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鉴于大家都已经说腻了打工人的各种职场苦逼,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被困在交通里的打工人,当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 12月4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报告》以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计算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以及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报告》主要依照城市规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来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为36分钟。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具体来看,在4个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通勤距离9.3千米,而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上海通勤时耗42分钟已远高于平均数值。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许多特大城市通勤时长也远超通勤36分钟平均线,其中南京市、青岛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时耗均在39分钟,而重庆市以时耗均长40分钟“拔得头筹”。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具体来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分别占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过1小时的占据数据榜之首,占比26%,上海以占比19%的数据比率“紧随其后”。 看到这些数据,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曾经网上有个经典的例子,燕郊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与通州隔着一条潮白河。由于离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据点。数据显示燕郊在2007年的时候只有10万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数高达75万,几十万的北漂占据了一半多,大多数人都必须忍耐了每天好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间。 同样的例子其实在笔者身边也都存在,笔者有个朋友在苏州火车站附近买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铁当地铁坐,穿梭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较高的房价。 二、打工人为什么被困在交通里? 说实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而在这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开始显现开来,因此,我们要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要知道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仅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让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的超级特大城市。由于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毕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么少,人口又那么多,这种矛盾要解决就只有城市不断扩张,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区面积一般认为是660平方公里,而上海的总面积则达到了六千多平方公里,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区,也就是常说的外环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确只有这里还有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是只有这里的房子价格还能接受了,所以极端通勤现象出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加剧了极端通勤。如果说人口集聚带来了整个城市人数的增加所以导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区的话,那么恶劣的交通环境则加剧了这个过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93.4万辆。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153.6万人,算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了汽车,过大的汽车保有量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北京城市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其交通规划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汽车,其实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城市变得日益拥堵,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通勤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趋势还是相互叠加的,越是年轻人越生活在城市远郊,而越是城市远郊的公共交通情况就越差,对于汽车的依赖就越高,最后反而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让极端通勤问题进一步变成恶性循环。 第三,被困在交通里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当前的极端通勤问题需要的是多方解决,从最宏观的角度出发,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专门加强城市的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城市拥堵。从房地产的角度出发,城市需要从民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住房成本压力,虽然从目前来看大规模降房价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从而降低居住压力,提供廉租房等进一步让居住不再那么困难,这也成为了一种解决极端通勤的策略。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降低员工成本,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将企业总部搬到一些较为交通方便、远离城市拥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从而压缩通勤时间。 极端通勤正在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关键问题,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的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关注了。
近年来,中国脱贫攻坚成绩斐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贫困人口占九成以上,而到2019年已经基本消除了极端贫困。 按照中国的贫困标准,即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以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即从7.7亿人减少到3050万人。而根据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国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至0.6%。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标准,即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那么在1978年到2015年间,中国贫困人口从约8.75亿下降至1000万。 得益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今天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上世纪中叶大幅提高约30岁。 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自1981年以来,全球约有12亿人口脱贫,其中中国脱贫人口占约74%。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成功,联合国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即1990年至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实现便无从谈起。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减贫成就,究竟原因何在? 1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 首先,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坚持贸易与投资开放,逐步放开商品价格,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加强产权制度,控制通货膨胀,从而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使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引发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升。 中国的对内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1980年开始设立的沿海经济特区,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入,迎来了增长模式转换的新时代。 中国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长达40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进一步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 2 各级机构,政策支持 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就是今天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在省、市、县等地方各级政府均建立了扶贫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监督扶贫政策的制定,包括国家贫困线的划定和减贫项目的顶层设计;各级扶贫办负责监督地方减贫项目落实情况。 扶贫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人们获得可持续性生计,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脱贫。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来自农村,所以发展农业生产力是重中之重,许多扶贫项目就是专门针对农村地区设计的。各级扶贫机构推动相关政策设计和项目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避免了再次遭遇饥荒。 3 量身定制,精准施策 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域上,中国的减贫节奏并不一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减贫速度最快,后来随着贫困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减贫速度随之变慢。 改革开放初期,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就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而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则更有针对性。要想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必须了解贫困家庭及其成员信息。2014年,中国完成了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相当于针对最贫困人口创建了一个大型“数据库”,初步统计出7000万贫困人口。 随着中国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该数据库不断更新,为基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最后一批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参考依据。 4 社会各界,一齐动员 中国除了将扶贫工作成效纳入政绩指标,以此调动各级政府官员积极性外,大量企业、银行、民间组织和慈善团体也群策群力,为减贫事业添砖加瓦,做出一份贡献。这种“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贫困和偏远地区可以更方便地对外销售商品,和以更低价格购买商品。政府大力加强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助推了当地产品走向市场。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也积极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还使贫困人口能够享受更多的金融、医疗以及教育等服务。 改革初期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资源下降,导致教育和卫生等政府服务不均衡。为了扭转这种不平等现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包括重新分配财政资源,激励优秀教师到最贫困地区工作,以及鼓励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学校同贫困地区学校“结对子”,进行对口帮扶。 5 国际合作,全球经验 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也部分依赖于国际伙伴关系。世界银行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扶贫援助,特别是为农业、运输、能源、城市化、卫生、教育、社保以及扶贫等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建议和财政资源。中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注重提升自身的改革能力建设,将国际经验“消化吸收”,结合中国国情在国内进行推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作 者: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前局长郝福满 (Bert Hofma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研究员江诗伦 (Lauren A. Johnston) 责编 :布英娜 编辑 张钊 潘家欣(实习生)
被誉为“金砖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长期关注新兴经济体发展。他认为中国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巨大的劳动力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助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摆脱贫困的两大重要引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学习中国经验,在教育、科技应用、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等方面加大发力,提高生产率。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全球正常经济活动遭遇重大破坏性影响,今年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联合国报告指出,受疫情冲击,全球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已经出现倒退——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在这一危机时期,国际社会承认我们已经取得的减贫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成果。 图片来源:中国居功至伟。中国不仅使8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而且使大约一半人口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七国集团” (G7) 的水平。这样的成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2001年,我发表了题为《世界需要更好的经济“金砖”》 (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 的报告,“金砖国家”概念一炮而红。我在文中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可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也确实看到了这种潜力。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和当时在高盛的同事们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末,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名义经济规模将与美国相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已经帮助这么多人脱贫,其他金砖国家能从这一巨大成就中学到什么?这些经验也许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更适用,特别是贫困国家比较集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两大引擎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两股力量驱动的:一是劳动力规模,二是劳动生产率。 决定劳动力规模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人口趋势,因此那些出生率高、人口预期寿命长的国家,往往拥有较大的劳动力优势。除此之外,移民是唯一能真正显著影响劳动力规模的另一个因素。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是平均年龄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比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得更快。 图片来源: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10亿的国家,相较于其他金砖国家优势明显。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可向中国学习的——想学也学不来。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人口规模与中国近似的印度。事实上,因为印度人口平均年龄比中国更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其人口规模很可能超过中国。理论上讲,这将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过中国。 不过,这也不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增长还有第二个决定因素,即生产率。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并没有特别的天然优势,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更为强劲,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 图片来源:提高生产率不仅困难,而且没有现成的章法可循。经济学家认为,某些成功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但这仅仅是有根据的猜测,并不是定论。 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医疗条件、人力资源素质、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各种现代技术,都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包括一国追求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数量,以及国家债务水平等,也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同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在以上多个方面中拿到了更高分。 中国经验 我在担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期间,除了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外,还主持创建了一套名为“全球经济增长环境指数” (GES) 的评分体系。这套体系包含18个指标,我们认为这些指标是促进可持续增长、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多个指标在上文有所提及。 过去,我们每年都会发布大约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GES指数得分,直到2014年以后停止了发布。 在2014年的指数中,新加坡总分为8.10,高居183个经济体榜首;厄立特里亚得分仅2.50,在榜单中垫底;中国得分为6.03,在金砖国家中最高,并首次超过了G7国家意大利。 图片来源:就会发现其他金砖国家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在教育、科技应用,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性相关方面成就显著,尤其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程度。 当然,中国若要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更多财富的长期目标,它仍需在国家治理和依法治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但对于希望取得同样成就的其他金砖国家而言,中国有更多地方值得学习。
导读 生育政策即将迎来重大调整。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相关辅导读本中撰文解读指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 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总量在“十四五”时期将不可避免进入负增长。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按照当前趋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将从2019年的1.5下滑至1.0-1.2左右。以总和生育率1.0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1、5.2亿,老人比重分别为31.2%、53.4%。即使以总和生育率1.4稍乐观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7、7.3亿,老人比重分别为29.6%、40.7%。 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建议,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 若总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逐渐提升至1.8,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3.6、10.0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8.9%、32.5%。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摘要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我们认为,“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我们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风险提示:生育政策调整滞后,老龄化应对不力。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正文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口的争论从未停止,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与人口素质相比,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1)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9-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4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日本首相安倍面对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人,表示“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希望推动总和生育率尽快从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1.5的总和生育率太低,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亲基金”。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来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虽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2015年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生育率仅比城镇略高,但农村育龄妇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个孩子。 2)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原本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率峰值达到4.5,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我们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将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后续可视情况继续推进。当前各地区社保缺口严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国统筹可平滑地区差异,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占比85%),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较低。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低于日(65)、韩(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龄55岁,低于日(65)、韩(61)、英(63)、美(66)印(58)。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水平,消除雇主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的障碍,并通过改革养老金等加强对老年劳动力延长职业生涯的激励。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弘扬尊老文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补齐老年出行困难和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短板,为老年人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创造条件。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 二、长期挑战: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上述短期的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有可能演变为长期问题。我们知道,此次疫情爆发前发达国家就面临一个集体性的困境——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见顶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可能很快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负增长。根据预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顶峰,此后一路下降。未来十年,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是人口正增长。 从日本以及正在“日本化”(japanization)的整个发达经济体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会从经济供求两侧、金融、财政等方面形成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如果将疫情、金融危机看作是重感冒发高烧,那么,这种人口问题就是白血病。 1、经济冲击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首先会对总供给形成持久的负面冲击。我们知道,人均GDP等于以劳动力数量计算的劳均GDP乘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因此,即使劳动生产率和劳均GDP能够维持不变,人均GDP也会因为劳动力占比的下降而不断下降。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内生性地影响技术进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除了跳广场舞和躺在养老院之外,是不会需要太多的耐用消费品和各种新奇技术的。因此,劳均GDP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不断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包括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在内的20多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无一例外的是低增长、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人口问题形成的冲击还发生在总需求侧,进而造成持久的总需求不足和负的产出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甚至负增长,包括住房、各种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愈发没有了必要,投资需求长期萎靡。以日本为例,2018年的资本形成只相当于1995年的71%,总需求不足使得日本名义GDP在20多年的时间里萎缩了7%。 投资需求和总需求不足将导致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持久下跌和通货紧缩。再以日本为例,从1995年到2018年,核心CPI下跌了2%,CPI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50%以上,土地价格下跌了47%,股市基本是零增长。所以,如果货币政策当局认为CPI不能反映真实的通胀,而是要将资本品价格纳入到物价水平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资本品的价格比一般消费品价格跌的更快,跌的更加彻底。 2、金融冲击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现实经济中存在两套利率,其一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和资本边际报酬决定的自然利率,其二是货币信用供求决定的金融市场利率。古典经济学早就指出,是自然利率规定了金融市场利率的上限,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利息归根到底受制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也早就预言到,如果没有利润,零利率和负利率也是可能的。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边际报酬和资本品相对价格(托宾q)的变化,而相对于资本存量的劳动力减少会直接导致两者的持续下降。当自然利率下跌并成为负值之后,金融市场的利率就被压制在零利率陷阱动弹不得,无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起劲。 3、财政冲击 在财政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政府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债务愈发不具有可持续性。关于政府杠杆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有很多研究,基本结论都一样: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的国家,广义政府杠杆率也越高。例如,2019年发达经济体平均的政府杠杆率为101%,老年抚养比最高的日本为238%,老年抚养比其次的意大利为137%。 政府债务负担随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机制有三个:其一,人口老龄化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税基乃至税收收入的不断减少;其二,随着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和产出缺口的扩大,为了维持总需求、保持充分就业,自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其三,养老保障支出愈发刚性,并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下,由于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成为老年人的收入和支出,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提高,这一体制终将入不敷出。例如,在日本的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在1998年占比不到50%,到2018年飙升为财政支出的80%以上。 在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以年轻人的缴纳来供养老年人的财政支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切蛋糕”的再分配机制:将年轻人的资源不断地向老年人配置。这种再分配不仅降低了政府支出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持,从而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收入水平的降低还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创业乃至生育的欲望,整个社会成为“无欲望”社会。 三、解决短期问题、应对长期挑战的政策建议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V型反弹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呈现出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短期问题实际上是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趋势的延续。在不久的未来几年后,我们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因此,解决短期问题必须基于人口问题带来的长期挑战,需要综合采取相互配合协调的人口、财政和货币政策。 首先,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都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时期的人口战略,其焦点不在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而在于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本文以为,需要尽快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延迟退休年龄,加大在职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以增加有效劳动力的供给;其二,尽快摒弃“计划”和“放开”生育的政策思路,实施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保持人口总量的基本稳定。 其次,适应人口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补贴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而不是用于补贴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更不是用于愈发相对过剩、愈发效率低下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方面,财政政策有能力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对于每个二胎或以上的婴儿,给予其家庭10万元额度的综合补贴,那么,假设每年增加1千万个孩子,则每年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只相当于我国GDP的1%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补贴生育的财政支出不需要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筹措,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增发国债的方式来融资——因为这可以在有效刺激经济的前提下,解决政府债务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优化债券市场结构,并为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奠定基础。 最后,适应财政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我们往年报告中所指出,在中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中,唯有中国的央行不是以国债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国债占人民银行资产的比重长期维持在微不足道的5%左右。这种央行资产结构不仅意味着人民币是一个依附性的货币,而且,对于提高国债作为全社会安全资产的地位、建立可靠的收益率曲线并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构成了重大障碍。为此,央行应该大力购买国债,以支持积极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适应人口战略的财政政策,并借此大幅度调低长期无风险利率(例如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调到2%),减轻当前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相关新闻:殷剑峰: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
最近,住建部印发工作简报,以《长沙市落实主体责任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为题,对长沙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而在此之前,其实深圳就曾经派出过考察团,向长沙学习取经,考察团回去后,马上就出台了楼市调控的新政策。那么长沙模式都包括哪些方面,是否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呢? 首先,长沙的房价是省会城市里最低的,目前只有1万出头,远低于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安徽合肥,甚至比不太发达的江西南昌都要低,注意不是说长沙的房价没涨,而是说他涨的明显要比其他的城市都慢,幅度也更小。 其次,长沙之所以能管住房价,就是靠的3招,1限售4年,2严管二套房,首套房拿证4年后才能买2套房,而且还要收4%的重税,换句话说连2套房也不鼓励。3人才引进也得24个月以后才能买房。不给任何漏洞的空间。 第三,土地供给充裕,不断地释放土地出来,来平抑大家炒房的预期,最近5年间,长沙供应土地9000万平方米,按照90平米一套房,和普通小区的平均容积率1来计算,差不多是100万套房子,够300万人居住了。而最近3年,长沙人口增量大概是70几万人,所以土地绝对是给的高高的。这样二手房就很难涨价,二手房涨不起来,大家就没钱可赚。有人说长沙不缺土地,所以才拼命供给,其实可能出了深圳,其他城市都不缺土地,只是想与不想的问题。 第四, 管理者态度坚决,主打的就是长沙的宜居性价比。相比于其他城市比如杭州打造互联网概念,合肥,武汉打造科技,厦门是教育,深圳广州是大湾区,长沙在很多方面不占优势,但是房价低成为了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优势所在,长沙的房价收入比才只有6倍,也就是说,好好工作6年不吃不喝就能买的起房了,这已经低于了国际平均水平,所以长沙楼市基本上是没有泡沫的。比较一下,深圳工资虽然高,但却需要打工者不吃不喝35年,北京上海需要25年,即使差不多的南京,武汉,合肥,郑州也得是12-13年。相当于比长沙多了一倍。 所以这么来看,长沙模式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老齐在星球粉丝群里一直在说一句话,楼市调控只是想不想的问题,当年其实有两个模范,一个是重庆一个是长沙,但在黄先生走了之后,重庆模式立马瓦解,短期报复性上涨,这个对比很显然就是人不行,目前只剩下了长沙模式还在坚守,不以房地产为拉动地方经济的动力,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需要有强大的政策定力才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在严控房价的情况之下,其实也取得了非常健康的增长,2019年实际GDP增速达到了8.1%,要比其他的城市都要快速,排在他后面的是,南京和成都,增长7.8%,其他主要发达城市,就没有超过7%的了,而且长沙的总量并不低,也是过了万亿GDP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16,如果这个增速能够保持,其实他用不了几年就能排进前12,总量上超过宁波无锡青岛郑州,应该是很快的事。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大量人口涌入,从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排名来看,第一是深圳,最近3年涌入146万人口,其次是广州进入120多万,第三是杭州117万,后面3家分别是西安,重庆,长沙都是涌入70几万人口。可见长沙的人口吸引力也在全国排名前列,这个跟房价低绝对有直接关系。 可见,不靠房地产的长沙,照样能够发展经济,吸引人口,经济增长在全国排名前列,所以长沙模式确实值得推广。现如今对于房地产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恐怕就是重庆的黄奇帆,因为只有他既是经济学家,还成功控制过房价,黄先生之前就说,房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价被炒高了,所以他成功控制房价的绝招,其实就是土地要爬行钉住人口增长,这些观点都在他的结构性改革的书里,回头我们在星球的读书圈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口可以先增长,但是土地必须在未来的一两年内给足,以适应甚至超出人口增量,这样就不会再有炒房的预期了。而且他认为土地有的是,只是效率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重庆已经证明有效的地票制度给予合理规划。 老齐之前一直说一句话,明明河上有桥,非要下水摸石头?很显然这就是不想走过去才会这么干,说是下水摸石头,其实只是想浑水摸鱼而已。房价不是管不了,而是有些地方态度有问题,不太想管,有的是要通过高房价多卖地,有的想控制人口过多流入,有的想的更长远,房价高地价高,以后开征房产税,那么定价也就更高,还想着未来多收税,也有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所以怕下狠手把泡沫整崩溃了,所以现在思想并不统一,那么作为住建部门,应该先解决态度的问题。现在的长沙,和之前的重庆,非常成功的经验,应该多多推广下去。毕竟房价这个事,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