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市相关委办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简称《纲要》）、《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简称《数贸试验区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数据交易所方案》）。其中《纲要》提出要体系化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聚焦“六大方向”、实施“九项重点工程”，提出“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55%，将北京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综合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北京要实现上述目标，或需在以下三大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 首先是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数贸试验区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实现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所有流动中，数据流动是未来的关键。数据流动体系在数字经济中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数据流动的自由度和安全度，直接影响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决定了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格局。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在数据分类、分级流动方面的探索将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将面临三个关键挑战，一是能否发展出数据流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二是是否能进一步完善流动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2020年8月，工信部公布了《电信和互联网行业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给出了相关数据安全标准建设的宏观指导建议。但数据流动作为高度实践性和技术性的领域，对试验区来说将要发挥重要“试验田”的作用。三是能否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数据企业？ 二是挖掘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2%。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最早实现城市网格化治理的首善之区，在城市数字化建设、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但近年来其他“后起之秀”的发展迅猛，表现不容小视。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重庆的“制造重镇”和“智慧名城”，湖北的“智慧湖北”和“光网城市”建设工程等均展现出了鲜明的发展特色和区域吸引力。在数字治理方面，数字福建的“马上就办网上办”；广东构建整体推进、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数字政府”等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浙江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在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江苏近年来在积极打造物联网技术创新先导区、产业集聚区和应用示范先行区方面成果丰硕；上海推出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四川致力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力；天津在大力推进智能终端产品、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化应用等。 客观而言，北京作为我国10个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一方阵的省（市），如何突出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先导性？这既是挑战，更是动力，是推动北京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是细化以数据交易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数据交易所方案》所强调的五大功能定位突出的是“平台”作用。数据交易所如何推动数据交易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我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制造业大数据将会是未来数据交易中的重要领域，建设国际性大数据交易所，产业数据交易问题需要分领域、分门类开展单独探索工作。推动产业数据的交易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一方面，有利于在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夯实已有成果的同时，推动我国制造业进一步迈向价值链的高端。另一方面，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在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数字经济的国际化融合、数据的跨境安全流动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数据生产环节的流动性问题，数据共享环节的公平性问题，数据流动环节的效率问题，数据消费环节的定价、质量问题，数据跨境流动的不确定性、安全性问题等。北京在此大背景下出台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全国数字经济先导区和示范区建设，努力打造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将会成为未来我国突破国际数字化变局、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本文刊于9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在为经济发展助力良多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30年。某种程度上，上市公司的结构、所属行业、发展轨迹，也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未来的资本市场，更像是一个‘赛马场’，通过完善的规则，形成多层次发展模式，让不同的企业通过市场的检验，优秀者成为‘头马’，让经济主体具有越来越好的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老八股”到4000时代 往前回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交易股票只有8只，被称为“老八股”；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交易股票只有5只，被称为“老五股”。彼时，因为具有“试验田”的性质，公司改制上市的节奏并不算快，一直到1993年，上市公司数量才突破100家。而突破1000家，则用了10年时间。 从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以上市公司数量来划分，在1家-2000家时期，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较大，而2001家-4000家时期，民营企业比重逐步增加，上市公司的结构变化与资本市场推出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的责任有关。”赵锡军向记者表示，“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地方需要投资，企业仅靠传统的融资方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于是资本市场应时而生。而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的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 两市公司数量从1000家到2000家，同样用了10年时间。但随后发展不断提速，达到3000家时用了6年时间，而达到4000家时，仅用了4年时间。 对于近年来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赵锡军对记者表示，“从时间上来看，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发展呈‘指数式上升’，这和经济大环境有关。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融资主体也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供给量上比较充分；而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升，丰富了投资者的市场需求，供需的变化，最终促进了上市公司数量的‘指数式上升’。” 未来优胜劣汰提速 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的同时，结构、质量也在不断调整。民营经济渐成“主角”，各类公司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 这其中，注册制改革是助推资本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继2019年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后，2020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一大批新兴产业公司加快上市步伐。 同时，随着近年来生物医药、芯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迭代，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不断进入投资者的视线范围。从千亿元市值企业的所属行业来看，生物医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已达三分之一，助推A股市值不断刷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日前表示，我国资本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占我国GDP的70%左右。 “资本市场成立之初，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后，从资本市场募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其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几家大型国企改制上市后，持续发展并做大做强，资本市场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支撑。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也需要资金的支持，走向资本市场是必然，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贡献逐步提升，显然，在资本市场的结构上也反映出了这种变化。”但赵锡军认为，在资本市场，要淡化所有制的类比，“资本市场更多的是考虑什么样的公司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赵锡军表示，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核心仍是按市场规则办事，“一家上市公司想靠上市一劳永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市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本质不仅是解决融资，还有筛选优秀企业，让其成为经济领域中的‘头马’，带领所属行业做强、做好。综合来看，未来的资本市场，更像是一个‘赛马场’，通过完善的规则，形成多层次发展模式，让上市公司具有越来越好的竞争力。”
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揭牌 深化与宁波海洋产业对接 10日，在吉林省珲春市，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揭牌。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成立后，将成为吉林省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平台，同时进一步加深与浙江省宁波市海洋产业发展对接。 会议宣读了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关于同意设立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合复函。宁波舟山港与珲春市政府围绕“珲春—扎鲁比诺—宁波”航线常态化运行，进行了深入对接。 根据发展规划，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成立后，将着力打造成图们江区域海洋产业集聚中心、港航物流集散中心、临港产业制造中心、跨境国际贸易中心和对外开放合作中心，同时推动示范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中部城市群相互支撑，加强与浙江省特别是宁波市的对口合作。 近年来，吉林省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发挥珲春近海的区位优势，已经开通“珲春—扎鲁比诺—宁波”航线。随着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成立，吉林作为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的地位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记者邵美琦)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讲话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讲话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自成立伊始，公司秉承《》“面向企业，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精神，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搭建沟通和合作的政企服务平台。 公司充分利用占祖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广袤空间，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积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以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的区位优势等等优势条件和资源，都为公司开展业务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平台和机遇。公司成立至今，主要的工作领域集中于为政企合作构建合作桥梁和平台，由于公司与新疆各地区市县一级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较好的政府部门资源，在多个县获取了政府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服务协议和意向。去年11月，公司对霍城县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不仅给县委县政府提交了产业优化升级的初步建议，还针对霍城县一年一度的“薰衣草国际旅游节”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方案，此外还应县委书记的邀请准备了一份霍城县县域经济发展的课件；完成了巴楚县产业优化升级的提纲性文件，与乌苏市以及特克斯县签署了协议，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与上海力盛赛车（002858）达成合作意向，沿丝绸之路一线重要节点城市举办X-RACING中国汽车跨界拉力锦标赛和城市汽车文化节活动；今年5月和6月，两次对塔城地区额敏县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就额敏县产业优化升级与“十四五”项目规划做了详细的汇报，得到了县领导的充分认可。 公司未来的工作重点领域仍然是坚持为政府和企业搭建沟通桥梁和合作平台，利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以及中国企业家协会丰富的资源，积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县级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一带一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以下简称“ABCD”）等技术创新推动下，一个全新的、智能型的数字经济社会正在全面来临。顺应“互联网+”经济而产生的银行电子存款、第三方支付等传统私人数字货币创新已经很难有效支撑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新型私人加密数字货币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19年6月全球互联网巨头Facebook发布“Libra”数字货币白皮书，宣称将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虚拟加密货币，在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支付解决方案的同时，也给各国央行带来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全新思维。基于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加速推进我国版央行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研发测试。如何正确认识央行数字货币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助力机理，以及如何构建符合智能型数字经济要求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成为了当下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 私人数字货币难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数字经济需要讲究发展的方向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不当发展可能带来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讲究升级换代，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从早期的“互联网+”1.0时代升格至ABCD支撑下的智能型2.0时代。 对我国而言，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升级转型，实现经济韧性提高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目标。尽管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但移动支付工具的智能化程度仍有不足，在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当下已经不胜其任。诸如比特币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虽带有可编程的智能性质，但由于本身的特性以及市场对其使用的偏好，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对货币形态的要求，使其难以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充当货币的交易成本过高，难以作为数字经济的主流支付工具。目前大多数加密私人数字货币仍以挖矿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认证和激励分配，以比特币为例，随着比特币的挖矿越来越难，获取比特币过程中需要的电力等投入变得越来越高，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绿色”的理念。而私人数字货币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价格极易受到市场预期影响，波动率高，在竞争过程中容易造成市场恐慌，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足，因此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更适合作为投机工具而非主流的支付工具。 第二，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存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交易数据采集和使用的浪费。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具有完全匿名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交易双方的隐私信息。但零售支付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产业与金融业务发展的联动布局中，零售支付数据是重要的支撑，在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以及信贷产品的精准定价方面具备重要的作用。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过度发展形成的是无法关联到个人实名的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无法高效率为数字经济发展所用，造成“共享”和“开放”的不足，从而桎梏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广泛被用于投机活动和非法创新，会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的扭曲。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相对于法币具有投机的特性，市场为了追求投机利益可能过度投资相关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因为私人加密数字货币难以监管的特点，会产生诸如ICO（首次币发行）等以数字货币为噱头的炒作和欺诈，影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在交易中是匿名的，且不可追踪，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进行诸如洗钱、资助恐怖主义或逃税等非法活动，例如在暗网交易中普遍使用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基于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形成的经济模式“创新”带来是数字经济的异化和野蛮成长。 2 央行数字货币促数字经济建设作用机理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本身也是积极借鉴现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结果。作为移动支付工具，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选择会影响交易记录的更新和访问机制，对于移动支付数据治理结构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挖矿机制及完全匿名特性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需要谨慎选择相应的技术路线，在借鉴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智能性特征的基础上，纠正其不利特征，推动数字经济实现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 从顺应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角度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如果仍然采取传统的中心化、账户型模式，其作用和价值并不会突出；但如果将其设定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编码智能货币，则有望与智能型数字经济的新需求相契合。具体来说，智能编码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第一，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并形成数据支持。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息和数据，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辅助性角色，而是真正成为核心资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明确数据参与要素市场分配，数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得到了充分重视。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推广的过程中，创新发展底层技术，持续优化技术路线选择，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将为数据有效治理和利用提供支撑，在加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为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维、更丰富的数据资源。 第二，发掘数字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推动构建数字资产交易市场。为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BATJ等互联网巨头将加强数字货币支付应用的场景构建，大幅拓展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使得数字经济的渗透更加全面、广泛。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有利于构建有序的数字资产交易市场，极大地创新和丰富可供交易的数字资产类型。尤其是针对数据资产的交易，当前面临的痛点问题是交易双方对于数字资产价值的双向不确定性，而DC/EP的智能货币属性将推动这一双向不确定性的解决，从而推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 第三，强化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和调控，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传统的央行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主要是依托于银行体系间接调控，存在较大的委托代理问题，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在非对称加密设计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加完整透明的信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得央行的宏观调控得到更加及时的反馈，便于实行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基于央行数字货币提供的信息，也能够使得政府差异化地对企业、产业、个体和区域实施财政政策，针对特定行业和对象征收数字税，对需要扶持的行业进行财政补贴，提升财政政策灵活性。 第四，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以及金融政策的精准程度。数字货币支付的低边际成本、高覆盖率、点对点便捷支付的特点是非子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手段所能比拟的，有望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边际成本，与数字经济快捷性、高效性的目标高度相一致。而智能合约下的数字货币投放机制，能够实现资金定向流通，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姚前提出了基于条件触发机制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除了能实现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动态优化货币信贷投放政策外，还有望实现对于特定产业的精准信贷投放。例如央行数字货币非对称加密的特性可以允许在扶贫等场景下，付款方对货币流通进行定向追踪，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透明度。 3 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的展望 站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应当以DC/EP发行为契机，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充分发挥DC/EP对于智能型数字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0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是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地基。在推动DC/EP研发和应用落地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市场创新有机结合，央行可以与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事业单位、消费者等各主体积极协作，优化支撑数字货币运行的基础设施、终端硬件、软件以及各类服务等；另一方面，要保持技术设计的前瞻性和可拓展性，鼓励将能市场化的部分基础设施交由包括BATJ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内的市场机构主导，形成赛马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最为高效率的技术载体。 02 建央行数字货币全新金融监管框架 DC/EP的应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金融监管框架，以保障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合法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DC/EP的发行为契机，依托央行数字货币的后台实名以及交易数据监控的便捷性，应充分利用DC/EP的可追踪特性和智能合约设计，加强监管体系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引用，将ABCD技术创新与现有监管体系相融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智能监管，维护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平衡稳定。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资产市场管理、数字货币金融管理、数字货币安全、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等方面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 03 构多主体参与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在生态系统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尤其互联网头部企业，在零售支付领域具备客户群体优势和技术优势，对构建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加密私人数字货币的经验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以及终端用户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建设，才能真正满足智能型数字经济对智能货币的需要。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网购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下的产物，世界上很多国家民众都羡慕中国有网购，很多外国人享受了中国的网购后，还觉得做中国人真幸福，舍不得回国。因为要吃什么，要买什么商品，只要一个手机就能送货到家。今年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都待在家里，疫情能够得到迅速控制，也与网络购物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网购对经济发展的危害非常大： 一是，网购商品虽然便宜，但是假冒伪劣的太多，这使得正规的生产厂家无法生存下去。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嫌；二是，网购对实体店的冲击太大，导致实体店关门歇业；三是，网购虽然能促进民众消费，但是消费场景单一，人们往往买完了商品就好了。不像大型商场，你本来想去看场电影，但实际上在看了电影之后，还顺便买了件衣服，又去吃了顿饭。只有更多消费场景的大型商场才能真正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而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网购总体上还是对国内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第一，网购方便了大众消费。特别是城里上班族更加方便，他们可以通过网购，把需要的商品送货到家，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电商平台时不时的造个节日，什么“6.18”、“11.11”等网络购物狂欢节，这样可以促进年轻人的消费欲望，甚至还刺激了消费金融的发展，肯定是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第二，实体店往往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抬上去，消费者却浑然不觉。或者，实体店卖给你的商品，之前转过好几个经销商，层层加价，这个加价费用都要你来承担。而网购可以让商品价格更加透明，实体店的暴利时代就会过去。 同时，网购平台直接从厂家拿货，少了中间环节赚差价，这样可以把物价给降价下来，消费者又可以少花不少冤枉钱。国内的物价水平也可以保持稳定。 第三，网购平台造就了一大批相关联的服务业，由于就业门槛不高，这也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 比如送货到家的快递员，以及送餐到家的外卖人员。要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解决更多的人就业问题。网购平台的兴盛让更多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这样社会的失业率就会下降，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四，导致线下实体商店受到冲击，并非都是网购惹的祸，由于国内的高房价，导致实体店的租金上升、人工成本上升，实体店的利润下降。同时，实体商店受到冲击的，往往都是与电商平台同质化、标准化竞争的商品。所以，实体商店若想避免业务受到电商影响，就应该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个性化商品定制，那么与电商平台合作搞O2O，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下单子，可由线下实体店送货上门，这样也可以达到共赢的目标。 网购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有多大？答案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网购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看，网购方便了消费者，降低了商品过高的价格，更关键的是网购需求量大，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际上，实体店现在生存困难，主要并不是网购造成的，高房租和同业竞争激烈才是实体店生存困难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于实体店来说，也可以通过差异化竞争，以及也进军网络，来弥补自己的劣势。 o2o（ online To Offline） 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相结合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网购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实体店要想生存，有一些硬性的成本瓶颈必须被突破，同时也要提升和创新线下的服务意识。 网购不是中国独有的商业模式，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网购电商，相反，在这次的全球灾难疫情面前，网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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