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称，从今年5月份末以来，人民币开启升值趋势，离岸人民币来看，从5月底以来，升值了4100多点，在岸人民币则升值了3800多点。今天17:40分，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报6.7712。人民币汇率走强固然有美元指数走弱的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基本面的强劲，我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疫情，使得疫情在我国得到初步控制，高效的疫情防控表现使得率先开启复工复产，使得我国基本面在疫情后持续修复，第二季度3.2%的增长是支撑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全球央行大放水的背景下，我国央行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保持定力，9月14号计算，中美利差为247个基点，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这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经济企稳回升及汇率走强都加大了外资进场的吸引力，对股市走强也有正面作用。属于重大利好因素。
人民币正在以超预期的速度升值。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离岸和在岸市场强势升破6.78关口，刷新逾16个月以来新高。其中，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内涨幅超过400点。截至当日19时发稿，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报6.7720、6.7692。 近期，人民币升值气势如虹。9月以来，离岸人民币已连破7道关口。8月份，人民币汇率累计上涨1.84%，曾创下19个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升值速度比想象中快。”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首席分析师李刘阳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汇率机制灵活性提高，人民币弹性在进一步增强。 虽然升值速度超预期，但在消息面和基本面支撑下，人民币的走强也完全在市场预期之内。“交易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升破6.80关口较为笃定。”一位外资银行交易员称，即便当日早间有客盘趁机购汇，也无法挡住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大势”。 美元指数下跌是当日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关键推动力。昨日，美元指数重拾跌势，跌破93关键支撑位，人民币看多情绪高涨，推动人民币汇价突破6.80关口后继续上升。 此外，基本面因素的支撑作用依然坚实。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定力、人民币资产获境外投资者频频加仓等因素的持续作用下，人民币上涨动力足。 人民币加速升值背景下，市场对其后续走势的观点有所分化。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人民币将会进入较长的升值过程。其逻辑主要在于，中国出口份额开始逆势上升，而美元汇率处在贬值趋势之中。 国际投行高盛也在近期发表看好人民币的观点。高盛表示，即使在大涨之下，近期人民银行的逆周期调节因子幅度也很小，显示出央行并无干预人民币走强的意图。同时，中国出口复苏强劲，并未明显受到人民币升值影响。 但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看来，人民币升值趋势尚未确立，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当前并非典型的人民币升值，而是多空交织状态下正常的双向波动。 汇率市场的切身参与者也并未表现出一致的升值预期。 上述外资银行交易员表示，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80关口之后，短时间内将选择观望“不交易”。而野村认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在年底前升破6.65，并表示已经提高美元空头的现金头寸，并将通过期权继续持有中期美元空头。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预期，也已经影响企业的汇率风险对冲操作。 “企业的外汇套保策略正在改变。”大华银行中国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林念说，企业在套保对冲的方向、方式与时点方面，目前呈现出较为多元化的局面。 “自昨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升破6.80整数关口后，客户远期结汇套保的对冲意愿明显增强。”林念表示，部分客户选择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避免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结汇损失扩大。另一方面，在上周美元低位反弹时，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看跌人民币的深度虚值期权成交，以规避人民币下跌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目前进出口企业套期保值、实现风险偏好中性的意识和意愿正在不断上升。因此，已有不少银行开始研发新型外汇套保工具，以引导企业逐步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9月16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在6.78附近波动，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上行逾20点。截至9点34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7768、67771。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升397个基点，报6.7825，升至去年5月以来最高。 国金证券表示，若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升值，则中美利差可能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甚至进一步走阔。此时，资金将随着套利活动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我国资产将吸引外资大幅流入。 国债方面，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稳定，中国国债收益率稳定在3%左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在流动性和收益率较好的背景下，叠加汇率升值溢价后，我国国债对外资吸引力将进一步上升。
9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150个基点，报6.7675，上一交易日中间价6.7825，在岸人民币上一交易日收报6.7613。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人民币汇率升值有着基本面改善的支撑，亦有海外流动性泛滥、美元汇率高位调整、中外利差扩大等因素推动，尤其是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运行提供的方向性支撑不断增强，有望比前几轮阶段性升值行情走得更远。从短期看，在汇率预期调整、企业加快结汇等作用下，人民币可能延续较快升值态势。 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原因，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支撑；二是美元指数持续下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出现了升值的走势；三是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资产，国外资本持续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带动人民币的升值。 温彬表示，对于居民来说，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出国旅游、海外购物、留学，降低海外消费成本，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同时，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国际资金出现持续净流入，也有助于境内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保持资产持续稳定的收益。 同时，温彬分析，从进口企业来看，因为人民币升值，特别不仅是对美元走强，还有对一揽子货币走强，所以会降低采购成本，增加盈利。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表示，在全球央行维持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央行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保持谨慎、维持定力，中美利差维持高位，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这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 明明分析，人民币汇率的走强或仍将延续，但考虑到后续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全球避险情绪以及不对称的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或呈现为斜率放缓的升值走势，短期人民币汇率区间或为6.7-6.8。汇率的持续升值或对中国出口和制造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此外，温彬指出，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反映，短期来看，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国际投资者看好资本市场，外资持续流入，这些因素预计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而汇率稳定有助于经济和金融稳定，两者相辅相成。要稳步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均衡合理的水平。 北京时间周四(9月17日)凌晨2:00，美国总统大选前最后一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闭幕。一如市场预期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超额准备金率（IOER）维持在0.1%不变，将贴现利率维持在0.25%不变；美联储点阵图显示，委员们预期直到2023年末利率都将按兵不动。点阵图还显示，失业率在年底前回落至7.6%，预计年底前通胀达到1.2%，并且直到2023年才可能回到美联储设定的2%。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近期，市场激辩人民币汇率升值新周期。上次危机，中国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但因汇率缺乏弹性，刺激了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入。 预计，如果这次后疫情时代再遇升值压力，中国将会坚持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加以应对。然而，任何汇率选择都各有利弊。从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两国均在浮动汇率安排下，于本币升值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当引以为鉴。 1980年代前半期反通胀背景下的美元泡沫 1970年代发生了两件划时代的国际经济金融大事：一件是，“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先后与黄金和其他货币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行的无体系时代；另一件是，1973年和1978年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经济，引起了西方经济全面衰退。 1974至1982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并存的典型滞胀（见图1）。经济滞胀令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失灵，美联储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要刺激增长、增加就业，需要降低利率，但这会刺激通胀；如果要抑制通胀，需要提高利率，但这会抑制增长和就业。 图1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中银证券 美联储第六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任期为1979至1987年），以反通胀一战成名。而在他之前，美国经济滞胀期间还经历了两任美联储主席。一位是第四任主席阿瑟•伯恩斯（任期为1970至1978年），他被认为是“当代最政治化的”一位联储会主席，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另一位是第五任主席威廉•米勒（任期为1978至1979年），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曾被人戏称为“圈外人”，被称之为战后美国“最无能的”美联储主席。他的不成功主要表现为更多关心细枝末节，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则很少有大手笔。 这两任美联储主席均采取了低利率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但造成了两位数的通胀（见图2）。1976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以“现在就赶走通胀”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沃尔克于1979年8月出任美联储主席，他意识到，在通胀面前妥协退让多年之后，是时候采取行动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令人信服的信息了。 之后，美联储大幅提高贴现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放款，以及对外承诺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坚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1980年代初期，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见图2）。直到1982年底，通胀降到个位数，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时的一半，当时尽管失业率仍有10%，但经济复苏迹象已经初显。 图2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联邦基金利率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高利率的结果是，美联储在逐渐驯服高通胀的同时，也造成境内外利差扩大（见图3），吸引了外资流入。这逆转了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下行的走势，到1985年2月底最高涨到164.72。这波升值周期中，美元指数最多较前期（1978年10月30日）低点翻了一番（见图4）。 图3：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及美日2年期国债收益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日本财务省；WIND；中银证券 图4：美元指数走势（单位：1973年3月=100）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强美元被认为恶化了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长。1983至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与GDP之比平均为2.1%，较1979至1982年均值高出了1.4个百分点；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5.3%，高出2.6个百分点（见图5）。1981至1984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3.1%，较同期日本年均增速低0.7个百分点。 图5：美国财政赤字率和贸易赤字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财政部；WIND；中银证券 于是，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对外经济失衡。这成为1985年9月，西方五国签署广场协议、协调干预美元贬值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浮动汇率合法化后，主要国家首次再度就汇率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此轮美元指数下跌，最低跌至1992年9月1日78.22（其间因为1990年海湾战争引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下跌了52%（见图4）。 19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期的日本资产泡沫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买下美国”。同时，日本制造充斥全球，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西德）、法国和英国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到年底快速升值到200日元附近，1986年底进一步升至160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20日元。1985年初至1986年底两年时间，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57%，日元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6%和20%（见图6）。 图6：日元有效汇率指数及日元兑美元汇率（单位：2010年=100；日元/美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WIND；中银证券 日元双边及多边汇率短期内快速升值，沉重打击了日本实体经济。1986年，日本外贸出口以日元计价，较上年减少了16%，只是因为进口同比下降31%，外贸进出口顺差不降反增，与GDP之比达到4.0%，较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不过，进口额减少既有日元升值节约了进口成本的原因，也有日本经济减速造成的进口需求下降，属于衰退型的贸易顺差扩大。198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由上年5.2%骤降至3.3%（见图7）。 图7：日本经济增长及外贸进出口表现（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内阁府；WIND；中银证券 为应对日元升值的冲击，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计划》，强调经济发展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特别是通过降息，一方面支持扩大内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降低日元资产吸引力，抑制日元汇率过快升值。 从1986年3月10日至1987年2月23日，日本央行连续四次降息，将贴现利率从4.5%降至2.5%（见图8）。1987年，日本经济增速反弹至4.7%，次年进一步升至6.8%，但此后重新下行，到1991年降至3.4%（见图7）。 图8：日本于美国官方贴现利率（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低利率、宽流动性推高了日本国内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当日本央行意识到货币超发的压力不在通货膨胀而在于资产泡沫，转而于1989年5月31日至1990年8月30日连续四次加息，将贴现利率重新升回到6.0%（见图8），这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先后破灭，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长期经济停滞（见图7、图9和图10）。 同时，当时日本在人均GDP步入高收入阶段后，正从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强刺激”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延缓了日美贸易再平衡进程。故资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继续施压日元汇率升值，1995年兑美元一度升至80比1（见图6）。 图9：日本通胀及股票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图10：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单位：2010年3月末=10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金融体系健康 正如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汇率灵活并非包治百病，汇率超调是浮动汇率的痼疾。并且，汇率超调很难指望依靠市场自发调整，而往往由于顺周期的羊群效应，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汇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器”作用意味着，好的经济体有可能要承受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汇率逐渐形成高估，一些经济金融的脆弱性如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货币错配等也会逐步积聚，这埋下了未来资本流向逆转的隐患。所以，才有“资本流动冲击不仅惩罚失败者，也惩罚成功者”之说。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本文原发于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都很大，难道我们就可以一放了之，完全“清洁浮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番起伏，截至9月初，过去三个月时间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4%。随着近期人民币的持续走强，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强的背后成因、人民币变化趋势对于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等相关一系列问题均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9月13日举办了主题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与机制完善”的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原司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特邀学术成员盛松成出席会议并就我国汇率制度、资本流入等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一、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从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从2005年开始进行“汇改”。第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05年7月21日，提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另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14年3月17日，我国开始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日波幅由±1%扩大到±2%。 影响最大的是2015年的“8.11”汇改，是我国汇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这实际上可给报价的商业银行作为参考。在次日上午9点，共有13家报价行进行报价，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加权平均得出中间价，然后在9点15分宣布当日中间价， 9点30分开始交易。 “8.11”汇改还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约2%。这是因为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8.11”汇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人民币一直在承受贬值压力，央行想借此次汇改将压力一次性释放。 为了应对“8.11”汇改后资本大量的流出和汇率的波动，2017年5月我国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逆周期调节因子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缓解汇率超调。如下图所示，蓝色是中间价，红色是前一天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从两条线的拟合度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两条线拟合度较高，说明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得相对较少，如果两条线拟合度较低，说明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得比较多。 当然，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商业银行不一定完全根据前一交易日的价格向中央银行报价，因为每家机构持有的币种和头寸的情况不同。但是从趋势上看得出来，比如说，在去年的8月至10月，中间价和前一天的收盘价相差较大，说明这两个月中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运用可能是比较频繁的。接下来虽然有时可能也会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但总体看用得比较少。尤其是最近大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我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可能在这个方面我会是少数派，所以我今天是抛砖引玉，向大家学习。 为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因为如果要做比较大的改动，无非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汇率的日波动幅度，超过2%，二是取消中间价，实现汇率完全清洁浮动。 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幅度从2014年开始就提高到2%了，而在此后的时间里，汇率日波动基本上都没有超过2%。日2%已经是一个较大的幅度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其提高至超过2%，比如宣布将人民币汇率日波幅上限提高到3%、4%等。 企业往往希望汇率基本稳定，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干扰，企业可专注于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多地判断汇率的变化趋势。如果汇率大起大落，企业反而会利用汇率去套利，也就离开它的本行了。所以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比较理性的，我长期以来都持有这种观点。 近期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觉得这样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不是很恰当。因为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弹性大，实际上也就是它的波动幅度大不大，这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去增强的。这样讲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中央银行在主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事实上，我们现在已基本退出常态干预，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而且实际上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幅并不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日汇率波幅并没有达到2%。 如果现在宣布汇率波幅扩大，可能会扰乱市场预期，鼓励汇率投机，对原本比较平稳的外汇市场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所以我觉得目前不宜宣布扩大汇率波幅。 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态的汇率制度 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还是保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实行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我最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本身也会干预市场，而不是完全遵循汇率“清洁浮动”。 这在国际上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日本在2003年为了避免日元升值，一次性买入了1500亿美元，而此前日元已经完成了汇率市场化。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后，避险资金大量流入瑞士，使瑞士法郎大幅高估，导致通货紧缩。于是，瑞士央行于2011年9月设定瑞士法郎兑美元汇率上限，以缓解通缩压力。也就是说，哪怕是宣布了实行“清洁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进行干预。所以，我们保留干预的手段，保留逆周期调节因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不运用是另外一回事。 如下图所示，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实行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该数据每年都会公布一次，目前最新的数据是2019年的。公布的各个成员国的汇率制度有很多，大致可归类为三种：（1）固定汇率制度，（2）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清洁浮动汇率制度。 2009~2019年，在这10年中，实行硬盯住汇率制度，也就是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提高，从12.2%提高到12.5%。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占比从2009年的34.6%，提高到了2019年的46.4%，提升了接近12个百分点，说明采取类似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已越来越多，也表明“清洁浮动”不一定优于非“清洁浮动”。 2016年8月，IMF将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当中的“稳定化安排”。因为软盯住汇率制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就叫做“稳定化安排”。在2009年的时候，“稳定化安排”的占比只有6.9%，现在已经达到13%，几乎翻了一番。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实行“清洁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各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趋势。 三、目前应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 我认为未来资本流入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在1999-2014年和2017-2019年期间，我国持续“双顺差”，后来顺差减少了，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也有。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流入我国的资金开始增多。今年7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32.12亿美元，外资通过陆股通净增持A股104亿元，将中债登和上清所的数据加总的境外机构单月增持债券1649亿元。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北向资金虽然小幅净流出20.3亿元，但是境外机构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合计1370.7亿元。由此可见，大家对人民币的资产还是很看好的。8月份，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6万亿元，比上个月增加102亿元，已经连续5个月上升。 我们现在应该警惕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因为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可能提高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推高国内资产价格。 我们应该对资金的流入做一个分析。保持开放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也不能一开了之、什么资金都可以进入。目前我国对资本流入的态度是宽进严出，不管是短期资金，还是长期资金，都欢迎进来。预计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资金都会大量流入。大家知道，第一，我国的经济恢复得比西方国家好；第二，国内外利差比较大，近期我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左右，有时甚至超过3%，而美国只有在0.7%左右，低的时候只有0.6%左右。此外，汇率升值趋势也比较明显。7月上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破了7的关口。8月以来，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还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都明显升值。8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在岸、离岸汇率双双突破了6.85。 以下左图是美元兑人民币在岸、离岸即期汇率。最近一段时间，美元贬值较多，人民币升值较快，这一变化和美元指数本身有关系。而人民币最近的升值不单单是对美元的升值，因为人民币汇率指数本身也在上升，汇率指数是通过一篮子货币计算出来的，说明人民币对全球的主要货币都处于一个升值趋势。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国内利率比国外高2个百分点以上。同时，人民币汇率又在升值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短期资金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能一放了之。很可能大量进入的资金恰恰是短期资金，甚至是投机的资金，而不是直接投资到我国的实体经济当中。如果直接投资到我们的实体经济当中，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是短期资金的流动，就容易造成金融市场波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升。 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大量的短期资金流入我国。现在全球主要央行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美联储的总资产已经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从3.7万亿美元增加到7万亿美元左右，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张。这个时候，美国很希望资金流出去。所以此时，如果我们敞开大门使得外部资金可以无条件流进来，而又严格限制国内资金流出去，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文章。我认为不仅应该开放，让外资可以进来，同时我国资金也可以出去。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收购、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购买能源资源。当然这些方面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们的限制很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更不应该给自己设限，而应鼓励企业去投资国外的实体经济。相反，我们如果限制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而让大量资金流进来，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几个月后短期资金大量流出，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被剪了“羊毛”。当然，我主张企业资金走出去并不是说可以去投机炒房地产、买艺术品等等。但是对于直接投资，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 如果认为资金流入越多越好，流出越少越好，这就是犯了300年前重商主义的错误。如果只能进来，不能出去，那么人家的资本也不会进来，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做不到。 对于短期资金的流入，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曾经采取过的一系列手段。比如，冰岛曾经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在储蓄一年以后降至40%。目的是要把钱留住，使它们真正地投入实体经济中，或者在金融市场中也可以，但是不能进行短期炒作。韩国从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负债期限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6个月的税率高达1%。这些都是预防短期资金对一国经济和金融冲击的有效方法。 总结一下，我认为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并不需要在根本上做大的变动，目前的汇率制度是基本适合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汇率制度不需要改革了，它当然需要改革，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改成完全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短期内完成改革，这是不现实的。这是我国和别的国家一个很大的区别。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都很大，难道我们就可以一放了之，完全“清洁浮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