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公安部数据显示，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 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五”期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普遍放开放宽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 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城市外，基本实现了落户零门槛。东部地区普遍降低了落户条件，部分大城市取消或降低了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南京、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特大城市全面放开了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群体落户政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积分落户制度。 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出台居住证实施办法。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发放居住证超过1亿张，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立。教育方面，“两免一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惠及1400余万农民工随迁子女。就业方面，2014年以来累计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超过1亿人次。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6301万人、工伤保险8616万人、失业保险4958万人。在住房方面，各地加大对环卫、公交等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基本公共服务行业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力度，满足其基本居住需求，取得明显成效。
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的指标，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根据数据来源不同，又将其分为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失业率就是调查失业率。近几年，调查失业率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为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现就调查失业率的有关问题，与大家作一交流。 一、调查失业率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国际上对调查失业率的概念和方法有明确的界定 调查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的指标。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在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才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虽有劳动能力、而未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形成不了劳动力市场供给，如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出于各种因素考虑不想或不愿寻找工作，就未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供给。由于经济规模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劳动力供给都能实现就业，最终劳动力供给就表现为失业和就业两种状态，也就是劳动力供给等于就业人数加上失业人数。失业率就是失业人数除以劳动力供给，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这一定义也是国际劳工组织(ILO)所推荐，为国际通用的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的指标。 这一指标之所以为普遍接受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指标，是因为当失业率高的时候，它就意味着愿意寻找工作的人中找到工作的人在减少；低的时候，意味着寻找工作的人中找到工作的人在增加，能够反映出愿意寻找工作的人找到工作的情况，能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 为了确保失业率准确反映实际，也为了国际标准的一致，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就业人口是指调查周内为取得报酬工作1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失业人口是指没有工作，近期寻找工作，且能立即去工作的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使用这一指标时，谨防对失业人口概念的把握，不能把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都视为失业人口，只有寻找工作而未能找到工作的人才是失业人口。 二、我国调查失业率的概念和方法与国际标准是一致的，但也有我国自身的特点，世界各国也都如此 我国失业率调查基本上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标准进行统计的。失业率是失业人数除以劳动力供给，其中劳动力供给等于失业人数加上就业人数。失业人数是当前没有工作，近3个月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工作能在2周内去工作的人；就业人数是为取得报酬工作1小时及以上的人，包括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未上班但继续领取工资的人，这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推荐标准是一致的。由于在短时间获取全部失业人数和就业人数的困难，国际劳工组织推荐了抽样调查，我国目前失业率数据也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取的，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按随机原则抽取一定住宅，然后对住宅内所有16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业失业状况进行调查，以获取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的数据。 国际劳工组织之所以提出的是推荐标准，就是考虑到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各个国家按照推荐标准结合本国实际提出具体的做法，这是符合实际的。各国开展失业率调查时，在概念上、方法上等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做法上又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对于因单位原因暂时离岗，但雇主给出明确返岗日期的人，美国将其直接视为失业，而欧盟要求必须有寻找工作行为，才视为失业。 我国在开展失业率调查时，始终坚守概念和方法等方面与国际标准一致，但也根据我国的情况，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一些符合实际的处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现出了外来人口，外来常住人口虽然户籍不在城镇，但也在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范围内；二是体现出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对农业和非农业人口采用一致的就业失业标准，从事农业的人口农闲时间如果正寻找工作，但没有找到工作也属于失业人口；三是体现出全年龄就业状况，考虑到农村老年人仍会继续务农，城镇许多人退休后也选择继续工作，因此就业和失业人口没有年龄上限。 三、对我国失业率调查容易产生误解的几个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否包括农业户籍人口。我国失业率调查覆盖了城镇和乡村，调查对象包括城乡所有人口，无论是城镇户籍人口还是农业户籍人口都是失业率调查的对象，即使农业户籍人口现居住在城镇，如被抽中就是失业率调查的对象，同样城镇户籍人口现居住在农村，如被抽中，也是失业率调查的对象。 是否包括农民工。我国失业率调查在全国城乡随机抽取住宅(包括农民工可能聚集的宿舍、简易房和工棚等)，调查员将对住宅内所有人进行调查，当然失业率调查包括农民工，只不过在城镇常住的农民工会被统计到城镇调查失业率中，在乡村常住的农民工会被统计到乡村调查失业率中。 失业人口的界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一标准，失业人口要满足没工作、找工作和能工作三个条件。没工作的人并不一定属于失业，如不找工作的家庭妇女、退休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就不是失业人口；疫情期间失去工作的人，多数暂时不找工作或不能去工作，也不是失业人口。 劳动力供给的界定。劳动力供给是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并非所有成年人天然就是劳动力，那些既不就业也不失业的人不属于劳动力供给。失去工作的人如果不找工作，就会退出劳动力供给；没有工作的人开始积极找工作，无论是否找到，都会视为劳动力供给。 四、失业率在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是各国经济、就业失业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失业率因受经济状况、就业失业制度、人口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失业率差异较大。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失业率较低，高收入国家失业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在地区之间，欧洲失业率较高，而东亚地区普遍要低一些。这其中有人口结构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受就业失业制度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从日本和欧洲失业率一高一低的情况中得到充分说明。 日本失业率较低。除人口老龄化、移民门槛高和女性就业不充分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外，终身雇佣制在稳定就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相当一部分就业属于终身雇佣，在此过程中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员工，工人也不会轻易跳槽，有助于稳定就业岗位，减少摩擦性失业。 欧洲各国失业率较高。欧洲由于高福利的失业保障制度，降低了失业人员找工作动力，抬高了就业预期，弱化了劳动者技能提升意识，从而长期失业较多，结构性失业增加。高税收、高工资导致用工成本高，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较多的失业人口。 五、失业率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存在着密切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同向关系 失业率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情况下GDP增长快，经济规模就会扩大，相应就会增加就业岗位，失业率会降低；GDP增长慢，失业率会上升。不少经济学家试图寻求两者之间的数学关系，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提出了奥肯定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肯定律的这种数学关系似乎就显示出了失灵的现象，如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但失业率也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增速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但失业率同比持平。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出现的一些现象。 由于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就可能会出现虽然总体经济增长放慢，但吸纳就业相对较多的服务业增长还比较快，自然就出现了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的趋势；再比如，由于技术进步，在同等数量就业人员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所以，在分析失业率时，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增长快慢，去判断失业率的高低。否则，会容易出现错误的判断和结论。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原文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9/28/c_1126550396.htm)
9月27日至28日，2020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育新机、开新局：变革中的大企业发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河南省人民政府协办。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在论坛上作主旨讲话，省长尹弘出席并致辞。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秘书长彭华岗，河南省领导孙守刚、徐立毅、张维宁、王新伟参加活动。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应邀出席本届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危机中寻找战机·分化中推动进化”的演讲。 演讲全文分享 危机中寻找战机·分化中推动进化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 张玉良 当前，全球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低迷、复苏艰难，世界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的大变革期。中央提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1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将面临的“逆风逆水”的不确定环境，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不少相对的确定性，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从我们企业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比较突出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1.史无前例的统一国内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由14亿人口组成，使用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种法律，共享同一个强大基础设施配套的巨大市场。这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头一次出现。美国3亿多人口，已经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统一大市场；欧洲7亿多人口，但并不统一，而且英国目前还忙着“脱欧”。强大的国内市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为我们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方兴未艾的大城市化进程。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过程，正在进入“大国大城”的新阶段。近几年，全国人口流向持续分化，大部分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出现了净流出，而一二线城市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人口则出现大规模净流入。2019年，浙江和广东是人口净流入最多的两个省。其中，浙江的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广东，因为浙江的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在浙江，人口具体流到哪些城市呢？绝大部分流向了杭州和宁波两个大城市。同样的，在广东，人口主要流向了深圳、广州、佛山三个城市。目前，这种人口流向的分化趋势还在扩大当中，表明我国的大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 3.日益挑剔的消费者群体。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老百姓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十分强烈。我们还远没有到所谓的“低欲望”社会。老百姓对衣食住行、娱乐休闲、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仍然具有十分旺盛的需求，而且品味日益挑剔，对不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常常勇于给出“差评”。我认为，挑剔绝不是一件坏事情，它实际上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消费者的挑剔，恰恰是我们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层动力。 4.奋发有为的企业家队伍。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涌动着十分强烈的奋斗愿望和创业热情。市场主体仍然在大量增加。到2019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就有3858万户。此外，2019年我国共有218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独角兽”企业，超过美国的206家，占全球当年“独角兽”企业总数536家的四成以上。这些活跃的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也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经济的确定性，深深植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辛勤劳作和不懈奋斗。 5.不可低估的创新潜力。近年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大家对创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际上，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也是必然产物。在美国200多年的资本市场历史中，运河股、铁路股、钢铁股、航空股、金融股、消费股曾先后唱主角，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生物医药、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科创企业才大规模登上舞台。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转型升级的加速，中国经济也到了呼唤创新而且必然产生创新的阶段。美国打压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恰恰证明了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02 在大变革的复杂环境当中，如何把握确定性，“育新机、开新局”，推动企业“再成长”，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为此，我提出以下四点想法： 第一，坚定做中国经济“多头派”。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企业做大做强，归根到底靠的是国运昌盛。我们认为，面对当前中国经济“逆风逆水”的环境，一家企业能否积极进取、危中寻机、奋发有为，将决定这家企业未来5年、10年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渔民讲究，要到有鱼的地方去打鱼，要到鱼多的地方去打鱼。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水大鱼大”，立足于我国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还有广阔的空间去开拓。 第二，谨慎看待行业“天花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大分化的时代，很多人担心起行业“天花板”的问题来，而且匆匆上马地搞起了“转型”甚至“转行”。我认为，大企业对待这一问题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坚决避免三种倾向：一是把节奏问题当成结构问题；二是把周期问题当成趋势问题；三是把局部问题当成普遍问题。实际上，一些传统行业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在过去的多年中，很多人错判了房地产、基建、家电、汽车等行业的天花板。而且，我还认为，行业的天花板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的天花板。在行业实现集中化的过程中，大企业仍然大有可为，仍然可以推动企业继续成长。当然，新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产业成长空间十分巨大，我们也可以择机以多种方式进入。 第三，不断挖深企业“护城河”。在我们国家，有潜力的生意往往会吸引众多企业一哄而上，前几年叫“风口”，今年改了个名字叫“赛道”。但是，风口上的猪有99%最终要掉下来，赛道上的马也有99%最终要出局。因为，生意不但要看需求空间，还要看竞争格局。没有护城河的企业，注定难以在百舸争流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因此，我们做企业，光赶风口、抢赛道是不够的，还要牢牢盯住本质和关键，打造独到、独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不断挖深、挖宽企业的护城河，避免被市场竞争洗劫一空。 第四，注重提高企业“免疫力”。今年5月初，武汉解封后不久，我们响应总书记“搭把手、拉一把”的号召，赴武汉洽谈重大项目投资落地事宜。当时的武汉，湖光山色，春光明媚，但是有人被疫情击倒，永远无法再看到这美好的图景了。医生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病人能否挺过来，关键看本身的免疫力。其实，免疫力对企业一样重要。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黑天鹅”随时可能来袭。面对重大利空打击，企业能否生存下来，这是一个重大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企业的过程中，要有底线思维，通过压力测试留出安全边际。 “危机就是战机，是非决定成败，分化带来进化”。面对大变革、大调整的外部环境，绿地集团期盼与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改革创新，在危机中育新机、与变局中开新局，为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自己的贡献。（
日前，河南省印发《2020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提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便利性等22项任务。据了解，这是河南省自2014年发布《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在户籍政策方面动作最大的一次调整。 河南此次《重点任务》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包括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便利性、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完善“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 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河南取消落户限制的目的在于吸引更多人口进城落户，提高城镇化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建国认为，近年来，我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超大城市以外，大多数大城市的落户门槛正在不断降低。《2019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末郑州市常住人口已达1035.2万，比上年增加21.6万人，增长2.1%。 同时，《重点任务》提出“全面取消除郑州市中心城区之外的其他市县和省辖市落户限制”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郑州中心城区，则重在落实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群体“零门槛”落户政策。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综合实力更加坚实。”孙建国认为，此次郑州中心城区对重点群体“零门槛”落户政策，是郑州在城市发展整体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后的必然，而放宽落户限制只是吸引人才的第一步，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持续投入更是能否留住人才的关键。 此外，河南《重点任务》还提出推行省内跨地市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实行网上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提高居住证发证量和含金量，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新市民、返乡入乡创业等进城人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根据河南省统计局2020年3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末，河南全省总人口为1095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512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21%，比上年末提高1.5个百分点。此次河南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争取全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200万人左右。(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子佩)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 ------不应传播错误的数据 现在用百度搜索“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首先显示的数据如下：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 1955年：1965万 ．．．．．． 这组数据也不断出现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成为许多人对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的认知。由于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来龙去脉，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组数据中1949至1953年出生人口数据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其列出1949年的出生人口仅1275万，但根据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次人口普查，对应的33岁、41岁、51岁和61岁人口就分别有1428万、1301万、1391万和1303万。即使按当年被认为低估的25‰的婴儿死亡率计算，1949年出生人口也在1800万以上，根本不可能低至1275万。 如此错误的数据广为流传令人忧虑。这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关系到民族未来重大议题的基本认识上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清晰，而国内很多人依然是浑然不知。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在此，我们建议百度在搜索算法中剔除这组完全错误并严重误导读者的数据，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今后不要再转发这组数据。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 那么，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到底是多少呢？下面我们列出两组有明确来源的数据并简要讨论其可信度。 表1． 中国1949-2019历年出生人口（万人） 注1：第一列的出生人口由出生率*年中总人口计算而得，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http://data.stats.gov.cn/）。除1949年使用年末总人口代替外，其余年份年中人口为当年年末和上年年末总人口的平均。 注2： 第二列的出生人口数据在2010年以前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已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2010年和之后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 在上表中，有些年份的两组出生人口数据相差较大，那么哪组数据更为可信呢？从数据采集目的和方式来看，人口普查数据比年度数据更加权威，而实践经验也支持这种判断。 不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回测各年出生人口，需要使用不同年份的年龄别死亡率，而这些数据需要根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在一定假设下反推。这些都可能带来偏差，但综合判断，我们依然相信，上表中的第二列比第一列更接近实际出生人口。 最后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能够给出关于中国人口的真实准确数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提出“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参考专著《新基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 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9、82、168万和85、18、78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4、21、23万；皖、川、桂、豫、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3（8市数据缺失）、126个（8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0.4%、38.3%；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6、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6%、61.7%。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5%、40.5%。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81%、1.00%、0.69%，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40%、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6%、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6、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长株潭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6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3%，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7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6、62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 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中央提出“双循环”大战略，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产业链和技术链局部“脱钩”风险上升；内部，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面临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经济学家应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智识，不负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今年的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以及近三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以及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事在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成就百年未有之功业。 一、大力推进“新基建”以应对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我们在今年2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以5G为例，未来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讯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将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基建”是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有力抓手。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第一，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第二，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度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第三，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第四，新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予以配套制度支撑，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 第五，新内涵，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二、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反对“小城镇派”的计划经济思维错误观点。 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即城市群都市圈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但实践中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口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结果导致严重的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的深层次根源。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 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动力。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一，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未来应加快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 第三，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也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三、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全球老龄化不断加深，中国老龄化速度更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33年左右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老龄化率将达30%。 对中国而言，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抚养比见底，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换挡，经济金融结构面临大转型。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双循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第一，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 第二，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第三，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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