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散能否实行政府规划？ ——苏联为何神奇存在七十年？ 苏联的失败并非奥地利学派的胜利，而是亚当斯密市场规模理论的胜利。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其逻辑也非常简单，奥地利学派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知识是分散的，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是全部知识的一小部分，没有哪个人或组织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所以不可能制定计划，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就是专门阐述他这个观点的。 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理论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就连科斯这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都认为他的正确的。但在我看来，哈耶克的理论看似逻辑自洽，其实也有很大问题。我们先从现实看，一个社会秩序如果不科学可能存活不了七天，也不可能存活不了超过七个月，更不可能超过七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存活时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奇迹般的存在了七十年，几乎是三代人的时间。一个存在时间可以长达七十年的制度，足以说明其内部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没有美国从苏联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收买瓦解，苏联存在的时间可能更长。苏联解体后，人们纷纷研究苏联为何失败，但我认为研究苏联如何神奇存在七十年比研究苏联为何失败更有意义。 苏联之所有存在长达七十年，长达几代人的时间，肯定是克服了哈耶克所说的由于知识分散而无法实行计划的问题。那是怎么克服的呢。我的观点是，制定计划根本不需要一个掌握全部知识的超人，计划不是从上而下制定的，而是从下而上制定的，知识分散根本不影响计划的制定，反而有利于计划的制定与修正。 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虚构了一个全能的“中央计划机构”，他指出“存有争议的，不是要不要计划，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 在争论中使用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并且他指出要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哈耶克文中通过“特指”而虚构出来的“中央计划机构”完全不符合事实。后来包括吴敬琏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也基本沿用哈耶克的说法，这更是“以讹传讹”。其实在苏联和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全年的中央计划机构，人类也从来不需要这样制定计划。 哈耶克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他想的太简单了。他想当然的认为所有计划都是“上面制定，下面实行”，其实这个“隐含假设”完全是错误的，完全与事实完全不相符。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看似逻辑自洽的理论，往往包含着错误的“隐含假设”，推翻一个结论，只要“找出他的错误隐含假设”即可。 哈耶克的“知识分散不能实现计划”的隐含假设就是就是“计划只能由上边的人制定，然后给下边的人执行”，这听起来好像对，其实正好相反。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下边的人制定计划再报到上边，领导一般只负责计划的汇总与修正。在企业里每月提交工作计划的永远是员工，而不是领导。中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懂行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听出来哪一段是哪个部委写的，总理作报告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由国务院各个部门组成的执政团队。 也就是说国家的计划在现实中是从下到上制定的，而不是从上到下制定的，计划的制定者不需要掌握全部的信息，因为信息是可以从下向上传递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地区，每个工厂都制定生产计划，这些计划汇总一起就是国家的生产计划，计划的制定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拥有无限知识的全能超人的存在，这才是计划经济运行的真相，也是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上存活长达七十多年的原因所在。很多外部人不理解也正常。即使国家会主动做一些规划，也是根据下面汇报的信息制定的，而不是盲目拍脑袋。 既然计划经济可行，那为何苏联还会解体呢，这个经济问题至今也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这苏联解体是一个市场规模的问题。苏联虽然看似很庞大，其实人口才两亿多，劳动人口才几千万，其中除掉公务员，军人、农业、教育、服务业人口，真正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也不过一千万左右，跟中国一个省的劳动人口规模差不多。现代经济的工业门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又比较封闭，大部分都要自给自足。但以苏联一千万左右的工业人口规模，是不能把所有工业部门都做好的。在当时美苏竞争的大环境下，苏联只能将有限的生产力优先投入到军事领域，这就导致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居民生活受影响很大。因此与美国的竞争中，苏联的军事工业可以强于美国，但由于无法顾及轻工业，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慢慢不如美国，因此在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主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在大国实行，人口太少的小国不适合搞社会主义。到了现在世界，有的行业全世界只需要一两个企业就行，比如生产圆珠笔芯的机床，比如芯片光刻机等，全世界也只有一两家企业在生产。因为全世界的用量都很小，供应链是全球的，生产企业太小都形不成规模，反而只有一两家生产效率就比较高。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对于很多小国根本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如果人类经济只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苏联两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是非常不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口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工业开始大爆发，苏联的工业生产人口就明显跟不上了。 美国人口也才三亿多，上世纪的滞涨后，美联储实行了极高的利率政策，美国制造企业受不了那么高的利率，纷纷外迁到东南亚等国家。低端产业迁移后，美国就可以轻装上阵，只做高端制造，其他低端产品则通过向其他国家进口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电子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因此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就更具有优势了。如果美国没有低端制造业的外迁，其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 从辩证的角度看，里根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利用高利率一手造就了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也一手成就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但当时沃克只是想治理通胀，并没有想对美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更没有想到他的政策可以帮忙打败苏联，这些蝴蝶效应般的连环效果是他根本没可能预测到的。因此我在本文中将美国打败苏联的头号功臣归为美联储主席沃克，估计他自己也想不到，但历史就是如此。 苏联解体后，苏联竟然大量的从中国进口轻工业产品，而那时的中国又是多么的落后，可见苏联的轻工产品短缺到了什么程度，而中国目前还在向俄罗斯进口武器，又可见当时苏联的高科技又先进到了什么程度，中国高速发展二十年都没有赶上。 总之，人口短缺导致苏联只能放弃部分民生产业，相反美国则通过产业外迁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才是苏联解体，美国继续强大的经济学解释。苏联的失败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理论在起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如果当时苏联人口可以增加到五亿人口以上，则他的轻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电子工业都可以有足够的人口去发展，苏联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非常大的提高，苏联就不会解体了。现在俄罗斯也是这样，实现市场经济后，俄罗斯的轻工业仍然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技术不行，俄罗斯在很多科技方面仍然是遥遥领先的，只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小，做好石油和军工两个行业已经让其实现了充分就业，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口再去做其他行业了。 德国人口更少，汽车制造就已经占据了其大部分人口，就不可能再有人口去做别的行业了，所以手机、电脑、互联网等行业也很难在德国发展起来。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可以做到产业齐全，而且仅靠中国市场就可以让中国各个行业做到世界第一，这是由中国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决定的。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可以发展门类齐全的工业，而且每个行业都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 总之政府做计划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知识分散在社会中，奥地利学派推崇社会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我将人类秩序分为“利益博弈秩序”和“公义设计秩序”两种，通过社会博弈形成的社会秩序往往由强势者主导，非常不公平。这种“利益博弈秩序”秩序也可以称为丛林秩序。政府则应该以“公义”为出发点人类设计出的秩序，我们称之为"公义秩序”，由于人类走出丛林，建立了政府，公义设计秩序才有了可能，公义设计绝大部分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当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商而成的。
苏州市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 以下为全文：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 苏府办〔2020〕313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户籍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关于督促落实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和《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抓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突出保基本、保重点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为苏州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紧盯目标要求，立足本地实际，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坚持积极稳妥，存量优先。突出重点人群，着力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进城时间长等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有序引导增量，让有意愿、有能力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应落尽落。 3.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意愿。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落户意愿，宜城则城、宜乡则乡，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不得强迫办理落户，坚决防止“被落户”。 4.坚持统筹设计，协同推进。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三)工作目标。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落实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深入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深化“人钱挂钩”“人地挂钩”等配套政策。 二、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 (四)修订积分落户政策。认真对照国家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按照统筹配套、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立足苏州实际，坚持分类施策，区分市辖区和县级市等不同区域，抓紧制定全市范围内统一的差别化积分落户政策，引导人口在城市内部合理分布、有序流动。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依据，合理设置积分落户规则，增加社保和居住年限比重，优先解决好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 (五)畅通其他落户通道。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按照新出台的《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人才落户相关政策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件，不断推进非户籍人口落户进程，进一步优化人才落户政策，顺应现代化人口流动趋势，吸引更多人才流入苏州。实施农村籍大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将户口迁回原籍，毕业后可以迁入就(创)业地。 (六)创新户口迁移政策。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积累互认。允许符合条件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者就业创业地落户，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在城镇落户。 三、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七)全面深化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将居住证持有人纳入常住人口城市管理，保障他们在居住地依法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根据我市承载能力，不断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标准，逐步缩小居住证持有人与户籍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提高常住人口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便捷度。 (八)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在规划基础上，加快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步伐，有效增加学位供给。坚持“两为主”原则，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各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完善招生入学政策，保障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逐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吸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比例或数量。通过调剂各学段编制资源、探索实现备案编制管理、根据学校教师配备标准购买服务、建立教育用地储备制度、明确县级市(区)办学的主体责任等多种途径，缓解教师编制和教育用地紧张局面。 (九)强化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扶持力度，对有创业意愿和培训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加强创业项目开发、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后续扶持等服务。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培训服务，引导企业、培训机构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利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就业补助资金、地方人才经费等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满足各层面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需求。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有效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帮助稳定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岗位。实施城乡一体的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制度，开展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常住地认定服务，扩大就业援助政策享受范围，简化办事手续，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十)切实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劳动保障权益。推进来苏务工人员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平等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关待遇。加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力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将被征地农民按规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完善符合苏州实际的被征地农民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法规。贯彻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经办服务，推动持有居住证人口、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人群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社会保障卡与居住证挂钩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充分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低作用。突出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有效处置劳动关系矛盾纠纷，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十一)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非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加强就业登记和劳动合同签订管理，由用人单位无差别的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放宽条件限制，鼓励劳动年龄段非户籍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积极引导非户籍人员的学龄前子女通过父母参加积分管理，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鼓励连续参保。 (十二)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为农业转移落户人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按照属地化原则，就近选择家庭医生团队进行签约，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落实全程、连续健康管理服务。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职业病防治工作，强化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职业健康监护、个体防护用品使用等管理工作。 (十三)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确保进城落户农民与我市城镇居民同等享有政府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权利。住房保障实行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因地制宜增加公共租赁住房实物供给，稳步扩大租赁补贴保障覆盖面，合理确定住房保障准入标准，并及时动态调整。大力实施精准保障，重点保障环卫、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进城落户农民住房需求。 (十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温情社会救助改革，鼓励引导有条件地区推进社会救助服务等常住人口均等化。实现临时救助制度覆盖所有常住人口，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非户籍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申请临时救助的权利。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规范申请条件、标准、流程和管理要求，简化办事手续。制定完善政策意见，解决好滞留3个月以上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安置问题，到2020年底我市符合政策的流浪乞讨人员安置率达到100%。 (十五)完善人口等信息管理制度。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统计工作，完善常住人口统计调查制度，逐年发布全市及各行政区常住人口及户籍人口、行政区城镇户籍人口、城区户籍人口数据。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不动产登记、信用、卫生健康、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建立跨部门、跨地区人口基础信息共享机制，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逐步实现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和综合开发利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便利，为完善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四、全面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 (十六)健全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人数较多的地区加大支持力度，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倾斜，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给予奖励，同时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我市合理流动。 (十七)健全完善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按照规定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优化土地利用计划分配管理，在土地利用计划分配测算指标体系中强化户籍人口城镇化变化率指标，落实“人地挂钩”要求。优先保障住房特别是新落户人口的保障房，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合理安排必要的产业用地。 (十八)健全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尊重农民进城或者留乡的自主选择权，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鼓励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上述三项权益，不得以退出上述三项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围绕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的有效途径。扎实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全部调查任务，同步推进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 五、切实加强组织协调 (十九)强化政策措施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细化实化改革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改、公安、教育、民政、财政、人社、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司法行政、医保等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制定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性、精准性配套政策，完善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落实经费保障。 (二十)强化监督检查指导。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部门承担改革任务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市发改委、市公安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检测评估、指导督促，动态调整完善政策，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公安部门要如实统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客观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效，坚决防止农民“被进城”。 (二十一)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保障合法权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新理念、新举措，准确解读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及时报道好经验、好做法，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我们近年建议全面放开生育，2020年提出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放开单独二胎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均不及预期。 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
2020年12月4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华夏时报社共同主办的“脱贫：媒体、企业的温度和力量”——第十三届（2020）人民保险中国经济媒体高层峰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举行。行业资深专家学者、主流财经媒体总编辑、企业高管等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媒体、企业在脱贫攻坚、公益慈善事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分享优秀扶贫公益案例，助力中国公益财经事业新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我们是这样做扶贫的》。据王行最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 年，是一家以扶贫济困为宗旨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基金会瞄准导致贫困的主要成因，聚焦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计扶贫、救灾扶贫等领域开展扶贫工作。截至2019年底，累计筹措扶贫资金和物资68亿元，发放小额信贷571亿元，受益贫困人口和灾区民众4030万人次。在致力于国内扶贫的同时，基金会也秉持“大爱无疆，民心相通”的工作理念开展国际人道救援与扶贫发展援助项目，聚焦6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困、零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清洁饮水和体面工作，自2005年至2019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在2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项目，总投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受益人数约90万人次。王行最表示，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三十一年有余，一直遵循扶贫初心，通过实施品牌项目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项目设计遵循转折点干预的理论。他认为，贫困人口在一生中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坎儿”。如能迈过这些坎儿，他们的命运就会得到切实的改变，如果跨不过去，他们就会身陷贫困，不能自拔。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的所有项目，就是要帮助贫困人口跨过生命中各个阶段的坎儿，从出生到死亡，帮助他们善始善终。这些年基金会先后实施了母婴平安项目、爱加餐项目、新长城助学项目、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善品公社等诸多内容丰富又极具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助力贫困人口生活的改善和提升。以产业扶贫善品公社项目为例，王行最阐述了这一流程的具体实施思路。第一步：发现问题。比如效率问题、品质问题、品牌问题、营销问题和人才问题。第二步：设计实施解决方案。例如，通过租金合作社的方式提升效率，把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规模化，解决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问题；通过品质管控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通过品牌的打造塑造品牌；通过开展产品营销，拓展产品市场；通过人才培养提升农户的经营能力。第三步：总结产业扶贫的模式。第四步：复制推广。“2019年以来，善品公社带动了辐射23685户7万多农民，参与支持的消费者超过10万人，2019年善品公社上线扶贫产品15款，销售收入总额1700万元，户均经营收入13400元。如今我们已将这一整套产业扶贫模式推广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安徽、陕西、山西、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等19个省8个县，孵化了9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王行最说。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鉴于大家都已经说腻了打工人的各种职场苦逼，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被困在交通里的打工人，当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 12月4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报告》以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计算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以及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报告》主要依照城市规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来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为36分钟。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具体来看，在4个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通勤距离9.3千米，而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上海通勤时耗42分钟已远高于平均数值。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许多特大城市通勤时长也远超通勤36分钟平均线，其中南京市、青岛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时耗均在39分钟，而重庆市以时耗均长40分钟“拔得头筹”。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具体来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分别占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过1小时的占据数据榜之首，占比26%，上海以占比19%的数据比率“紧随其后”。 看到这些数据，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曾经网上有个经典的例子，燕郊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与通州隔着一条潮白河。由于离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据点。数据显示燕郊在2007年的时候只有10万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数高达75万，几十万的北漂占据了一半多，大多数人都必须忍耐了每天好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间。 同样的例子其实在笔者身边也都存在，笔者有个朋友在苏州火车站附近买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铁当地铁坐，穿梭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较高的房价。 二、打工人为什么被困在交通里？ 说实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而在这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开始显现开来，因此，我们要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要知道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仅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让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的超级特大城市。由于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毕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么少，人口又那么多，这种矛盾要解决就只有城市不断扩张，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区面积一般认为是660平方公里，而上海的总面积则达到了六千多平方公里，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区，也就是常说的外环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确只有这里还有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是只有这里的房子价格还能接受了，所以极端通勤现象出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加剧了极端通勤。如果说人口集聚带来了整个城市人数的增加所以导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区的话，那么恶劣的交通环境则加剧了这个过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93.4万辆。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153.6万人，算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了汽车，过大的汽车保有量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北京城市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其交通规划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汽车，其实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城市变得日益拥堵，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通勤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趋势还是相互叠加的，越是年轻人越生活在城市远郊，而越是城市远郊的公共交通情况就越差，对于汽车的依赖就越高，最后反而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让极端通勤问题进一步变成恶性循环。 第三，被困在交通里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当前的极端通勤问题需要的是多方解决，从最宏观的角度出发，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专门加强城市的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城市拥堵。从房地产的角度出发，城市需要从民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住房成本压力，虽然从目前来看大规模降房价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从而降低居住压力，提供廉租房等进一步让居住不再那么困难，这也成为了一种解决极端通勤的策略。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降低员工成本，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将企业总部搬到一些较为交通方便、远离城市拥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从而压缩通勤时间。 极端通勤正在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关键问题，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的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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