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人口的流动反映了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分化和此消彼长。从目前统计来看，中国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全部都是净流出；净流入比较多的地方主要还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的内部各城市的人口也存在明显的分化。近年来，全球科技进步明显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下降，中国也不例外。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人口及资本的集中度提高仍会持续。人力资源以市场为导向，追求投资回报率，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人力资源的力量，全球的人口流动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 人口流动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流向的总体趋势，就过去一段时间而言，整体是由中西部地区往东南地区流动，我们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因为那个年代高速公路、高铁较少，总体流向还是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方向流动。往长三角走的是318国道，往珠三角走的是321国道。 当时的321国道集聚了大量的农民工。十年前我写了篇文章《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农村地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第一大省的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比较贫困。外资在珠三角市场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这种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当时，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2017年时这条返乡之路还比较繁忙，其峰值可能是在2012年。之后中国新增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减少。321国道是中国持续很长时间的一条从西往东的中国人口流向之路。这条路这两年开始稀稀落落了，从2018年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现在珠三角的农民工人数已经出现了净流出。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2019年净流出超过100万。总体来讲，中国人口从农民工开始，已经开始逆向流动。农民工逆向流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整个广东，以及全国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低端制造业有些外迁去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有些低端制造业内迁，所以农民工反流现象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图1：2018/2019年农民工净增量 2019年，我们曾经根据不同地区的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主要的购买者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希望能够改变命运。而发电量的增速可以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通过分析这两个维度，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如四川、云南和安徽这三个省份彩票的销售量相对增长较快，发电量的增速相对也较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农民工的流向发生了变化。 另外，从长三角的农民工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但2019年长三角的农民工也已出现净流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1岁，他们会选择回到离家相对近的那些城市继续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的人口净流入是150万，但如果减去农民工的流出部分，实际整个中高端人才的流入数量还是较多的。这也是一种新的格局。 图2：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中国的农民工开始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经济最热、体量最大的区域往外流，流向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现在称之为“孔雀西南飞”。另外一个变化是非农民工人口向南流动，现在整体人口的流向的格局是从北往南。2019年的数据有显著的变化，之前，珠三角的人口流入量超过长三角，因为按照省份来比较，历年来广东的人口净流入量是全国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省。所谓的净流入其实是用常住人口的变化减去自然增长，比如广东常住人口数量从1.1亿变成1.2亿，自然生长有500万，实际净流入就是500万。 图3：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 除了广东和浙江这两个省之外，其他省份的人口净变动非常小。比如，仅次于广东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江苏省，2019年的人口净流入只有2万，说明经济的活跃度和人口的流动性跟广东相比差很多。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浙江的人口基数大约只有广东的一半多，但浙江2019年的人口净流入量却超过广东。因为从经济体量来说，浙江排名第四，广东排名第一，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是因为广东的农民工流出非常多。2018年广东农民工流出有185万，人口净增长84万，人口净增长是扣除农民工的净流出后的数据，因此实际净流入量其实接近270万。因此，广东或者说珠三角的“腾笼换鸟”非常明显，但对浙江来说，可能更多地是“筑巢引凤”。虽然浙江人口净流入量是第一，但是净流出量并不多。 人口流动反映的中国经济格局 研究人口流向的原因，实际上是想用这个指标来反映中国的经济格局。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之前有提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没有提到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的人口基本上是零增长。上海、深圳、广州都有很明显的辐射效应，而北京则更多是一个虹吸效应，没有对周边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现象，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一般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肯定追求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这决定了个人的迁徙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有大量的人口流入，说明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那么这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好坏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我在2016年时写了篇文章《温州人的“一带一路”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讲到了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一带一路”，因为温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而全国平均为1.4亩。所以在农业经济时代，温州人只有往外走才能够有发展机会，他们很早就流向了中西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西北都属于8类地区，也就是工资最高的地区，需要服务业。服务业对于温州人来说，是赚钱的最初手段，而另一条路径是出国。因此，某个地方的人的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目前这种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分化和此消彼长。所以我们看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繁华的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地方比较落后，有些地方出现人口净流出。从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到目前为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累计已经下降了2800多万。一方面存量经济此消彼长，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地方会出现人口的净流出，少部分地方会出现人口的净流入。 目前统计来看，中国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的人口数量全部都是净流出。净流入比较多的地方主要还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山东省属于人口净流出最大省份，连续三年累计人口净流出量也排在全国第一。虽然山东是人口第二大省、GDP第三大省，但是从目前趋势来看，今后5年，浙江的GDP总量大概率会超过山东。但如果仔细区分，其实山东的一些核心城市，比如说济南、青岛、烟台，人口还是净流入，这说明这些城市经济亮点还存在。还有很多中西部省份人口净流出，只有省会城市有人口的净流入，其他地级市的人口都是净流出，比较典型代表是陕西和江西。 图4：山东省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万人） 图5：江西市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 图6：陕西省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 中国在还没有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就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2025年后还会进入深度的人口老龄化。所以，我们必须用两个维度来看中国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而不是仅仅认为中国现在城市化率水平只有60%。这没有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流动性放缓的问题。我认可人口的大城市化，因为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机会，未来大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还会有。大城市主要是分布在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前十大城市，有8个是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湾区、长江经济带这3条线上。 图7：中国大城市，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长三角内部也出现了分化：2019年人口净流入中的90%流向了杭州、宁波和温州，绍兴等其他城市人口基本上没有流入，人口的流入集中度很高。广东省内部的分化也非常严重：人口大部分都是流向了粤港澳大湾区，主要还是深圳、广州和佛山，珠海、东莞和惠州也略有流入，但广东省大部分城市人口是净流出。这是一个分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时代，不可能什么地方都有发展机会。就未来而言，有发展机会的城市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了净减少，所以各地方的“抢人”政策基本会失败。从人口角度来讲，未来的经济肯定还会进一步下行。2017年，西安出台“抢人”政策，结果全国大量的人流向了西安。当前，各个地方“抢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大家看的并不是简单的政策，而是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空间。 图8：2019年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万人） 区域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格局 现在区域经济政策越来越多，所谓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遍布全国。我们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但关键还是要看效果。比如，我国先后有4大经济特区，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目前，深圳无疑是最成功的，珠海、厦门相对较好，汕头相对较弱。人口净流出最典型的是喀什，其实在2010年喀什就已经是经济特区，当初的提出口号是“东有深圳，西有喀什”，目标是5年内喀什的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喀什的人均GDP还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说明有很多东西理想和现实差距较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的逻辑是设立的特区、自贸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越多，成功率恐怕就越低。 从投资角度来讲，很多人看到政策出台，就想这个地方有投资机会，但一定要分析哪些地方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哪些地方成功率可能会比较低。这主要是看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劳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劳动力的背后反映出了资金的流向。很多政策总是带有美好愿望，实际结果使得资金流和人口流反着走。对于那些资金流和人口流反着走的区域，我觉得投资的意义恐怕不大，因为要素之间要相互协同。 从全球来看，1820年以后，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突飞猛进，全球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过去20年，中国乃至全球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科技进步在放缓，也就是现在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 为什么科技进步在放缓？深圳和广州更具有活力的原因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率约是15%，深圳的人口老龄化率大概只有4%，广州7%。这个角度说明，人口的年轻化有利于科技进步，因为专利申请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从全球来看也同样如此，近年来科技进步明显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总结 最后，表达一下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存量经济时代是分化的时代，是此消彼长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到了后期，正在进行的是大城市化进程，人口往大城市集中。从目前来看，大趋势是从北往南。从整体来讲，中国的热点还是在南部。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转移，中国的农民工将往西南方向流动，而产业升级，中高级的人才还是往东部流动，主要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另一条线是长江经济带，如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中部地区主要是以武汉和长沙为主。我的预期是，未来10年粤港澳大湾区及长三角地区的GDP在全球的份额以及在中国的份额还会进一步上升，可能会达到全国GDP总额的50%。 第二，很多城市在过去10年、20年也在谋求发展并且成为一个中心，但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和投入后，仍然没有建设起来。现在再赋予其新的职能、新的功能，给予新的优惠政策，要发展依旧较为困难。这值得反思。首先，人口的流动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行政来重新配置资源难度非常大。只要回顾历史现实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失败案例，但是很遗憾，我们对于这些失败的案例总结回顾偏少。 第三，人口及资本的集中度提高仍会持续。随着各方面的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速下降，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率，会努力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交通运输距离进一步缩短等，所以集中度的提高是一种必然。要追求均衡发展很难，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同时，给越来越多的地方设立特殊区域、给予特殊优惠政策，是一种资源分散。整体而言，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设立的经济中心越多，成功率就越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 第四，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人力资源的力量。人力资源其实也是以市场为导向，需要追求投资回报率。全球的人口流动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郑和下西洋不少人认为是为了宣誓中国皇帝的权力，是一个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所以郑和六下西洋什么都没得到。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得到了一个全球版图，因为哥伦布是有利益需求的，要获得投资回报率，是一种市场行为。全球有这么多人希望移民，中国人在200年前就到了旧金山，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墨西哥人来美国，也是希望提高薪酬水平。全球化的趋势没法改变，这也是因为资本的力量。美国的精英阶层向全球扩张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而全球有很多亮点，因此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大家希望到移民去美国本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更多的收入。这种力量引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人口流动。因此，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在放缓，但并不会改变这样一种全球化进程。 全球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资本总是会流向最有希望的地方，使得该地的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其他的地方会冷落，这也是一种均衡。当某个地区由于资源少，人口外流后，剩余的少数人就获得相对多的资源或者福利。所以从区域看，可能区域经济不平衡；从人均资源、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角度来看，人口的流动导致各个区域之间的人均GDP、人均收入相对平衡。如果再加上转移支付的话，这种平衡就有可能做得更好。 本文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对话”的演讲整理稿，作者在文中探讨了人口的流动对中国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最直接、最有效、最可持续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我们要努力为贫困人口提供稳定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价值，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组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输出是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要深入基层村社和农户，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技能、送岗位”等活动，把各项政策和培训计划、岗位需求等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同时为跨省务工的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政策、信息、技能、岗位等服务和交通补助，扩大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比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最近3年每年平均输出劳动力50万人左右，其中有组织外出务工约占七成，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该州贫困群众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人均年劳务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促进就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就业扶贫，一定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为就业扶贫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努力把扶贫车间培育成为产业和就业扶贫的企业，推动扶贫企业形成产业链，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为贫困地区开展就业扶贫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脱贫。例如，贵州省正安县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县，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吉他产业园，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吉他产地，极大促进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脱贫。 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农业产业扶贫是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探索建立大企业支撑带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鼓励、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探索形成“公司+农户”“万企帮万村”等精准扶贫模式，稳定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预期；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形成“合作社+农户”模式，有效汇聚农户力量；以电商发展为基础形成“互联网+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参与产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就业和增收。 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脱贫的重要方式。调研发现，一些贫困户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职业技能是第一位的原因。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关键是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更多教育，让贫困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农民培养成为合格产业工人、市场经营者，推动贫困劳动力向技能型、稳定就业型劳动力转变。另一方面，关注就业重点群体，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并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工作力度。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除了社会保障兜底，还应采取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比如在农村开发保洁、绿化、管水、护林、护草、治安、护路、扶残助弱等公共服务岗位，让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这不仅能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脱贫问题，促进他们融入社会，而且有利于其后代健康成长，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莫 荣 作者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1日 09 版)
导读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转型升级等重大挑战，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报告，微信公号阅读量几十万，全网相关转发阅读上亿，点燃市场广泛关注和业界大讨论，“新基建”成为年度热搜，各界对新基建的呼声极高，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和误解。总体上这些讨论是客观理性的，推动了认识深化、公共政策形成以及社会进步。 我们先后发布了《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启动新基建》《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系列文章，推动形成社会共识。随后3月初央视专题报道新基建7大领域，进一步推向大众。 “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提振各方信心，是应对疫情、经济下行和推动改革创新的最有效办法。正成为朝野共识，中央密集点名，地方纷纷发力，市场普遍响应。 “新基建”成为国策，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4月1日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20多个省市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最有效的办法，最有力的抓手，利国利民的国策。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我们面临三大战役：抗击疫情、复产复工和扩大内需，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产复工快速开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327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冲经济下行，防止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失业潮。 当然要把好事办好，让“新基建”真正起到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重大作用，防止“新瓶装旧酒”“重走老路”。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和中美贸易摩擦，应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又应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相比欧美量化宽松、直升机撒钱，新基建可以真正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本文旨在客观专业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新基建的内涵、潜力、影响及建议。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目录 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 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 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 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4 政策建议 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重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正文 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 基础设施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定义延伸至房地产。 基础设施具有强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受益范围广、规模经济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 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 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分别为342、281、73、234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分别为442、351、79、154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确实很低；但从人均长度看西部地区较高，2018年四大地区铁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1、1.70公里，高速公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76、0.97、1.41、1.12公里。 在医疗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分别为5.47、6.12、6.49、6.75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85、2.38、2.39、2.65，每千人护士数分别为3.10、2.70、2.97、2.80人，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分别为1.08、0.85、1.01、1.52，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床位数、护士数、三甲医院数均不低，医师数稍低。 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1、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 在能源消耗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 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 2、交通运输领域：1）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201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6年，22.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7.1公里/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246.0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7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为0.95公里/万人，也大幅低于美国（6.88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高铁方面，2019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3.5万公里，全球占比超2/3。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仅5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24，稍高于印度（57.0分，世界第30名）和英国（55.2分，世界第31名），明显低于日本（96.0分，世界第1名）、美国（69.2分，世界第12名）。 2）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为484.7万公里，公路密度为5048.5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72.2万公里，密度为7348.6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2015年为121.9万公里，密度为33431.3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占比分别为2.9%和2.3%，而美国高速公路占比1.9%，英国A级公路占比1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道路质量评分为59.7分，排名世界45位，明显低于日本（84.8分，第5名）、韩国（81.6分，第9名）、美国（74.5分，第17名）等发达国家。 3）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2018年中国颁证公共机场235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6.9个公共机场；美国公众机场5099个（其中380个承担99%航空客运量），私人机场14528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16.1个公众营运机场；日本175个（2013年），平均每亿人拥有138.3个机场。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从航空服务效率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得分仅60.7分，位居世界第66名，而美国、日本、印度分别为79.6、86.7、64.3分，分别位居世界第10、5、59名。 4）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按照国际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城轨分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三类，从总量上看，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我国城轨里程共计5766.7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的22.09%；其中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里程分别为5013.3、420.8和332.6公里，分别占全球地铁和轻轨里程的35.3%、32.5%和3.1%，地铁、轻轨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来看，中国人均城轨里程4.1公里/百万人，高于美国的4.0，但低于日本的7.0、英国的13.1、法国17.7、德国的38.0和俄罗斯的7.5。 3、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明显低于美国的76%、日本的85%。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在覆盖面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和《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覆盖面61.2%，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在网速方面，根据Speedtest 2020年1月全球网速测评数据，中国大陆移动网络网速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固定带宽网速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7，而美国分别排35/140、8/176。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 4、水利领域：中国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比达1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供水稳定性（没有中断和流量波动）评分为64.9分，排名世界第68位，低于日本（94.6分，世界第12名）、美国（86.1分，世界第30名）、德国（84.9分，世界第34名）等发达国家；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排名74，远高于并列第一的美国、德国、英国的0.3%，日本的1.9%（世界第27名）。 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1、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2、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 3、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 4、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根据《柳叶刀》2018年对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AQ指数）排名，中国得分78、排名48，而美国得分89、排名28，日本得分94、排名12，印度得分41、排名145；中国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分较高，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疾病、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卒中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的疾病上得分较低甚至垫底。 5、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 6、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7、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2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在空气质量方面，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而美国71.19，排名第27位；日本74.69分，排名第20位；瑞士87.42分，排名第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PM2.5的平均浓度为53μg/m³，高于世界水平（46μg/m³），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PM2.5平均浓度为7μg/m³、12μg/m³、25μg/m³、12μg/m³和12μg/m³。从大城市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年1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数据，2019年12月北京、上海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45μg/m³、50μg/m³，而2019年华盛顿都市区和纽约大都市区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9.5μg/m³、11.1μg/m³。 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不是四万亿重来，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 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根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3月2日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在央视频道划分的7大领域，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均非信息领域。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这是新基建与老基建最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讲，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了新要求。 从需求看，新基建需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居民消费升级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1946-2016年美国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分别年均增长7.3%、5.6%，服务消费比重从40.3%持续增至69.0%。二是以休闲娱乐、医疗护理为代表的高层次享乐需求持续上升，1946-2019年占比从16.0%升至30.8%。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新时代，2010-2018年最终消费率从48.5%持续升至54.3%，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 从生产看，新基建需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新旧动能最大的区别在于，由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环保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 从科技发展方向看，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 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唯一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 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依靠。 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 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 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 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 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以下以央视报道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为例，分析其市场及应用领域。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的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视频、3D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Group统计，中国5G网络将在未来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5G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市场规模达3.3万亿元；到2030年5G用户达13.9亿人，市场规模达6.6万亿元。 投资规模方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累计达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累计投资超3.5万亿元。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上述情况就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特高压能更好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特高压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其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一方面，特高压将电力生产与消费更好“连接”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特高压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去，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有助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2020年特高压投资规模超千亿。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足。2018年9月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特高压直流项目5条，特高压交流项目7条。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日前，国家电网公司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 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的现实选择，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占整车总体销量仅约4.7%。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重要因素，未来需推广社区智慧充电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辆，保有量约达2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市场空间更大。 2020年充电桩投资规模超百亿元。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千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 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纵观人类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2020年底计划实现高铁3万公里，至2025年年底实现高铁3.8万公里，至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2020年规划铁路投资规模达8000亿元。2019年底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2020年1月2日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将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第九次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川藏铁路建设，加快推进沿江高铁等骨干通道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和普速铁路建设，强化枢纽配套和“最后一公里”建设，有序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 4 政策建议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除新领域外，新基建还应有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城市群化。根据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都市圈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以北京为例，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将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1986年即被突破；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要求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2005年即被突破；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即被突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测算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超过2500万人。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缘于过去城市规划长期刻意控制人口，导致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私人汽车49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分别有1602万辆、1200万辆；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高额停车费降低汽车出行比例等改善交通。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当前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61%，东京都区更是高达81%，而北京中心城区仅为28%。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从地级行政单元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在传统基建领域，当前民间投资仍存在不小的准入门槛。以统计局最后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的2017年为例，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比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比38.2%、20.3%、22.6%，合计占比24.5%。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或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意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3.5万亿。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据BIS数据，2019年三季度中国政府总杠杆率为52.5%，较上年度提高4.4个百分点，远低于G20国家的均值82.7%和发达国家均值99.0%，与发展中国家均值49.9%相当。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并且，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 中国过去有两轮大的刺激计划，一次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8年是短时间一次性投入，而1998年是陆续投入，后者效果更好、代价更小。2008年11月宣布在2010年底前投入投资4万亿，2009年基建投资增速达42%的历史峰值，政策用力过猛，虽然总体是以成绩为主，但是出手太快太重带来很多负面效果。而1998年中启动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4年连续七年，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2.6%的阶段峰值，随着后续经济复苏、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渐转为稳健，2005年赤字率回落到1.2%；1999年增发特别国债1000亿，1999年1100亿，2000-2002年均1500亿，2003年1400亿，2004年900亿。因此，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比如，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进步明显，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15位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名列前三，韩国、美国、英国分别位居第5、6、8名，德国第22名，日本第29名。从分项指标看，2018-2019年间中国在开办企业（27/190）、获得电力（12/190）、登记财产（28/190）、保护少数投资者（28/190）和执行合同（5/190）方面均好于美国，其他排名如获得信贷（80/190）、纳税（105/190）、办理破产（51/190）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中国开办企业时间是美国的2.0倍，2019年中国开办企业时间为8.6天，美国洛杉矶为4.2天。
主要观点 美国8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37.1万人，预期135万人，前值173.4万人，失业率降至8.4%，预期9.8%，前值10.2%。新增就业人数继续超预期，但修复幅度持续放缓。 1、分行业来看，美国各部门就业人口修复几何？ 8月新增就业结构仍集中在服务业、贸易领域，制造业新增就业人口数量放缓。8月零售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教育和保健服务的新增就业人口分别达到24.9、19.7、17.4、14.7万人，为新增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不过8月制造业新增就业人口2.9万人，环比7月（4.1万人）有所放缓，美国当前制造业生产活动修复程度仍较缓慢。 4月以来，美国各部门就业人口修复几何？整体来看，4月为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月份，当月非农就业总人口（私人部门）约1.09亿人，较2019年均值水平1.28万人减少了1982万人，截至到8月，非农就业总人口回升至1.19亿人，较正常年份的就业缺口收窄至935万人。 分行业来看，就业人口中建筑、零售业修复比例最高，与经济活动中新屋开工、个人商品消费支出走势相吻合；服务业就业修复整体较弱，且分化也较大，其中休闲和酒店业修复约5成，而专业和商业服务、运输仓储业仅修复3-4成。 受疫情影响较小的行业：金融活动、公用事业。疫情前后就业人数变动不大，均维持在正常年份的98%-99%；且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就业人数并未出现明显回升。 受疫情冲击后修复迅速的行业：1）零售业：4月零售业就业人数回落至正常年份的85%，截至8月已回升至96%，基本已回到正常状态，间接反映了目前美国零售销售已基本修复至疫情前水平；2）建筑业：4月建筑业就业人数回落至正常年份的87%，截至8月已回升至96%，也反映了美国地产业新屋开工数量达到历史高位，带来疫情后建筑业修复迅速。 修复程度仍较低/修复较缓慢的行业：1）休闲酒店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运输仓储业：4月休闲酒店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运输仓储业的就业人口下降至正常年份的52%、91%、91%，截至8月，就业人口则回升至正常年份的77%、94%、94%，修复比例分别为52%、40%、37%，反映目前服务业就业修复整体较弱，与高频数据反映的交通出行、餐饮业修复5成相吻合；2）制造业：4月制造业就业下降至正常年份的89%，截至8月就业人口回升至正常年份的94%，修复比例48%，美国当前制造业修复也相对缓慢。 2、时薪增速企稳，居民雇员收入逐步回升 8月时薪同比增速企稳，录得4.7%，周工时环比7月持平，录得34小时/周。从结构来看，零售业时薪增速增长最快，而休闲酒店业、运输仓储业的时薪环比7月有显著提升。 居民雇员收入逐步回升，带来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在时薪维持高增速以及就业人口逐步回升的背景下，5月以来美国居民收入中雇员报酬部分的收入逐步回升，同比增速由4月的-4%回升至7月的-1%，逐步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叠加前期的失业补贴与纾困支票带来的高额政府转移支付带来7月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达到8.2%。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在《美国就业数据又不好了——7月美国非农就业点评》中我们指出，从各项领先指标来看时薪高增速难以延续，或带来雇员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法案仍未达成一致，而特朗普签署300美元/周失业补贴的行政令也尚未在全国正式实施，因此8月起财政转移支付或将出现显著收窄；二者共同影响下或带来居民收入增速的回落，进而对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的高增速产生冲击。 风险提示：美国疫情扩散情况超预期，经济受疫情冲击超预期 报告正文 美国8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37.1万人，预期135万人，前值173.4万人，失业率降至8.4%，预期9.8%，前值10.2%。新增就业人数继续超预期，但修复幅度持续放缓。但从就业结构来看，8月永久性失业人口继续提升，劳动参与率回升小幅至61.7%，疫情对就业市场的持续性冲击仍较严重。 1、分行业来看，美国各部门就业人口修复几何？ 8月新增就业结构仍集中在服务业、贸易领域，制造业新增就业人口数量放缓。8月零售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教育和保健服务的新增就业人口分别达到24.9、19.7、17.4、14.7万人，随着美国疫情得到控制，各类社交活动重启带来服务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持续提升。不过8月制造业新增就业人口2.9万人，环比7月（4.1万人）有所放缓，美国当前制造业生产活动修复程度仍较缓慢。 4月以来，美国各部门就业人口修复几何？整体来看，4月为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月份，当月非农就业总人口（私人部门）约1.09亿人，较2019年均值水平1.28万人减少了1982万人，截至到8月，非农就业总人口回升至1.19亿人，较正常年份的就业缺口收窄至935万人。 分行业来看，就业人口中建筑、零售业修复比例最高，与经济活动中新屋开工、个人商品消费支出走势相吻合（见《【华创宏观】海外复工排行榜：美国地产、美国零售、德法服务业>；德法零售业>；美国服务业、意西零售业——海外周报第23期》）；服务业就业修复整体较弱，且分化也较大，其中休闲和酒店业修复约5成，而专业和商业服务、运输仓储业仅修复3-4成。具体来看： 受疫情影响较小的行业：金融活动、公用事业。疫情前后就业人数变动不大，均维持在正常年份的98%-99%；且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就业人数并未出现明显回升。 受疫情冲击后修复迅速的行业：1）零售业：4月零售业就业人数回落至正常年份的85%，截至8月已回升至96%，基本已回到正常状态，间接反映了目前美国零售销售已基本修复至疫情前水平；2）建筑业：4月建筑业就业人数回落至正常年份的87%，截至8月已回升至96%，也反映了美国地产业新屋开工数量达到历史高位，带来疫情后建筑业修复迅速。 修复程度仍较低/修复较缓慢的行业：1）休闲酒店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运输仓储业：4月休闲酒店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运输仓储业的就业人口下降至正常年份的52%、91%、91%，截至8月，就业人口则回升至正常年份的77%、94%、94%，修复比例分别为52%、40%、37%，反映目前服务业就业修复整体较弱，与高频数据反映的交通出行、餐饮业修复约5成相吻合；2）制造业：4月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至正常年份的89%，截至8月就业人口回升至正常年份的94%，修复比例48%，美国当前制造业修复也相对缓慢。 2、时薪增速企稳，居民雇员收入逐步回升 8月时薪同比增速企稳，录得4.7%，周工时环比7月持平，录得34小时/周。从结构来看，零售业时薪增速增长最快，而休闲酒店业、运输仓储业的时薪环比7月有显著提升。 居民雇员收入逐步回升，带来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在时薪维持高增速以及就业人口逐步回升的背景下，5月以来美国居民收入中雇员报酬部分的收入逐步回升，同比增速由4月的-4%回升至7月的-1%，逐步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叠加前期的失业补贴与纾困支票带来的高额政府转移支付带来7月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达到8.2%。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在《美国就业数据又不好了——7月美国非农就业点评》中我们指出，从各项领先指标来看时薪高增速难以延续，或带来雇员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法案仍未达成一致，而特朗普签署300美元/周失业补贴的行政令也尚未在全国正式实施，因此8月起财政转移支付或将出现显著收窄；二者共同影响下或带来居民收入增速的回落，进而对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的高增速产生冲击。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 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9、82、168万和85、18、78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4、21、23万；皖、川、桂、豫、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3（8市数据缺失）、126个（8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0.4%、38.3%；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6、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6%、61.7%。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5%、40.5%。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81%、1.00%、0.69%，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40%、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6%、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6、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长株潭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6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3%，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7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6、62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 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9月2日晚，香港本地投资集团励晶太平洋集团（00575.HK）宣布已与Deep Longevity. INC.（以下简称“DLI”）达成协议。公司将以约379万美元代价全资收购DLI，以发行4.2亿股代价股偿付。 （图源：公司公告） DLI由Insilico Medicine IP Limited孵化，今年6月底完成A轮融资，战略投资者包括多位专门研究生物科技、长寿及AI的权威人士及全球知名风投机构。 收购DLI之后，励晶太平洋集团将可以借此切入长寿医学的纵深市场。随着全球老龄人口日趋增加，新成立不久、业已初长成的DLI未来或将成为励晶太平洋进军长寿医学行业市场的利器。 1. 引入多名健康生物领域投资者股东 本次交易的主角励晶太平洋集团由董事会主席James Mellon 创立于1990，公司业务主要包括专业保健、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及生物医药两部分。去年公司企业投资业务收入占比为77.29%，生物医药业务收入占比为22.71%。 （图源：同花顺iFinD） 2016年，励晶太平洋集团在英国推出治疗男性早泄（PE）药物Fortacin。该药是同类型产品中首款获得欧洲批准治疗早泄且不作用于中枢神经的处方药。 2018年，公司宣布全资附属公司与复星医药附属江苏万邦医药达成许可协议，许可万邦医药在中国大陆范围内销售Fortacin。 本次收购DLI，是公司继服务广大男性特殊群体之后业务再进一步向老龄人群体延伸。 据公开资料，DLI孵化自Insilico Medicine IP Limited，A轮融资投资者包括BOLD Capital Partners、ETP Ventures、Human Longevity及Performance Impact Venture Fund、Longevity Vision Fund、LongeVC等知名VC，以及其他AI和生物科技领域的投资专家。 （图源：Crunchbase网站） DLI公司目前已开发Longevity as a Service (LaaS) ©解决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由多层老化指标构成的“深层老化时钟”，从多因素量度分析人类的生物年龄。 按目前的流行病学观点，年龄为影响新冠病毒严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DLI的深层血液学时钟将可应用于分析新冠患者，并借此在长寿市场相关领域积攒一定先发优势。 另外，公司在研产品还包括用以追踪分子、细胞、组织等老化率的AI系统，及可协助医生找出老化减慢或逆转过程中的干扰因素的长寿医学领域系统等。 （图源：公司官网） 除以上已研或在研产品之外，DLI还已与全球领先的长寿医学组织Human Longevity, Inc.（HLI）建立研究合作关系。 HLI 现CEO何为无博士是长寿领域的专家及最先行的投资者，在出任HLI CEO前，其曾担任OriGene Technologies CEO兼生命科学投资基金Emerging Technology Partners, LLC (ETP)发起人兼普通合伙人。整个职业生涯，何博士共设立或投资超过60家生物科技公司。 何博士早年于贝勒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获得沃顿商学院MBA学位。 职业生涯早期，何博士先后在麻省大医院及Mayo Clinic担任研究员。之后，何博士加入Human Genome Sciences，为机构最早的一批科研人员。学术方面，何博士曾发表超过30篇研究报告，名下有超过32项授权专利。 励晶以后通过DLI与HLI展开合作，亦将得到何博士背书。按照计划，未来DLI与HLI之后将合作为全球资深医生及长寿医学研究专家网络提供一系列“深层老化时钟”。 专业领域投资者入股资金支持+技术先发优势+HLI研发合作，DLI在蓄势待发的长寿医药领域确定性甚高。 而励晶太平洋集团在此次收购完成后，该新业务将可扩充公司原有的生物医药业务，提高公司利润天花板。同时，通过此项收购公司还顺便引入了上述多位在长寿和健康生物技术领域有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对公司的企业投资领域构成较大的利好。 2. 长寿保健领域诞生万亿新蓝海 公司的“深层老化时钟”服务对象主要是长寿医疗诊所、预防医学组织、保险公司及老龄化研究院等。公司在收到匿名数据后，将使用“深层老化时钟”工具生成生物年龄预测及年龄预测报告。 按公司计划，其在收购DLI后，将主要针对长寿生物科技行业及健康及人寿保险行业（提供对冲长寿风险的工具）。目前DLI通过先进深度学习算法开发老化研究工具未来将可用以改善、延长及健康化人类生活。 在技术优势/融资资金得到保障后，未来DLI的产品商业化可达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将视乎行业天花板而定。 在这个层面，老年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均将面临快速增长。 据外国老龄化分析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长寿医学市场规模将达到27万亿美元，而去年行业市场规模还只有17万亿美元。 对应老龄人口方面，根据预计，截至2050年全球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0 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22%。去年，全球 60岁以上人口的消费力大约为15万亿美元。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人口”正愈加成为一股不可忽略的消费力量。 励晶太平洋集团所背靠的中国市场老龄化速度则更快。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预测，踏入2022年，中国65岁人口占比将达到14%，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50年，老龄人口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至27.9%，人数将接近5亿人。 届时，每四个中国人中就会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 （图源：网络） 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背后，除了对社会保障体制有较大压力之外，亦孕育着巨大的机会——规模巨大的“银发经济”市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扩张。 据机构预测，未来AI的普及将会令老龄经济行业下保健养生细分领域的增长快于其他任何细分领域。总体而言，长寿医学行业在行业规模及市值方面的增长将会远快于其他行业，并重塑全球金融系统、退休金现有的运作模式（可能包括延迟退休等）、保险公司及投行等。 大量新增的老龄人口将激增人寿保险及保健养生（如个人化预防保健及长寿应对措施等）需求，这时候DLI独有的深层老化时钟工具可能会成为行业重塑之后的“香饽饽”。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DLI的产品主要面向2B客户，一旦建立路径依赖，客户粘性会较高，公司当前的先发优势未来将可充分商业化。 结合行业增长前景，可预期通过此次收购，DLI将有望成为励晶太平洋集团扩展到新兴的人工智能（AI）和长寿医学领域的一个极具优质增长潜力的资产及重要平台。 3.小结 综合上述对DLI及老龄经济行业分析，本次励晶太平洋集团切入的是一条高速增长的优质赛带。其收购标的DLI在初期的A轮融资中获得众多领域知名投行看好，且产品拥有一定技术先发优势。 故此，DLI有望成为励晶太平洋扩展到新兴人工智能（AI）和长寿医学领域的一项具优质增长潜力的资产及重要发展平台。集团从早泄（PE）处方药切入长寿医学赛道之后将获得更充分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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