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四帝争功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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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9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正文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 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 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 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9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9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5855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13538亿元，连续7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以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比如，韩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0.98，意味着韩国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47.1万对、降幅29.7%，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6.8‰，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15.4万对、增幅18.6%，粗离婚率从2.6‰上升至3.0‰，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43.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8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1.5%，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6.3%、15.5%、26.7%。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47.6%。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9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9年为10.8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8.4%；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8年的34.7%、43.2%、57.2%。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8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95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8.3%。2018年公立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为322元、人均住院费用13313元、日均住院费用1390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685元，上涨27.2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1.1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0.1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8.5%，其中城市从3.1%升至7.8%，农村从3.2%升至10.2%。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8%、51.2%、51.4%、23.4%。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 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4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 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法国为3.7%、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7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5.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9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5%，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6.8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1901-1911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74，1975年下降到1.93，低于更替水平，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66、创历史最低，但2018年回升至1.88。 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 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6.3%，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5%。 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2%，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5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6.83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 5）移民占比约10%，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据法国统计局，2017年法国有636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7年的9.6%。其中44.9%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移民占比为12.9%、12.1%、4.5%，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1968-2017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8年仅回升至1.42，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8.5%，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0.4%增至2015年7.5%；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 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5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61%，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 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1.4%，低于OECD平均的51.5%；2019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19.0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6.8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8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4.3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1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 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来新浪理财大学，听冯仑讲《人人都该懂的实用房产指南》，带你轻松学懂房产知识，把握财富机会！ 问：冯叔，您觉得年轻人到底该不该买房？ 冯叔：年轻人买不买房这个事，我觉得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环境、条件来看。 首先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不少人 20 多岁大学刚毕业，就一定要买房。对此，我是不主张的。但是，如果说你都工作 10 年了，比如 22 岁毕业，工作了 10 年 32 岁，成家了，这时候考虑买房，我觉得是可以的。 之前有一个统计数据，中国人买第一套的房的平均年龄大概是 27 岁，但国外的平均年龄是 38 岁。为什么我们这边买第一套房的年龄小这么多？因为买房的钱主要不是自己的，是父母的钱。而国外的年轻人可能收入比我们还高一点，但是买房靠自己的收入，不用父母的钱，买房之前要多攒几年钱。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工作了 10 年，三十出头，可能也结婚或者准备结婚了，那么买房这件事就可以提到日程上了。但在这之前，我觉得租房会更好，比较自由，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其次，买不买房这件事与个人的价值观有关。如果你喜欢稳定，对风险承受力不强，那么可以早点买房。如果你好折腾，那不妨晚一点。比如你在创业，除非你已经很成功，否则就没必要急着买房。尤其是刚开始创业，还在‘爬坡’时，又要还房贷，还要去管公司，买房有可能会限制你。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辞职创业不久，他老婆就急了，说‘你创业，得先把房贷还清了’。因为正常上班时，他一个月有三万工资拿，可以还贷款，创业之后，他不给自己发工资，房贷就成了一个问题。他老婆就提离婚，最后他妥协，继续回去踏踏实实上班，挣工资还房贷去了。所以，如果是刚开始创业，别急着买房。 此外，我觉得，未来大家其实不必太操心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从人口结构看这个问题的角度。 中国的人口结构大概是 242、243，也就是祖父辈，一般有 2 个人，2 个独生子女结婚，2 个人，如果生小孩，那这个小家庭就有 3 个人。而中间一辈，双方父母有 4 个人。 因为中间这一辈有 4 个人，底下这一辈 2 个人，按照人口自然的变化来说，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了，留下的遗产，房子其实是会多出来的。上面 2 代人至少几套房子，所以有人开玩笑说，‘90、95 后不仅不用买房，上面那么多房子，将来还能住一套、吃一套、出租一套、卖一套。’ 这是人口规律带来的变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30 平米，已经和日本的情况相当了。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连人均 3 平米都做不到，仅仅 40 年时间，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从理性的角度看，大家大可不必为这事操心。 问：我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在三线城市。正如您所说，爷爷和父母这些年也给我存了几套房。但是我想用这几套房在一线城市拼出一套房来。您觉得合适不？ 冯叔：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或者说纯粹。假如你要过日子，结婚，你和你的另一半商量在哪过日子，你就在哪里买房，大可不必强求。如果你想投资，你就从 4 个维度去看哪个地方的房价可能涨，那就去那里买房。 第一个维度是人口是否大量流入。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房价会涨。 第二，基础设施是否还在大规模建设。工地最多的地方，比如地铁在建，机场也在建，这样的地方房价可能涨得更快。 第三，经济是否在快速成长，经济成长，就业机会就多，收入增加，人口增加，房价也会涨。 另外，还要选择在利息低的时候出手，这样你才能买房，投资才有钱赚。 总而言之，买房结婚是一套逻辑，买房投资是另一套逻辑，不要把这几套逻辑混在一起。如果混了，你会很纠结，也很辛苦。比如你爱的人在天山，你却非要在北京买套房，何必呢？不如在天山脚下盖个房子。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你到北京来上班，还有点钱，那在北京买个房，也不错。可是你要投资，没准投在深圳，收益还更好。 这个事，有不同的逻辑，也就有不同的选择。投资有投资的选择，工作有工作的选择，生活有生活的选择。我的看法是，每一个人生阶段，你按照某一种逻辑选定之后，最好不要再去想别的。否则，容易活在纠结与焦虑之中，生活不开心，工作没干好，钱也没挣到，空留下一肚子遗憾与痛苦。
无法预测的疫情下，原来许多被认为是常量的事物都成为了变量，原来很多人信奉的长期主义、颇有自信的理论，在黑天鹅面前不堪一击。 如何面对未来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周期？如何重塑自身的观念和认知？是时候好好想一想了。 日前，在易居沃顿PMBA第9期集修共训课程中，澎湃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朱靖雷分享了房地产行业从观念到认知的趋势变化，部分精彩观点如下： 1.万亿级、千亿级和百亿级的房企在操作层面上根本不是同行，它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2.千亿级房企不要再“赶时髦”，踏实做好主业，万亿房企倒是可以做一些资本风口上的探索。 3.物管企业本身并没有很大的盈利和想象空间，它只是一个大型的服务场景，本身是不赚钱的。 4.再过十年，那些可以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超额的服务红利就没有了。 5.2025年，50到55后集中进入死亡周期，除了人口净流入的一二线城市外，三线城市房产需求将从三套变成一套，房地产行业或将遭遇巨大危机。 6.目前养老地产的未来尚未来，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2025年、2035年是两个重要时点。朱靖雷 澎湃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三观一论”比认知更重要 每每谈及“三观”的时候，我们实质讨论的是“三观一论”，是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方法论决定同行。在座的同学有来自有百亿级开发商企业的，有来自千亿、万亿级的房企，也有来自房地产服务领域企业的。大家真的是同行吗？不见得。左辉和其他中介是同行吗？根本不是同行，他们采用的方法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方法论相似才会有竞争，才会是同行。天天搞勾地的也叫开发商，但他们和万科、碧桂园是同行吗？不是一回事儿。 价值观决定伙伴，决定你的投入人是谁。能真正和你成为好朋友的，一定是在价值理解上很接近的。你可以和他算糊涂账，不用算细账，这就是价值观定义的伙伴。 人生观定义命运，企业观定义企业的命运。大家游学的时候很喜欢去日本考察一些百年企业，比如一家八百多年的温泉酒店，一家存续五百年专门造佛像和寺庙的建筑公司。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希望把事业传承到自己的生命周期以后的人生观。但这有意义吗？ 开温泉酒店不是什么大生意，当然做了八百年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愿意做一个温泉酒店吗？你并不会做。那家做佛像修复和寺庙的公司倒闭过三次，现在被一家大型公司收购后作为一个子公司存在，这样存续五百多年有意义吗？并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大家会传播一下长期主义的观点，但一个疫情就打没了，长期什么？利息都还不上。做一家百年企业有意义吗？但你可能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入流的小公司。所以要想清楚我们的人生用来定义什么，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人设。 世界观定义阶级。有一年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马云和马斯克有一场对话，马云表演了很多段子，说了很多戏谑之言，马斯克讲怎么旅行火星，怎么理解科技，这就是世界观的境界。 过去大多数房地产从业者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得到了幸福或说幸运，但是真的改变阶级了吗？我觉得并没有。很多房地产老板挣钱以后，在过去若干个风口中把这些钱又重新抛回去了。 观念比认知重要，真正体现水平的首先是观念，而不是某一种具体实践过程当中的认知。大家不要每每去说，你这个人三观不正，我觉得三观不一样是对的，不是说如果你的三观和别人一样，你就非常不高级。 阿里的梁宁讲过一个观点是说，对应观念的高下，企业家的成功也可以分为多个层次。 第一类是草根创业者，他们有捕捉机会的嗅觉，捕捉到了机会，挣到了第一轮钱。用王健林的话说，先定一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这件事靠一定的勤奋加一定的运气都能实现，但在这一个亿以后的所有成功，都不是靠投机行为能捕捉到的，它需要能力、杠杆。 第二类是腰部创业者，他们通过精益化的运营能力，获得市场份额，但是仍面临激烈的竞争，他们不是依赖于机会而获得收益和成功的。 第三类是头部创业者，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是否能终结一次战争，他们内心有世界版图，一场胜仗结束就能垄断这个市场。 第四类是顶级创业者，他们能够连续做对决定，这依赖于他们强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有跨越周期的能力。 现在被架在这个标准上考验的就是张一鸣，在这个历史已经进入到两个齿轮碾压的对抗时期时，你有没有做世界级企业的条件？有没有应对两边舆论的能力？这些都是观念决定的，并不是认知决定的。而且并不是说，顶级创业者的世界观就是最自洽、严谨和完整的。但我想说，即使是最粗陋的世界观构建，都会远远比只是严谨的挑战和解构来的有价值。 所以立足于重构观念的基石，我们要用观念去检验我们的认知，来破除大量镜像的赋魅。用反脆弱性检验原有历史上习惯的操作是否正确，从而窥探长期正确的反共识。 从某种层面而言，疫情检验了我们原来那些很自信的理论是否经受得住考验。不同时间需要的观念和认知完全不一样，不要用那些长期主义，用某些看起来很性感的观念绑架我们自己。 万亿、千亿、百亿房企绝不是同行 接着我们分别从三个维度重新看地产行业。 从时间维度来讲。 2008年金融危机前，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处于野蛮生长的过程，当时最大的特征就是土地储备快速周转，没有限制性条件，房价也是线性增长的状态。 2008年到2018年，面临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就是政策调控，这个过程中看的是你的融资能力，能不能保证现金流可持续地发展，能不能吃到下一轮调控放松时的暴涨机会。 2018年以后，基本上一个面对存量化和金融化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到底房地产是金融工具，还是金融是房地产的工具，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换。 从规模维度来讲，万亿级、千亿级和百亿级的房企在操作层面上根本不是同行，它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万亿房企第一追求的是控制规模，不是再增长，这是“安全性的问题”；第二追求的是横向发展，做机器人，做AI科技，涉猎很多。 千亿房企，要像跑马拉松一样调节自己的呼吸，优化杠杆、库存、现金流调节的节奏，这一梯级内区别非常大，但也有巨大的空间。 百亿级房企，基本上就是快进快出的机会主义打法。这也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的结构。 最后从领域维度来讲。 首先，开发属性，以这轮疫情为例，面对这种不确定的关系，万亿房企的优势是什么？是能够提早获得金融信息的能力，因为谁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房企出现问题。这个能力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持有在建工程，一旦看到国家有放松信号，就能凭借敏捷吞吐的能力快速变成可售状态。 持有资产属性，我相信低成本融资就是现状，资产证券化一定是未来两到三年可以看到的机会。 服务属性里科技赋能和资本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有轮次的方式实现的。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必须承认两点：第一，黄金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GDP增速、汇率、杠杆率、通胀、流动性，都有很大变化。第二，增量市场无可避免地大步迈向存量市场。后续可能的证券化和资本化都会走向存量市场部分。 因此，大家必须要重塑自己的观念。 第一，估值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增量周期的估值要素是土地储备、现金储备和去化速度，而存量周期的估值要素是资产质量、金融信用和经营效率。从估值逻辑角度讲，2008年之前讲的是PEG，当期盈利和增长速度。2008年到2018年讲的是PB，土地储备和现金储备，而现在已经进入谈ROE的阶段了，强调资产质量和资产收益。 第二，现金充沛的房企曾经赶过的时髦，电商、社区O2O、互联网装修、智能家居、众创空间、长租公寓、教育养老、无人零售等等，都已经是雨打风吹去了。 资本的风口基本就是这样的节奏，前18个月到24个月是1.0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并不显著，至少有30家以上的创业公司可以拿到A轮，有5到10家公司可以拿到B轮进入下一轮竞争。下半场出现2.0商业模式，大家开始比较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会有5到10家拿到A轮，最后形成寡头竞争和垄断的状态。 当年总有人非常激动地科普某个风口前景有多光明，给行业带来多大帮助，但现在都不怎么样。比如曾经很火的众创空间，我们看到Wework的估值从最早预计IPO的六七百亿美金，到现在只有一两百亿美金的状态。所以我建议千亿级的企业，不要再碰这些东西，万亿房企，可以活过18到24个月筛选的头部企业可以做一些尝试和试探。 第三，地产上市公司业务分拆和价值估值的演绎。因为现在物业有三十倍PE，开发商开发业务是享受不了这个PE数字的，大家只要往里面装一点利润，就可以做成数百亿港币的上市公司，何乐而不为？ 开发要给物业注入一些利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这不代表物业管理公司本身是很有盈利和想象空间的，它只是一个最大的服务场景，而这个服务场景本身是不是赚钱的？不见得挣钱，同理销售服务也是一样。 在调控周期好的时候，消费业务可以给房地产开发增加一些利润，销售管理也是。好的时候大家多买房子，所以很多开发商把销售业务保留在自己体内，实际上对市值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市值是按照PD来计算的。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高明的头部开发商把一些销售业务分拆给易居，分拆给贝壳，换一些投资和资本的收益会更高，因为长期持有销售队伍并没有太大价值。 2025年中国房地产或将开始衰退 前面讲的是观念，接下来我们讲认知。 和房地产行业最有关系的短期要素是金融要素，最有关系的长期要素是人口要素，所以我们“人口要素”为例来看房地产行业。 打开康波的周期来看，人口显然是影响30年到60年波动的长波因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长的波动因子就是60年，从出生，到就业，结婚生育，退休，退出劳动力市场，再到死亡。人口的波动越大，康波周期越显著，这样的波动在中国更明显。60年，也暗合了一甲子一轮回的影响。 拿一段周期打开来看——“婴儿潮”，三十年之后就是下一个“婴儿潮”。六十年以后就是一轮“老龄化”，所以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婴儿潮的高低浪差越大，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一定是最大的。 从1978年开始来统计，前一轮的高点在1982年到1987年之间，一直到1991年以后，这段是第一个高点。为什么中国在1980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反人性，而是经济承受不了结构，那时的经济实力受不了1950到1955年“光荣妈妈”再多生的，那一代人平均生育指数是六，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到2015年取消了二胎政策，因为80后子女如果再只生一个，对国家后面的经济和劳动力供给是有巨大问题的。 2017年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最高点，后面开始迅速下降，目前已经跌破了1500万的出生人口。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在1.4左右，正常维持人口的数量是2.0左右，日本在1.2到1.3，像法国、一些西欧国家基本在1.6左右。 现在预判是2028年出现人口减少，但是一个更乐观的预测是大概2025年前后中国就会出现人口下降。2025年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时点，是下一个死亡周期。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衰退，或说风险显著增加的时点。 2025年，50到55这一代人集中进入死亡周期，三套房子的需求迅速变成一套，除了人口不断流入的优质一二线城市之外，三线城市房子一下子没有需求了，会不会出现不动产危机？ 所以中国房地产行业会在2025年前后遇到巨大挑战。人口下降，独生子女父母进入死亡周期，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调侃。 80、90、00后有截然不同的代际特征 人口要素决定不同年龄人的消费习惯和身份的不同。 在座有很多80后，80后最大的特征是什么？80后有两个身份标签，一个是“节约”。因为父母是50到55年这代人，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下岗，他们节约，也要求自己子女节约，同时要求他们竞争高考，因为那时候高考升学率并不高，所以80后的第二个身份标签是“高考”。80后最喜欢的是奢侈品，因为买奢侈品是对节约的报复，体现的是身份，是隐性的竞争关系。 90后的特征是什么？首次改善买房的就是这一人群。他们的父母以60到65后为主，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炒房炒股，所以90后家里不缺房子不缺钱，升学率也可以，但大多数人的工作状况都一般化。为什么90后的特征是追求特立独行、消费潮牌？原因是他们缺乏个性，父母都有钱，家里都有房，自己都有大学文凭，但是工作已经吃不到高增长的红利了，没吃到房地产的红利，也没吃到互联网红利，只能通过潮牌来彰显个性。 如果中美关系不完全恶化，中国的00后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我先讲一下60后和70后的区别，如果这个人出生在1960年，16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小学和中学教育都存在很大问题的，没有基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前面讲的三观，他们的三观都是现实主义和斗争带来的观念。但如果一个人出生在1970年，7岁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18岁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思潮汹涌的前期，所以70后的父母和世界接轨，世界观和教育是完整的。 所以00后很小开始就去海外旅行，语言和接受程度都可以，他们的世界并没有异乡这个概念，可以做世界公民。2018年第一批00后进入成年开始上大学，有独立消费和支付能力，2020年毕业走向社会，开始对行业产生影响。 通过要素认知，希望大家早一些感觉到不同代际的区别以及共性，这些区别和共性有没有底层原因。 十年后，“海底捞红利”就会消失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补贴城市，但这种红利是有周期性的。 之前有同学举例海底捞，认为海底捞最强的是组织能力，把人组织起来，提供超额的服务质量。我不太赞同。海底捞所有的海外餐厅亏得一塌糊涂，服务也很糟糕，我在东京和美国的海底捞餐厅都吃过，那里的服务员并不会提供这些超额贴心的服务。 那海底捞这些超额贴心的服务是从哪来的呢？ 海底捞的老板把那些五线农村的朴实孩子带到上海这样的城市，提供绝对改善和半集体生活，让他们得到了极大的满意和愉悦，同时在工作当中投射给消费者，海底捞超额贴心的服务是这样来的。但前提是虽然这些孩子的家里不富裕，但家庭和人生是完整的。 下一代还会有这样的海底捞似的红利吗？并没有。70后以后的农民工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关爱，不带在身边，带在身边的也可能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或者不平等。 所以说，再过十年，那些可以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超额的服务红利就没有了。 再如城市化进展的映射，婚宴。去年我和一个做婚庆的创业者交流，问他按照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婚庆市场是不是没办法搞了？他说不是，但也只有一些城市的婚庆是好的，那些城市边界不断扩张，把旁边一些县级市都包进来的城市的婚庆是很好的，因为征地的变化带来一些人口，反而是市场增长的。 总的来说，从宏观到中观，不同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有巨大的区别。 养老行业的市场还未启动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要素认知就是，人口波动周期作为长波因子，对于很多相关行业有深远影响，包括地产和其他行业。 地产行业的核心要留意“光荣妈妈”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慢病和死亡周期的时点，从2025年开始到2030年；以及人口净流出的三线城市不动产的价格和流动性破溃，这都是具体和显然的风险。 消费行业可以留意每个代际的身份特征和消费偏好的影射，以及这种特征背后的周期。虽然说不同代际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某一个阶段后，比如成家生孩子后，还是共性会大于个性。 服务行业要关注“海底捞红利”的消失，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有效性是有保质期的，人力服务成本的上涨是不可控制的，二元结构的第一代适用，第二代留守儿童可能就不适用了。 养老这个产业没有开始，目前还是一个苦哈哈的状态，因为现在的老人还没有进入慢病和死亡周期，还在旅游，还在带孩子。而从2025年开始，50年代生育高峰期一代的老人才会显著变多，2035年之后，60年代富裕一代老人才会真正出现。 保险行业，因为可就业人口数量下滑，所以中国的社会性医保难以为继，一定会被击穿，基本上和人口数量减少的时间点是相匹配的，所以商保、互保可能会有二十年左右的红利周期。 医疗行业，因为人口的变化，医药和器械将为医保进行代偿，医保本身要被击穿。医疗发展的不自洽逻辑，包括老后破产，都值得关注。 AI和机器人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光是人口的优势，还有女性工作的优势，很多国家的女性不工作的。所以中国必须all in AI和机器人来改命。 互联网行业，短期看4G平权，远远大于5G红利，小镇青年和老年人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机会会更多一些。 最后，衷心地祝福大家和自己的企业去争取世界观级别的成功，而不是孜孜不倦于一些方法论的高下，或者说是某一些镜像的故事，谢谢大家！（
前几天，我们在《九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一文的末尾，请李铁回答三个问题。8月16日，李铁发表文章《基于全局，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其实仍然是含糊不清，或答非所问。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李铁的回答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李铁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依据，所以我们不知道李铁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 如果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难道把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就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了？可见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是荒谬的。 如果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这些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国家“人口过多”，都在鼓励生育。可见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也无法得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无论是按人口数量还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都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难道李铁得出“中国人口过多”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不争的现实”这个词？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李铁的回答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李铁其实并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只是发表了他对中国过去生育率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与李铁的分歧不大，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49和1.47，但这是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之前的文章已分析过，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 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就是正确的人口政策。 但李铁说：“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李铁对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已经极低，还以为一旦鼓励生育，出生人口就会大幅增加，他没有看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多年来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 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1左右。 按照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以及参考东亚地区鼓励生育的经验来预测，无论是否鼓励生育，未来中国出生人口都会逐年下降，鼓励生育只是使下降速度变缓慢一些而已。所以，李铁所说的“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李铁的回答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李铁上面的回答，也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是问李铁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请李铁预测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既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李铁能决定的，而是决策者决定的。但是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提出政策建议，所以任何一个人口学者都应该有担当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虽然李铁没有明确回答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但从他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推测，他赞成将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但并不赞成中国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放开生育呢？李铁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 我们想反问李铁：难道现在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还没有得到缓解吗？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口不但不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而且即将进入负增长。那么李铁为何还要担心中国人口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呢？估计这与李铁过去的经验有关。李铁说：“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 我们查询的资料显示，李铁出生于1955年，那时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很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二战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且延长了人均寿命，世界各国人口普遍有较快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那段时间中国人口的增幅并不突出。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但李铁这种惯性的思维还以为现在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很高。 中国从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1970年出生了大量的人口，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李铁接着说：“在那个年代（指李铁出生的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抚养多个孩子，在短期内确实会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从长期来看，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所创造的价值是会大于抚养孩子的成本。 例如，假设一对夫妇的家庭年收入是20万元，如果他们是丁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0万元；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6.67万元；如果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5万元；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4万元。所以，孩子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只看短期利益的人，当然会认为“只生一个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在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就会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具有竞争优势。 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进入负增长，并且，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将近30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几乎不可能提升到更替水平，所以，中国人口在下降之后，很可能步入一直下降的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这是有关未来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越早做到越好。 综上所述，对于第一个问题，李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依据是什么？李铁回答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的依据；而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于第二个问题，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生育率将会是多少？李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如果鼓励生育，会有“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而我们认为，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对于第三个问题，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而我们认为现在不但应该全面放开，而且还应该鼓励生育。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针对我和梁建章之前的文章，李铁再次做出回应，但这篇文章的标题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无论在梁建章之前的多篇文章里，还是我对人口问题论述中，从没有明确提出“以增加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的观点。 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就业率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与人口总量正相关，而是与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有着微妙的连锁反应。 其实李铁此文的标题是在制造一个并不聪明的逻辑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倒推结论，特别容易让观者产生直观认同。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时，必须首先从宏观大视野上梳理，以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为坐标参考。 遗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在宏观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观点、数据，是站的住脚且可证明的，而李铁在微观上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证明或证伪的实例，仅凭经验型判断进行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 首先，李铁认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决经济发展滞后”的观点是走入了研究的误区，并以就业压力为判断依据，其根源在于他对于中国就业率与人口形势的关系存在误判。 按照李铁的表述，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中国严重的就业压力是因人口数量过剩所致。 显然，李铁依然没有认清中国老龄化趋势对于就业压力的深远影响。本质上，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源自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随之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传导效应。 我再次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人口衰减，必然带来人力资本匮乏，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老龄化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变老，但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观的层面上，这种趋势是要有足够长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从当下时刻就开始延缓、抑制、扭转这种趋势，30年后的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势，这一点，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我特别不能认同李铁的这种说法——“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 生育率当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标绝对是一个经济体在大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础指标的预测都应该以生育率为重要参照和预测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然是需要多维度共同推进的，绝非简单的人口数量问题。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其他所有因素的实现可能性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 在这里，仅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享受人口红利最充分的一个领域。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实体商品在线零售占比达到27%，远高于2014年的10%。中国大陆拥有7.1亿用户（根据2020年3月CNNIC数据），网上购物的渗透率为79%。 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最近十年来巨大的人口体量优势，让电子商务用户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并迅速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扩张。 当然，用户长期增长的动因是优越的用户体验、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但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市场规模，亦即人口体量。 第三，李铁指称我们在谈论人口问题时忽视了人口素质，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质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问题。 关于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本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范围，但既然被李铁拎出来强调，我也就此简单说明。 任何问题都不应抛开总量而谈绝对数字，万物相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依托，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新生人口都会成长为社会精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优生优育，现实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就是李铁所强调的人口素质提升，消极意义则在于，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成才回报率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个对于年轻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铁认为我对于印度的预期过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来。他认为“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根据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长趋势，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很大概率上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以当前的中印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力而言，我当然不认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国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超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对其经济的正向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中国的人口优势集中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而依托于此优势的制造业与外贸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这两大优势都在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逐渐消减。 与中国相比，印度今天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价格优势愈加明显。 我简单了解了当前的印度人口结构。 总量上，印度比中国少0.5亿人口，但有效劳动力比中国少3亿，另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数据是，印度14岁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国多1.3亿，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多1.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差距指标，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视。 从老龄人口上看，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中国低8岁，中国预期寿命是76岁，印度是68岁。基于这一点，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数更高，但从印度的角度讲，印度的养老负担相对更小。 虽然印度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较低，人工智能和产业自动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这些都是印度人口红利背后的隐忧所在。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一个恒定的观点：人口总量一定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有人，才可能有红利。一旦印度克服、解决了国内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人口红利的爆发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为老 第五，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老龄化对比问题。 李铁的所有论据始终指向“老龄化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的观点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即以日本举例：“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如同中国问题与印度问题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相比较一样，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问题时，绝不是效仿、参照、预期的逻辑。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国家资源、产业结构，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当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刚刚开始时，也就是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之初，日本的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公共资源的发达程度也远超今天的中国。另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在日本老龄化趋势发生前，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以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业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绝对数量不到中国的10%，因此人口收入结构中的底层人口总量也远低于中国，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极大的超过中国。2018年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亚洲国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国则位列第23位。 其次，尽管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社会总财富基础，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长期执行异常优厚的养老政策，对老龄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选举时首相拉票的筹码。 养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为3.5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121.3万亿日元。 1970年，养老金支出为0.9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4.3%，2016年， 养老金支出达到54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也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写在最后 回到李铁文章的核心议题：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增加人口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明显，毕竟，人口总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长周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于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必须要加强，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和城镇经济的帮扶力度也要加大，对于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而在长期上看，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上。中国现在需要做很多事来应对未来30年的老龄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持续推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体制上进行复合化运作，让育龄人口生得起、养得起，还要教育得起。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怎么可以如此消极地以“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如李铁言）泰然处之？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梁建章十评李铁：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
这已经是我关于人口讨论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别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文章中（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还是局限在人口的单一思维逻辑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往往把某一个问题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全局性。 这也是就人口问题持续两个月的讨论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过专门的论述和回应，可能是被他忽视了。例如，在日本，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个例子证明，高福利化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制度负担。这也是我在与日本的相关官员和学者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让我回答的几个问题，我此前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明确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时代特征，如果在当时人口过度增长，中国将面临极度贫穷的压力。如果当年不去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可能达到18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过去控制人口不意味着将永远控制人口。也就是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制定生育政策时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放开生育控制是趋势。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怎么放开，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不仅仅只考虑生育率这一个因素。 三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四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四是未来人口到底多少为好？现在无法做出定论，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长的能力。同时，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人均水平达到，或是接近发达国家标准？据此实现总体的平衡，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目标。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接近人均1万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继续增长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无数个发展的难题，更要解决人口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其实讨论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们的观点分歧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问题是只从生育率出发？还是看人口多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显然，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体现出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之间，考虑问题方法和方式的区别。 梁建章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状况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毕竟人口会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还要借鉴各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观点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结构，不仅仅是年龄的结构，更抱括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现有国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间等问题。这些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外部的竞争条件。 要考虑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 当中国人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比如，财政能力目前无法满足现实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鸿沟，而且生育率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仅仅这些就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个同事每个月有39元工资，每个季度能得到的工会困难补助有20元，他靠这些供养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这种贫穷的状态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劳累不堪。 我曾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虽然很多人看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的贫困，几个子女出门只能轮换着穿仅有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贫困的农村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从6亿-7亿下降到的现在的500万-600万，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特别是都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生活进行比较，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现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对仍占不到40%的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多年，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得到城镇的户口并平等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相当一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子女是自费在民办的中小学读书，一家人的医疗是通过民间渠道和自费来解决。 试问，连现在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我经常在公开讲话和文章里谈到，就是我们在酝酿或者出台一项政策的时候，要切忌所谓的“精英思维”模式。许多学者或者是企业家，并没有去农村和基层考察过，也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建立所谓的理论模型，可能一切都会想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一旦遇到现实，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正是因为人口与社会之间紧密关联，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为严峻的现实，这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供给，也涉及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更涉及到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而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抛开这些，只是进行简单的计算，就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十几亿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只会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很多学者和专家往往只从一个选项去考虑问题，而在政策咨询领域，可能要考虑到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而决策者更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和客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统一。 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不重要，其实这些观点已经列入了政策咨询的选项，并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但是最终要形成政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而且经过反复的考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智库以及决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专家和学者在长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梁建章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各自观点，这对于未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包括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观点，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说服谁，价值在于我们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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