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生育政策即将迎来重大调整。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相关辅导读本中撰文解读指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 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总量在“十四五”时期将不可避免进入负增长。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按照当前趋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将从2019年的1.5下滑至1.0-1.2左右。以总和生育率1.0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1、5.2亿，老人比重分别为31.2%、53.4%。即使以总和生育率1.4稍乐观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7、7.3亿，老人比重分别为29.6%、40.7%。 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建议，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 若总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逐渐提升至1.8，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3.6、10.0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8.9%、32.5%。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摘要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我们认为，“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我们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风险提示：生育政策调整滞后，老龄化应对不力。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正文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口的争论从未停止，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与人口素质相比，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1）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9-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4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日本首相安倍面对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人，表示“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希望推动总和生育率尽快从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1.5的总和生育率太低，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亲基金”。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来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虽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2015年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生育率仅比城镇略高，但农村育龄妇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个孩子。 2）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原本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率峰值达到4.5，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我们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将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后续可视情况继续推进。当前各地区社保缺口严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国统筹可平滑地区差异，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占比85%），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较低。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低于日（65）、韩（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龄55岁，低于日（65）、韩（61）、英（63）、美（66）印（58）。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水平，消除雇主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的障碍，并通过改革养老金等加强对老年劳动力延长职业生涯的激励。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弘扬尊老文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补齐老年出行困难和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短板，为老年人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创造条件。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 二、长期挑战：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上述短期的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有可能演变为长期问题。我们知道，此次疫情爆发前发达国家就面临一个集体性的困境——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见顶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可能很快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负增长。根据预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顶峰，此后一路下降。未来十年，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是人口正增长。 从日本以及正在“日本化”（japanization）的整个发达经济体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会从经济供求两侧、金融、财政等方面形成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如果将疫情、金融危机看作是重感冒发高烧，那么，这种人口问题就是白血病。 1、经济冲击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首先会对总供给形成持久的负面冲击。我们知道，人均GDP等于以劳动力数量计算的劳均GDP乘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因此，即使劳动生产率和劳均GDP能够维持不变，人均GDP也会因为劳动力占比的下降而不断下降。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内生性地影响技术进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除了跳广场舞和躺在养老院之外，是不会需要太多的耐用消费品和各种新奇技术的。因此，劳均GDP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不断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包括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在内的20多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无一例外的是低增长、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人口问题形成的冲击还发生在总需求侧，进而造成持久的总需求不足和负的产出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甚至负增长，包括住房、各种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愈发没有了必要，投资需求长期萎靡。以日本为例，2018年的资本形成只相当于1995年的71%，总需求不足使得日本名义GDP在20多年的时间里萎缩了7%。 投资需求和总需求不足将导致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持久下跌和通货紧缩。再以日本为例，从1995年到2018年，核心CPI下跌了2%，CPI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50%以上，土地价格下跌了47%，股市基本是零增长。所以，如果货币政策当局认为CPI不能反映真实的通胀，而是要将资本品价格纳入到物价水平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资本品的价格比一般消费品价格跌的更快，跌的更加彻底。 2、金融冲击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现实经济中存在两套利率，其一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和资本边际报酬决定的自然利率，其二是货币信用供求决定的金融市场利率。古典经济学早就指出，是自然利率规定了金融市场利率的上限，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利息归根到底受制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也早就预言到，如果没有利润，零利率和负利率也是可能的。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边际报酬和资本品相对价格（托宾q）的变化，而相对于资本存量的劳动力减少会直接导致两者的持续下降。当自然利率下跌并成为负值之后，金融市场的利率就被压制在零利率陷阱动弹不得，无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起劲。 3、财政冲击 在财政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政府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债务愈发不具有可持续性。关于政府杠杆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有很多研究，基本结论都一样：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的国家，广义政府杠杆率也越高。例如，2019年发达经济体平均的政府杠杆率为101%，老年抚养比最高的日本为238%，老年抚养比其次的意大利为137%。 政府债务负担随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机制有三个：其一，人口老龄化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税基乃至税收收入的不断减少；其二，随着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和产出缺口的扩大，为了维持总需求、保持充分就业，自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其三，养老保障支出愈发刚性，并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下，由于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成为老年人的收入和支出，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提高，这一体制终将入不敷出。例如，在日本的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在1998年占比不到50%，到2018年飙升为财政支出的80%以上。 在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以年轻人的缴纳来供养老年人的财政支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切蛋糕”的再分配机制：将年轻人的资源不断地向老年人配置。这种再分配不仅降低了政府支出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持，从而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收入水平的降低还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创业乃至生育的欲望，整个社会成为“无欲望”社会。 三、解决短期问题、应对长期挑战的政策建议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V型反弹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呈现出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短期问题实际上是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趋势的延续。在不久的未来几年后，我们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因此，解决短期问题必须基于人口问题带来的长期挑战，需要综合采取相互配合协调的人口、财政和货币政策。 首先，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都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时期的人口战略，其焦点不在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而在于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本文以为，需要尽快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延迟退休年龄，加大在职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以增加有效劳动力的供给；其二，尽快摒弃“计划”和“放开”生育的政策思路，实施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保持人口总量的基本稳定。 其次，适应人口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补贴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而不是用于补贴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更不是用于愈发相对过剩、愈发效率低下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方面，财政政策有能力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对于每个二胎或以上的婴儿，给予其家庭10万元额度的综合补贴，那么，假设每年增加1千万个孩子，则每年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只相当于我国GDP的1%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补贴生育的财政支出不需要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筹措，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增发国债的方式来融资——因为这可以在有效刺激经济的前提下，解决政府债务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优化债券市场结构，并为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奠定基础。 最后，适应财政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我们往年报告中所指出，在中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中，唯有中国的央行不是以国债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国债占人民银行资产的比重长期维持在微不足道的5%左右。这种央行资产结构不仅意味着人民币是一个依附性的货币，而且，对于提高国债作为全社会安全资产的地位、建立可靠的收益率曲线并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构成了重大障碍。为此，央行应该大力购买国债，以支持积极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适应人口战略的财政政策，并借此大幅度调低长期无风险利率（例如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调到2%），减轻当前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相关新闻：殷剑峰：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
人口警报再度拉响！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然而，当舆论热议“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意味着什么”之时，却鲜有人意识到，我们有可能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低生育率陷阱”。一“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在解释“低生育率陷阱”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科普一下啥叫总和生育率。所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这是反映人口发展趋势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学界通常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各地的总和生育率一再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都接连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有的还降至1.5以下。例如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率先滑落至1.5以下，随后到了90年代，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纷纷进入这个阵营（见图1），这一态势也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不断地蔓延扩散着。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几乎都没能回到1.5以上，有的甚至还一降再降到1.3以下，堪称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极低生育率时代”。这种“生育颓势”的出现和延续，引来了政府、学界乃至商界的广泛关注与深深担忧：倘若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下的超低水平，未来势必要在经济活力、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体系、代际公平、综合竞争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多个领域持续面临巨大挑战，而且总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萎缩，最终甚至将归于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地利学者鲁茨（Lutz）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宛如掉入陷阱一般难以自拔。正因如此，1.5被公认为是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为什么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爬出来？根据鲁茨等人的研究，“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层面，它们会把生育率牢牢地锁定在低水平：（1）人口学机制人口负增长具有惯性，因过去的低生育率而导致未来出生人数越来越少，与之相应的是未来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进而使得出生人数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而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来这种负面影响的压力就越大。（2）社会学机制其核心概念为“个人理想家庭规模”。鲁茨等人认为，个人的生育偏好会受到实际生育率的影响，年轻一代如果生活在家庭孩子数量比较少的环境当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他们的理想家庭规模也会随之缩小，这便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有意识地减少孩子的生育。（3）经济学机制该机制大致可以表述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差距会导致人们减少生育——这一观点源自于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叠加老龄化的加速，经济发展前景和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普遍较高，除了经济发展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外，此前生育率的下降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兄弟姐妹较少时，自己生活水平的确是在提升的，他们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随着个人渴望的消费档次与预期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而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或者推迟生育年龄。上述三个机制，构成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内容，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就长期难以回升。为此，鲁茨等人呼吁，要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在年轻人“理想家庭规模”还不是太低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措施，否则就晚了。二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概念的问世，在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不仅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还成为了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个千分点，创下了历史最低值（见图2）；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的连续第三年减少。正因为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近些年“低生育率陷阱”频频被学界提及，不过学者们所持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并没有达到“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值；还有学者坚称，我国生育率存在低估，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是确凿无疑。如今，民政部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结果同样显示，2018年和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均低于1.5的临界值——需要指出的是，这当中存在二孩生育的堆积效应，如果将其扣除，我国2018年与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势必要比上述数据低得多。很显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区间。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国人生育意愿的走弱，人口出生率没有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而持续性地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届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另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见图3）。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疗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此外，还有两点原因在掣肘着生育率的提升：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人不想生娃的理由，很大程度上与前文讨论的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相吻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在客观上存在着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诚如民政部部长所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必须要尽快找到解题之匙。三“低生育率陷阱”能摆脱吗？话说回来，“低生育率陷阱”真的无法摆脱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该理论问世伊始，曾引发了不少国家极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但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就由2005年的1.29回升至2008年的1.5，此后多年更是长期保持在1.6~1.8的区间内。不仅如此，自2008年前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见图4），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然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至此，低生育率的回升现象也开始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构成了挑战，不少学者甚至开始质疑“低生育率陷阱”是伪命题。暂且不提这个“陷阱”是否真的存在，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至今仍深受低生育率所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难当头”的呼声依旧令人心有余悸。为了不重蹈日韩等国家的覆辙，对于形势愈发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从那些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5以上的国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毕竟，生育率不会平白无故地自己反弹，肯定是那里的人们找到了一些好办法。事实上，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此外，上述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生育率问题，因为经济形势的向好能够有效带动民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自然也就愿意生娃了。这也应了邓公的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四尾声时至今日，生娃这件事除了代表着生命的延续、香火的传递和希望的寄托之外，还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然而，生育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育问题，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和2019年1月我们两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16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生育率仅为约1.7左右，大致相当于1.3-1.4的实际生育水平，较当前情况未有明显回升。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19年出生人口继续下滑，基本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8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和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根据2019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如果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将上升19%至1.75。2018年3月我们曾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平台发起12.3万人参与的调查，选择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0%、28.1%、33.9%、14.7%、8.3%，这大致意味着调查样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42，全面放开可使意愿总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意愿生育水平并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实际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二是现实中已有家庭一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这意味着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不会这么好。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8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27.4万对持续降至1010.8万对、降幅23.9%，离婚对数从278.0万对升至380.1万对、增幅36.7%，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进一步增至43.5%；“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摘要：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 2019年初，我的老家莱芜一不小心登上了头条，这个山东最小的地级市正式被省会济南“并购”。大家知道，在中国调整行政区划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区划调整的传言，有的是说要升直辖市，有的是说要合并，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原因很简单，任何行政区划调整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光是把所有机构的门牌更换就是一个不小的“菜单成本”。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次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无非是觉得这么干的收益超过了所付出的成本。过去有很多小城市被独立设市，是因为那时要鼓励工业发展，独立决策更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比如1992年莱芜从泰安独立出来就是为了支持钢铁行业发展。但现在，随着地方资源的消耗，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些功能型城市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一个城市的责任，独立设市不如向大城市靠拢。而对于像济南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也必须把自己做大做强，否则也会在抢人大战中被淘汰。 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一边是大城市怎么限都限不住的房价，京沪深房价几乎全球最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一边是部分小城市怎么托都托不住的需求，莱芜被并购绝不是个案，鹤岗房价出现白菜价也不是偶然，城市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对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对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1 现实骨感 从26个收缩型城市看城市收缩四大症结 收缩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认定的定义，国内研究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3年及3年以上的城市认为是收缩型城市。我们根据2014-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各城市人口数量（以29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共有26个城市出现连续3年的人口净流出。从这些城市的分布上来看，四川有巴中、内江和广元市三个城市，内蒙古有通辽一个城市，陕西有安康一个城市，其余的21个城市都集中在东三省，其中，黑龙江8个，吉林7个，辽宁6个。当然还有一些城市虽然不是每年都出现人口流失，但总体上来看人口仍然成净流出趋势，比如大庆、佳木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玉门、大同、吕梁等等。 图1：近3年人口持续流出的收缩型城市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7，WIND，如是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人口流失率=近3年流出人口/2014年基期人口数量，部分城市未公布2018年GDP数据，因此统一采用2017年GDP总量及增速。 人口收缩必然导致经济收缩。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规模超过2000亿以上的只有吉林市1个，规模在1000亿以上的有绥化、齐齐哈尔、松原、锦州、鞍山、通辽6个，其余19个城市经济总量都在1000亿以下。从经济增速上来看，除了巴中、广元、内江、安康、鹤岗（基数低）以外，其余城市的实际GDP增速均低于全国GDP增速水平，通化市甚至出现实质上的负增长。 从城市收缩的原因来看，巴中、广元地处川北秦巴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因而经济发展落后。安康位于陕南地区，处在秦巴山区北侧，由于山区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在陕西排名倒数第四。内江比较特殊，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是由于产业发展定位反复（从发展糖业到轻工业，再到发展建设建材、仪表工业，最后又回到发展糖业）、战略地位模糊（地处成都重庆中间，定位不清晰，成渝辐射范围又较小），导致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东北地区的城市衰落反映了传统老工业基地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口流出的困局。具体来说，收缩性城市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资源枯竭型城市 对于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来说，资源枯竭对经济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的枯竭导致传统支柱型产业无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净流出严重，房地产需求不振。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阜新等城市都属于典型的资源枯竭型收缩城市。在东北以外，也有像甘肃玉门、山西吕梁这样的城市，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城市发展之困。 鹤岗：煤都的陨落。鹤岗曾是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鹤岗矿区曾是年产千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产区，自1949年以来带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就业。但90年代以来，鹤岗的煤炭几乎宣告枯竭。鹤岗唯一的大型企业龙煤鹤岗矿业公司，2014年的煤炭产量只有龙头企业神华集团的10%，负债累累。低迷的房价是当地经济衰退的反映。2017年鹤岗实现GDP282.9亿元，即使在东北也排名倒数第四。人口大规模流出，城市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给警察“送房送车”留住年轻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举措。2017年鹤岗人口100.9万人，与十年前相比人口净流出率达到4.7%，再加上出生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收缩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除鹤岗外，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四大国有煤矿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况。现存33个主要矿井已有16个枯竭，被国家批准破产。由于富矿数量日益减少，矿井越钻越深入，煤矿开采成本也在不断升高。鹤岗煤炭开采成本约125元/吨，阜新煤炭开采成本达到118元/吨。鸡西这座“百年煤城”，2013-2015年GDP持续负增长，2016-2017年GDP增速也没有超过1%，经济发展堪忧。还有辽宁阜新，“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4个能源项目在阜新，但从1991年开始，阜新的矿产资源枯竭变的严重，到2000年，地表沉陷问题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超过15亿元。2001年开始，东梁矿、海州矿等重点煤矿相继破产，2014-2016年出现GDP连续3年负增长的断崖式下跌。 伊春：林业基地的发展之困。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是我国森林工业的长子，也是我国重要的国有林区和开发最早的森林工业基地，素有“红松故乡”之称。1948年起，伊春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60年来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2.4亿立方米，贡献税金和育林基金等300余亿元。在木材开发的繁荣期，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目前可采林木资源已近枯竭，森工企业危困。2013年，伊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砍伐，着力产业转型，但也造成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收缩现象。2017年伊春实现GDP267亿元，在黑龙江省垫底。人口约110万人，与2000年相比，15年间减少了1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0%，城市收缩情况愈发严重。 图2：黑龙江伊春的街道冷清 *图片来源：龙瀛《中国城市进入急速收缩的时代，一些注定将走向破败》/陈荣辉摄 玉门：石油基地的衰败。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的石油重镇，玉门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市的产业体系也紧紧围绕着油田展开。1959年，玉门油田的年原油总产量超140万吨，约占到了全国油气产量的近5成，在最繁荣的时候，居民都以在石油管理局上班为荣，常住人口在20世纪末达到18.5万人。但是，资源城市的弊端也在玉门身上显现出来，曾经年产上百万吨的玉门油田，逐渐下降到了仅有40万吨，石油储量已经渐渐消耗完毕。玉门政府搬迁到新城区后，老城区的人口由原来的13万人到最后只剩下2万人，俨然已成为空城。到2017年，玉门常住人口也只剩下16.6万人，流失了10%左右，城市收缩十分明显。58同城数据显示，现在玉门有78平的房子只需13万元，单价低至1700元左右。也有新闻称曾经老玉门只需2000元就可买下一套70平的房子。除玉门外，大庆、克拉玛依等石油资源型城市也都在面临发展后半场的转型之困。 （二）产业变迁型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传统制造业发展趋势出现逆转，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制造业从业人数也从2012年开始呈现常态化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面临的产业结构性弊端开始凸显，一些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再加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转换有迟滞且成本较高，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鞍山：不能承受的钢铁之重。鞍山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被誉为“钢都”。“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是对鞍钢最好的诠释。上世纪50年代，鞍钢正值意气风发的时代，仅复工四年累计年产量就达到全国64%。1978年，鞍山GDP还在全国前20名以内。但很快，由于生产结构过于单一，世界钢铁竞争越发激烈，钢铁工业的没落导致了鞍山经济的衰退。2015年以来，因为钢铁产业整体业绩不佳，鞍钢在岗工人工资也开始连年下滑，据新闻报道，普通员工工资甚至缩水了50%以上。2016年鞍钢员工减少了近千人，却只招聘了18名应届生。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回到家乡或南下创业，鞍山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36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359万人，GDP排名也掉到了全国100名开外，成为了一座收缩型城市。 本溪也是以钢铁、化学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1949年初，鞍山、本溪、抚顺甚至成为全国9个直辖市之一，虽然很快被取消，但足见当时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分量。本溪钢铁公司始建于1905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工业企业之一。但由于一家独大，同样面临钢铁产业衰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城市第三产业结构也很单一，加工型企业，物流仓储型企业，信息产业方面都非常薄弱。2016年，本溪GDP同比断崖式下跌了34%，经济体量下降到不足千万，在辽宁省排名倒数第五，十年人口流失率超过5%。 （三）地理偏远型城市 地理区位对城市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靠近港口、运河、铁路的城市便于对外往来互通；位于大城市群的城市受益于区域协同发展效应；资源丰富的城市可依托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等等。但也有一些城市既不是交通枢纽，又远离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对人口的吸引力最弱。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市，四川的巴中和广元上榜也是因为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导致的。以前巴中坐汽车去成都要12个小时，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和动车会方便一些，但走成巴高速也要4个多小时。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先坐2个小时车程的汽车到阆中站，再坐动车到成都也要3个小时，如果坐普通火车总共需要6-7个小时。 图3：从巴中到成都至少需要中转1次汽车、1次火车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如是金融研究院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西部，北纬45至48度，从地图上看接近中国的最北角。东临大庆市和绥化市，南接吉林省白城市，西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与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接壤。可以发现，齐齐哈尔与周边临近城市都属于收缩城市，当地所处的城市群整体实力弱，再加上冬季寒冷漫长，在铁路网的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哈尔滨方便。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坐动车最快要1小时40分钟，如果坐普通列车的话要4个小时左右。从2010年开始，齐齐哈尔就出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出，截止2017年已经累计流失38万人口。 在临近齐齐哈尔的呼伦贝尔市，有一个县级市根河，地处北纬50度至52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河市是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年平均气温-5.3℃，历史极端低温-58℃，年封冻期210天以上，有“中国冷极”之称。如果去哈尔滨的话，至少需要中转2次火车，时间需要13-14小时。由于地处偏远，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收缩城市。从2014-2017年人口流失率达到8%。 图4：从地图上看根河和齐齐哈尔比较接近中国最北角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如是金融研究院 （四）被动虹吸型城市 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使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比如北京周边的高碑店，2008年的时候人口还有近60万人，到现在只剩下54万人左右，流出率达到10%。北京的虹吸效应强大源于与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城市群协同效应不强，长三角、珠三角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随着都市圈和大城市群建设的不断推进，大城市周边城市将同时承接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有望向周边中小城市溢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来说，也许并不需要过于担心，但承接中心城市的人口迁出和产业转移能力是发展的关键。 图5：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 人口流出的同时，收缩城市面积持续扩张导致城市资源错配。过去城市的发展思路基本都是扩张再扩张，没有认识到“小而美”的重要性。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部分城市人口在下降，面积却在扩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比如大庆，与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比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了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23平方公里，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本来就无法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现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需要更加紧凑，这也是提出中小城市容许收缩，瘦身强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历史经验 全球六个典型的“收缩型城市” 收缩城市不仅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国际上收缩城市的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一些老工业城市，像利物浦、谢菲尔德就已经出现了人口收缩的苗头。二战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加入了收缩的行列。有研究表明，2000-2012年的时候全球有20%属于收缩城市，美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2013-2017年，世纪收缩城市数量排名变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巴西、日本、南非。这说明，收缩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快速增加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德国莱比锡：政治变革引发的巨变 莱比锡位于德国中部，从工业化开始，以印刷业为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期。1933年人口达到71.3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并成为德国第四大城市。莱比锡的人口转折点从1938年开始，“水晶之夜”不仅是犹太人的噩梦，也使莱比锡丧失了大量知识分子。1949年德国分裂，作为民主德国的一部分，莱比锡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全国性的银行总部和政府机构迁移到联邦德国。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莱比锡人口持续流失，迁移西德的人口源源不断，即使是柏林墙限制了人口的外迁，然而1951年到1989年，莱比锡的迁出人口达到5.8万。1990年德国统一，莱比锡却因此遭了殃，被限制迁移的德国人口开始持续地向西部迁移，从1989年至1998年，莱比锡人口减少总计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0%。 （二）英国利物浦：最大港口城市的没落 利物浦不止以足球队闻名，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初期，贸易额占据世界贸易总量的40%，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英国地第二大城市。利物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爱尔兰人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城市的大量移民，1931年，利物浦的人口达到85.6万人的历史巅峰。人口的转折点开始于上世纪中期，起因是淤积的泥沙堵塞了航道，清除泥沙的成本又非常高，相当于再建一个新港，新兴的大规模远洋运输业务就转移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城市。再加上集装箱技术的发展，使利物浦的船坞和传统制造业急剧衰落，失业率开始上升。去工业化彻底动摇了利物浦的港口经济的工业基础，许多制造业关闭或者迁移，人口开始向外围迁出。截至2008年底，与1931年的历史人口峰值相比，现在利物浦人口数量为43.5万人。人口减少幅度达49%， （三）日本函馆市：去工业化时代的衰退 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同样席卷了日本。和利物浦类似的，日本的一个港口城市函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函馆市位于北海道南部，主要产业为航运业、渔业等，后来发展成很重要的运输和贸易港口。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喷气式飞机、陆运等交通方式发展，函馆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的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函馆的船业失去了经济竞争力，西部沿海地区开始流失大量人口。1977年，根据国际公约，渔业用地被缩减了200海里，进一步抑制了渔业的发展。造船和渔业的衰落导致经济的衰退，十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原本发达的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荒地、空地。自1980年以来，函馆的总人口流失了20%，但是老年人的比例翻了三倍。到2030年，预计老龄化率将达到33%。 （四）美国底特律：从“汽车之都”到“破产城市” 底特律在2013年的破产令人唏嘘，这座闻名世界的“汽车之都”就此陨落。在鼎盛时期，底特律一年的汽车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90%，福特、通用等大型汽车工厂总部都聚集在此。到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180万人，跻身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然而197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其他国家汽车行业冲击和石油危机的重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三大汽车公司逐渐落后于日本、欧洲厂商乃至新兴韩国厂商，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败。支柱产业的衰落导致精英人口外流，税基萎缩，服务业受创，暴力犯罪频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陷于瘫痪，城市一片衰败。2010年底特律的人口仅有70万左右，比1950年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超过60%。最终2013年，经历了痛苦的衰退之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 图6：在底特律随处可见大量的空置房屋 *图片来源：人民网 （五）美国匹兹堡：一代“刚都”的落幕 如鞍山之于中国，匹兹堡是美国的“刚都”。19世纪80年代时，匹兹堡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其钢铁产值占美国当时钢铁产值的近2/3。二战给匹兹堡带来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口，1969年人口最高峰时期超过276万。但197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萧条斩杀了匹兹堡的钢铁产业，1978年，拥有100余年历史的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在匹兹堡的工厂倒闭，1.75万名工人失业。此后5年间，匹兹堡钢铁工业岗位消失了超过10万个。大规模发展钢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偿还。经济水平和宜居程度的下降使得匹兹堡开始了持续20年的人口流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市区居民较1950年减少了55%，人口与历史最高水平相差近30万。 （六）芬兰列克萨：森林业衰落后的收缩 位于芬兰东部的列克萨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从19世纪开始就对树木进行采伐、加工和出口，发展相关产业，成为芬兰有名的林业城市。在20世纪初，森林业曾为列克萨提供了近9000个就业岗位，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一。人口也持续增长，并于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树木的减少，对森林资源进行粗加工的单一利用方式的弊端愈加凸显，林业作为列克萨的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产值大幅下降。到2006年，林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不到1000个，还不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列克萨的人口开始明显的流出，在1959-2010年间，列克萨的人口收缩了52.6%。 图7：列克萨支柱产业森林业产值下滑造成提供岗位迅速减少 *图片来源：《Changing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eansto Counter Decline in aPeripheral City in Finland》 图8：列克萨风景优美但人烟稀少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 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全球经济变迁所伴随的去工业化、产业转型的过程，原有的老工业基地难以在国际竞争中找回失去的地位，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的现象，由此造成人口流失。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一旦资源枯竭会造成城市整体经济衰退。三是政治变化、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口流失，比如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其他影响因素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造成经济结构巨变。四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城市收缩。 3 未来突围 一个城市避免收缩的四种出路 中小城市人口总量小并不代表没有发展空间，因为判断一个城市综合实力最终还是看人均GDP，人口少也不见得是劣势。我们发现，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小城市城市往往拥有自己的经济特色，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也能够摆脱城市收缩的命运。这说明对于广大中小城市来说，“小而美”比盲目追求扩张更有可能避免走向消亡。 即将收缩的城市应该如何应对？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方向是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城市形象。比如德国莱比锡，通过引进宝马、保时捷建立工厂，德国邮政、亚马逊建立物流集散中心，以求向新兴工业转型。并重新将城市定义为贸易、展会和文化之城，通过各类音乐节增加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美国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大力推动交通工程、滨道工程的建设，同时政府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刺激性投资，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立高档社区。另一个方向是接受城市收缩的现状，尽力让城市各部分健康协调运行。比如美国杨斯敦，通过将大量荒置土地转化为绿地空间，将原有工厂改造成工业艺术中心等措施，在收缩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环境的治理，打造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日本的富山市则致力于发展紧凑型城市，重建以“富山轻轨”为重点的公共交通网，将城市整体划分为14各地区生活圈并激活中心市区的产业和商业，方便市民生活。 中国也有不少中小城市逆袭的成功案例： 以生态环境为特色，例如三亚。国内拥有海湾、沙滩类似景观资源的海滨城市也不少，但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最优越的。大连冬季寒冷，宜居海岸线较短，三亚作为“东方夏威夷”，全年无冬，海岸线蜿蜒漫长；北海城市配套十分落后且交通不便，居住舒适度差。三亚各种高级酒店林立，拥有国际机场，是海南接待国际游客数量最多的城市；厦门的海滨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三亚蓝天碧海、椰风沙滩的热带风情更加独特。在海南岛内来看，三亚是旅游资源也是最优越的城市，旅游收入都远高于岛内其他城市。三亚现在常住人口在76万人左右，十年间增加了11万人，增长了38%。GDP增速连续四年超过省会海口。立足于特色旅游业发展，三亚的目标是下一个迈阿密，城市未来发展仍充满活力。 以科技创新为特色，例如昆山。昆山最早被人熟知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聚集地。作为江苏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昆山成为吸引外资的前沿，也是最早拥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大陆城市。而在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两次跨越后，昆山选择了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之路，从创办“出口开发区”，到打造产业科创中心，2018年昆山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211家，居于江苏省首位。并于2018年入选首批52个国家创新型县（市）。从人口上来看，2000-2010十年间，昆山人口增加了88.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此后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昆山以超强的经济实力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排名第一，各项细化指标都遥遥领先，更是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2018年昆山实现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省GDP3705亿元。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以产业优化为特色，例如张家港。在苏州各区县中，张家港所能接受到上海的辐射其实是最弱的。但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40年来，张家港平均经济增速达到18.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9%，GDP总量由1978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720亿元，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张家港排名第三，仅次于昆山和江阴。从一个“穷二代”到苏南前三强，张家港实力的积累源于其选择发展特色港口经济。当时，市委书记秦振华只用了160天时间，就把长江的一片芦苇滩变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码头，9个月就建成了国家级保税区。此后，张家港大力实施“以港兴市”的战略，通过港口物流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今，口岸货物吞吐量达到2.9亿吨，居全国首位。外贸运量6254万吨，成为长江沿线最大的外贸商港，进出口总额达2180亿元。在此基础上，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成就了本地产业转型升级。与2010年相比，人口也增长了3.8%左右，城市规模一直在稳步上行。 以人文品牌为特色，例如浙江乌镇。乌镇的开发模式一直是全国古镇保护开发中成功运作的典范，因为其证明文化古镇的运营不只是依托景观打造纯粹的观光型景区，而是重在景观与居民市井文化相融合，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打造人文品牌。乌镇受到世人瞩目从别具心裁的创设了乌镇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两大人文品牌活动开始。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注入了区别于其他古镇的新文化元素，也成为乌镇文化产业的孵化器。中国龙头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每年聚集于此，一张名为乌镇最重要饭局的照片成为这个古镇新的标签。创客经济在此生根发芽，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定居。2017年，乌镇景区全年实现营收16.5亿元，同比增长21%。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一千万人次。乌镇的总人口也在增长，从2012年的5.6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7万人。 总体来说，未来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各能级城市发展分化将成为常态。避免城市的收缩比实现城市的扩张更加困难，对于那些即将收缩的城市，凸显鲜明的城市特色、培育突出的优势产业是摆脱消亡宿命的制胜法宝。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