新订单从7月的51.3攀升至54.3。第三，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数据显示，美国7月二手房成交量较6月增长24.7%，年化达到586万幢，市场预期为550万幢。这与去年同期相比7月二手房成交量增长8.7%，进而为1968年以来最强劲的月度增长，也是自2006年12月以来的最高销售速度。 二手房成交量增加的原因主要为供应减少，价格上涨以及抵押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由于房源的短缺，与去年相比7月房屋销售的中位数价格上涨8.5%达到304100美元，即使按通货膨胀调整后也是最高价格，美住房市场的持续回暖对整体经济有利。由此对比美元贬值背离较强，甚至存在美元刻意贬值刺激和推进经济稳定调整的策略高明所在。综合比较，6-7月美元贬值5.09%，美元指数6月1日从98，2428开盘到8月26收盘贬值至92.8518，这与美国第二季度基本面和第三季度实际数据背离严重，主观意志决定的贬值政策与技术发挥起到重要作用。市场自由化是有操纵和指向的，而美元则完全有能力达到自己诉求和需求的利益最大化，所谓市场经济公平是一句谎言。 尤其面对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与特殊时期，美国很多做法与态度耐人寻味，控制力是美国基本宗旨，压制性是美国战略意图，恐吓性是美国手法策略，竞争力是美国最终目的。当下纷繁且联动密切的全球金融市场之时，美国则通过黄金、石油与货币的三重策略，组合重拳出击全方位掌控市场。 1、搅乱石油意图是控制定价。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重点是石油价格走势，低迷至负值历史罕见，涨势维稳超乎经济逻辑，主宰在哪发人深思。过去OPEC石油话语权明确，如今四分五裂局面失控，经济不足难有底气，货币随从受制无奈，石油收入与日减少，石油作为生产元素意义丧失，战略竞争含义愈加强烈。美国石油出口成为全球第一，石油技术引领全球水平，石油储备占领高峰控制，石油依赖逐渐减少自足，石油是美元的主宰依然是事实。美元体系添加石油抓手，美元如鱼得水巧妙摆布石油助力美元贬值。 2、抬高黄金目标是控制避险。今年黄金价格暴涨抢眼靓丽，与美元指数同步时间段，价格水平从1749.80美元暴涨至1957.77美元，暴涨11.88%；期间7月17日至8月7日三周时间黄金从1796.90美元暴涨至2089.20美元，涨幅16.27%，短暂时段连续突破1800、1900和2000美元重要关口，进而快速创出历史新高。这与上述美元贬值对比鲜明，美元刻意手法存在可能。因为此间美国财赤创历史新高严重，疫情扩散超乎寻常，经济不良渲染极端，债务超标美债难以出手等等，黄金升值避险保本配合美元极其明显，美元与黄金同属性的特殊是其它任何货币不具备的唯一。黄金高涨避险游说不如说是保本美元和保护美国更具现实性。美国黄金储备世界第一，黄金报价定价美元垄断，黄金目标清晰明朗毫无悬念。 3、货币角逐标的是竞争手法。货币与经济成功之比是竞争对手，比较之间的力量是竞争目标与目的。正是基于如此，美元贬值最大杀伤体现在我国相当明朗。遏制中国是美国目前基本战略诉求，中国实力集中外贸、海外、企业是基本目标。面对我国现实外向型是密集集中侧重，货币功能杀伤重点是订单封杀封锁、货币升贬周期以及政策政治压力舆论，进而目前人民币升值超出套路周期规律，更精准我国企业收益和发展节奏，人民币被对标美元存在可以设定意图与打击手法。当然也不光是我国，新兴市场其它国家也是此轮美元贬值的受害者和被打击对象，因为新兴市场具有抗衡美元的局部优势，美国处于全面梳理、调节与应对战略期。南非已经惨不忍睹、印度已经上横累累、巴西已经伤掉元气、俄罗斯已经难以揣息，金砖国家无一躲过竞争打压，金融国家是新兴市场代表作与榜样秀，更别谈及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有备而来是美国规划长项，精准打击是美国国家战略，世界老二是美国攻击目标。美元是有实力的，但美元也是有软肋的；美元是有势力的，但美元也是有问题的；美元是有特权的，但美元也是有烦恼的；美元是有霸道的，但美元也是有缺陷的。 综上所述，面对特殊问题和复杂局面，舆论传播快速和鱼目混珠杂乱，我们必须看清问题本质，尤其不要偏激情绪化的理解，透过现象看本质和透过舆论看事实格外重要。专业的东西不是通俗可以理解，经验的东西不是简单可以明白，战略的东西不是情绪可以解决，我们必须准备充分，认清形势，明确方向，看到差异，缺失改革，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并举应对全球前所未有挑战。
上周外汇市场美元指数继续下行使得7月行情圆满收官，这对未来摆布和经济需求都十分重要。一周美元指数从93.6570点下行至93.4903点，贬值0.17%；期间最高为周一的94.4129点，最低为周五的92.5381点，振幅1.98%。其中欧系重要货币上升是美元贬值的主要辅助与支持因素，如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最高至1.1909美元，英镑兑美元汇率则至1.3160美元，瑞郎对美元汇率则为0.9051瑞郎，随即周末收官有所收敛，三个货币对分别收在1.17美元、1.30美元和0.91瑞郎。其次是日元对美元汇率则配合上升突出，日元最高达到104.1400日元，但收官为105日元。 相比较资源货币因石油偏下跌，澳元兑美元汇率维持0.71美元稳定，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保持0.66美元不变，加元对美元汇率甚至由贬值1.34加元表现。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7.00元水平边缘，但周末反弹较为显赫，其中在岸人民币基本维持6.99-7.00元，周末为6.97元。离岸人民币与在岸接近，但贬值较在岸贬值至7.01元，升值为6.98元，升值幅度与贬值力度均大于在岸。 外汇市场因政治因素加重的分析比较有点错乱，经济原理和贸易关联的原因与逻辑比较清晰，但政治因素不确定立场与风险较大，进而对汇率影响有所打破节奏与逻辑。而主要经济不良基本同步，难有好坏之差，货币博弈主要在于技术主导与发挥。 1、美国未来节制美元升值依旧是主要策略意图。美元防御攻势凸显意图与摆布十分清晰，目前为止美元贬值势头十分显著，年内贬值幅度已经接近10%，这不仅是美元国策的基本意向，更是美元面对自身特性与压力的必然选择与意愿。尤其结合疫情加重局面以及经济不良现实，美元贬值的氛围与条件十分有利，进而美元技术发挥十分明显。相比较外围货币辅助的要素更具有针对竞争策略，甚至组合策略前后顺进。目前以欧系货币为主的协同推进并不是欧洲实际效率的作用，反之情绪化甚至可以制造未来不良事端的意图存在嫌疑。尤其欧元反弹力度之大超出欧元现实，借题发挥的恶意炒作存在长期打压或攻击欧元瓦解的策略与宗旨。 包括本周四德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10.1%事态严重。德国联邦统计局周四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这是自1970年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以来环比最大降幅。其中当季德国外贸进出口、家庭消费支出、机械和设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均大幅下降，政府支出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增加。同比数据显示，德国第二季度经济下滑11.7%，超过2009年第二季度创下的7.9%降幅纪录。 联邦统计局表示，疫情给德国经济的打击超过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斯特凡·库特斯认为，疫情让德国经济“陷入自由落体，由于疫情远未结束，德国经济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承受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环比下滑2.2%。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此前预测，德国经济今年将萎缩6.3%。由此观察，目前欧元反弹并不是自身因素刺激，反之受制美元摆布拉动效应为主，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大国或将并不利于欧元走强，这预示欧元未来风险大于现实。 2、美国经济不良或策略不排除是刻意引导汇率的策略。与上述欧元区主要国家比较，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更加惨烈。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创纪录萎缩32.9%，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负数。疫情反弹加重美国不少州不得不重新实施出行限制政策，这使得稍有好转的局部经济形势重新恶化。如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降幅超预期，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上升创四周新高，尤其该数据已接连第18周大于100万，虽然呈下降态势，但失业人数依然超出正常水平和规模令人揪心。 美国这一数据发布对美元贬值主力很大，美元指数突破93点达到2018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实现26个月的低位是为未来防范风险的对应。经济反应对汇率水平权衡具有帮助作用，而贬值的美元将有利于结构压力或经济利润的扶持和促进。同时也不排除美国主观刻意做事的风格与胆识，为保障下半年经济以及美国选举的需要，美元借助经济发挥的气候与炒作值得怀疑与质疑。预计202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或强劲，本次疫情对经济打击的逻辑与现实与众不同，疫情造成巨大不确定性并使经济深渊加重，透过股市指数似乎经济并未如此悲惨。一方面是美国三大股指偏高位置预示经济基本面良性，主要数据并不消极，如PMI、耐用品、零售和消费信心等等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美股上市企业财报集中发布结果是有业绩，并非无收益为损失之类，挣得少，但并不是不挣钱的企业或股市。 3、美联储政策稳定与国会争论帮助美元顺势调节。美联储7月例会维持利率不变在预期之中，会后声明强调在经历大幅下滑后几个月经济活动和就业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年初的水平，经济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演变。目前美联储持有总资产已超过7万亿美元，而纽约联储前主席杜德利估计，到年底这一数字可能会超过10万亿美元。美联储已经开启无限量宽松的背景，美联储进一步政策空间似乎有限，负利率以及该否定，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财政政策。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4轮经济纾困计划，内容包括发放失业救济金、现金支票、小企业贷款、补助航空公司等等，总额近3万亿美元。本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宣布的援助计划议案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反对，两党意见分歧较大更在于财政赤字压力前所未有。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天文数据，而未来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针对三个方面：一是向家庭派发新一轮现金支票，二是为失业工人延长额外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间，三是更有针对性地为小微企业减免贷款。这势必进一步扩大财赤风险，美国国会争论似乎是做戏，实际则是煽情美元贬值手法，恐慌心理刺激黄金反弹高涨极致，美元关联因素全力刺激贬值极其有效。 预计本周市场变化或有调整，美元休整将会出现，市场主要结构与取向或有变数，但升值有限已经被约束和策划准备完毕，美元即使升值也将有限，未来贬值依然有所发挥。
5月底，全国两会顺利闭幕，揭晓了中国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底牌——“纾困+改革”的组合拳。会议没有提出今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却强调了就业目标。这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过去一段时间来，我总结中国政府应对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基本政策立场是：“改革比刺激更重要、就业比增长更重要。”在前期业界关于经济增速“保六”的大讨论中，上述观点发表于本人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专栏文章“稳增长的市场信心与政策定力”中。 市场通常关注的是短期政策效果，倾向于用能否让市场赚钱来判断政策的好坏。而改革属于结构性政策，是慢工出细活。这造成了市场与政策之间的预期差，进而影响市场信心、抑制市场表现。我长期从事外汇政策研究，其他领域了解有限，但万事同理。或许从人民币汇率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比刺激更重要的深刻内涵。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波动走势 众所周知，去年8月份，受中美经贸磋商进程反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6年底、2018年底和2019年5、6月份三次遇7不过后，终于跌破了7比1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于业内人士看来，却是机制比水平重要。“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正是“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遭遇的一次大考。 1月20日之前，国内经济初步企稳、中美经贸冲突降级提振了市场信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重新升破7。然而，1月21日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抗疫”模式，人民币汇率转而下跌。迄今为止，虽然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依然偏弱（见图1）。 如果去年8月人民币汇率没有“破7”，今年在诸多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下，7这个关口很可能会反复被测试，7就变成了一个“水平”问题。如果说去年“破7”面临的是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的双重不确定性的话，那么，等到今年“破7”，面对疫情大流行、世界经济大停摆，同样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汇改不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所谓“最佳时期”。 去年汇率“破7”取得了超预期成功，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自由落体，反而出现了双向、宽幅震荡走势。去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为6.0%，虽小于上年的11.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四，较上年提高了一位。因为这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由上年的11.6%降至6.6%（见图2）。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随着内外部形势发展变化，继续双向波动。3月初，曾经因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海外疫情蔓延加速、美元指数回落，一度重新升破7。之后，又因美股熔断、美指飙升，再度跌破7，延续至今（见图1）。尽管如此，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最大振幅仅有4.0%，在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最后，且远低于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10.6%（见图2）。 当前，美元继续扮演了传统的避险角色，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均呈现弱势。年初至6月1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4种外币人民币交易的汇率中间价中，人民币对外贬值的有8种，幅度最大的也仅有3.3%（对日元）（见图3）。同期，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累计升值0.5%，最多累计升值4.5%（到3月23日美股逆转前夕）。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前5个月分别累计上涨1.9%和1.0%。 人民币汇率基本随行就市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 这及时释放了贬值压力，避免了贬值预期的积累。从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对美元交易隐含的汇率预期看，以中间价或收盘价跌破6.90为标志，可以观察到：第一次遇7不过的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2.63%；第二次遇7不过的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1.35%；第三次遇7不过的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79%；“破7”初期的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0.74%；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年1月21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43%（见图4）。 外汇市场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今年前5个月，市场结汇意愿增强，购汇动机减弱：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平均为67.4%，较去年12月份上升了5.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2.7%，回落了0.9个百分点。同期，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各月均为顺差，累计顺差774亿美元，同比增加1.12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承压并非因为境内外汇供不应求，而是各种消息面利空造成的市场情绪偏空。年初至1月20日，收盘价相对于当日中间价偏强的交易日占比为61.5%，1月21日至6月19日该项占比降至32.3%（见图5）。 而且，自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打破单边贬值预期以来，国内股市与汇市的关系也变得不确定，显示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减弱。如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上证综指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之间（二者取自然对数，下同）负强相关性达0.638（俗称股汇双杀）；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间，二者负弱相关性为0.267；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二者转为正弱相关性0.095；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二者正弱相关性为0.372；疫情暴发以来至6月19日，二者又为负弱相关性0.451（见图6）。 需指出的是，尽管疫情暴发以来，国内股市和汇市再现同涨同跌，但与2015年8月份和2015年底2016年初的那两波股汇双杀性质不同。前两波股汇双杀主要反映了一个市场下跌酿成的市场恐慌向另一个市场的传染，而这次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一共性因素，引发了风险资产的同向调整。 更为关键的是，汇率灵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国集中暴发，故今年2月份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采取数量和价格手段，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这并未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掣肘。至于3、4月份以来，中美利差重新走阔，主要反映了美联储无底线的货币大放水，以及两国通胀和经济成长的差异，导致美债收益率降得快、涨得慢（见图7）。 此外，正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体现了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及人民币多边汇率稳定体现了非竞争性贬值的基本立场，故虽然今年人民币汇率创下近12年来的新低，但美方根据年初达成的经贸协议中的汇率共识，并未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的质疑。 综上，将人民币汇率“破7”理解为贬值，来拉动出口、刺激经济，显然是将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大搞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优势很受关注，甚至不少研究报告将中外利差作为人民币未来可能走强的重要理由。 实际情况肯定没这么简单。利差的确可能吸引套利资金流入，但其重要性经常被高估。对于汇率的中长期稳定，利率的重要性绝对排不进前五。锦上添花的作用的确有，但不能奢望太高。 先看事实 相对于美元资产，人民币资产的利差优势由来已久。 以10年期国债为例，无论是2005-2013年的人民币升值阶段，还是2014之后的人民币贬值阶段，人民币国债的利率大多数时间远高于美国国债。这也说明，单纯的利差很难主导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举例而言，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最为剧烈的阶段，人民币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最低也比美国10年期国债高出0.5个百分点，最高时利差在1.9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个最高值就出现在贬值启动的2014年。整个2014年，二者利差基本就在1.3-1.9个百分点之间反复波动。 多说一句。虽然学界和市场舆论非常喜欢用国债收益率作为比较中外利差的标杆，但笔者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一方面国内的债券市场交易并不活跃，成交量也比较小，将中国国债市场和美国国债市场直接进行对比并不合适；另一方面，追求利差的套利资金大多不会来买中国的国债，从历史经验看，套利资金主要是从境外借款，然后到国内买银行理财等高收益产品，这之间的利差和国债利差不是一码事。 但毕竟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定价基准，其他市场化的利率一般会跟着国债的波动而发生调整，而且大家对国债也比较熟悉，所以笔者此处就用国债利差做个不太贴合现实但也基本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言归正传。为什么利差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起不到主导作用？ 直接原因很简单，因为利差再大，假如人民币汇率趋向于贬值，最终套利者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015年8.11汇改启动之后，境内企业随即大规模集中偿还海外贷款就是典型案例。 我们只要再想想那些利率很高，但货币却一直贬值的国家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比如阿根廷、巴西。 简而言之，利差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持续的升值拉力需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国内外投资者普遍相信人民币汇率有能力在中长期维持稳定甚至会趋向升值。 在这个大前提下，利差会加大升值的动力，但这属于锦上添花，不是基础性的决定要素。 反过来，假如市场对人民币普遍存在贬值预期，即使人民币资产利率高也很难吸引套利资金流入。 什么才是人民币维持中长期稳定的基础性支撑要素呢？ 强有力的社会治理能力、稳定的市场秩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健康的国际收支、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几个。 至于股票市场是否处于低位、利率是否够高、劳动力成本是否够低等等因素，的确都有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而拉高汇率，但他们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上面那几个。换句话说，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因素，对汇率不起主要作用。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是有序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陷入恐慌，美元飙升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大贬值幅度只有3%，且贬值主要受离岸市场投机力量带动，同期我国结售汇市场总体保持平衡，并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市场秩序恢复能力。 在疫情爆发初期，大家普遍担忧这会导致跨国企业将在华产能大规模转移，以避免中国的供应链一旦出事导致其运营中断。但随着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大家发现，一旦遇到波及全球的紧急情况，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恢复速度远不如中国。 资本是逐利的，在不爆发国家级的政治、军事对抗之前，哪里能提供稳定的生产运营环境和广大统一的市场，哪里自然就是资本的优选。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的背后是企业的中长期投资收益。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是底层的支撑因素，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的财富创造能力，其货币就失去了基本的信誉保证，币值稳定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健康的国际收支指的是经常项目不能处于持续的逆差状态，避免大规模对外举债。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也是可以的，不必过于担忧经常项目逆差。但在实践中，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被跨国资本反复收割则是常态。 人民币在2014年之前，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升值态势，直接原因就是高额贸易顺差主导下的经常项目顺差带来大规模的外汇流入，银行结售汇市场常年处于净结汇状态。 大规模顺差意味着大规模的美元抛售压力，在交易层面人民币必然倾向于升值，在这个稳定的预期下，2014年之前，无论中美利差是扩大还是缩小，套利资金才能在大趋势上基本保持流入态势。 换句话说，我们的资本与金融项下的顺差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经常项目顺差，是经常项目下的持续大规模顺差给了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入以信心。 为什么疫情爆发之后人民币立刻面临贬值压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普遍担忧这将严重打击我国的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对外依存度超过30%的国家，国内的投资、消费与外贸密切相关。大量国内投资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外贸企业，大量的国内消费则源自外贸企业发放的薪资。 正是因为疫情可能动摇（至少是短期）我国国际收支稳定的基础，进而可能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增长潜力，这才令人民币汇率承压。 国家“六稳”任务中，只要外贸稳住，稳就业、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既包含监管当局直接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也包含对市场预期进行引导的能力。 对预期的引导能力一般要依托于对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当监管当局手握足够的资源，即使并未真正入市干预，市场只要相信监管当局对某个方向的价格变化有偏好，就会自发地推动价格向该方向运动。 举例来说，2014年人民币启动贬值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诱导过程。人民币对美元从2014年1月开始贬值，但银行结售汇高额顺差的格局却一直延续到3月，彻底转为逆差则是2014年8月的事了。 顺差格局下持续的美元抛售却出现人民币持续的贬值，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主导力量不言自明。当市场投资者最终确认监管层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厌恶”态度之后，资本外流引发的贬值压力瞬间升高，这时谁还会在乎人民币是否有利率优势。 反过来，当2016年底2017年初，人民币对美元试探7.0失败，且监管层面暗示不希望人民币持续贬值。随后在结售汇持续逆差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逆势连续升值。2017年5月当逆周期因子横空出世后，也就是当市场投资者发现口头表态变为实际举措后，资本外流大势很快逆转，结售汇逐步恢复基本平衡。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并非无源之水。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速、经常项下结售汇坚持实需原则、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雄厚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等因素导致一般市场投资者难以和监管意志较量，顺势而为是最好的策略。 总结一下 在汇率的中长期波动中，利差只是个小角色。只有在国家秩序井然、市场正常运转、经济增长平稳、国际收支健康、监管调控有力等前提条件都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指望较高的利率带来持续的资本流入，进而推升本币汇率水平。上面的基础性要素有一个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市场出现较强的贬值预期，此时利差对套利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削弱。 简而言之，腹有诗书气自华，富在深山有远亲。外人是靠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练好内功比什么都重要。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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