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对人口和老龄化的再认识》，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由于李铁在8月1日和11日的文章中都谈到生育率问题，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讨论生育率问题，并在文末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关于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 李铁说：“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从李铁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看明白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关于生育率的内容，也不了解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问题： 其一，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既然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了“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李铁又有什么依据得出“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这个结论呢？ 其二，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两本书都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表6-6《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22，而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6-3 《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18。所以，李铁说“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和201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18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在2019年10月9日发表的文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中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到了漏报因素。 李铁接着说：“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 关于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所以1.8的生育率数据被广泛质疑，难道李铁认为1.8的生育率数据是准确的？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是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生育率为1.49；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以2019年为例，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够显著提升生育率。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迟早会消亡 李铁说：“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即使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不断下降，并且迟早会消亡（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发达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吗？ 李铁说：“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按李铁的逻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不会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但日本、德国都是发达国家，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例如，2019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养老金预估报告显示，估计未来每对日本夫妻每月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不断下滑。目前，日本政府预估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1.7%，到2040年左右，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下滑至51%~52%，而在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滑至45%。 “人口过多”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在李铁看来，“人口过多”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比如，李铁一再把就业难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论证这一点。 我们在6月23日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并且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我们还给出了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以及中国各省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的两个图来作为论证的依据。 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虽然我们与李铁在生育率数据方面的观点有分歧，但最大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作是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几千年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这就证明，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李铁的多篇文章，总是强调“人口过多”会带来就业难、收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支持限制生育的人，也总是强调人口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认为减少人口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按照限制生育的思维方式：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 住房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住了吗？ 能源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用了吗？ 鞋子太小怎么办？把脚削小一点，不就合穿了吗？ 如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下面以两个假想的国家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种办法是“以物为本”，实行限制生育来适应外部环境。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甲国）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甲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甲国政府决定实行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于是，甲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一直是农业国。 第二种办法是“以人为本”，改造生存环境以适应人口的增长。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乙国）原来绝大部分人口也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乙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然而，乙国政府并不实行限制生育，而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亩产量，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于是，乙国的人口虽然不断增长，但人均收入反而越来越高。 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虽然李铁写过很多文章，一再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但他对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我们想请李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二、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三、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在讨论问题时，双方应该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明确的观点，而不应该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希望李铁能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1、69、131万和83、15、65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1、16、18万；皖、桂、川、豫、湘、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4（10市数据缺失）、120个（14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1.0%、37.2%；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3、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0%、62.8%。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32、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重庆、成都、郑州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1.06%，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43%、0.36%，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9.3%增至5.3%、22.3%，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6%、41.3%。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53%、0.96%、1.06%，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一线城市近年受京沪控人影响，人口流入呈持续放缓趋势；二线城市近4年在杭州、长沙、西安、重庆、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的引领下，人口年均增速略有回升。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37%、0.43%，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4%、0.3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5、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深莞惠、上海4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长株潭、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6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5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5%，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6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9、61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国铁集团近日正式发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以系统化顶层设计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中国铁路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到2035年实现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 《规划纲要》新鲜出炉，A股闻风而动。 高铁概念和铁路基建股表现活跃，个股盘中拉升，其中，晋西车轴、神思电子一度涨停，晋亿实业涨超6%、神州高铁涨近5%。 详情请扫二维码↓
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所谓一个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形成未来的人口结构中的分配关系。看似是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数据推理。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 比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服务——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老龄人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一项国家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村的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们也在面临启动内循环，其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仅为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体提高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反复强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重点是要提高生育率。这些大账都不算，只是纠结在所谓的老龄人口和生育率等问题上，显然已经走进了研究的误区。何况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障现有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难题。如果现在劳动力仍然严重的剩余，而且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是包括巨量的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还包括如何保证874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就业，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对毛大庆提出关于未来老龄人口就业占比较高的担心，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处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决所有适龄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才有机会讨论如何延长就业人口的就业年限问题。而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的压力，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面临着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压力。所谓经济上应对外部压力的持久战，当然也包括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发展放缓的问题。 在手机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由于人口多，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两种状况，低端产品的倾销，市场的迅速饱和。 中国在2018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或者工业制成品都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原因是过多的人口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场饱和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如何启动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还是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这正好是我们目前的发展困境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人口学家，忽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压力，还在设想着在有限人口内如何把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显然陷入了狭隘的思维陷阱。 国际比较要考虑国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庆在讨论人口话题时经常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分析，会成为他们观点的反证。 比如，谈论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时，忽视了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则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力；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往往忽视了这个国家总人口与中国总人口的倍数差距；而当提出某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时，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超出中国，而人口基数则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当提出人口优势的时候，又忽视了恰恰现在最具备人口数量优势的，都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另外，他们举出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但它们恰恰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优势，而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优势而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在此没必要过多赘述。 毛大庆对中美印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意识到这是三个不同的国家，单纯的横向对比意义不大。从人口数量和素质上看，中国目前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这已经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畴。 毛大庆对印度的预期也过高。虽然近些年印度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我几次去印度考察的经历看，虽然印度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从来不看好印度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来发展的红利还是累赘？我在和梁建章的讨论中已经明确表示是后者。不仅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人口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因为人口密度高、数量多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超过中国，更不要说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了。 另外，毛大庆对于我关于科技进步会带来就业危机的观点，显然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传统的世界工厂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会放大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而未来的科技进步将实现就业替代，会导致传统容纳就业最多的工业企业的就业机会萎缩。 随着服务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后，会出现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传统的服务业就业会更多依赖熟练和经验的人。因此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口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的劳动密集服务业，需要的则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群体。即使如此，也不妨碍高龄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领域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2020年8月12日，由观点地产主办的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启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 针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人口也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地区人口(净增长)在减少。数据显示，去年人口净增长的省份浙江省排第一。人口净增长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这些净流入的地区其房价也会出现相应的上涨。正是这些分化的细微迹象，也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8月12日，在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全体大会“重启、结构新平衡与房地产”中的主旨演讲中，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今后中国就是一个大城市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 李迅雷进一步指出，我们是后发国家，在后面的40年改革开放当中，我们已经遇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率空间是有限的。 总体来看，大部分地区人口在减少。去年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是浙江省，其次是广东省，今年以来房价涨得最多的地方基本上还是深圳、杭州、宁波。为什么现在人口越来越集中，就是因为到了存量经济主导时代，要是不集中，运输成本、产业配套等成本都会上升。
深圳即将迎来经济特区40周年庆，市场似乎都在等待这个“大礼包”。 8月5日，深圳板块继续走强，盐田港盘中再度封板，连续第三日涨停，但尾盘最终未能守住涨停，收报上涨6%。华测检测、特发信息、远望谷、飞亚达等个股跟涨。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日益临近，市场人士预期，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将纷至沓来，一系列的改革成果将在深圳密集涌现。在营商环境改革、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领域，还会有改革成果落地，以及新的支持措施出台。 深圳本地股起飞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利好消息不断。8月4日，发改委作出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序实施一批城际铁路项目。规划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总里程约775公里。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 近日，广东也发布推进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任务书”，提出80条具体措施促进区域金融互联互通和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扩大大湾区金融对外开放。与此同时，记者获悉，随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各金融机构正在加速大湾区业务布局，下一步将在跨境融资渠道拓展和产品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大力度资金支持。 在深圳，8月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新股启动申购，有望于本月中下旬挂牌上市。 围绕深圳发展的系列政策举措，正在资本市场催化资金流入深圳本地股。深圳板块8月5日继续走强，盐田港拉升封板，为续第三日涨停，招商港口、深赛格、深物业A、深振业A等个股跟涨。 近一月以来，Wind深圳指数已累计上涨13.8%，板块内118只个股有99只实现上涨，其中新城市、盐田港近一月涨幅逾60%，康泰生物、深赛格涨幅逾50%，近一月涨幅逾30%的深圳概念股多达19只。 股市之外，深圳的吸引力还带来人口的持续流入。贝壳研究院根据2020年上半年32城二手房交易中非本地客源比例，经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移民指数（指数越高，说明外来购房客户占比越高），用以比较不同城市新定居居民的特点。 深圳凭借大湾区规划利好、经济发展活力强、相对宽松的落户条件等优势，对人口表现出强大吸引力，2019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达到2.72，成为外来人口购房占比最多的城市；东莞承接深圳产业外溢，制造业较为发达，外来流入人口大，2019年常住人口户籍比达到3.37，在样本城市中居于首位。 临深片区持续炽热 土地空间不足使得深圳近年来发展越来越显“窘迫”，寻求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深度协作成为深圳破解此问题的方向之一。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形成“双核（深圳、广州）+双副中心（汕头、湛江）”动力机制，探索推动广州、深圳与湛江、汕头深度协作。随着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典的临近，社会和市场普遍认为深圳的辐射能力，东莞和惠州楼市成交因此明显增长。 在7·15深圳新政及7·25东莞新政影响下，购房资格收紧、税费提高、买家观望等几重因素影响之下，深圳的住房成交已经出现明显降温。从实际成交来看，7月下半月比上半月下跌了50%以上，价格迅速趋稳。 深圳楼市应声而下后，东莞紧跟调整，作为临深供应大区的惠州成交数据有所提升。根据惠州世联行数据，惠州楼市在深圳7·15新政发布第一周（7月13日～19日）成交商品房4066套，环比上升4.23%，同比上升52.40%；成交面积40.97万平方米，环比上升10.38%，同比上升54.17%。第二周（7月20日～26日）商品房成交4150套，环比上升2.07%，同比上升19.77%；成交面积41.71万平方米，环比上升1.80%，同比上升19.19%。 国家高端智库CDI资深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表示，现在深莞两地都调控了，过去准备要外溢的，加上这次被迫外溢的，加在一起就是滚滚洪流，对临深无疑是一种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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