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9月12日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表示，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一是要把握重点、聚焦“五通”，也就是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初心。“双循环”形势下，应该不忘这个“初心”，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二是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黄奇帆认为，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进行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而是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和现有网络的作用。在他看来，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应该先行，其次是资金融通，最后才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设施联通。 三是要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 四是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五是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我国人民币在SDR中的份额为1.95%，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为4.3%，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市场的份额为1.76%。黄奇帆认为，这些都与我国作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他表示，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 “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黄奇帆表示。
曾经跟黄奇帆面对面的时候，他提出了4个1：1的观点，可以判断什么时候进入股市，什么时候撤离股市。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如果巴菲特在中国，他会什么时候进入A股，什么时候撤离A股呢？现在巴菲特该买A股了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在北京的一个小范围的活动上，黄奇帆意气风发，对股市侃侃而谈，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跟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见过面。鲍尔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可谓是全球最具有权势的金融巨头。 那个时候的黄奇帆正主政一方的经济事务，也可谓是炙手可热。黄奇帆见到鲍尔森的第一面就说：美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鲍尔森从华尔街到白宫，当时可谓春风得意，没想到黄奇帆的话犹如兜头一盆凉水。鲍尔森很好奇，问为什么？ 黄奇帆轻描淡写，说：你们的房地产等社会保障支出超过GDP，房地产过热了，你们老百姓不像中国人喜欢存钱，一有风吹草动，房贷断供，银行烂账会成为压垮美国经济最重的那一根稻草。 跟黄奇帆见面恰逢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房地美、房利美两大房地产巨头引爆了美国的信贷危机，我一直都记得黄奇帆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当时他两手一摊：怎么样？美国的问题果然出在房地产。 黄奇帆重复了跟鲍尔森的谈话内容，说很多人老是搞不清楚怎么平衡宏观，其实宏观调控就是一场升级打怪的过程。宏观经济主要有五个方面：GDP、股票市场总市值、M2或贷款余额、市场化房地产总市值、主权债务+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支出。 GDP跟其余四方面指标的占比1：1证明经济运行适当，一旦某一个方面高于或者低于，那么就需要进行调控。比如股票总市值低于GDP，证明未来股市有上涨空间，如果高于GDP，证明股市过热，有调整风险。 除了黄奇帆，其实巴菲特早在20年前也提出一个估值指标，当股市总市值跟GDP占比在70%-80%时，是买入股票的好时机。当股票总市值是GDP的100%的时候，就已经进入警戒区，超过200%的时候，那买股票就是在玩儿火。其实黄奇帆的理论跟巴菲特的指标如出一辙，都是股票总市值低于GDP的时候，进场炒股才有利可图。 现在A股截止8月14日总市值超过74万亿，而2019年的GDP为99.1万亿，A股总市值只有GDP的75%。无论是按照巴菲特，还是黄奇帆的理论，现在配置股票为首的权益类资产，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巴菲特在A股，他会在这个时候进场抄底吗？ 巴菲特选股票可不是随心所欲，老先生有一个基准线。在2019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说如果自己要买A股，那么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20%，且能稳定增长的企业。 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篮子里，基本没有10年以下的公司，上市时间都超过10年，甚至几十年以上，因为他可以连续看数年的上市公司财报。按照2019年巴菲特说的标准，A股只有茅台、恒瑞医药、伊利股份等10家上市公司连续10年净资产收益率高于20%。 巴菲特说自己只买看得懂的上市公司，并不是巴菲特拒绝所谓的高科技，任何一家上市10年以上，且盈利非凡的上市公司，无论是产品、市场，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不会因为所谓的风口而狂躁，也不会因为经济的剧烈波动而失去防御能力。 而这一类公司往往负债少，很少用加杠杆的方式进行扩张。杠杆可以高速发展，赚取高额利润，但是杠杆也容易放大风险。所以巴菲特喜欢负债少，实实在在有巨额税后利润的公司，在巴菲特看来这一类上市公司拥有竞争力的护城河，否则难以熬过10年的经济周期还能保持连续的高盈利能力。 如果巴菲特在A股，现在正是他进场的时候，按照巴菲特的选股标准，A股至少有10家上市公司将是巴菲特买入的潜在对象。其实，炒股需要看大势，有宏观视野，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失去判断的理性，在具体个股的选择上，A股依然有值得长期买入的股票。 按照巴菲特的逻辑，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之下，那些内生产业链的行业龙头，依仗着中国巨大的市场纵深，依然会是A股的佼佼者。如果巴菲特进入A股，也许，老百姓会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我与黄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黄市长的许多经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便十分关注黄市长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他不时发表的经济观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能员”“干吏”则是中国贤治（meritocracy）的基础。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 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黄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结构性改革》 一书终于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和行事逻辑。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先生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黄奇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新潮的东西。囿于知识和阅历的限制，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此书，只能谈谈读后感。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为长期主政一方经济的政府大员，黄奇帆先生有着学者只能望洋兴叹的解决大小经济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深入理论思考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黄奇帆先生以后还能更多地与我们分享这类故事。 故事一。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因为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于是重庆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转过头来，重庆又承诺给富士康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故事二。重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2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三。“渝新欧”国际运输通道，满足了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对北美（30%）、亚洲（30%）和欧洲（40%）的分销，大大节省了时间与物流成本。如果产品在重庆生产后运到上海、广东等地，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耗时需两个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内陆到沿海的距离。这条“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同时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一体化；二是各个国家铁路部门运行统一编制的时刻表；三是敲定铁路运费价格，压低运输成本。2011年铁路价格是一个集装箱每千米1美元，现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离只需要6000美元运费。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货物价值足够高，“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6000美元运费就是经济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用铁路进行运输。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黄奇帆先生对许多全局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45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60岁，现在只能工作到45岁，少了15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先生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由于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黄奇帆先生成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部地方大员的成功学或案例集锦。相反，黄奇帆先生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力图澄清一些本来应该由职业经济学家阐明，但却被经济学家说糊涂了的理论问题。黄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领域经济学家专属地盘的意图可以从《结构性改革》的目录清楚地看出来。《结构性改革》涉及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到数字经济，从房地产开发到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由于知识和专业的限制，我对黄奇帆先生书中所涉猎的许多问题没有立场和观点，不敢妄评。这里，我仅就自己相对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黄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标题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我曾表示“供给侧”一词是日本汉字，读起来拗口。但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读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侧”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黄奇帆先生指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黄奇帆先生的话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我对黄奇帆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总需求管理则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体制机制性改革（“制度变迁”），同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有所谓“供应学派”。但这个供应学派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黄奇帆先生对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释。我这里不再赘述。 黄奇帆先生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的意图和要点，提出了今后应该推进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确实，正如黄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门都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开动脑筋，想一些真正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先生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写得过长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个聪明人写给我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读的好书。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各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都来认真研究黄奇帆先生的这部著作。
“对付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脱钩论’，应该始终坚持4个原则：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应对。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做好自己的事。”8月8日，在由《中国银行保险报》主办，上海鼎翊国际保险节协办的中国寿险百人峰会上，重庆市原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 在黄奇帆看来，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相比，单个国家、个人发出的“脱钩论”注定将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应将目光放长远，筹划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良性格局。 美国政府不顾经济规律强行“甩锅” 研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首先要研究的是美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格局。目前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滞胀，第二是民粹主义，第三就是政客“甩锅”，将矛头指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各方面脱钩的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内容越来越丰富。 具体来看，目前，美国在贸易合作各个方面欲与中国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确。在投资方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被要求撤资，中国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收购也受到各种阻拦。两国之间的各种商业性谈判也已搁置。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正在从200多个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挑刺”，而新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也变得阻力重重。金融业务方面，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或保险保障服务。此外，已有“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的声音从美国舆论场中传了出来。 “美国的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会不会遵循这些政客的指挥？可以说80%到90%是不会的。美国几千家外资企业在20多年间一直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达7000亿美元，利润达500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左右，效益各方面都很好。”黄奇帆介绍， “能够指挥企业家的，不是特朗普，是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导向。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经济规律都在长远地起着作用。” 对付“脱钩论”应坚持4个原则、认清5个趋势 黄奇帆强调，对付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脱钩论”，应该始终坚持4个原则：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应对。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做好自己的事。 黄奇帆认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有几个大趋势不会改变，更不会因为短期内的政策行为或个人意志而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下面5个方面： 第一，是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是经济规律造成的，是人类几百年资源优化配置的产物，各国家市场之间的交换活动孕育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时间被逆转，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趋势不会变。“我认为，今后的10年至20年中，全球化的格局会出现变化。疫情也许会催生二、三十年后形成的权利切换，会出现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元可能不再独霸全球，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货币各占一席之地，催生多元化的全球化，这会是一个趋势。”黄奇帆说。 第二，世界经济东移的趋势不会变。过去四五十年间，世界经济出现了东移亚洲的趋势。1980年，亚洲各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如今已达到全球的37%左右；如果每10年增加4至5个点，再过30年就会达到50%，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中，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37%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了全球的17%。黄奇帆认为，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继续增长。 第三，新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革命不断让人类从困境中跳出来，走上新的平台、新的道路。”黄奇帆称，“现在已经到了智慧化工业革命的时代。最近几年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今后几十年，智慧化工业革命将真正能够把衰退中的全球经济从困境中带出来。” 第四，中国更深、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今年3月份中央出台了五大要素市场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今年5月份，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新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所以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第五，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增长潜力必须在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格局推动下，才能引领中国走向强国之路。 推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建设 “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内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黄奇帆介绍，“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一个外循环模式，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形成了一个适合当时的发展战略。随后，整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到2006年一度达到65%，随后逐渐减少至现在的32%。” 黄奇帆明确， 实际上倡导内循环不是短期针对疫情或者国际脱钩背景而提出的。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今后几十年必须奉行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现在的内循环绝不是封闭条件下的内循环，也绝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循环，而是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是开放和内循环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一个概念。”黄奇帆进一步释义。如今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级领导干部及企业家几十年间形成的外循环工作惯性，重新审视创新、投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黄奇帆认为，首先要看创新。做技术创新、商务模式创新，这种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是生生不息的动力。所以内循环为主体，要更加鼓励各类企业、各类研究单位进行创新。 其次，要看企业法人的投资动能。“如果一个地方净资产原来有1万亿元，今年的利润有3000亿元，这些利润如果滚存到了投资当中，成为新一年的净资产，说明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反，如果这个企业家3000亿元利润转移走了，没有滚入净资本，且1万亿元净资本还减少1000亿元，说明这个地方投资环境有问题，或者发展预期不到位，大家开始转移支持了。”黄奇帆举例说明。衡量内循环是否成功，一定要看一个社会总的净资产，而不是看总资产。 最后，看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怎么样才能让我们4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怎么让我们农村的6亿低收入群体数量减半，从而增加内循环的需求和消费？总之，内循环的发展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坐标，那么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发展动力。”黄奇帆说。
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 黄奇帆出书了，起的书名很不讲究，就叫《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不过，今年最值得读的宏观经济读物，大概就这一本了。 黄奇帆，很多人还习惯性叫他黄市长。他一生从政40余载，在上海33年，重庆15年，后一段经历最传奇也最为人所知。这本书是他退休回到上海后，受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每月给学生讲3小时的课，演讲稿结集而成。主题涉及宏观调控、基础货币、资本市场、房地产发展、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个个都是“网红课题”。 这十几堂课，最早开讲的时间是2018年11月，即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的半年，所以，字里行间都嗅得出浓浓的硝烟味。黄奇帆是策略型经济学者——书斋里的人们戏称他们是“奏折派”，他自我总结的研究范式是三段法：“问题—结构—对策”，也就是，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接着，找到问题内在的结构性关系、联系方式和边界条件，最后，给出自己的具体对策一二三。在我读过的此类文章中，最杰出的中国经济学者有三位，前有吴敬琏，继有周小川，现在是黄奇帆。 这三人的学养背景各有差异，吴敬琏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央级决策研究机构，一生“章京”身份，可谓最近距离的旁观者。周小川学而优则仕，常年主政央行，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操盘人。黄奇帆从来没有进过庙堂，他先是在上海经济信息中心任职，浦东新区筹建，被朱镕基点名，出任起草政策文件的副主任，后来赴职重庆，一干就是15年，其间惊涛骇浪，他居然全身而退。 我之前对黄市长了解不多，只关注过重庆的地票改革，可以说是极具中国智慧的乾坤腾挪术。全国大型城市中，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程度最低的，一是深圳，二是重庆，而重庆更是唯一以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这次读 《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又了解了他当年的很多杰作。 譬如，互联网金融大热时期，黄奇帆早在2013年就明令禁止在重庆地面上注册P2P公司，也不允许外地批准的P2P跑到重庆开公司，到几年后危机总爆发，全国上万家P2P公司遭清理，重庆毫发无损。 与此同时，黄奇帆则邀请马云到重庆注册互联网小贷公司，在划出了几条政策边界线后，阿里小贷公司健康发展，然后全国前十大互联网企业的小贷公司都相继落户重庆，到现在，在重庆注册的小贷公司的业务规模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 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引进京东方的8.5代液晶面板项目。这一项目投资额需330亿元，京东方自有资金不足，黄奇帆组织重庆企业认购100亿股入资210亿元，京东方通过银行融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重庆多了一家高科技企业，每年新增200亿元产值，京东方股票上涨，重庆所持股票收益超过200亿元。然后，重庆又拿赚来的钱再投给京东方，合资480亿元上线了一个柔性液晶面板项目。 在中国，当一个好市长，首先得是一个资本型的企业家，这个结论在黄奇帆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此等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这既得益于其多年一线鏖战的磨炼，也是作者善于思考和比较的结果。 企业家们每天都在抱怨融资成本高，金融系统是一个“吸血鬼”，但是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为什么高，如何改进，似乎谁也说不清楚。黄奇帆横一刀，竖一刀就讲明白了。 横一刀，在自己身上划。中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股权直接融资只占到10%，其余都依赖于银行系统。企业的债务总量，占到了GDP的160%，这个数据全世界最高。 竖一刀，在一个对比标本身上划。美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30%是债权，70%是股权。企业负债是美国GDP的60%。 横竖两刀后，问题就呈现出来了，解决的方向也出来了：必须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 再比如，中国的股指成了一个网络笑话，十年前黄光裕判刑入狱的时候，上证指数是2900多点，出狱了还是2900多点，世事沧桑，居然在指数上分尘未落。而十年里，美国股指翻了两番。 黄奇帆给出的分析角度是：十年前纽交所的上市公司是3000多家，十年后还是3000多家，每年新增上市200多家，退市也是200多家，企业数量没增加，道琼斯指数从6000多点涨到了2.4万点，也意味着总市值翻了两番，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投资人也赚到了钱。 答案是：归根到底，要宽进严出，搞好退市制度。 《分析与思考》中，最应景的两章是“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 黄奇帆用一组对比数据，呈现出全球贸易格局的新特征：在1980年代，国际贸易的总量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是95∶5，而在货物贸易中，70%是成品贸易，30%是中间件贸易。而到2010年代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改为70∶30，而在货物贸易中，中间件的贸易量上升到了70%。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当年的美日摩擦已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中国经济显然更难对付。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左边会伤到自己的企业，右边会殃及日本和欧盟的零部件供应商。 其次，中国在对峙中加大贸易品类的方向，应该着重于服务要素的提升。由此黄奇帆提出自己的三零策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也就是用更为开放的姿态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战略。 黄奇帆还在书中大力倡导进口，在他看来，进口大国说明国内民众的消费力强，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可以形成定价权，并让本国货币成为硬通货。“如果一个国家在五到十年里，连续都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进口大国，那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我不知道，上海的进博会是他倡议下的产物，还是他在用自己的观点印证其正确性。 黄奇帆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与哈耶克或提出拉弗曲线的供给学派并不同路。在充满了“例外感”的今日中国，像他这一批的策略型官员和学者，在坚持市场要素配置和遵循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见招拆招，安全优先，也许是被动、无奈下的唯一道路抉择。这样想来，他的那个低调而可有可无的书名也许竟是深思后的结果。 2020年，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中国产业亦是内外交困。但是，巨石崩裂处，有人看见了恐惧，有人看见了光。而光之所在处，既在当下，也在远方。在一个闷热的江南午后，读黄奇帆的书，如目睹一位将军在沙盘前慎思谋划，举手风云起，凝目号角鸣，竟不觉日之将暮。 突然也有走神的时候，想及1946年出生的特朗普还系着一根红领带，在为连任疯狂奔跑，1952年出生的黄奇帆却已经穿着大裤衩退居黄浦江畔，心里难免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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