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市相关委办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简称《纲要》）、《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简称《数贸试验区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数据交易所方案》）。其中《纲要》提出要体系化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聚焦“六大方向”、实施“九项重点工程”，提出“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55%，将北京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综合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北京要实现上述目标，或需在以下三大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 首先是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数贸试验区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实现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所有流动中，数据流动是未来的关键。数据流动体系在数字经济中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数据流动的自由度和安全度，直接影响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决定了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格局。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在数据分类、分级流动方面的探索将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将面临三个关键挑战，一是能否发展出数据流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二是是否能进一步完善流动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2020年8月，工信部公布了《电信和互联网行业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给出了相关数据安全标准建设的宏观指导建议。但数据流动作为高度实践性和技术性的领域，对试验区来说将要发挥重要“试验田”的作用。三是能否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数据企业？ 二是挖掘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2%。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最早实现城市网格化治理的首善之区，在城市数字化建设、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但近年来其他“后起之秀”的发展迅猛，表现不容小视。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重庆的“制造重镇”和“智慧名城”，湖北的“智慧湖北”和“光网城市”建设工程等均展现出了鲜明的发展特色和区域吸引力。在数字治理方面，数字福建的“马上就办网上办”；广东构建整体推进、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数字政府”等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浙江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在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江苏近年来在积极打造物联网技术创新先导区、产业集聚区和应用示范先行区方面成果丰硕；上海推出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四川致力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力；天津在大力推进智能终端产品、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化应用等。 客观而言，北京作为我国10个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一方阵的省（市），如何突出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先导性？这既是挑战，更是动力，是推动北京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是细化以数据交易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数据交易所方案》所强调的五大功能定位突出的是“平台”作用。数据交易所如何推动数据交易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我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制造业大数据将会是未来数据交易中的重要领域，建设国际性大数据交易所，产业数据交易问题需要分领域、分门类开展单独探索工作。推动产业数据的交易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一方面，有利于在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夯实已有成果的同时，推动我国制造业进一步迈向价值链的高端。另一方面，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在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数字经济的国际化融合、数据的跨境安全流动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数据生产环节的流动性问题，数据共享环节的公平性问题，数据流动环节的效率问题，数据消费环节的定价、质量问题，数据跨境流动的不确定性、安全性问题等。北京在此大背景下出台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全国数字经济先导区和示范区建设，努力打造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将会成为未来我国突破国际数字化变局、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本文刊于9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疫情时代，全球货物贸易的起落固然引人瞩目，但实际上服务贸易亦已开启了双维分化的历史性演进。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速，“跨境交付”、“商业存在”的发展料将领先其他贸易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下高附加值服务的跨境贸易更为稳健，因此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增长料将长趋势地快于劳动密集型。在这一变局之中，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构建正在为服务贸易提供“双向生长”的变革机遇。其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激活国内经济循环的需求动力，其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在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同时，夯实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纽带。在这一渐次推进的变革中，消费需求内化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的共振，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以及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都有望创造长期的结构性机遇。 资料来源：我们的绘制 走进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双维分化。基于两方面因素，全球服务贸易将因新冠疫情而走向历史性变局。从时间来看，当前全球疫情发酵仍未减速，美国每日新增病例再度高涨，疫情时代将大概率长期延续，对服务贸易的重压亦将由短及长、由量及质。从力度来看，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和金融供给的敏感性较弱[1]，但是对防疫政策的敏感性更强，因此其受到疫情危机的冲击要远高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由此进一步推演，在本次历史性变局之中，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分化料将成为大势所趋。 横向的业态维度：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快。在疫情时代，虽然随着经济重启，各国境内“社交隔离”有望逐步放松，但是出于防疫考虑，跨境的人员流动预计仍将受到持续限制。根据Flightradar24的统计数据，虽然6月欧美经济重启，但是当月全球出港商务航班量依然同比下滑约62%。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停滞迫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上娱乐等信息驱动的服务加速发展，一系列相关APP的客户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根据GATS标准，全球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大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由于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此消彼长，未来模式2和模式4的空间料将受到持续而显著的挤压。被挤出的空间有望在新的业态之下，为模式1与模式3所填补，进而加速后两者的增长。例如，通过更多地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模式3），配合跨境远程办公（模式1），进而取代跨境人员的商务服务（模式4）。 纵向的价值链维度：低附加值服务脆弱，高附加值服务稳健。从学理来看，疫情本质上是对服务贸易施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检疫成本、感染风险等。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不仅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变相增加了本地服务商的竞争力。在疫情时代，货物流动较人员流动更为便利，因此本地服务商更易于通过升级硬件，实现进口服务的本地化替代。由此，在一项服务贸易的总价值中，由专业化服务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高，借助硬件（资源、设备等）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少，该项服务就越难被本地竞争者所替代，在疫情时代的贸易关系就越稳健。根据WTO的测算数据（详见附图），我们将全球服务贸易分为两大组别：1）高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高于行业均值，主要覆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公共文教健康服务等；2）低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低于行业均值，主要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建筑、交通仓储、住宿餐饮等。我们认为，在疫情时代，高附加值组的修复及增长速度将长趋势地高于低附加值组。 对接“双循环”，中国服务贸易双向生长。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中国服务贸易正在同步迎来风险与机遇。一方面，一季度数据显示，因受疫情拖累，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双双下降，遭遇沉重的被动收缩压力。另一方面，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期所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一“双循环”格局料将为中国服务贸易提供主动调整结构的战略契机。通过对接“双循环”，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风险转向机遇，中国服务贸易有望开启“双向生长”的新变革。 第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根据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征，我们将其划分为传统与新兴两大领域。其中，传统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运输、旅游等项目，具有依赖人员流动、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根据上文分析，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将是疫情长期冲击的主要短板。由此，传统服务贸易未来需要积极融入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其一，建筑服务供给内流。据WTO测算，2005年以来，中国建筑服务出口持续提速，规模增速已经数倍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在疫情影响之下，建筑服务“走出去”难度加大，因此料将部分回流国内。从短期来看，国际一流的建筑服务供给能够有力支撑中国新一轮基础建设的高质量扩张。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干中学”的过程，有望加快服务出口商在新基建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从而为主导疫情时代全球产业数字化的基建浪潮而蓄力。其二，旅游服务需求内化。近年来，中国居民向境外寻求高质量的旅游消费体验，已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贡献项。在疫情时代，这一需求正在向国内旅游市场逐步转化，并有望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形成共振，带动上下游领域的消费升级。从2020年五一、端午假期出游的数据来看，虽然旅游市场在规模上尚未完全修复，但是在质量上的升级趋势明显，定制游、文旅结合、高星宾馆、小众化市场等热点不断兴起，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90后也已崛起为消费主力。这一进程的深化，在降低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注入新动力。据我们测算，以2019年数据为基准，若旅游服务的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直接创造约49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与传统领域不同，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保险服务等项目，具有依赖信息流动、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利用疫情时代的发展契机，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有望积极向外，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循环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一，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对新一代信息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同时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改造已经启动[3]。基于这一历史性机遇，中国数字经济的新一轮“走出去”有望向深度突破，不再仅纠结于流量的争夺，而是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角度为海外客户创造价值。其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在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金融的韧性优势料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但由于模式4的流动受阻，因此模式3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即国际金融机构将加快设立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并更加倚重本土化的员工队伍，串联起国际资本和金融服务的跨境流动。 值得强调的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向外生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将巩固国际国内双循环之间的纽带。借助于数字经济服务“走出去”，中国经济将更加主动地参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进程，更广泛地提供中国技术、标准与经验，从而对冲逆全球化浪潮下的脱钩风险。借助于金融服务“引进来”，中国经济将在全球FDI疲弱的逆境之下，对外稳定国际资本的流入增量，对内加速金融体系的改革升级，从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参考文献 [1]Ariu A． Crisis-proof services： Why trade in services did not suffer during the 2008–2009 collaps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8： 138-149． [2]World Trade Report 2019[R]． WTO． November， 2019． [3]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Report 2019，WTO以及我们的整理 资料来源：Wind以及我们的整理
6月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包括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6方面的自由便利制度设计。 其中包括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同时在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林念修：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投资自由便利方面，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我们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的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我们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目的是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关于运输往来，自由便利方面将实行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的领域开放，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海南自由贸易港新特点： ◆面积、人口、经济体量远超各自贸区； ◆区域内产业类型更加丰富； ◆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设计更加完善； ◆注重吸引外部资源加快岛内发展； ◆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走得更远。 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方案”）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发展方面高水平政策文件。与其他自贸区不同，海南自由贸易港更注重吸引外部资源加快岛内自身发展。该方案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同时，海南人口预计会有跨越式增长，在此过程中，应本着“房住不炒”原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设计更完善 中国证券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日前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扮演什么角色？ 张岸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角色，方案讲得非常明确，即，“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同时也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这在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方案是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发展方面高水平政策文件。方案对自由贸易港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本质有深刻认识。对涉及货物、资本、人员、信息四大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一线”与“二线”的操作细节有足够把握，提出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对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如腹地不足、产业基础不足、远离主航道等，有清晰的认识，继而提出的建设时间节奏有切合实际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相比现行的自贸区改革措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哪些新特点？ 张岸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是整合叠加原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A、B型）、自由贸易港区、自贸区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功能，并将之推广到全岛。涉及立法、产业发展、非关税财税政策、社会管理等，都有完整的支撑性政策。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特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面积、人口、经济体量远超原有各自贸区。二是区域内产业类型更加丰富，未来主导产业发展的方向，如旅游业、高端服务业等，也不同于其他自贸区。三是对应货物、资本、人员、信息四大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设计更加完善，而其他自贸区偏重于物流。此前国内一些自贸区注重离岸金融，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四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主要注重吸引外部资源加快岛内自身发展。而国内其他自贸区往往面积仅数十平方公里，且都是建成区，更加注重通过对内对外的跨境联动实现自身发展。五是海南原本就是经济特区，理论上，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走得更远。 也正是基于此，海南自由贸易港面临的监管也更为复杂。涉及货物、人员和资金往来方面，“一线放开”相对简单，毕竟其自身就是离岛，省去物理隔离的巨大成本。关键是“二线管住”方面，尤其是人员和货物往来，其管理责任涉及大陆所有口岸，问题较为复杂。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监管细节须准确到位，不能因为其自由贸易港地位，影响到了海南岛与大陆之间原有的往来便利性。 通过税收政策落差促进海南发展 中国证券报：此次方案的发布，对海南金融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特别是对当地的上市公司而言，将面临哪些机遇？ 张岸元：对金融行业有三方面利好：一是交易所等基础设施设立；二是金融市场准入举措和某些金融业务的加快落地；三是通过资金“电子围网”，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前两点的意义十分明确。关于第三点，实际上，几年前上海自贸区及深圳前海，围绕离岸人民币回流，都在这一领域有所探索。如规定每年一定离岸人民币回流用于区域内重大项目融资等。这一领域同样存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逻辑，即，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可以自由便利流动，而自由贸易港与境内的资金流动仍需实施管制。鉴于海南面积和经济体量远大于我国其他自贸区，未来岛内的建设融资需求巨大，因此其与境外的资金自由往来实际意义更为显著，如可以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更多融资便利性等。 对海南的企业来说，中长期发展环境的优化是必然的。当然，对于当地上市公司而言，短期利好主要来自税收优惠，包括所得税和某些纳税人的个税等。相关政策短期内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复制，“税收政策洼地”将长期存在。因为通过税收政策落差，促进海南发展起步非常重要。 人口会有跨越式增长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自由贸易港和旅游业的关系？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对我国消费市场有何影响？ 张岸元：旅游业的发展只是自由贸易港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对海外游客而言，其优势主要在于签证的便利性，以及市场准入和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境内其他地区游客而言，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的意义非常显著。10万元的免税额度覆盖了绝大部分旅游购物需求，这一政策有望引导此前境外旅游购物相当程度上回流并汇集到海南。 中国证券报：相对于海南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过程中还需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将如何影响当前海南的产业结构？ 张岸元：海南第一产业占比较高，与土地资源和热带气候条件有关；而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国水平，原因是第二产业不发达，是没有走完工业化历程所致。 关于产业结构方面，方案要求按照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意味着，海南不能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路径，而是直接进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这种跨越式发展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海南围绕重化工发展等有过多次争论。按照方案要求实现产业发展，需要更大力度的资源输入，更加有力的政府引导。 无论下一步产业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人口大量流入、岛内特大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都是必然要求。随着全岛开始建设自由贸易港，人口会有跨越式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应本着“房住不炒”原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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