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进入6.40时代 去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如非特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升7个月，年末险守6.50比1关口。但新年首个交易日（1月4日），6.50即应声而破。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较上年末跳涨1.19%，为2005年“7·21”汇改以来第三高，仅次于20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05%和去年10月9日长假复市首日跳升1.45%。第一周大涨小回，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累计上涨0.84%和1.05%，上周五分别收在6.4708和6.4719（见图1）。 开年人民币汇率高举高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无重大实质性利空情况下，去年下半年支持人民币走强的疫情控制好、经济复苏快、中外利差大、美元指数弱等多重利好继续共振。尤其是新年美指跌破90后进一步走低（见图2），甚至有激进者预测美指年内可能跌破80。 二是升值情形下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效应。当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541个基点，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累计贡献了391个基点，贡献率为72%。同期，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在上月下跌0.6%之后上涨1.0%（见图2） 三是离岸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强势加剧升值预期。当周，CNH相对于当日在岸汇率（CNY，境内银行间市场晚上十一点半收盘价）持续在偏升值方向，日均差价为114个基点。同期，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也总体偏升值方向，日均升值预期为0.36%，高于去年10至12月份日均0.21%的水平（此前总体偏贬值预期）（见图3）。 年初境内人民币较快升值并非特例。2018年1月，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上涨3.2%和3.5%的月度涨幅纪录迄今未破；次高为2019年1月，各上涨2.4%（见图1）。但当月收汇结汇率环比不升反跌，分别回落了1.6和0.4个百分点（见图4），显示汇率升值、市场结汇意愿减弱，汇率调节作用正常发挥。 之所以汇率快速走强未触发升值恐慌，主要是因为这虽然可能侵蚀企业出口利润，但毕竟其后时间还长，市场还存在较多变数，企业可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结汇，而不用像年末财务结算，必须结汇以避免蒙受更大的财务损失。去年末，这种年关效应则较为明显。今年初可能延续了上两次年初的情形。从第一周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的情况看，日均成交额384亿美元，环比回落了12%，同比增长10%（见图5）。 外资恐背不起人民币快速升值这口“锅” 最近，关于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外资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人民币的说法备受市场推崇。但这种追涨杀跌的逻辑值得商榷。于境外投资者来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其前期投资的收益，却会加大其后期投资的成本。相信，在参与程度还较低的情况下，外资可能更乐于在对汇率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逐渐低调地加仓人民币资产。 实际上，新年头两个交易日，陆股通项下连续净卖出，显示外资可能正在乘中国汇市股市冲高，减持人民币股票资产（见图6）。虽然当周陆股通累计录得净买入191亿元，但剔除港股通净买入后，股票通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出355亿元，上月为净流入65亿元人民币。 外资买债缺少日高频数据，但观察月度数据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从2018年12月至去年12月，境外机构连续25个月净增持人民币债券。其间，境外净增持人民币债券与月均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之间为0.097的弱正相关（二者同取自然对数），即人民币越升值（直接标价法，数值变小），外资净增持人民币债券越少。特别是自去年7月份起，人民币加速升值，二者转为强正相关0.632（见图7）。这表明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境外加仓人民币资产的成本提高，边际上抑制了境外增持的冲动。 当然，这并非说外资流入对人民币升值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外汇管理坚持实需原则，即依法合规的真实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才能够在外汇市场上买卖。这导致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基础国际收支状况强劲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单边市场行情。此时，即便是规模不大的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入，仍可能在边际上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率。如去年前11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79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298亿美元，但远不及货物和服务与直接投资项下顺差合计1098亿美元。 实需原则不适用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在离岸市场上，由于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多元化且交易产品多、限制少，故即便出现单边预期，但只要参与者预期的幅度不同，之间就可能达成交易。可见，扩大交易主体、丰富交易产品、放松交易限制，加快发展有深度和广度、有流动性的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才能更好防范化解境外输入性风险。 美指走弱的财务影响并非不可以对冲 根据现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公式，美元指数的走向对于境内人民币汇率有着显性的影响，隐含着美元强人民币弱、美元弱人民币强的“跷跷板”效应。目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今年美指可能进一步走弱。如果美指跌幅较大，将带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快升值。 根据激进的市场预测，今年美指下跌11%以上才有望跌破80。用周度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018年1月初至同年8月底（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期间），美指涨跌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动的弹性参数为0.2694，即美指每跌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涨0.27%。鉴于今年初美元在人民币汇率指数中的权重已被下调，且2019年8月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将该弹性参数调升至0.30以上是合理假设。这意味着美指跌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升值3.5%左右。但中间价升破6意味着要涨8%以上，两倍多于前述经验值，难度不低。 需要指出的是，美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化的解释力并不强，前述回归分析结果的R-square仅为0.22。去年人民币中间价涨幅与美指跌幅大体相当，主要是因为通过逆周期因子调节，人民币汇率在3月份全球金融动荡时保持了基本稳定。从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看，3月23日的年内高点95.46直到11月10日才被超过（95.78），同期中间价上涨7.7%（见图1和图2）。 不排除今年收盘价相对中间价偏强的顺周期效应加大，可能令中间价录得更多涨幅乃至升破6。然而，影响汇率升贬值的因素同时存在且此消彼长，人民币持续升值随时可能引起市场的自发调整，或者招致更多的政策调控。况且，在疫情得到控制、世界经济重启的基准情形下，美指调整的时间及幅度均取决于疫后主要经济体经济修复的情况。至少疫情暴发前夕，美国经济基本面要好于欧洲、日本和英国。 此外，即使人民币双边汇率升破6，但只要人民币多边汇率没有大涨，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此种情况下，境内出口企业主要是要应对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财务冲击，一个化解之道是外币计价结算币种的多元化或通过银行外汇买卖进行外币对外币的转换。 美指走弱是美元对构成美元指数的六种篮子货币的汇率普遍下跌。去年，人民币对英镑、日元和加元汇率中间价升值，但涨幅均小于对美元；对欧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汇率则均录得贬值（见图8）。这意味着，如果去年出口用前述货币计价结算，境内企业有一半概率可以降低汇兑损失，另一半概率可以赚取汇兑收益。但遗憾的是，去年前11个月，境内非银行部门跨境外币收付中，非美元币种仅占11.1%，较上年全年还低了0.7个百分点。这与国际支付市场格局相去甚远，但也意味着我们的改善空间巨大（见图8和图9）。 本文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月11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434，较前一交易日下调73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1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434元，1欧元对人民币7.946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289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410元，1英镑对人民币8.7204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9296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345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034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780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1280元，人民币1元对0.61977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2580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2957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6.96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137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331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5529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5829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364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838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346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19967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926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5976泰铢。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361。
2019年底至202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9762上升至6.5249，升值了6.5%。同期内，人民币对CFETS篮子汇率指数由91.39上升至94.84，升值了3.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8.5%，如此之快的升值幅度是历史上较为罕见的。2021年1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了6.5，进入了6.4的区间。目前已经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在2021年升破6.0。 要对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做预测，首先需要理解，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原因之一，是美元指数显著下行。2019年底至2020年底，美元指数由96.73下降至89.61，下跌了7.4%。同期内，美元对欧元、日元与英镑分别贬值了8.9%、5.0%与3.0%。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美元指数贬值了9.0%。不难看出，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仍低于美元指数贬值幅度以及欧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换言之，2020年与其说人民币很强劲，不如说美元自身很疲弱。 原因之二，是由于疫情冲击的时点差异、反控疫情的力度差异等因素，导致中美经济增长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显著拉大，进而导致中美利差显著拉大。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美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6%、-9.0%与-2.6%。中美季度GDP同比增速之差由2020年第一季度的-7.4%显著反弹至2020年第二季度的12.2%。增长差的差异自然会加剧利差。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由2020年初的130个基点左右迅速扩大至2020年中的250个基点左右，此后持续维持在230~250个基点。如此之阔的利差自然会吸引大量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尤其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市场。2020年流入中国主权债市场的外国资金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 原因之三，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显著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201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近年来，中国股指与债券指数被相继纳入全球最重要的股票与债券指数。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表现得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期间，中国金融市场表现出难得的“避风港”特征。尤其是在债券市场上，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负利率格局由于疫情冲击而进一步加深后，中国债券市场的正收益率吸引力凸显。换言之，金融市场的加快开放，以及资产价格表现更加强劲，也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 原因之四，是出口表现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双双超出市场预期。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由2020年1~2月的-17.2%飙升至2020年11月的21.1%。 关于出口增速飙升的原因，一是全球疫情肆虐使得中国医疗设备行业与远程办公行业的出口达到历史性峰值； 二是受疫情冲击错位影响，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降反升； 三是从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需求有所反弹。货物贸易顺差的上升，加上疫情冲击导致的服务贸易逆差的下降，使得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分别达到1102亿与922亿美元，创下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 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破6吗？这要看2020年推动人民币的主要因素在2021年是会持续发挥作用，还是会衰减甚至反转。 从美元指数来看，美元指数可能已经由牛转熊，并步入了下行的长周期，但2021年美元指数表现未必会太弱。毕竟，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相对强弱程度。一方面，即使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增速也并不弱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考虑到近期美国民主党获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那么在2021年，预计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强力的疫情防控措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与相对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2021年美国经济表现可能继续强于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笔者认为，2021年美元指数的波动区间可能在84~92左右，中枢水平在88上下。美元指数跌破80的概率很低。 到2020年第三季度，中美GDP季度同比增速之差已经由第二季度的12.2%收缩至7.5%，预计未来中美增长差将会相继收缩。近期，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1月6日重返1%以上，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已经由250个基点回落至210个基点左右。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大致稳定在3.0%~3.5%，而经济反弹与通胀率上行将会使得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5%以上。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利差将会继续温和收缩。 从资产价格相对表现来看，2021年我更看好中国股市。这是因为，2020年下半年美国股市显著反弹，再创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处于历史极高水平。因此，它会对各种负面冲击非常敏感，尤其是货币政策边际调整。而拜登上台以及民主党控制两院，蕴含的货币政策调整概率要高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股市大幅下跌，那么美国非但不会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可能还会面临资本大举流入以及美元指数反弹。而一旦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北上资金”也大概率会加快撤出，而非大量涌入。 从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全球需求可能继续复苏，但随着疫情的稳定，特别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中国在医疗设备与远程办公设备方面的出口增速可能会回落。其他新兴市场的复工复产也将降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短期不可替代性。此外，在经过一段时滞之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较快升值也会对出口增速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将会好于2020年上半年，但大概率会弱于2020年下半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6的概率很小，更有可能围绕6.2~6.6的区间上下波动，中枢水平在6.4左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6.1是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至今这26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高点（也是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汇率水平），一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特定情形下突破6.1，那么再突破6.0也就并非难事了。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货币当局对此应该有所心理准备。
CF40研究部潘潘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行情601696,诊股)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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