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扫码购物到“码”上创业、从城市“码”上出行到农村“码”上卖货、从企业“码”上平台化经营到政府治理的“码”上化……小小二维码让连接更便捷、让科技更普惠。 日常生活更便利 乘公交没带零钱怎么办？出示乘车码，“码”上出发。 防疫期间居家复工，多人开会怎么开？扫码进入线上会议室，“码”上开会，畅所欲言。 大闸蟹、花生油、五常大米、矿泉水……购物不知道辨别真伪怎么办？扫码获取从生产、加工到运输的每一步信息，“码”上安全。 如今，二维码已经在移动支付、证件管理、电子票务、资讯阅读、生产管理、食品溯源、物流追踪、餐饮服务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院长张超表示，中国已成为二维码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中国二维码应用占全球九成以上。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与腾讯联合发布的《2020码上经济战疫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码”上经济交易额同比增加25.86%，1月23日至5月6日，政企个人总用码量达1400亿次，人均节约耗时29.2小时。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吴静认为，二维码生态作为数字经济中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器，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关键入口，它让商业连接成本更低，价值增值通道更畅通，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数字化全面转型的重要赋能途径之一。 催生经济新业态 “码”上经济适应了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其经济带动作用不容小觑。有专家表示，从产业链的角度讲，它最起码是万亿级的产业。腾讯的报告表明，2019年，微信生态带来的“码”上经济规模达到8.58万亿元，微信带动“码”上经济创造就业机会2601万个。 互联网时代，“码”是线上与线下连接的关键信息和服务入口。疫情发生后，通过微信社群、小程序、零售外卖到家业务等数字化运营工具，大量中小微企业、商户等实现线上运营，找到了全新的营收增长点，“码”上经济“低成本、低门槛、快部署”的优势凸显。另一方面，“无接触”服务需求促使线上企业服务形式数字化改造，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新业态的快速兴起和普及，充分体现了“码”上经济场景建设的能力。 “码”上经济的发展还将激发对新基建的需求。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反映未来将增加使用大数据技术，其后依次是物联网、云计算和5G。 同时，大数据AI分析技术也是企业普遍关注的内容，数据的有效利用已经成为企业共识。超四成企业表示将加强数据中台投入，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更是积极。 “当前，二维码作为万物互联的重要载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业内专家表示，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迅速发展，二维码技术在新的经济形态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其催生的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让社会治理更智慧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 防疫期间，全国各地都通过健康码出入办公楼和社区，健康码在复工复产复学中应用广泛。数据显示，腾讯健康码上线至今，累计访问量260亿，亮码90亿人次，覆盖近10亿人口。 一位社区疫情防控人员表示，小程序防控登记使每个人进出小区的时间从2分钟缩短到15秒，不仅提高了社区防疫工作效率，也能有效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可以说，健康码的推出，有效建立了“码”上安全防线。 其实，健康码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新的技术应用，更重要的是重塑社会治理模式。有观点指出，健康码由居民自主录入信息，平台进行数据核验，实时更新并自动统计分析，这就将庞大的上报管理模式简化为平台和用户的两端关系，实现了重构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驱动社会结构中不同组织的在线化、数据化。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实施后可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码制统一、展现方式统一、数据内容统一，统筹兼顾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共享利用。可以预见，从战疫到常态化，健康码还将发挥更多作用。 正如专家所说，健康码的移动化、无纸化、可追溯等特性，有效提升了社会化治理水平，同时也为数字化、流动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良好环境和实践经验，将为后续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契机。
作为一家以现代中药和植物药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康恩贝在2019年下半年对战略重新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了以大健康为核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实施康恩贝大品牌大品种工程和科技创新发展驱动工程，在打造大品牌大品种的过程中，构建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及能力。 大健康战略持续推进 记者了解到，康恩贝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以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为核心，拓展其他医药大健康业务，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双轮驱动，加快吸收和利用国内和国际先进的产品、技术、人才和管理资源，稳步推进业务的国际化，努力成为我国中药大健康产业的龙头，打造最具品牌价值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之一。 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公司内在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进一步聚焦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康恩贝从2019年6月开始对公司内部体系架构作了进一步整合。 2019年6月，公司完成受让康恩贝集团金华企管公司所持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完善公司在互联网电商以及新零售渠道的团队和平台资源建设。同时，公司以健康科技公司为平台设立新零售事业部，进一步统筹布局和发展公司新零售业务，康恩贝和珍视明品牌药品零售平台相继上线。 2020年3月，康恩贝设立大健康事业部，依托新零售事业部、健康科技公司及珍视明平台，多种品牌系列的健康产品进行全网线上营销，并加强英诺珐公司、康恩贝销售公司的零售市场团队建设，加大对药品零售端市场的开拓。 公司向记者表示，大健康事业部的设立将进一步促进康恩贝发展以现代中药、植物药为基础的大健康业务战略，抓住机遇，更好地规划、布局、开拓和管理大健康产品业务。这些工作为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及下一步加快消化不利因素影响、推动业绩稳定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围绕战略推进体系优化的同时，康恩贝还加强对政策影响程度较低的非医保类市场和非医院端市场产品的拓展，继续以大品牌大品种工程为抓手推进营销创新，加强与B端、C端客户的链接，进一步拓展产品在终端的份额。 2019年，康恩贝大健康产品业务发展良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34%。其中：康恩贝健康科技公司主要通过国内各大电商平台销售“康恩贝”、“宝芝林”、“养营堂”三大品牌系列保健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等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08%；珍视明药业公司主要通过电商B2C模式销售“珍视明”品牌眼贴、眼罩、眼部护理等健康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74%。 大品牌大品种贡献新动能 2019年，丹川注射液因列入国家有关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和医保目录调整等政策因素，导致销售快速下跌。面对药品集中采购招标降价的影响，康恩贝积极调整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在消化丹参川芎嗪暴跌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同时取得稳健成长。其中，公司的大品牌、大品种就发挥了重要贡献。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药品剂型包括片剂、胶囊剂、丸剂、滴丸剂、颗粒剂、散剂、注射剂、冻干粉针、口服液、糖浆剂、滴眼剂、滴鼻剂、滴耳剂、软膏剂等二十多个制剂，还有缓释、速释等新型制剂。公司的主要产品涵盖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治疗领域，大健康产品主要包括眼部护理等眼健康产品和保健及功能性食品等领域产品。 从经营数据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营收同比下降80.72%，计3.46亿元；公司剔除丹川注射液后的销售收入为15.96亿元，较去年同期同口径增长21.72%；其中，大品牌大品种工程销售收入10.96亿元，同比增长32.93%。 近年来，在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的驱动下，公司内生发展动能持续增强，规模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收入5亿元以上的大品种由1个增至3个，至2019年未销售收入过亿元的共有15个品牌或产品系列，全年纳入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系列产品累计完成销售收入48.26亿元，多数产品持续增长。
2019年，珍视明大健康类产品全年收入规模超3亿元，其中2019年6月18日上市的珍视明洗眼液销售额在短短6个多月时间里达到了近2700万元；2020年一季度，天猫珍视明护眼旗舰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70%。随着多屏时代的来临，用眼时间的加长，全社会全年龄段人群的眼健康问题已不可忽视，康恩贝（600572）看准市场时机，将旗下珍视明大健康类产品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携手网红掘金新零售 2019年6月，公司完成受让康恩贝集团金华企管公司所持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完善公司在互联网电商以及新零售渠道的团队和平台资源建设，统筹布局和发展公司新零售业务，康恩贝和珍视明品牌药品零售平台相继上线。 公司积极探索新零售发展模式，培养珍视明品牌直播和与网红合作直播带货，珍视明分别与李佳琦、薇娅、刘涛、王祖蓝等一线网红头部主播进行合作，形成了良好的主播矩阵。仅就与李佳琦合作直播带货5分钟，珍视明眼罩销售额达450万，眼贴销售额达200多万。继连续24场的“心明眼亮”近视防控公益活动后，根据安排，在今年爱眼日期间，珍视明将与网红主播、眼科专家携手关爱乡村留守儿童的用眼健康。 占领护眼大健康市场新高地 2020年3月，公司设立大健康事业部，依托新零售事业部、健康科技公司及珍视明平台，多种品牌系列的健康产品进行全网线上营销，今年一季度，“康恩贝”牌系列健康食品、“珍视明”牌系列眼健康产品等为主的大健康业务收入达到1.9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6%。 康恩贝表示，下一步，珍视明将进一步加强专业的眼健康研发团队建设，加强新品研发，强化珍视明主播矩阵建设，深化推进与头部网红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充分利用自媒体、用户群、微信号等网络私域流量，加大私域直播建设，创新与客户、消费者链接模式，拓展新零售市场。（编辑 张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海6月5日综合报道 据上海健康医学院官方网站消息，6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教卫工作党委领导前来上海健康医学院，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健康医学院领导班子的任免决定：郑锦同志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郑沈芳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郑锦，女，1968年3月生，此前担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郑沈芳出生于1960年1月。 郑锦简历 郑锦，女，汉族，1968年3月生，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主任医师。 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团委书记、人事处处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市卫生局副局长，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市卫生计生委党委副书记，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现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王亮亮 病毒从不含情脉脉，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人类生活。人们从中不仅深刻体会到健康、安全之宝贵，更有对信任的殷切期待，要求政府依法履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成绩有目共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技术赋能带来的信息收集能力，例如全国互联互通的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复产、复工等立下了汗马功劳。病毒终受控制，因疫情防控而收集的个人信息何去何从，仍是个未知数。 近日，杭州市卫健委给出回答：计划实现健康码常态化，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数据，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形成数值为0到100的渐变色健康码，进而推行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群体健康进行评价、排名。“杭州方案”一出，引发热议。这是个人信息使用的常态还是“变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常识判断，还需法律定性。 一、政府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新冠病毒”肆虐，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的需要，收集个人信息；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扫码填表，积极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双方互信互动，使得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但民众理解配合不是收集合法的依据，否则就有“因果倒置”的危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政府的底色是依法行政，政府因疫情收集个人信息需遵循两个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及授权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调查，必要时对个体采取控制、隔离等措施。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限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景限缩，只有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才具有合法性的可能，而不能漫无边际的以公共利益为由涉足私权领域。 本次“新冠”病毒传播场景下的公共利益，就是疫情防控。对相关个人信息收集有利于疫情防控，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收集个人信息所获得的利益与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无关，或对个体隐私的损害远超过这一公共利益，就失去了合法性。这就是目的与手段要协调的“比例原则”，权力行使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二是，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因新冠疫情，开发相关网络系统，采集个人信息，承担着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此外，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包括健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收集系统，主要依托微信或支付宝等软件采集信息，在采集时系统均会提示收集信息的目的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由此，政府基于新冠病毒爆发、防控疫情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基于比例原则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相关个人信息采集，履行了基本的告知义务，因而具有合法性。 但是，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不代表长期存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防控疫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把已收集个人信息“挪作他用”具有合法性。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疫情防控常态化，这一公共利益必然逐渐限缩，乃至最后消失。这些收集的个人信息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如何善后是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能否“自愿退出”，考验着相关机构对法治的态度与智慧。 二、《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疫情期间大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非常情形，这一话题不可回避。二是《民法典》不仅在总则编民事权利章设置了个人信息保护专条，还在人格权编设置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若没有“牙齿”，则难免尴尬。 《民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具有“类宪法”性质，法典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行政权力必须尊重个体权利，无法（宪法、法律）定事由，不得任意克减。《民法典》第111条，确认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应依法取得个人信息并确保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1034、1035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个人信息中的敏感（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条款，其他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这不仅肯定了网安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还特别强调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违反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 “杭州方案”或许有千万好处和便民利益，但当你因为抽烟、喝酒、熬夜被健康码“拉黑”的时候，当你的居住地被定义为“不健康”社区的时候，甚至当你相亲、找工作、购买保险、银行贷款都要出示健康码的时候，法律上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只有呈现出各种颜色背后的歧视。 更为重要的是，谁才能拥有这样的“健康定义权”？算法吗？谁的算法？法律从未赋予任何人这样的定义权，与此相反，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定义权，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平等、安宁地活着。依法行政要求对公民“无罪推定”，也就是说政府不经法律授权和比例原则检验，不得对个体权利干涉，对个体自由限制，对个体选择干预，对个人信息窥视。 个人信息收集因疫情而起，自然应随疫情而终。这不是政府管理效率衡量的单方选择，而是数据背后的每个人，权利是否被尊重的法律问题。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展开，公共利益不存在，个人信息也就无所依附，应被删除，这是法律的底线，甚至无需讨论。个人信息在疫情之后“挪作他用”或许能带来更大的管理效益乃至经济利益，问题在于一旦出于功利考量，个人就不再是作为法律目的而存在，而成为效益或利益的手段。 如果说《民法典》提供了私权堡垒，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就再一次砌高了堡垒的高墙。高墙外围，群敌环伺，个人信息的巨大商业价值使得企业不断挖掘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犯罪。这一现代性的治理难题，治理还未有起色，政府更应该做好表率，做砌墙的砖，而非攻城的箭。浓厚的“家长主义”兴趣背后，不仅隐藏着对公民权利淡漠的心，还有若隐若现的“全景敞式主义”的影子。 三、警惕“全景敞式主义” 英国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的概念，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阿耳戈斯（Argus Panoptes）。传说中他拥有一百只眼睛，遍布浑身上下，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有两只眼始终警惕地睁着。 “圆形监狱”的构造原理十分简单：四周是环形建筑，被分成很多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各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瞭望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使光线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在环形监狱里，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在中心瞭望塔，监视者监视着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按边沁的设想，瞭望塔的窗户还应装上百叶窗，这样就使得监视者更加神秘莫测，由于罪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长此以往，就实现了被监视者的“自我监禁”。 这一故事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圆形监狱”，我们正像在环形建筑中的“囚犯”，我们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中间的瞭望塔上监视着：上班途中乘坐地铁无数的摄像头注视着你，来到单位测量体温、人脸识别、钉钉打卡定位。坐在办公桌前，无数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还时不时地有电话打进几个贷款广告，打开微信压压惊，文章推荐“朋友在看”，朋友圈广告直指你用完的洗发水。下班地铁太挤，滴滴打车，行踪轨迹一览无余……，我们已经生活在几乎透明的房子里，无可遁形地被窥视。 如果你抽一支烟，或者深夜因工作难以入眠，都会影响健康码颜色，导致你健康排位靠后，甚至拖单位后腿时，我们无疑就更进一步地实现了“自我监禁”。新冠病毒一定会被控制，因疫情被大量收集的个人信息，乃至被克减的隐私能否恢复如初，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态的一个表征。如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同时，仍不忘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中宣告的权利就落实为生活中“鲜活”的权利。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王亮亮 病毒从不含情脉脉，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人类生活。人们从中不仅深刻体会到健康、安全之宝贵，更有对信任的殷切期待，要求政府依法履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成绩有目共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技术赋能带来的信息收集能力，例如全国互联互通的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复产、复工等立下了汗马功劳。病毒终受控制，因疫情防控而收集的个人信息何去何从，仍是个未知数。 近日，杭州市卫健委给出回答：计划实现健康码常态化，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数据，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形成数值为0到100的渐变色健康码，进而推行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群体健康进行评价、排名。“杭州方案”一出，引发热议。这是个人信息使用的常态还是“变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常识判断，还需法律定性。 一、政府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新冠病毒”肆虐，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的需要，收集个人信息；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扫码填表，积极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双方互信互动，使得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但民众理解配合不是收集合法的依据，否则就有“因果倒置”的危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政府的底色是依法行政，政府因疫情收集个人信息需遵循两个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及授权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调查，必要时对个体采取控制、隔离等措施。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限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景限缩，只有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才具有合法性的可能，而不能漫无边际的以公共利益为由涉足私权领域。 本次“新冠”病毒传播场景下的公共利益，就是疫情防控。对相关个人信息收集有利于疫情防控，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收集个人信息所获得的利益与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无关，或对个体隐私的损害远超过这一公共利益，就失去了合法性。这就是目的与手段要协调的“比例原则”，权力行使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二是，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因新冠疫情，开发相关网络系统，采集个人信息，承担着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此外，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包括健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收集系统，主要依托微信或支付宝等软件采集信息，在采集时系统均会提示收集信息的目的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由此，政府基于新冠病毒爆发、防控疫情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基于比例原则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相关个人信息采集，履行了基本的告知义务，因而具有合法性。 但是，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不代表长期存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防控疫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把已收集个人信息“挪作他用”具有合法性。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疫情防控常态化，这一公共利益必然逐渐限缩，乃至最后消失。这些收集的个人信息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如何善后是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能否“自愿退出”，考验着相关机构对法治的态度与智慧。 二、《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疫情期间大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非常情形，这一话题不可回避。二是《民法典》不仅在总则编民事权利章设置了个人信息保护专条，还在人格权编设置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若没有“牙齿”，则难免尴尬。 《民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具有“类宪法”性质，法典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行政权力必须尊重个体权利，无法（宪法、法律）定事由，不得任意克减。《民法典》第111条，确认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应依法取得个人信息并确保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1034、1035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个人信息中的敏感（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条款，其他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这不仅肯定了网安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还特别强调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违反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 “杭州方案”或许有千万好处和便民利益，但当你因为抽烟、喝酒、熬夜被健康码“拉黑”的时候，当你的居住地被定义为“不健康”社区的时候，甚至当你相亲、找工作、购买保险、银行贷款都要出示健康码的时候，法律上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只有呈现出各种颜色背后的歧视。 更为重要的是，谁才能拥有这样的“健康定义权”？算法吗？谁的算法？法律从未赋予任何人这样的定义权，与此相反，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定义权，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平等、安宁地活着。依法行政要求对公民“无罪推定”，也就是说政府不经法律授权和比例原则检验，不得对个体权利干涉，对个体自由限制，对个体选择干预，对个人信息窥视。 个人信息收集因疫情而起，自然应随疫情而终。这不是政府管理效率衡量的单方选择，而是数据背后的每个人，权利是否被尊重的法律问题。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展开，公共利益不存在，个人信息也就无所依附，应被删除，这是法律的底线，甚至无需讨论。个人信息在疫情之后“挪作他用”或许能带来更大的管理效益乃至经济利益，问题在于一旦出于功利考量，个人就不再是作为法律目的而存在，而成为效益或利益的手段。 如果说《民法典》提供了私权堡垒，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就再一次砌高了堡垒的高墙。高墙外围，群敌环伺，个人信息的巨大商业价值使得企业不断挖掘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犯罪。这一现代性的治理难题，治理还未有起色，政府更应该做好表率，做砌墙的砖，而非攻城的箭。浓厚的“家长主义”兴趣背后，不仅隐藏着对公民权利淡漠的心，还有若隐若现的“全景敞式主义”的影子。 三、警惕“全景敞式主义” 英国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的概念，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阿耳戈斯（Argus Panoptes）。传说中他拥有一百只眼睛，遍布浑身上下，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有两只眼始终警惕地睁着。 “圆形监狱”的构造原理十分简单：四周是环形建筑，被分成很多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各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瞭望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使光线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在环形监狱里，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在中心瞭望塔，监视者监视着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按边沁的设想，瞭望塔的窗户还应装上百叶窗，这样就使得监视者更加神秘莫测，由于罪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长此以往，就实现了被监视者的“自我监禁”。 这一故事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圆形监狱”，我们正像在环形建筑中的“囚犯”，我们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中间的瞭望塔上监视着：上班途中乘坐地铁无数的摄像头注视着你，来到单位测量体温、人脸识别、钉钉打卡定位。坐在办公桌前，无数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还时不时地有电话打进几个贷款广告，打开微信压压惊，文章推荐“朋友在看”，朋友圈广告直指你用完的洗发水。下班地铁太挤，滴滴打车，行踪轨迹一览无余……，我们已经生活在几乎透明的房子里，无可遁形地被窥视。 如果你抽一支烟，或者深夜因工作难以入眠，都会影响健康码颜色，导致你健康排位靠后，甚至拖单位后腿时，我们无疑就更进一步地实现了“自我监禁”。新冠病毒一定会被控制，因疫情被大量收集的个人信息，乃至被克减的隐私能否恢复如初，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态的一个表征。如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同时，仍不忘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中宣告的权利就落实为生活中“鲜活”的权利。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以刑事辩护和刑事风险防控为主的专业型、研究型律师事务所)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复学复课，如何确保安全健康？新高考改革模式下，多种组合方案到底如何搭配？5月25日晚，三位来自教育领域的北京团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视频“云连线”的方式，畅谈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等热点问题。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渐成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在接受视频采访时介绍，清华大学在线教学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邱勇谈到，教学体系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教学体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疫情期间，清华坚持按照教学日历如期开课，坚持成体系、有目标地培养学生。 今年2月17日，清华大学全校3900多门次的课全部实施线上教学。邱勇说，疫情发生前，全校只有300多名老师具有在线教学经验。清华大学仅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对2300多名教师进行了在线教学培训，使所有老师掌握了线上教学所需技能。 “线上和线下毕竟有区别，课程内容设置、时间进度的掌握、师生互动方式都有很大变化。”邱勇说，为了保证线上教学有序全面推进，学校专门成立了3个专家组和1个工作组，从教学质量、教学技术手段、后勤、师生沟通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实现延期开学、如期开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邱勇说，实践表明，与线下课堂相比，线上课堂师生互动更为充分，而且保持了很高的到课率。“所有同学都感觉自己坐在第一排，主动提问的同学变多了。”邱勇认为，疫情之后，教学不会完全回到以前的模式，肯定会更多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增加师生互动、增强授课效果。但学校不会用在线教学完全替代课堂教学。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是不可替代的，师生距离越短，教育才越有效。 邱勇还介绍，清华大学已于今年4月2日成立公共卫生和健康学院，该学院将布局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大健康、健康大数据、预防医学等学科方向，致力于培养公共健康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领导者，致力于推动知识发现和科学探索，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努力推动全球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在北京市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建立了未来芯片技术和结构生物学两个高精尖创新中心，并在怀柔科学城建有空地一体环境感知与智能响应研究平台，现在还在积极推动其他项目。 北大附中校长王铮： 新高考改革让学生提前做职业规划 2020年，北京市开始施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统考3科、选考3科。对于北京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说，这是为了给拥有不同特长和(港股00001)兴趣爱好的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但也需要学生提早对未来进行规划。 新高考除了统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外，参加本科录取的考生还须根据拟报考高校专业要求和自身特长，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 “如果用数学来计算，这种搭配可以出现20种组合。”王铮说，新高考改革之后，意味着学生的选择多了，却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学校要实行选课、走班的制度，以满足学生更灵活的选择。 “这样的课程设置，需要学生能够更早地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是什么？以后的发展方向在哪儿？才能更好地去规划。”王铮说，新高考改革后，学生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包括学校对学生生涯规划的教育，也要融入到整个高中学习当中。 针对新高考改革，很多高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目前高校录取改革的发展方向，王铮说，一直以来，高考都是将公平摆在第一位，坚守公平的底线。但实际上，高校选拔人才需要有自己特殊的地方，以满足国家对于不同人才培养的需求。“但是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如何在公平和自由选择之间达到平衡，让大家能够接受，需要有一个不断探索、认真研究的过程。” 王铮说，今年招生的一个新变化是国家推出了“强基计划”。不同于自主招生的选拔定位与培养模式，“强基计划”首先要满足国家的发展战略，然后再看哪些学生有此志向，这就需要进入到一个不是“一把尺子去衡量”的招生过程。 北京三十一中校长张礼斌： 防止校园暴力 普法不应止于说教 近几年校园暴力时有发生，校园普法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张礼斌认为，校园普法是缓解校园暴力的有效手段，但校园普法应该用更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强化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张礼斌认为，校园普法应该包括未成年人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让他们初步形成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但普法方式不能仅限于说教，而是要用多元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吸收。”他以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为例，学校除了在课堂上教授教材上的法律常识，还通过“校长说法”、主题班会等特色活动与学生互动，开展普法宣传。此外，学校每年还与西城检察院、西城教委联合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最近还积极拓展工作模式，开展“云普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校复课在即，此时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张礼斌指出，开学复课还是要以师生健康安全作为第一位。而在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复课，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教育教学工作方案；制度方面，要建立校园封闭管理制度、晨午检制度、缺勤追踪制度、健康监测制度以及活动错峰制度、定期消杀制度等；制定返校人员的返校条件和标准，对师生员工及家属进行健康排查，并提前两周进行健康监测，以及相关工作的学习培训；安排好教学工作，比如开学第一课要上好，包括线上线下教育教学的有序衔接，以及对部分无法返校学生的个性化指导，畅通家校联系机制；以及防疫物资准备、校园环境整治等。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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