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应梁建章先生的观点之前，特别要向很多没有看到前几篇讨论文章的读者说明，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现在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是一次较大的政策变动。而且，未来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宽到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但是，放宽和取消了生育控制政策，不等于就会转变为鼓励生育。因此，目前的人口政策重点应该是用有限资源提升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 基于同样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在前几轮回应梁建章提出的问题时，我发现，有些讨论已经进了死胡同，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我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梁建章则认为，人口是纳税的基础。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城镇人口大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下，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国家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贫困和收入增长问题。这些城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何谈他们是税收的基础？ 再有，梁建章举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的例子，但是回避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特点。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就越强。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应该切入的角度是人口结构状况，而不是简单看它们的人口密度和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重点是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曾举出日本农村人均占有资源比中国多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日本因农村人口少而可以增加人均占有资源的优势，梁建章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口多，而能够被转移出去，所以才可以导致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有限的人口数量可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一个国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如果中国未来要达到日本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标准，还有将近2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近3亿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梁建章举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明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人口规模下才可以做到。比如，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结构显然与中国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最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就业。同时，美国也在限制大量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进入。从最近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就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人口无限制增加。 会出现“人口危机”吗？ 除了梁建章，我最近还看到不少热衷于教科书的人口学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人口越多越好，还担心老龄化的加深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从出生率下降推导出所谓“人口危机”。 显然，部分人口学家只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与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联系。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 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两位数，一位数增长接下来会是常态，甚至会降低到5%以下（图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会直接影响就业（图2）。到2050年，中国仍然要解决6.71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水平虽然可以提高，但是如果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月工资水平（约3622美元），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当下的月平均工资（约979美元）需要提高近3倍，如果按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564美元），则需要提高5倍多。届时中国将面临双重压力：要解决相当于美国就业人口3倍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还要使平均工资比现在提高至少3-5倍。这能够做到吗？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拿日本目前的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或者欧洲国家（比如德国4000多美元）来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是否如此乐观，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一枝独秀？ 图1：2000年-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变化 图2 2000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速与外出农民工增量 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老龄化。他们认为，因为会“未富先老”，所以要生出更多人口，来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 首先，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危机，不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因为高福利化政策，使得发达国家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日本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3%，已经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财政按照高标准过多地负担养老金，导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其他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3%（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结果），我也不认为就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老龄化危机。原因在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给社会带来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老龄人口生命周期增加的同时，老龄就业能力也会提升。即使现在，老龄人口也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劳务支持，是另一种就业形式的存在；二是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就业大幅上升，使得老龄人口还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当然前提是社会仍然具备分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老龄社会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提升。老龄社会将会带来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结合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机会，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都是负担；四是老龄人口未必一定需要增加子女供养。在现今社会，社会上有一大批“啃老族”，那到底是年轻人养老人，还是老人养年轻人？五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法制化或者是道德体系的建立，形成家庭和谐的共生机制，来解决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难题。有关老龄化的问题我还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专门讨论。 不仅是梁建章，还有一些人口专家经常提到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认为这种家庭结构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城市曾经存在着一大批“四二一”家庭结构，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放大到全社会，毕竟中国还有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对于他们的生育政策相对要宽松得多。 从总人口来看，农村户籍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也没有在严格限制之列。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套用到14亿人口，显然是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缺少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显然这些专家们应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站在人云亦云的角度，或者是拿着教科书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人口问题。 文明的冲突源自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很高兴梁建章谈到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而且把人口和文明问题结合起来。确实如此，对于人口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增长和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的冲突就是源自人口对资源的占有。远古和中世纪以至于当代社会，人类都并没有超越这个规律。 首先要看到，文明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发生，随之而带来的文明融合，也使得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经历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并带来了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口越多，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来越残酷。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不平等都导致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将继续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占有和控制，这将是长期存在的过程。 其次要看到，任何文明体都不是空洞的形式，体现在现实中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一定会出现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下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点问题，以此来提高竞争能力。而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整体提高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方面，会是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居民财富不断积累，2019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城镇化建设大步推进，城镇常住人口比例由18%增长到60%，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了5倍以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期中央政府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两份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其政策导向是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和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步伐发展。未来一个时期，人口周期、土地制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综合性的重要影响。 一、人口周期导致房地产需求长期放缓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从历史经验来看，城镇化和老龄化对房地产需求和投资中长期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下个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建设的快速阶段，同时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从人口周期运行规律看，我国可能在五年左右时间内触及人口总量的高峰，之后每年住房需求虽略有下降，但仍能够保持在年均十亿平方米的水平，适龄购房者占比逐渐递减。 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面临出生人口和劳动人口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快等问题。鉴于二胎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逐渐铺开，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得到一定程度、阶段性的抑制。而劳动人口下降以及老龄化加快增速是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核心的劳动人口下降，势必对房地产新增需求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出生人口、老年人口及劳动人口进行测算，得出各年龄段（0-14，15-64，65以上）人口数及总人口数。在此所采取的预测方法，借鉴了增长成分法和同期群构成法（cohort component model），测算中尚不涉及移民问题，省去了净移民数量的变化预测。主要是通过过去的人口结构，按照结构性趋势，最终预测未来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数据，模型预测显示，中国总人口峰值在2025年左右到来，约达14.09亿人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按此方法测算，到2030年青少年人口总数有所下降，直到2043年前后出现反转回升。近些年，尽管政府决定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并存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政策红利的可能性，生育率下降仍旧是中长期趋势。根据一般定义的适龄生育女性人口年龄20-49岁年龄段来测算，到2030年，适龄生育女性人口总数将从当下3亿左右降至2.7亿，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将从近十年年均约1600万降至年均1250万水平。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且老化趋势加重。自2014年开始，中国进入劳动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个十年除了个别年份（2024年和2029年），劳动人口下降可能更为显著。相应地，适龄购房人群（20-49岁）占比也将下降。到2030年，适龄购房人群数量将从2018年的6.36亿降至5.52亿，占总人口比重也将从45.6%降至39.5%。然而置业人口结构性变化将催生改善型需求提升，我国劳动人口将呈老化趋势，改善型人群（35-64岁）需求人口数量从2018年的6.13亿攀升至6.69亿，占整个劳动人口比例从61.7% 升至68.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根据国际经验，适龄购房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是正相关且大体趋同。对比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与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十分相似，对房地产投资占据经济成分的比重也很有参考借鉴作用。日本适龄置业群体从1981年的41.3%降至2015年的31.6%，对应住宅投资占GDP比重从6.3%降至3%。国内房产投资长期来看，已经度过2012-2016年最热时期，预计到2030年前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逐步下降。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老年人口占比将逐步上升。如果按照联合国1956的5档分类标准的话，预计我国老龄化率在2029年超过15%，正式进入老龄国家行列。老龄人口将从2018年的1.67亿升至2040年的2.92亿，期间每年新增约570万老龄人口，老龄化率从11.9%升至21.7%，几乎翻倍。纵览全球，几乎各大经济体都会面临深度老龄化的状况，相较年轻人的投资购买力，老龄人口购买力相对欠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而言，老龄化率的不断上升对房地产需求的抑制作用是深远的。 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峰值将在五至十年内到来，涉及住房购置人群数量增长会有所放缓。如果没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未来市场整体购买力与最近十年相比会减弱。未来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村人口转移的方向和规模将产生重要影响，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带来的需求增量和结构性变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房地产供求关系分析判断的重要考察因素。 二、土地制度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 土地供给是影响房价的最为重要的直接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因素是土地供给不足。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及其交易属性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障碍将会减少，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人地钱挂钩”的配套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5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也是城市增量土地供应的标志性改革。未来，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匹配程度将会上升。农地转城镇土地的推进系城市土地供给的增量改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资源的调配权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意见》提出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过往国内土地市场存在结构性的供给不足，政策调节以短期目标为主。预计在下个十年，结构性的供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是其他城市级别所无法比拟的。地区间人地错配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扭转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测算，预计在2020-2030年期间，人口流入一、二线城市群的数量是三、四线城市群的3倍左右。随着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要多的土地配置指标，理论上前者应当释放相当于后者3倍左右的土地供给才能广泛地满足市场需求，起到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作用。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提供多元化土地供给方式，抑制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意见》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调整完善产业用地政策，创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此类城市存量用地将增加流通属性，为城市土地供给增添新的来源。尤其是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可能带来更多存量土地的释放，这将有可能较好地满足当前缺乏足量新增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线大城市的需求。 《意见》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存量用地盘活利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过往城市土地飞速扩张，但利用效率却偏低。随着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链调整，大城市产业迭代后留存下大量低效的土地，诸如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工业锈带”等地块。据统计，住宅用地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比例从2010年的26.7%降至2017年的14%，部分城市土地供需失衡的状况在新政下有望得到缓解。 农村土地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为农民转城镇户籍铺路搭桥。《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公共利益征地的相关制度规定。此番土地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该征地制度的设想重点在提高补偿标准和解决好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包括住房、社保、就业等问题，以求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如果此番改革能够顺利实现，应该能够使被征地农村居民享受到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将有益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质上集体建设用地与承包地类似，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下，过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变现的限制条款将逐渐松动。这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增加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促进住房需求总量平稳增长和区域分化 1．新型城镇化的要义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而是人口、土地、产业更好结合的城镇化，是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增加土地流转能力，增强城市集聚效应的城镇化。《意见》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将土地要素放在首位。此轮土地制度改革可能是历史性的突破，由此带来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更高水平上流动，给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带来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样至关重要。《任务》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与以往简单“造城”的概念不同，下个十年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未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正处在制造业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型城市扩散的阶段，功能上侧重于纾解核心城市的压力。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是未来财政预算支出和基建投资的新领域，相应地也会带动部分配套的房地产需求。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理念的核心是集约化，是建立在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等基础上，都市圈同城化建设较传统城镇化建设效率要来得更高。 在新型城镇化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将加快，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内需潜力将起到重要作用，并将推动城镇化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些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 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房地产需求总量稳定 有必要对新型城镇化所拉动的住房需求进行测算。理论上长周期住房需求=全国总人口*城镇化率增量*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由于人口预估在前一部分已经述及，接下来探讨城镇化率增长与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的判断。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此后城镇化建设速度显著放缓，预计城镇化率到2040年为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对于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的测算，历史数据显示其与城镇化率增量关联度极高。将两个变量做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数据选取1978年-2016年，发现其相关性超过0.99，其他统计指标均表明两者关系密切，方程斜率为0.78，即改革开放以来的42年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人均住宅面积约0.78平方米。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所公布的“人均住宅面积”是通过抽样调查产生的，因此存在技术上偏差的可能性。由此推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存量从1978年的12亿平方米增至2018年的324亿平方米。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套户比从0.8增至1.1左右，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套户数普遍在1.0-1.2之间，与其相比我国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根据上述结论，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9.79亿，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将升至47.1平方米，相当于西欧诸国2017年水平，城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461.38亿平方米，2019-2030年期间，平均每年住房建筑面积需求为11.42亿平方米，较2009-2018年13.33亿平方米的年均住房建筑面积有所下降。到2040年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可能超过50平方米，但年均住房建筑面积可能降到5.15亿平方米，相较2021-2030年有显著下滑。 区域分化特征明显，需求集中于第一、二线梯队城市群 据测算，2019-2030年一、二线城市群将占全部新增需求的三分之二。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不够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人口聚集程度与日韩有较大差距。当然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一比例应该比日韩等中等规模的国家要低些。《任务》进一步明确了300万以下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将加快破除制度壁垒，持续推动人口向优势区域持续集中。从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区域人口聚集可能形成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 针对国内19大城市群在2019-2030年期间住房需求前景进行分析，将其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2个城市群，分别是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住房建筑需求分别为1.96亿和1.52亿平方米，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17.2%和13.3%，两者合计第一梯队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30.5%。 第二梯队包括4个城市群，分别为珠三角、成渝、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第二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34%。第三梯队包含8个城市群，分别为中原、滇中、北部湾、关中平原、海峡西岸、黔中、哈长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第三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27.4%。第四梯队包括5个城市群，分别为兰西、晋中、呼包鄂榆、辽中南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第四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8.1%。 从空间上看，住房需求向主要城市群集中，中西部地区出现新增长极，这与未来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趋势相吻合。从全国的劳动人口分布来看，长期趋势是人随资本和产业走，即沿江、沿海地区劳动人口居多，而房地产则跟着“人地钱”走。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强，人口流入加大将带动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房地产行业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在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核心城市和城市群中的房地产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相应地，欠发达地区房地产行业将不再被投资型资本青睐。 4． 产业升级和聚集将带来新的房地产需求 十九大提出科技立国，未来科技创新投入的重点区域，产业升级对房地产需求持续增长。从研发投入作为切入口来审视当下中国的科研投入都去了哪里，对未来判断“产业往哪里走”帮助很大。2017年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3%。地域特征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对全社会R&D经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9%、22.9%、13.1%和2.1%。东部地区经费投入总量保持优势地位，中部地区经费增速提高显著。 从产业集群角度看，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和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在4+7个城市，4个城市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7个城市是：成都，重庆，天津，武汉，杭州，苏州，南京。这11个城市就是全国前11位，GDP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中国未来的体量最大的和新兴的中高端产业大概率也就落在这些地区了。中高端工业品主要是三大项：集成电路、汽车及其零部件、显示面板；医药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和互联网产业。审视六大产业中较大规模企业的工厂、研发中心和总部来看，也都处于沿海和长江经济带区域，基本覆盖了一线城市群、长江中部地区和成渝地区。 根据19个城市群城镇人口预测来看，到2030年除了长三角仍将处于第一梯队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始承担更多重任，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增加超过2000万城镇人口。珠三角和成渝地区都将承载超过1500万新增城镇人口，排在第二梯队相对靠前的地区。而京津冀、山东半岛和中原地区城市群也都将超过1000万新增城镇人口。未来一个逐渐清晰的趋势是有更多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极出现。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转变，内陆核心城市群的后发优势将逐渐在下个十年中体现出来。第三梯队中，可以关注北部湾、滇中、黔中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均有可能有超过500万新增城镇人口。而东北地区、内蒙和山西等传统工业地区活力不足，存在劳动人口持续流出、新增城镇人口增量有限的状况。 四、结语 展望未来，到2030年之前，如果除去产业政策导向等“强干预”因素，只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话，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根据《意见》和《任务》两份文件所揭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安排，未来中国经济将不仅限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成渝、长江经济带、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都可能成为劳动、生产要素流入的重点地区。长江中游、关中平原、黔中、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也极具潜力。 过去的42年，传统城镇化建设模式将剩余劳动力引向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工业及建筑业发展迅猛，打造出世界级工厂及国际级城市。尽管未来总人口红利将逐步递减，但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大步前行，今后十年城镇人口红利增量对城市经济发展仍将起到巨大支持。伴随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要素市场流动愈发活跃，信贷与基建也会向内陆地区逐步倾斜，生产线迁移也会对内陆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带去新的机遇。经验证明，高质量城镇化建设将有更大的聚集效应，房地产市场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即使是2016年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国内新生儿出生率还是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我国新生婴儿总数量是1723万人。2018年约是1523万人，比2017年整整减少了200万人。 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总数量是1465万人。今年比2018年又减少了58万人。随着"二孩婴儿潮"的消退，到2020年，新生婴儿出生的总人数，很可能还会骤减。于是，有专家建议，生养二胎补贴3万，这样可让新生儿出生率重新回升。 其实，专家们的担忧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国虽然拥有14亿人口，但是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90后的人口要远低于70后、80后，而00后的出生人口又低于90后，国内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会造成两大问题： 一个是，中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养老金将日趋严峻，照此下去，总有一天会入不敷出。 另一方面，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年轻人口越来越少，会导致未来的中国经济将像现在的日本那样，陷入困境中。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参加工作岗位，很多岗位由老年人坚持做下来，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甚至长期衰退。 不过，我们认为，即使国家给生养二胎的家庭补贴3万元，也很难促进人们再去生养二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生二胎补三万，肯定没有多少人愿意再生孩子。因为现在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有人估计从婴儿培养到大学毕业，家庭至少要多掏出四五十万，这对普通家庭是巨大的负担。 而三万元对于一个孩子的生养成本简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根本没有什么诱惑力。国内人口总数量减少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中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早已经深入人心，“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等计划生育标语口号，至今还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少生优生，快乐一生”的生育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思想观念一旦定型，要想再次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很多城市家庭都只准备生一个孩子后就不再生了。更何况，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也太迟了，想生孩子的60、70后女性，早已经过了生育孩子的最佳年龄，即使国家给钱鼓励生二胎，也无法再生孩子了。 第三，生二胎是综合实力的比拼，并不是补贴3万元就可以的。除了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外，还要较好的居住、教育、医疗环境，还要有时间来养育，或者当全职妈妈，或者交由双方父母来照顾。而那些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家庭，能生一个娃就不错了，根本没精力，也没这个条件生养二胎。 其实，在中国生养二胎、三胎是要有一定综合实力的，不是补贴3万元就能让全民生二胎的。现在只能让那些有能力生的家庭去生，多数家庭不具备生二胎这样的实力。 第四，现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早已经失去了市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即使结婚了，也不愿意生孩子，选择做丁克家庭，快乐潇洒享受人生。 与此同时，很多职场女性，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在生一胎时就放弃休产假，提前快速到岗上班，她们对生二胎的事情，早也已经不去想了，因为夫妻双方工作都很忙，二胎也无时间来照顾到。 受到国内人口出生率下滑的影响，专家呼吁养二胎补贴3万元。但是我们认为，靠补贴鼓励人们生二胎的起不了什么特别大的效果。如果真的想鼓励妇女们生养二胎，就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解决生育家庭的一些后顾之忧，只有政府鼓励、社会支持，家庭响应才能提高二胎的出生率。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应该是放开多孩的生育政策，让愿意生养孩子的家庭去生养，不愿生养二胎的家庭可以不生。
7月13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四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只看人口数量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中国人口过多”，理由是中国有14亿人口，他说“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李铁还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按照李铁的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仅从中国的国土面积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从李铁的文章来看，他认为判别一个国家人口是否过多，人口数量比人口密度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来对比加拿大和新加坡，加拿大的人口有3800万，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70万，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加拿大的人口过多了？”然而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判别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过多，人口密度是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指标。 当然，单看人口密度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土地的承载力也不相同。例如，西藏面积虽大，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相对较少；江苏省面积虽然小，但绝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人居住。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过多，还要考虑到适宜人居住的土地面积。然而，一块土地是否“适宜人居住”，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例如，以色列国土大部分是沙漠，按照一些人的标准，以色列大部分国土都是“不适宜人居住”，但以色列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得多。 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口过多 李铁说：“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 穷国生育率较高，富国生育率较低，这是普遍现象，但穷国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生育率较高（或人口过多）造成的。富国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因为生育率较低（或人口较少）造成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变得富裕；但不能说，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如果提高生育率会导致贫穷，那么为何很多富国都在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可见，李铁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李铁说：“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 下面我们从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关于人均占有资源，从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占有资源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占有资源较多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人均GDP很低；人均占有资源较少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却较高。 第二，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于小城市。 李铁说：“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 不知李铁想过没有：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钱来自哪里？难道不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比人口较少的小城市更完善。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日本 李铁说：“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 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不如说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日本的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日本的水平，农村户均耕地就会远高于日本。中国户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只有进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目前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但中国城市化滞后并不意味着人口过多。 人口与资源究竟是何种关系 李铁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资源问题，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但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聚集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这些现象印证了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性的资源，其重要性其实胜过自然资源。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珍贵，自然资源反而相对越来越便宜。比如一台手机两千块钱，里面的铜和铁最多值几十块钱； 一辆价格20万元的轿车，里面的铁和橡胶值多少钱？一台两千元的手机的最终售价中，交易成本，包括融资、零售等可能有好几百元，应该远远高于其自然资源的价值。 正是由于人口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省，可能会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所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地区都是人口集中地，人均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人口稠密地就是中国最富裕地区。如果打破国界的屏障，富裕的国家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人均资源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人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资源。 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 李铁说：“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 我们在7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问过李铁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但李铁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中国一些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五至八亿。但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适度人口数量呢？我们认为，所谓适度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生育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某个指标随意下调百分之一就可影响千万家庭，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 李铁说：“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 其实李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以前的文章早已分析过了：第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不能拿就业难来作为“中国人口过多”的证据。第二，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第三，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我们在下一节继续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 李铁说：“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 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例，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反而不利于提升人口质量。 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李铁最新的回应文章说：“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最新发表的文章预测，中国人口在2100年将下降至7.32亿人，低于印度和尼日利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世界人口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巨大变化。 《柳叶刀》的文章高估了中国的未来人口趋势。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虽然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由于这两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二孩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所以，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很可能降到6亿以下。即使中国未来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 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 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以下。 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急剧萎缩。 虽然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40年，中国却把人口众多这个优势看作是劣势，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力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限制生育的情况下，中国至今仍然限制生育。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如果将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量一落千丈，中华文明也将彻底衰微。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吗？ 李铁说：“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李铁似乎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为何西方国家不把印度视为对西方社会的挑战？ 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中国人口过多”，也不能作为要减少中国人口的理由。这种认为自己规模太大，就必须缩小规模才能得到别人认同的逻辑，就好比，中国如果贫穷落后，也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为了让西方放心，中国是不是应该永远保持贫穷落后呢？ 按李铁的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不能成为世界性大国，更不能做世界性强国。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中国四分五裂或者退化成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才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换言之，中国是否和平发展，是否造福人类都不重要，规模太大就是原罪。这种话即便是抑制中国的极端势力都说不出口，但却成为李铁认定中国人口过多的理由，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为了封锁中国科技，美国的少数政客长期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如何有效反击“中国威胁论”，拉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距离？我们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树立强国心态，塑造友好形象》分析过这个问题。 总之，李铁片面强调人口是负担，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却认识不到，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一个优势，但李铁认为这是一个劣势。这是我们与李铁的根本分歧所在。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同时，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感谢梁建章先生继续和我讨论，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 梁建章新发表文章中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都在鼓励生育，人口快速增长，为什么单单中国要进行人口控制？ 但是，如果真的了解全球的情况就会知道，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吗？ 在我之前文章的评论区，也有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凭什么那些国家可以多生，我们就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在我看来，以适量的人口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财富，才能达到增长的目标。因此，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梁建章在回应我的观点时，特别谈到人口密度问题，他以日本、德国、英国为例，提出“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原因在于，仅仅是将人口密度进行简单的横向对比，并不科学。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只是就人口密度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会出现很大偏差，也没有什么意义。人口密度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因素。 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再如，以国土面积来看，我们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中国约15%左右，美国约20%左右。以此来计算人均占有耕地资源，中国是不到1.4亩，而美国约10亩，我们仅仅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更不要说农业人口平均占有其他资源的水平了。 再来看日本，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这是需要通过非农产业吸收足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而中国由于人口规模过于庞大，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已经处于瓶颈。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比看上去要复杂。显然梁建章虽然长期从事人口问题研究，但是却被局限于人口数量的加减法关系中，而忽视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人口规模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并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寡，重要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多少。 要在全球格局中认识人口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是否过多，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但之前的讨论更多立足于中国本身。实际上，人口问题不仅事关中国自身发展，还关系到全球竞争格局。也就是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表面上是美国误认为中国要挑战老大的地位，其实隐含着对未来全球资源分配格局的深度担忧。也就是说，当中国14亿人口中即使其中一部分达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水平，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未来对于资源的分享，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了美国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世界资源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更不要说中国所有的人口都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未来中国承担的外部性后果将会越来越严重。 虽然我在过往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机会，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会给科学技术和新产品市场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发展空间和人口规模虽然可能会给一部分国家带来机会，但是对另一部分国家而言，可能更多是挑战。实际上，有些国家似乎是以价值观体系的名义提出挑战，其实背后的动力还是经济利益，这已经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中国现今面临着外部的挑战和压力，无论这些挑战和压力是来自于价值观，还是经济或者是军事，无疑都会大大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并且直接影响到增长速度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每个国民的生活水平。 必须意识到，当前的全球形势，是我们讨论人口问题的基础之一。中国已经有14亿的存量人口，在现在的形势下，如果仍主张所谓积极扩张的人口政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毕竟谋求发展不再单纯只是中国自己的事，还涉及到世界资源的总量、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能源供给和高科技市场空间格局的转变。毕竟，我们并不能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而是要适应这种既定的空间发展格局，讨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存状况，以及能够更多地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的成果，而不是去生育更多的人口，不仅仅给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为全球带来压力和危机。 要认清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回顾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但凡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问题，很少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取军备措施，也是防范未来各种对于自身利益的侵袭。任何一个国家的无限度扩张并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会，而是带来压力。 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在低水平消耗资源的发展阶段，没有人可以与发达国家产生竞争。但是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以及自身的高速发展引发的世界资源分配格局的重组，显然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想象。因此到底是通过与中国以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甚至采取更为激烈的防范政策，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主题。当然，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也有许多国家认清现实，更希望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机会，采取合作或者公平竞争的方式，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往和交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的挑战的存在，特别是少部分国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限制和防范的方式遏制我们的发展。 当然，可以假设有这么一种理想的封闭发展模式，不考虑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人口，同时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消费市场，从而得到无限的发展空间。但实际上这种理想模式并不存在。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带来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外部压力而造成增长的放缓。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也就有了更多的市场空间来强化国际合作，也可以有能力应对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许多挑战和难题。 如果搞清楚这些，中国为什么还要走人口扩张，摊薄人均资源，以至于降低收入水平以及影响整体发展的道路呢？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摘要 【李迅雷：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人口还会流入 集中度将超乎想象】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作者：李迅雷，现为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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