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中国信用卡市场，你所见到的媒体报道、研究报告，几乎都会强调一个事实： 相比成熟市场，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依然偏低，因此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根据央行最新数据，截至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7.49 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 鉴于中国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均衡，因此平均下来的数据，往往经不起推敲。 分母端，我国尚有40%的常住人口在农村，他们不大可能是信用卡用户，却被平均了。 分子端，花呗、借呗以及微粒贷等产品，用户量均在数亿级别，它们在本质上与信用卡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分母端被高估，分子端被低估，导致广义信用卡的人均持卡量，远不止于此。 中金公司最近一份研究报告给出的测算结果是：1.76张。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广义消费信贷的增速都有所放缓。”中金公司称。 2 先说分母。 人均持卡量这项指标，通常就是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 但是无视各国发展程度的差异，将人口总量与信用卡潜在客群划上等号，得出的结论存在失真。 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超过80%，其中德国、日本等国更是超过90%。 而中国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60%。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我国城镇人口为8.5亿，乡村人口为5.5亿。 尽管移动互联网相对普及，但是面签要求的存在，意味着在银行网点匮乏的农村，居民们很难成为信用卡用户。而征信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也限制了农村居民获得信用卡服务的可能。 简而言之，在信用卡渗透率极高的发达国家，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计算人均持卡量相对科学；而在发展高度不均衡的中国，并不适合直接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 资深信用卡专家董峥的观点是，信用卡发卡目标人群不应该以全国人口基数来参考计算，而是要按照信用卡发卡标准，再考虑地域、年龄、职业等因素后，实际适合发卡的用户基数就可想而知了。他估测实际持卡人数约为5亿左右，即全国人口基数的1/3强。 按照2019年末总计在用卡量7.46亿张与估测实际持卡人数量5亿人计算，人均持卡量约为1.5张（7.46亿张/5亿人=1.49张/人）。董峥认为，这个结果从侧面验证了现在信用卡发卡获客遭遇到严重瓶颈的现象，加之各发卡银行竞争日益激烈，导致多头授信的风险也非常突出。 3 再来看分子。 官方口径是，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9亿张。 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已经相当发达，以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以及腾讯微众银行的微粒贷为代表的消费金融产品，在功能、客群等方面均高度接近信用卡。 另一方面，这两年快速兴起的各类信用支付产品，正是前些年被叫停的虚拟信用卡。此外，还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机构的类信用卡产品。 从公开数据来看，截止到2019年9月，开通花呗的人数达到3亿，其中大部分都是80后和90后。而借呗早在2017年累计放款用户就超过了1个亿。 微众银行财报显示，去年末，该行个人有效客户突破2亿人，比年初增长68%，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0座城市。 如果将这些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都纳入广义信用卡范畴，那么在用发卡量数据将远高于官方口径。 中金公司通过对分母、分子进行调整之后，得出的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为1.76张，超过了新加坡2018年的1.6张，接近韩国2019年的1.98张。 这就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认知——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中金公司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广义消费信贷的增速都有所放缓。 不过，中金公司对市场前景保持乐观：中国经济增长、社会消费贡献度提升和消费信贷渗透率提高，决定了未来消费信贷市场规模；预计2030年消费金融市场规模高达66万亿元，未来10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4.6%。 4 从0.53张到1.76张，这种反差比看起来还要强烈，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在人均持卡量0.53张的情况下，意味着还有接近一半的目标客群没有被覆盖，这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而言，都是好消息，足以鼓舞它们继续大干快上。 反之，在人均1.76张的情况下，市场全面进入了存量竞争。尤其在信用卡竞争激烈的大中城市，人均持卡量还要更高。 如果你去问信用卡从业者，他们会用业务经验告诉你，实际情况究竟是人均0.53张还是1.76张。 在谈及市场潜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夸大分母，于是14亿人就成了最好的心理安慰——市场距离天花板还远着呢。 与此同时，在分析竞品的时候，我们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跨界玩家的冲击呢？ 对分母、分子的不同认知，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乃至作出截然不同的战略决策。 当前的信用卡市场，竞争态势应该远比官方数据所呈现出来的要更惨烈。 对信用卡发卡机构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增量空间的逐渐见顶，更要面临存量用户被新金融巨头夺走的威胁。 不管是场景和流量，还是用户体验，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了。
7月7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三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虽然我们不同意李铁的观点，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李铁一再回应我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论述的很多观点，李铁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严重误读。下面我们对李铁文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只看人口数量，还要看人口密度 李铁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14亿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说那些几百万或者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相当于日本的11倍多，但从人口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中国为145人，日本为345人，可见，中国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现在还鼓励生育。按照李铁的逻辑，只看人口数量而不看人口密度，中国有14亿人口就是人口过多，日本有1.27亿人口就不是人口过多，那么假如把中国的每个省份都看作独立经济体，每一个省份的人口都少于日本，就不是人口过多了？就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了？除了日本以外，德国、英国的人口密度也高于中国，现在德国和英国也在鼓励生育。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李铁一再强调“中国人口基数大”，事实上，中国人口基数大，一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人口当然比中国少；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既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分成几十个国家，也不像印度那样分成两、三个国家（先是分出一个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出一个孟加拉国）。如果印度不分裂，那么现在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了。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过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再大，也不能得出“人口过多”的结论。比如，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几十倍，但新加坡现在仍然鼓励生育。归根结底，我们与李铁的分歧在于，李铁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负数；而我们把人口看作是财富，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 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 虽然中国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下图，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我国港澳台地区，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 边际效应与规模效应 李铁说：“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效益可能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规模边界，效应会递减，人口也是如此。” “边际效应”又称为“边际效益递减”，说的是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产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耕种一亩耕地，产值是1000元；如果两个人耕种两亩耕地，总产值就是2000元；而如果人多地少，两个人耕种一亩耕地，总产值可能只有1400元，人均产值只有700元。 对于农业来说，“边际效应”基本上是适用的，人口越多，人均耕地越少，人均产值越低；然而，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却适用另一种效应----规模效应。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产值最高的产业并不是农业，在很多国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农业的产值高得多。例如，在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7.1%，第二产业占39.0%，第三产业占53.9%。 在一定范围内，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越高。以制造业为例，一家公司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以交通业为例，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公共交通越发达。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劳动力是否短缺无关人口数量 李铁说：“在梁建章先生和黄文政先生的观点里，最为简单的逻辑就是未来中国人口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会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的时代。” 显然李铁严重误解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未以中国劳动力短缺为理由而鼓励生育，也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说过，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理由是就业问题。我们多次说过，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与劳动力是否短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人口萎缩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减少，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工作机会自然也会减少。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我们在评论李铁观点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详细分析过了，在此不再重复。 世界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总趋势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占GDP的比例已不足5%。可见，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过多 李铁说：“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气候条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的影响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其中90%的草原受到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过去20年里，地表增加了200万平方英里的植被，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而这其中三分之一的绿色增长竟然要归功于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虽然这其中是否有多大程度与气候变化有关并不确定，但中印两国在变得更富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而投入更多资源用于造林和植被改善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两国巨量的人口规模甚至是改善环境的有利因素，这点与蒙古等人口稀少的国家环境加剧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人口要少得多的巴西，其亚马逊雨林反而在不断萎缩。 全球的人口问题不能只由中国负责 李铁说：“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不仅会使中国要面对诸多发展中的困境，更会使全人类不得不面对未来人口过多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在全球共有77亿人口，其中，中国人口为14亿，中国以外的人口为63亿。如果地球真的是人口过多了，那么世界各国都要参与控制人口的计划，尤其是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更应该控制人口，并且应该制定各国的人口控制比例。如果其他国家不限制生育，只在中国限制生育，我们想反问李铁：如果仅仅对中国14亿人限制生育，而其余的63亿人却不需要限制生育，这样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吗？ 李铁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在牺牲中国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也因为曾经的人口控制，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 可以看出，李铁仍然是把中国人口看作是巨大的负担，把中国控制人口看作是“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和聪明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给世界作出贡献，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接近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总而言之，李铁的论点还是认为人口是负担，这个和200年前的马尔萨斯理论同出一辙。而马尔萨斯理论可以说是朴素的“农民”的人口理论，早已不适合现代经济体。200年前马尔萨斯时代，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人均占地多当然会提高生产率。李铁也是不断地用农业和人均耕地的例子作为其论据。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步入工业，服务业和创新型经济，农业的占比也非常小，而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早已不从事农业。所以，有些人现在还死抱着农民的惯性思维而得出“人口是负担”的结论，真可谓是谬之千里，这种错误观点对人口政策的改革极具误导性。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由于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两周呈两位数增长，当局决定将从7月1日晚些时候开始，对该州首府墨尔本市北部郊区的约30万人实施一个月的封闭隔离，以防病毒进一步传播。 报道称，从午夜开始，墨尔本的30多个郊区将恢复三级管制，这意味着除了购买食品、就诊预约、工作、运动锻炼等活动以外，居民必须待在家里，不得出门。 除此以外，当局还将迅速开展病毒检测，检测范围涵盖该区域一半的人口。同时，相关部门还将进行边境巡逻。
前不久，经济学家李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貌似专业的观点极具误导性，我们很担心类似观点有可能继续拖累整个人口政策改革的进程。 李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议和在相关领域的贡献非常值得认可。但是他在人口经济方面的论述却似是而非，近几年多次发表“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比如他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多，所以还有很多过剩人口”，其实最近几年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 李铁说因为这些（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导致中国就会有长期过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这些人的就业就解决了。实际上，这种把就业和人口关联起来的思维，是非专业人士经常犯的错误。人口既是劳动力，但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这是经济学的常识。照李铁的逻辑，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还会有失业问题吗？至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韩国，就要普遍失业了吗？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再研读一下各国的数据，不难得出人口和就业率高低基本无关的结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面临着过剩，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替代”，这个观点是非专业人士非常容易因想当然而犯错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会创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还在从事农业，后来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现在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未来有更多的人从事创新、文化、娱乐、医疗和护理的行业。技术越进步，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负效应也就减小。技术越进步，人口多所带来的创新和需求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人口的正面效应就越大。所以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随着技术进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在逻辑上，各方更应该珍惜人口规模带来的正面效应，担心人口萎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铁还说，“老龄化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离日本还有20年的差距，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铁对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判断完全错误，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会有20年的延迟性，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者少生一个小孩，要小孩长大工作了才会对经济有影响，所以经济的影响有二十年的延迟。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今后20年有多少年轻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必然面临和日本现在一样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所能做和必须做的，是防止这种趋势恶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如此悲观的形势，李铁怎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还有几十年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开生育吗？中国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我们还是极少数限制生育的国家，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还在吃减肥药，居然还有些人对此丝毫没有紧迫感。 李铁又说，“（中国和日本老龄化问题）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的话，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观点是，老龄化指标是指每个年轻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跟人口基数没有关系。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大幅度加重税负，来弥补养老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 总之，李铁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据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很具误导性，结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错误以外，李铁还忽略了人口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和美国两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几乎碾压世界其他国家（详见后文）。中国的发展短板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相反，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国的核心优势，我们应该尽量维持而不是消减这种优势。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过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惊人速度递减，未来随着现在这批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压力，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将面临无比严峻的低生育率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点可谓是“谬以千里”。 附录： 以下，我们再详细论述一下几个和李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从李铁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工作机会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这种关系可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下左图显示，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下右图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图1：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失业率来自维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中国各省区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各直辖市归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计算，以避免直辖市拉低图中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失业率。 那么我国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何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八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由于现在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断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国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会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不断加速。 从李铁的言论来看，他可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助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人口众多并不意味劳动力过剩，人口减少也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我们从来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理由。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萎缩，人口锐减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技能的行业。但长期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因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规模效应外，还会减少孩子在未来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旺盛的未来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成为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的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进而促进充分就业。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萎缩，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加大了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导致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举例来看，东北的生育率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期垫底，人口已经开始处于加速萎缩状态。根据《中国就业景气报告》，从有数据的2016年开始，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每个季度都在中国几大区域中垫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列的55个城市里，沈阳、长春和大连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倒数第2、第7和第10。当然，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应当与近年来东北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人口萎缩恶化并不会缓解的就业形势。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李铁在文中提到：“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铁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结论。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让人们可以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更多的闲暇会创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并催生新的行业和就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技术水平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 虽然技术升级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也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该行业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些人会面临如何转型从事新行业的就业困境。如果人口相对年轻，这种新技能的转型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这种转型会变得很痛苦，就会使得产生比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也会使得老龄化国家在这些新行业中的国际竞争失去竞争力。 有人会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胜任会怎么样？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就意味着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主要问题将变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务分配给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的变化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会限制多胎吗？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李铁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李铁的言下之意是认为人口规模不再重要。其实在技术升级时代，虽然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但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的意义不只是劳动力，优势也不只是低技能劳动力，更是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样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来自于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 近年来，美国极力阻碍华为设备进入西方通讯市场。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澳大利亚市场还不如广州移动大，新西兰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徐直军的直言，充分体现了巨量人口规模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底气。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及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会让很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 李铁似乎认为技术和资本比劳动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术和资本有赖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这是因为，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过去就仰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老牌的科技强国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科技竞争中却落后了。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代，少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铁也提到：“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但质量与数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会越优秀。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未来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这个要素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国到底会出现多少天才，根本上将取决于其年轻人口的规模。年轻人越多的国家，将越多出现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 人口规模效应是通过人力、物品、资本的需求和匹配来实现的，所以在一个体系内，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规模效应越大。到信息时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会多不止一倍，这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业里，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流动性越大，规模效应越能体现。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框架下的主体单位。主权国家内部交流和交往的流畅性一般要远好于国家之间，至少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能够维持一致。所以在西方体系内，美国凭借其内部语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统一的优势，尽管人口总量不及欧盟，但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却远胜于欧盟，使得美国人均GDP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之列。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亿人口。数倍于美国并超过整个西方体系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而中国高铁建设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样，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被美国制裁后，依然可以顽强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市场，以及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 相比之下，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经济体，与中国、美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竞争力。即便其军事工业，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前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 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人口优势却没有这么大。首先，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4.5亿而不只是美国的3亿多。其次，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计入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的优势的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美国，按目前的趋势，如果无法大力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以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将跌至美国的水平，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更不用说对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李铁作为能影响决策的官方智库重要学者，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的趋势毫不在意甚至乐观其成，实在令人遗憾。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铁说：“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 李铁似乎在说，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才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才有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贫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这方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虽然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却不是很高。其实，但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还只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说，人口众多可以说是中国GDP总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这种表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术水平，即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而GDP总量反映的是匹配的价值总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国家，GDP总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实，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更准确来说，如果其他基础条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国家，人均GDP甚至应该更高，只是欧洲内部较高的流畅性，弱化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但在欧盟内部，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即使在国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欧，情况同样如此。 这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部能更清晰地呈现。比如，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不含直辖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几个省。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除了人口这个基础因素外，还有历史轨迹、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潜意识中把GDP视为存量。对于固定的存量来说，参与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实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和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从使用价值来时，自然资源其实也是流量，因为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认识到石油和稀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自然资源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例整体不到5%，而且会越来越低，远不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经济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而资源永远是为人服务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 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就知道人口萎缩对人均GDP提升的影响是负面而非正面的。这点能从东北的发展得到印证。东北资源丰富，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更是进入绝对负增长。与此同时，东北人均GDP增速却大大低于全国人均GDP增速。从1980年到2019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71%；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实际上，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人口萎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 结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规模优势当成劣势来消减，把人口看作负担的错误观念也一再延误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时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国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抓紧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精彩观点： 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存量经济的结构性分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企业的分化。 关注人口和货币净流入区域的投资机会。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资产配置方面看好黄金、房地产、利率债的投资价值。结构性分化之下，股市的投资风险会越来越大，要做到“抓大放小”。 6月23日上午，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发表主旨演讲《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针对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分化现象，以及后疫情阶段的存量改革与结构性投资机会分享最新观点。 以下为李迅雷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整体内容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从1月末突然暴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截至目前，可以说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整个东亚(控制的)也还可以，但是欧美地区就呈现急速蔓延的趋势。虽然到现在为止，欧洲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美国的R0(传播系数)也降到0.9，但美国的疫情仍然处在平台期，还没有显著的下行。此外，像拉美、印度等地又相继暴发，这些地区目前基本处在失控的状态。所以以此来判断的话，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尤其像拉美、非洲、印度这些情势失控且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疫情继续蔓延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全球贸易也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其增速要低于GDP的增速。而疫情的到来则使得全球经济停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通过数据来看，我们5月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向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应对疫情，我们采取的手段还是有限的。欧洲、美国、日本，都是通过降低利率水平或者采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现在的利率已经处在历史低位了，像欧盟、日本的利率本身就是负的，美国利率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零利率。目前稳经济所采取的大规模放水措施，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估计会达到15%以上，二战后最高。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我认为，其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二战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由黑人反歧视运动引发的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甚至“打砸抢”事件，背后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分化、居民财富收入的分化。比如1%的人拥有50%的财富，这种社会必然导致不平衡。 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美国的暴乱都与低利率相关，每当利率不断下行或者处在历史低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行触发了利率的下调和失业率的上升，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感情绪。所以全球经济原本的衰退曲线是比较平缓的，而疫情的到来改变了衰退曲线的斜率，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的目的是让陡峭的斜率再平缓一些，但是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那么全球经济从二战以来已经经历了75年的迅猛发展，每个阶段都拥有一个领跑者，起初是美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也在放缓，那么下一个领跑者是谁呢？有人寄希望于印度来领跑，但是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其经济增速比现在的中国还要缓慢。因此在当下全球经济没有“热点”(领跑者)，且全球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恐怕还是难以避免。所以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会步入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阶段，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等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常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压力。 第二部分我想讲的是，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存量经济特征。我们看这张图体现出我们的经济增速目标在过去10年中的每一年都在下调，2020年我们没有提及GDP增长目标，这是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拉长时间轴来看，为什么过去十年的GDP目标在不断下调呢？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所以增量的部分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也就是我所讲的，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存量经济的特征是“此消彼长”，而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各行业欣欣向荣、大小企业都有盈利空间。 存量经济更多体现在结构性分化方面，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分化是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当中国经济步入到减速阶段的时候，对应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体现为一种数学现象，即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对分母的影响自然在变小，这是为什么增速会放缓；其二则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在不断的上升，当经济减速之后，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而是会出现地域分化与不均衡。所以总体来看，人口是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2019年的显著特点是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为什么浙江的人口流量那么大呢？显然它的经济的亮点更多，投资机会更多，新兴产业发展更快。我们看到杭州的人口也超过了深圳，这体现的趋势就是人口正在往浙江和长江三角洲一带流动。同时，深圳排名第二，说明第二个人口流入大方向是往珠江三角洲流动。 那么哪些地方的人口在流出呢？总体来讲是“三北”，东北、西北、华北。所以经济的此消彼长是非常明显的，将来经济的发展的重心也会随着存量经济下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城镇化率的上升的速度也在下降。过去城镇化的进程每年大概要增加1.4个百分点，现在则已经降到了1个百分点，在今后几年可能还会继续降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在逐步的减少，由于人口的老龄化，流动人口数量也在减少，从2012年到现在八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净减少了2800多万。所以我们不要给予城镇化过高的期望，与此相对应的是要关注“大城市化”，更多的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往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热门城市流动。所以中国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放缓，但是大城市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这也与我们的人口分化和区域分化是相关的。 第二个分化是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这一方面是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因为这种分化对于我们的消费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整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是个好现象。 但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举个例子，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是29%，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只有19%，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现在我们的消费领域就是，奢侈品的消费非常火爆，但是我们整个社会零售品的消费增速却在逐年下降。放眼长期则会带来经济动能的下降。因为中国经济也步入到消费主导的阶段，消费的主体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如果说人们的收入增速放缓的话，消费也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比如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是在下降的，但是豪华车的销量却保持正增长。我们疫情期间，欧美奢侈品消费总额降低了20-30%，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上升了30-50%，这也就表明了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消费领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第三个分化，我认为是好的分化，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猛，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增速最大的还是信息传输和软件，增长了18.4%。 反观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去年增长了3%，包括像建筑业等等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增长区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传统产业增速的下降，会带来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虽然新兴产业也可以解决就业，但是两个群体的人数相比是不对称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GDP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的就业可以增加200多万；但如果GDP下行1个百分点，我们的失业会增加300多万，因为失业的是传统产业，新增的就业往往来自新兴产业，所以产业分化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个分化是企业的分化，产业往头部集中，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提升。 比如大家多数所熟知的家电行业，三大巨头的市场份额在明显上升，格力、美的、海尔。房地产领域也是如此，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提高了，而中小微企业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总体来讲，分化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特征，分化导致了优胜劣汰，也提升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对我们就业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分化早就发生且体现在了资本市场上。 我统计了过去11年当中，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中美股市的表现差异。美股以纳斯达克为例，截至目前达斯达克已经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了，现在剩下的是2800家上市公司，这2800家上市公司在过去11年当中的涨幅的中位数只有33%，非常之低。但涨幅最大的前10%的股票也就280家上市公司，它的平均涨幅达到了19.6倍，接近20倍。而这些股票所占的市值要占到整个纳斯达克的总市值的50%。 这就是典型的28现象，中国的未来股市也是这样，涨的股票是少数，但是它们市值大、权重大，对指数的带动作用会非常明显。未来股指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可能绝大部分股票都涨不了，甚至还会下跌。 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前面提到了存量经济下的分化有弊有利，从应对方法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 而在投资方面，我们怎么来配置资产？首先我还是看好黄金这个避险工具。在过去50年间，黄金的涨幅是领先于其他类的资产。黄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货币的超发，尤其是美元超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的涨幅就明显的加大。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50年间平均缩水了97%，而其他货币又较美元平均贬值90%。 黄金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作为避险工具来应对经济衰退，来应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此外黄金天然是货币，具备投资功能，其他货币泛滥之后黄金虽然也上涨，但是它的上涨幅度远不及货币的超发的幅度。 第二类看好的资产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很多人都在问未来货币的超发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陆续的不断的宽松，我们应对贬值是不是可以配置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四大分化，房价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与我国人口的流向和货币的流向是相关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房地产也好，还是股市也好，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结构性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话，政策覆盖了全国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不可能每个区域都会发展得非常好，而是分化的。 过去我们喊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大范围的振兴，比如说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一体化，比如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然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等。我想这些是政策上追求平衡，但现实却不平衡的。 既然现实中不平衡，我们则要追求投资的精神。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我前面也讲到浙江是发展最快、人口流入最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湾的湾区；珠三角整体发展也很快，但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地方是粤港澳湾区，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这些城市人口是净流入的，而那些广东省的其他那些城市，尤其在粤西、粤北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如果要配置房地产的话，要配置未来5年到10年人口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资金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的地方。 现在投资应该从面找到线，接下来的话要从线找到点，找到哪些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分化是必然的。像美国也存在“铁锈地带”，经济往热点城市集中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存量经济时代，分化时代一定要精准投资。 第三类资产配置我看好利率债，虽然近期利率债的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调，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宽信用的预期，认为利率降不了多少。不过在我看来利率还会继续降低，因为经济还在往下走，全球大衰退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利率债这类资产是值得配置的。 股票市场方面，我们要看的更加长远。我也多次提过股市是结构性机会，不可能迎来一个全面普涨的大牛市。A股的退市率只有美国1/10，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值，而接下来会有一批股票退市，因此投资风险也在加大。所以要关注到好的行业，尤其是那些新兴的有前景的行业，要加大配置力度；同时要抓住头部投资机会，简单来说就是抓大放小。 过去我们看好小市值的股票，因为认为小市值股票有壳资源，在注册制之后退市率会上升，“壳”会越来越不值钱。A股总体会与欧美市场越来越接轨，大市值股票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总结来说，寻找投资机会要具备三大思路，第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趋势、方向；第二要理清政策导向，即政策在主张、提倡、支持什么；第三要关注企业的分化机会。在这个分化的时代，改革在同步推进，结构在转型，我们的资产配置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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