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失败并非奥地利学派的胜利，而是亚当斯密市场规模理论的胜利。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其逻辑也非常简单，奥地利学派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知识是分散的，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是全部知识的一小部分，没有哪个人或组织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所以不可能制定计划，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就是专门阐述他这个观点的。 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理论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就连科斯这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都认为他的正确的。但在我看来，哈耶克的理论看似逻辑自洽，其实也有很大问题。我们先从现实看，一个社会秩序如果不科学可能存活不了七天，也不可能存活不了超过七个月，更不可能超过七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存活时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奇迹般的存在了七十年，几乎是三代人的时间。一个存在时间可以长达七十年的制度，足以说明其内部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没有美国从苏联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收买瓦解，苏联存在的时间可能更长。苏联解体后，人们纷纷研究苏联为何失败，但我认为研究苏联如何神奇存在七十年比研究苏联为何失败更有意义。 苏联之所有存在长达七十年，长达几代人的时间，肯定是克服了哈耶克所说的由于知识分散而无法实行计划的问题。那是怎么克服的呢。我的观点是，制定计划根本不需要一个掌握全部知识的超人，计划不是从上而下制定的，而是从下而上制定的，知识分散根本不影响计划的制定，反而有利于计划的制定与修正。 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虚构了一个全能的“中央计划机构”，他指出“存有争议的，不是要不要计划，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 在争论中使用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并且他指出要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哈耶克文中通过“特指”而虚构出来的“中央计划机构”完全不符合事实。后来包括吴敬琏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也基本沿用哈耶克的说法，这更是“以讹传讹”。其实在苏联和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全年的中央计划机构，人类也从来不需要这样制定计划。 哈耶克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他想的太简单了。他想当然的认为所有计划都是“上面制定，下面实行”，其实这个“隐含假设”完全是错误的，完全与事实完全不相符。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看似逻辑自洽的理论，往往包含着错误的“隐含假设”，推翻一个结论，只要“找出他的错误隐含假设”即可。 哈耶克的“知识分散不能实现计划”的隐含假设就是就是“计划只能由上边的人制定，然后给下边的人执行”，这听起来好像对，其实正好相反。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下边的人制定计划再报到上边，领导一般只负责计划的汇总与修正。在企业里每月提交工作计划的永远是员工，而不是领导。中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懂行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听出来哪一段是哪个部委写的，总理作报告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由国务院各个部门组成的执政团队。 也就是说国家的计划在现实中是从下到上制定的，而不是从上到下制定的，计划的制定者不需要掌握全部的信息，因为信息是可以从下向上传递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地区，每个工厂都制定生产计划，这些计划汇总一起就是国家的生产计划，计划的制定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拥有无限知识的全能超人的存在，这才是计划经济运行的真相，也是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上存活长达七十多年的原因所在。很多外部人不理解也正常。即使国家会主动做一些规划，也是根据下面汇报的信息制定的，而不是盲目拍脑袋。 既然计划经济可行，那为何苏联还会解体呢，这个经济问题至今也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这苏联解体是一个市场规模的问题。苏联虽然看似很庞大，其实人口才两亿多，劳动人口才几千万，其中除掉公务员，军人、农业、教育、服务业人口，真正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也不过一千万左右，跟中国一个省的劳动人口规模差不多。现代经济的工业门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又比较封闭，大部分都要自给自足。但以苏联一千万左右的工业人口规模，是不能把所有工业部门都做好的。在当时美苏竞争的大环境下，苏联只能将有限的生产力优先投入到军事领域，这就导致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居民生活受影响很大。因此与美国的竞争中，苏联的军事工业可以强于美国，但由于无法顾及轻工业，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慢慢不如美国，因此在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主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在大国实行，人口太少的小国不适合搞社会主义。到了现在世界，有的行业全世界只需要一两个企业就行，比如生产圆珠笔芯的机床，比如芯片光刻机等，全世界也只有一两家企业在生产。因为全世界的用量都很小，供应链是全球的，生产企业太小都形不成规模，反而只有一两家生产效率就比较高。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对于很多小国根本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如果人类经济只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苏联两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是非常不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口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工业开始大爆发，苏联的工业生产人口就明显跟不上了。 美国人口也才三亿多，上世纪的滞涨后，美联储实行了极高的利率政策，美国制造企业受不了那么高的利率，纷纷外迁到东南亚等国家。低端产业迁移后，美国就可以轻装上阵，只做高端制造，其他低端产品则通过向其他国家进口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电子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因此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就更具有优势了。如果美国没有低端制造业的外迁，其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 从辩证的角度看，里根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利用高利率一手造就了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也一手成就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但当时沃克只是想治理通胀，并没有想对美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更没有想到他的政策可以帮忙打败苏联，这些蝴蝶效应般的连环效果是他根本没可能预测到的。因此我在本文中将美国打败苏联的头号功臣归为美联储主席沃克，估计他自己也想不到，但历史就是如此。 苏联解体后，苏联竟然大量的从中国进口轻工业产品，而那时的中国又是多么的落后，可见苏联的轻工产品短缺到了什么程度，而中国目前还在向俄罗斯进口武器，又可见当时苏联的高科技又先进到了什么程度，中国高速发展二十年都没有赶上。 总之，人口短缺导致苏联只能放弃部分民生产业，相反美国则通过产业外迁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才是苏联解体，美国继续强大的经济学解释。苏联的失败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理论在起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如果当时苏联人口可以增加到五亿人口以上，则他的轻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电子工业都可以有足够的人口去发展，苏联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非常大的提高，苏联就不会解体了。现在俄罗斯也是这样，实现市场经济后，俄罗斯的轻工业仍然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技术不行，俄罗斯在很多科技方面仍然是遥遥领先的，只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小，做好石油和军工两个行业已经让其实现了充分就业，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口再去做其他行业了。 德国人口更少，汽车制造就已经占据了其大部分人口，就不可能再有人口去做别的行业了，所以手机、电脑、互联网等行业也很难在德国发展起来。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可以做到产业齐全，而且仅靠中国市场就可以让中国各个行业做到世界第一，这是由中国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决定的。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可以发展门类齐全的工业，而且每个行业都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 总之政府做计划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知识分散在社会中，奥地利学派推崇社会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我将人类秩序分为“利益博弈秩序”和“公义设计秩序”两种，通过社会博弈形成的社会秩序往往由强势者主导，非常不公平。这种“利益博弈秩序”秩序也可以称为丛林秩序。政府则应该以“公义”为出发点人类设计出的秩序，我们称之为"公义秩序”，由于人类走出丛林，建立了政府，公义设计秩序才有了可能，公义设计绝大部分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当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商而成的。
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 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 2010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 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 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 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2040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 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关注焦点都是如何进行养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缴纳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我们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边富边老”。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要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养老保障体制。如何做到保障适度和广覆盖，而不是走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路径。 比如，可以结合道德社会和传统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给老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尝试建立老年人承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儿女的家庭和社会共建的激励机制。当然最大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8月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七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由于李铁这篇文章重点是谈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这篇回应文章也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的后果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办法。<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一点：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人口老龄化的两个因素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美元。可见，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财力更不如发达国家。 严重老龄化冲击养老金体系 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 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左右，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同样是连续6年为负。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养老金的净上缴情况（详见下表1），广东省由于外来人口多、年轻人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净上缴的养老金最多。而东北三省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保费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18.1%，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表1：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收支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 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如果纵向比较，现在普通人在通信、交通、娱乐方面超越千年之前的皇帝，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铁说：“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也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还在大谈什么“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有可能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吗？ 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梁建章，究竟是什么人？ 你以为他是第一代互联网创业风云人物，早在2003年便把携程带到纳斯达克，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携程创始人，实际上，他是一名专家、学者，研究的还是人口领域。 过去五六年来，梁建章长期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连续发声，一直在多种场合建议并推动“开放二胎”。现在的家庭能够再生一个，一定程度上梁建章是有贡献的。 你以为，梁建章作为执掌一家百亿美元市值的上市公司大BOSS，十几年前就财富自由过得是霸道总裁生活般丝毫不用看任何人眼色的日子，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人目前正在不择手段地讨好你们。是的，眼没花，就是你们。 梁建章是第一个投身直播带货的互联网大佬，不光如此，还费尽心机COSPLAY成各路角色，不惜卖艺，就为博得你们的关注与欢心。 你以为，梁建章直播带货cosplay成唐伯虎、许仙这种才子佳人也就顶天了，谁曾想，海王这种披头散发、包拯这种黑炭长须的卖相，他也豁得出去。 从3月23日至今，梁建章已经直播了十余场，直播地点从海南三亚到云南腾冲，不仅是地点不同，他在每一场直播中都会换上不同造型，场场不重样。 也正是梁建章的这一拼，携程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直播成绩单：4个月来，成交总额达到11亿元，为1000多家高星酒店带货超100万间夜、1秒售出8间房、为境外高星酒店带货1个亿。 甚至当你以为，梁建章忙着以各种角色cosplay直播带货，忙着管理携程，忙着在人口领域继续献言献策，再无搞事情的时间与空间了，他又摇身一变，写了本科幻小说，成为了一个思考“人类的命运究竟又将如何呢？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内向和停滞的文明呢？”的科幻作家。 就在7月29日，梁建章首部人口科幻寓言《永生之后》在线发售。 据说这本书的灵感迸发于一次旅行途中，在飞机上，梁建章就完成了「为锁死人类文明进程，外星人送来“延生药”，人类寿命可达10000年。为换取“永生”资格，大批人类宁可放弃生育。没有新生命诞育，则没有创新，人类变得暮气沉沉困于地球」这一科幻世界观。 百变BOSS，说的正是梁建章。 在这背后，正是梁建章的拼。如果要评选疫情以来最拼的BOSS，一定非梁建章莫属。 研究人口、管理公司、直播带货、出版科幻小说，梁建章成为拼命三郎。 梁主播cos一切 人口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出版首部人口科幻寓言《永生之后》，这是基于梁建章个人的理想抱负，可以说是他内心深处的“诗与远方”。 携程2003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之后，第二年作为掌舵手的梁建章就选择辞去CEO位置，仅任携程董事会主席。那时，他以为携程作为一段人生经历，已经翻页，并美好的期望，十年后就能去做一个教授了。想想，就让他觉得幸福。 于是去美国读书、研究人口、出书、去北大当教授、两会上提交人口教育改革政策……梁建章乐此不疲。 而在今年成为“直播间百变大咖”，则更多是基于商业。 梁建章当然不是真的喜欢cosplay，只是面对疫情对携程以及整个旅游行业产生的巨大冲击之下，自救成了唯一的出路。 变身“网红”直播带货，就成为了携程帮助自己及整个行业一起展开自救的关键一环。 此前，携程网公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受到疫情影响，业绩由盈转亏。携程Q1净营收同比下降42%至47亿元，疫情期间用户大量退订，为携程带来12亿元财务损失。携程预测，在第二季度的净营收仍将同比下降约67%～77%。 甚至可以说，携程是互联网中概股中被这次疫情打击最深重的公司，没有之一。 面对此时困境，拯救携程，梁建章自是当仁不让。 一个背景是，携程创业四君子中其余三人早已先后退出，只有梁建章仍继续留守拼杀在携程一线。 3月5日，携程召开线上发布会宣布启动“旅游复兴V计划”，联合百余目的地，万家品牌共同投入10亿元复苏基金，刺激旅游消费，振兴疫后旅游经济。 然后，梁建章亲自穿上各色服饰，走向直播间，亲自协助实施复兴V计划，从而带动携程以及整个行业的复苏。 在业内看来，梁建章的百变夸张造型，最直接的就是吸睛引流，服务带货，更大意义上是给旅游业带来积极的信号。他本人的带头拼命，亦为整个行业提振了信心。 另外除了亲身多场直播带货之外，梁建章或许也正在筹划携程退市事宜。 根据市场消息，携程正在就私有化交易与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等多方人士进行接触，其中包括私募与中国国内科技公司，考虑从纳斯达克退市，加入到当前中概股回归潮中。 一方面受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骤然增加，另一方面，基于国内资本市场的愈发开放，以及监管层面释放的积极信号，对于梁建章而言，推动携程私有化或也是个可选的路径。 出山再战江湖 事实上，这并不是梁建章第一次如此卖力拯救携程。 2003年把携程带到纳斯达克后，梁建章意气风发，说下“行业里拿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的大话后，退居二线开始追求个人抱负。 不过这句话放在当时没有问题，但放在2013年就不合时宜了。 在互联网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携程所在的OTA领域兴起了诸多对手，来自上海的天才庄辰超就是最具威胁的一位。 梁建章13岁时就自己开发了用电脑写诗的程序，拿到了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金奖。15岁，初中没毕业就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少年班。一年之后，复旦还没毕业，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到读完学士、硕士，梁建章才20岁。周鸿祎高中时期编程序，能够写七绝七律，就是模仿梁建章初中时候就会玩的把戏。 庄辰超也不差。还是中学生时，庄辰超第一次参加华罗庚杯中学数学竞赛就拿了一等奖，之后年年参赛，年年拿奖，甚至一边打游戏一边就把计算机编程学了。然后顺利考入北大。 两位天才的交锋，在2013年达到白热化。 2013年，庄辰超创办的去哪儿的机票数基本追平携程，同时，去哪儿开始进攻酒店业务。迫于压力，闭关修炼梁建章也无法继续自己的研究，被迫放弃专家学者的理想身份，而重新回归携程，宣布二次创业。 效果也是显著的。不到两年时间，便拿下了去哪儿，通过资本手段做到了“去对手化”。失败者庄辰超曾感慨，希望梁建章可以回归得晚一点，晚几年携程就回不去了。 现在在直播间看梁建章放下身段穿着各种百变造型，cosplay各种讨喜角色来讨好直播间观众的人，根本想不到梁建章当年在商战中却是一副杀伐残酷的形象。 去哪儿的庄辰超体会过，同程的吴志祥还有艺龙的崔广福也都体会过。 商界上的梁建章，是狼是虎，不给对手留丝毫活路，仗着财大气粗，一年耗资逾10亿元打价格战，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还善舞资本，接连暗度陈仓，将对手打入绝境，再开出丰厚条件，让对手不战而屈。 2016年年底，在解决竞争对手威胁后，梁建章再度离开，继续人口研究大业。 再到现今在疫情之下，旅游行业几乎摁下了“暂停键”，梁建章又再度归来，化身携程的头牌主播倾力带货，成为了疫情以来最拼的那个大Boss。 这一次，他能否带领携程这个老牌互联网企业再次破局，还要看梁建章如何“花枝招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在世界上不应位在调水弱国之列，而应当成为一个调水和土地利用的强国。 截止2002年的不完全统计，国外调水工程总的调水量为5968.8亿立方米/年，约占世界河川总径流量的1.4%。主要集中在五大调水强国。它们是：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口3706万人，耕地10亿亩，调水1410亿立方米/年；印度国土298万平方公里，135000万人口，耕地23亿亩，调水为1386亿立方米/年；巴基斯坦88万平方公里，19700万人口，3.3亿亩耕地，调水1260亿立方米/年；前苏联当年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29305万人，现俄罗斯人口1.45亿，原耕地21.3亿亩，调水722.5亿立方米/年；美国国土960万平方公里，33000万人口，耕地25亿亩，调水342亿立方米/年。五国调水量总和占世界调水总量的80%以上。 中国2019年，国土960万平方公里，140000万人口，耕地20亿亩，据有关资料调水产能660亿立方米/年，但实际调水可能不超过400亿立方米/年。从调节水资源分配3个人口大国的人均调水水平比较看，美国94立方米/年、印度103立方米/年。中国从实际调水量看，只有29立方米/年。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调水弱国。 耕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国际比较，美国17.92%、印度51.45%、欧洲28.87%、日本32.81%、韩国18.36%、巴基斯坦25.8%、中国只有15.97%。中国总的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71%。从这三项指标看，我们国土开发利用比率和质量并不高。可以看出，中国也是一个土地利用弱国。 耕地生产率、人均粮食产量、产业和城镇发展，与人均调水量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如果我们调节水资源分配，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1000亿到1500亿，土利用率提高到76%，可以增加1亿亩建设用地、1亿园地和5亿亩耕地。按照现价可以增加90万亿元到120万亿元土地资产。 因此，中国应当实施调水扩土战略。调水与改土结合起来，增加土地和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结合起来，将土地生产资料变成可交易的资产。为拉动投资找项目，为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找土地资产，为粮食安全找耕地，为建设用地找新的可利用土地，为扩大就业找机会，为稳定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土地要素投入。 调水数据参考杨立信：“国外调水工程综述”一文，载于《水利发展研究》，2003年第6期。
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首先我们能够对比的参照系就是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国，但也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其他发达国家中，总人口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日本，人口为1.27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仅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多少，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参照。而如果要对比人口质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较，中国人口总量多的劣势显而易见。因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标的比较，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们提出的人口发展政策涉及到发展目标，是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看齐，还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如果向发达国家看齐，当然我们还要力争让各项人均指标的水平取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而空谈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是忧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的危机，意义何在呢？ “人越多越好”不是一个真命题 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虽然梁建章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到6.71亿人的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因为联合国关于人口的预测有9种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降至6.71亿人——这仍然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两倍多。何况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而且，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生育的政策红利可以释放，例如放宽或者取消现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而且仍然存在着如何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梁建章反复强调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过剩没有关系，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学者思维上的严重误区。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学者在提出中国未来会因为人口减少会引发危机时，反复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难道“人口红利”仅仅就是指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吗？显然不是。 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纳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长。因为就业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显然指望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消费市场膨胀的预期也很难实现。 如果仅看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国家与外部世界竞争的现状，当然就会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结论。如果人口数量多了以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是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认定人口数量是第一大优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优势如何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 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是年轻人总量足够多，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卫生保障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何摆脱长期困扰它们的贫困问题？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越多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认为人口多是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中虽然是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孱弱。 增加人口能解决现实难题吗？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只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情况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结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见表1）计算，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 当然，因为没有考虑学制的差异，也忽略了肄业的情况，所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说，近些年由于国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国农民工平均已经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这仅仅是农民工的情况，如果将农业就业人员考虑进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还要降低。 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回到农村。根据农民工年龄结构（见表2）计算得出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4.6%，相当于总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亿16-50岁的农民工都是50岁就回乡，意味着他们在城镇至少将少就业10年。这10年可以折算成劳动力约4855万人，相当于各类城镇务工就业的实际人口比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又减少了将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吸收的农业劳动人口为2.4亿多人。 如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3962元人民币，折合564美元。按照农民工每年工作约10个月计算，其年均工资为5640美元。与欧美日年平均工资为3万-4万美元相比，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国2019年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万元人民币，约折合938美元，仅相当于欧美日国家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占中国总人口56%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这仍是中国发展中的重点难题。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还悬而未决，难道通过继续鼓励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未来再给我们80年的时间，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下，如何实现梁建章他们信心满满的人口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那么显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201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仅为GDP的3.49%，而巴西为6.24%，英国为5.49%，德国为4.8%、美国为4.6%、俄罗斯为3.74%，韩国4.59%、日本为3.19%（图1）。中国30岁以下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约为920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148.1元人民币（627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确实，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国力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人均指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缩小。这就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困境。仅就公共服务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标准，那么就需要国家财力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上升。我们在未来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吗？ 按照梁建章的观点，人口少了可能就会面临发展危机。但是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基础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正是因为人口过多，使得我们在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的时候面临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们仍然会面临着这个困境。 除非，未来中国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优的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全球财富吸引到中国来。或许，这一切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人口质量得大幅度提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规模发挥出巨大的创新作用。这一理想化的结果，还是在不考虑外部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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