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驶入快车道 业内人士称，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配置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根据同花顺数据，11月北上资金流入金额创年内新高，净流入579.3亿元，较10月大幅增加579.1亿元，11月南下资金继续净流入额达703.0亿元人民币。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互联互通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优化，互联互通质量越来越高，资金能“引进来”也能“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境内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 1992年B股市场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2001年加入WTO，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浪潮；2014年沪港通开通，2016年深港通开通，2019年沪伦通开通。“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不断在加大。”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港交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10日，香港和海外投资者通过沪深股通持有的内地股票总额由2014年底的865亿元人民币增至2.1万亿元人民币，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港股的持股总额增至1.88万亿港元。沪港通和深港通北向(沪股通和深股通)总成交金额达36.9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1.12万亿元人民币。 QFII方面，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QFII重仓A股总市值为1483.3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011.43亿元大幅增长46.67%。QDII方面也可圈可点，剔除今年内新成立基金以及净值异常基金后，全市场近期能够取得可比业绩的261只QDII基金中，前11月约六成取得正收益。 随着金融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境内资本市场正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资产总市值合计达2.75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为4.74%。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也是资本市场不断双向开放的30年。在努力吸引外资走进来的同时，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的开通，外资流进流出的通道也完全打通。不过，目前从全球资本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比例明显偏低，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互联互通机制也在进一步优化。近日，为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机制，沪深港三所就同步扩大沪深港通股票范围达成共识，一是科创板股票纳入沪深港通标的范围，二是在港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纳入港股通标的范围。 QFII/RQFII方面，11月1日起，QFII和RQFII可以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同时也可以委托境内私募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服务，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展。 QDII方面，继9月22日和11月4日批准QDII额度发放后，外汇管理局近日启动了年内第三轮QDII额度的发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此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汇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和渠道整合，把现行管道式、分市场、区域性的开放模式逐步转向统一的制度规则性开放，提高跨境投融资交易的便利。 东北证券认为，通过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加快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积极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提高要素资源全球配置效率，为经济修复、产业发展、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记者 李静)
8月20日，笔者在发表《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避免实体经济脱钩》一文，提出目前我国又迎来了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窗口期。拙文引起了较多讨论。对资本外流的担忧及如何防范风险，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一、当前资本加速流入我国的趋势正在形成 受益于率先控制疫情蔓延，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V形”复苏，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国际资本从货物贸易、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三个主要渠道流入，使外汇储备余额连续4个月正增长。尤其在证券投资方面，二季度外资净增持境内上市证券规模逾600亿美元，7月份同比增加14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显示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第一，货物贸易有望继续复苏，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世界贸易和产出将出现局部上升。第二，由于我国社会稳定，营商环境继续改善，FDI流入将稳中有升。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达第31位；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显示，上海已位列全球第4，今年1~7月，上海举行了三次外资项目集体签约，总项目达183个，总投资额319亿美元，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第三，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双方将在金融服务领域提供更多机会。今年以来，我国已大幅降低对美资进入保险、证券、基金和期货服务领域的限制，对金融资产管理（不良债务）服务也将予以国民待遇。近日，全球最大不良资产投资机构Oaktree（橡树资本）成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AMC）首家外资机构。可见，在全球贸易投资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正在进入我国这个“避风港”。 二、当前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双顺差”压力 我国曾长期保持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自1994年至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带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顺差，外向型经济特征凸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季度）从最高10.23%回落至1%附近的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稳定在1.3%。2014年以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协调推进，跨境资本由持续净流入转变为双向流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开始持续逆差。在2016年末再次实行“宽进严出”的外汇管制措施后，2017年~2019年该账户又持续顺差。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我国首次出现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二季度转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 在当前资本加速流入的趋势下，我国很可能再次出现“双顺差”。“双顺差”本质上是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这在以前我国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干预时是利大于弊的。“双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使我国具有较强的国际收支支付和外债偿还能力，经受住了三次外部冲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2016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但近年来，人民银行逐渐退出汇市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利率市场化也取得明显进展，我们未必需要持续“双顺差”。“双顺差”甚至会带来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使人民币过快升值。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疫情冲击下，我国的出口复苏十分不易，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冲击出口行业，经常项目顺差将缩窄，甚至可能再次出现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 二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目前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持续扩表、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元开启弱周期。我国市场利率较高，可能吸引大规模的热钱流入，甚至离岸人民币回流套利，并将推高我国国内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侵蚀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三是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面对美国在金融层面的“脱钩”威胁，我国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以跨境贸易渠道输出的人民币规模仍十分有限。2019年，我国贸易总额约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11%，而以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在全球范围还不到2%；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额6万亿元，仅占我国总进出口额的20%。可见，仅依赖跨境贸易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跨境资本渠道，尤其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人民币，将显著扩充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维持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小幅逆差的相对平衡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也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这不符合我国国情。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本加速流入的压力，改变“双顺差”格局。 三、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还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消除跨国公司对资金进出的疑虑。来自跨国公司的长期资本主要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利润留存三种途径流入。OECD研究认为，我国对FDI限制程度仍较高，主要体现在对外国股本、外资分支机构、资本汇出等的限制。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较以往更加关心资本流出和利润汇回。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使我国的营商环境更加友好，通过损失小规模的利润留存吸引大规模的长期资本，保持跨国公司基于我国超大市场的“消费地生产”模式，支持我国经济的国内循环。 二是有利于我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放宽对某些资本流动的限制。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美加墨协定等近年来主要国际贸易协定的条款看，开放资本账户是服务贸易合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国际收支困难”等例外条款也说明开放是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我们应看到资本账户开放在贸易协定中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即将在今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积极推动中。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我国提高未来国际贸易话语权非常重要。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对资本流动毫无管制。2008年至今，仍有大量国家实施不同程度和内容的资本管制。根据IMF最新公布的2019年全球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分类，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征收印花税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房地产，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韩国则通过对外资银行收取高额外汇衍生品交易手续费限制资本流入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家主要在银行外汇交易头寸、金融机构海外投资、银行持有央票比例等方面限制资本外流。 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管制效率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可以看到，2015年~2019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规模，并没有因为2016年后收紧对外投资而改变。不少资金可能绕过资本管制，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而流出。这也是各国的资本管制工具数量寥寥可数的原因。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对短期资本流动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测度（包括标准法、百分比法和阀值法），可以观察到跨境资本短期“激增”、“外逃”和“撤回”等异常状态，从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防范风险。例如，针对资本流入短期激增的状况，冰岛曾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储蓄1年后降至40%。这一政策在2017年收紧，2018年放松，2019年5月将准备金率降至0。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时间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6个月，税率提高至1%。 当前市场对我国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风险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担心如果资本流动渠道扩大，短期资本会加速流入，热钱可能“激增”。对此，可以考虑实施上述“托宾税”或“宏观审慎税”，来限制资金快进快出的套利。 二是担心资本外逃。简单地说，资本外逃是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大量资产或资本外流。从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看，资本外流是一个中性词。一旦其他国家利率大幅高于国内利率，资金就会流向海外，以获取更高回报。如果国内通胀上升、国内外利差扩大、恐慌指数提高等，资本外流可能转变为资本外逃。可见，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基本面恶化。 三是担心资本流出后再返回冲击我国金融市场。如上所述，受外资冲击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国经济基本面而非资本是否管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过热，泰国尤为明显。由于日本经济衰退，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持续上升，泰铢又与美元挂钩，泰国贸易账户由此受到较大冲击，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同时，泰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银行坏账十分突出。这才为国际资本攻击泰铢提供了机会。 我国当前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坚持“房住不炒”、稳定房地产价格，同时防范输入性通胀，这些才是避免资本外逃以及国际资本冲击的有效举措。进一步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7月11日，永冠新材发布公告称，5月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冠购买德国布鲁克纳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布鲁克纳”）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设备，金额不超过1500万欧元（不含交易税费）。7月，江西永冠拟与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苏美达贸易”）、布鲁克纳签订《供货合同》，以不超过1500万欧元的价格向布鲁克纳购买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设备，苏美达贸易作为进口代理主要义务为设备的进口和付款。 据悉，苏美达贸易为A股上市公司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和市场磨砺，苏美达贸易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机电产品进口供应链服务提供商，连续十年位居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百强榜前列。布鲁克纳是世界领先的薄膜拉伸生产线供应商，主要产品为双向逐步拉伸生产设备、双向同步拉伸生产设备、塑料薄膜生产线等，其双向拉伸生产流水线产销量居全球领先地位。 永冠新材方面表示，购买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设备用于生产OPP胶带的原材料OPP基膜，随着设备的顺利投产，将进一步拓展OPP胶带的产业链，降低产品成本，保证产品品质稳定，提升产品供货能力，从而增加公司在OPP胶带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海南日报记者6月14日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获悉，该行近日落地全省首个跨国集团公司FT（自由贸易账户）全功能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长丰能源集团打通境内外子公司资金运用壁垒，实现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管理。 据悉，长丰能源集团是一家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和运营企业，境外母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和收购业务。随着跨境贸易业务量增多，作为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流转存在诸多不便，急需对跨境资金进行集中运营。 “资金池业务，高度契合该集团加强境内外成员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管理的需求。”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功能跨境双向资金池是基于自由贸易账户的金融创新，具有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收付便利、账户内资金可兑换的优势，为海南自贸港内跨国公司实现全球人民币集中运营、企业跨境资金高效便捷流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未来的功能还将不断丰富。 作为海南省内首个FT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中行海南省分行在方案设计、制度流程、法律审核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跨国企业集团通过搭建资金池，满足集团本外币资金统一调度的跨境调拨需求，并可灵活选择币种，大幅提高资金使用自由度，让企业贸易投资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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