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玉溪市监委消息：云南省印刷物资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侯豫昆（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由云南省监委指定玉溪市监委管辖，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信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已经没有分歧了。而且和国内疫情刚得到控制时，也就是3-4月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是，经济似乎没有靠政策驱动，也没有依靠房地产。7月以后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内生性力量，如果用钢价来佐证，可以发现卷板表现明显强于螺纹，可见制造业（比如汽车和家电）才是三季度以来支撑经济复苏的主力。 从三季度开始，出口一直很强劲，中国是全球唯一在正常生产的国家，以至于集装箱飘到海外都回不来。即使往后看，全球大放水后流动性充裕，宽松也很难退出，加之发展中国家大面积接种疫苗要滞后于发达国家，海外供需缺口还会拉动中国的出口。 出口好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订单多了，甚至现有产能都满足不了需要时，就有动力去做技改和扩产能。出口产业链和制造业投资又会向就业传导，就业改善后，进而带动更广谱的消费。 这些在统计数据上，也有很明显体现。11月出口同比高达21.1%，对美出口甚至冲到了40%以上，11月制造业投资大幅上扬，累计增速从-5.3%回升到-3.5%，单月增速更是从3.7%飙升到12.5%。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从10月的4.3%提高到5.0%，考虑到消费品在通缩，剔除掉物价因素后，实际社消增速是从4.6%回升到6.1%的，这要比疫情前的水平还要高。 即使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就业也不能说完全没压力，毕竟一些线下的文旅和服务消费至多也就恢复到去年的8成左右，比如有媒体报道乌镇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说明旅游业还是不景气的。但是，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失业率从4月的高点6.0%一路降到11月的5.2%，和去年的水平差不多了。 要知道，就业问题在“六保”和“六稳”里，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到了正常水平，说明在出口和相关产业链投资的推动下，经济恢复得确实还算不错。 经济内生性复苏，和政策刺激需求的副作用是不一样的。以往的需求刺激，基本是围绕房地产-基建的产业链来做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其实所谓房地产-基建产业链指的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走老路”。 为了对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默许了地方政府通过企业（城投）大规模举债发展经济的权限。以土地作为抵押品，抵押给银行换取融资发展基建，形成土地抵押-信用创造-基建改善-土地价格上涨-更多的土地抵押融资的闭环。 这个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确实是很明显的，但副作用同样也很大。 最突出的肯定是高杠杆率。房价上涨，让贷款买房的人，需要加更多的杠杆。房价涨还会带动地价涨，地方政府有了土地这个抵押品，在地方官员GDP竞争的机制下，容易导致地方债务扩张。 所以，以往每一次需求刺激后，都会看到宏观杠杆率的上升。这让经济抵御外生冲击的能力越来越弱，信用风险和经济周期的关联度上升，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在易纲行长11月发表的央行政策研究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中，也指出“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 买房是中国普通家庭最重要的支出，但房价并没有直接进入CPI统计里。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房价这么涨，而且比大多数人的工资涨幅更大，把房价考虑进去后的广义通胀率，要比所公布的物价指标高得多了。在高房价面前，不少人的幸福感并没有跟随名义收入上涨而提高。周小川行长近期关于通胀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些问题。 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主的增长模式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融资端需要刚兑才能滚动下去。因为地方的项目很多都是公益性的，不能说公益性项目没什么用，公益性项目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公益性项目没有明面上的现金流，这些项目要获得融资就只能刚兑，靠政府的信用背书。 但问题是每次杠杆率上升后，债务规模和偿债压力增加，投资人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是扩大的，尤其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要是打破刚兑，比如11月的高评级国企债券超预期违约，很容易让风险扩散，如果政策干预不及时，甚至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避免系统性风险，就得延缓出清，不能让信用风险在纯市场力量下真实暴露。但刚兑不打破的话，一是要素很难市场化流动，投资者永远偏好城投、国企，民企在资本市场尤其在信用债市场很难融资；二是刚兑导致长期资金被无风险高收益产品分流，动不动就有两位数的无风险回报的产品存在，长钱怎么可能投入到资本市场？“刚兑不破，资本市场不兴”的说法，其实也有些道理。 老马不能拉新车，围绕土地产业链再来做文章，已经难以为继续了。目前经济内生性动力恢复得还可以，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是被削弱的，短期放松地产调控和地方债务监管几乎不可能。 政策释放的信号也是如此。12月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提的是“需求侧管理”，但在具体部署上，和以往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促进消费方面，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结构这些，而且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再比如投资方面，更加注重投资的效率，典型的如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等。 可见，再走老路的可能性非常小了。 今年一季度疫情发生后，货币环境明显转松，保市场主体目标下加大了对实体的信贷投放。社融和M2的同比增速都明显回升，加上今年GDP同比低于往年，结果是社融同比和名义GDP同比之间的缺口明显走阔。今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了近25个点，升到了270%，上升幅度仅次于2009年四万亿时期。 现在由于经济复苏，尤其是经济内生性动力在恢复的时候，货币和信贷政策回归常态是必然的。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我们可以平滑这两年名义GDP的波动，仅考虑分子的波动，来测算杠杆率合意的水平，以及背后对应的社融增速。 2017年开始大力去杠杆，假设201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的杠杆，是中央认可的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的杠杆。这三年，分子也就是债务增速平均在11.5%左右，那么我们以这个增速做线性外推，假设明年的债务增速也在11.5%左右的水平，根据稳定的社融和债务增速关系，可以测算出社融大约在11%左右，杠杆率大约在263%左右。 按11%的增速计算，2021年社融增量，相比于今年差不多少了2万亿。这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需要关注明年信贷到期的压力。由于疫情冲击，上半年央行对小微企业是有明显的结构性货币宽松支持的，有4.7万亿的到期贷款本息被延后偿还。到了2021年，这些被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一部分可能就需要偿还了。这会对信贷产生收缩效应，具体规模要看明年需还本付息的比率，以及经济内生动力恢复后的增量融资需求到底有多强。 其次，政府债券新增规模将有所下降，不过堵了偏门就要开个正门，这块下降的规模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今年1-11月，公共财政收入17万亿，公共财政支出21万亿，缺口3.8万亿，跟今年安排的预算赤字3.76万亿差不多。但如果再加上《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里面提到的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3万亿元，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很有可能用不完。如果明年的财政赤字率降到3%，对应的赤字规模为3.46万亿，和今年相比少了3000亿。 专项债方面，今年前11个月政府性基金收入7.27万亿，支出9.56万亿，两者缺口2.29万亿，和新增专项债额度3.75万亿相比少了1.46万亿。而今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基本用完了，政府性基金没花出去的钱可能被用来平衡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但和今年的3.75万亿相比，明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可能不会有大的缩量。一方面，2021年估计还得用政府性基金账户的盈余来调节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压降影子银行后，地方政府融资的偏门被堵了，需要开正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政策“不急转弯”。 所以，我们预计2021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在3.5万亿。尽管规模尚可，但缓解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有限，专项债的性质主要对的是项目，专款专用，能直接出钱来维持刚兑的部分有限。 最后，影子银行规模将持续压降，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策“不急转弯”不代表“不转弯”，转弯是目的，急不急是方式，转弯的方向没有变化。我们认为明年大概率政策压降的主要部分就在影子银行。 其实今年影子银行的规模就已经在压缩了，银保监会相关领导在11月份的会议上，表示当时的影子银行规模，和历史峰值相比压降了约20万亿。据此可以推算出，今年前11个月影子银行压降的规模在4万亿左右。 另外就是融资类信托规模还将压降，去年年底融资类信托规模大约在5.8万亿，今年高点到了6.4万亿，三季度末是5.9万亿，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的全年要压降1万亿目标，四季度融资类信托要压1.1万亿。 保守估计，明年信托贷款项将减少1万亿。 更重要的是，明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先不考虑老产品是否能存续更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年年底后新的产品是净值型的，期限匹配的压力会增大。净值型的产品更注重流动性管理，对流动性不好的一些非标以及长久期、低评级信用债的配置力度会明显削弱。 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来后，2018年就出现了不少城投、民企债再融资困难的状况。因为产品改为净值型后，银行理财都往现金管理型产品转型，加上同业去杠杆导致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无法通过大行传递到风险较高的非银机构，所以也没有资金去配置低评级和长久期城投和民企的债券。 当时企业自救的方式主要是结构化产品发行，但永煤事件也暴露出该模式的一些问题，结构化产品新增明年难度也会比较大。所以，对部分非标以及长久期、低评级的发行人来说，可能会碰到和2018年类似的融资环境。 除了堵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渠道，估计还会堵房地产-基建的融资需求。因为融资需求不堵住，可能会有新的融资工具被创造出来满足上述主体的融资需求。治标还需治本，还需要压降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今年出台的“345”新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行为做出了较大限制。根据这一新规，即使房企满足所有条件，其有息负债规模增速也不能超过15%。而我们计算得知，上市资产规模前50的房企，过去3年里的平均有息债务增速在18%左右。 使用2020年三季报的数据，发现大部分上市房企都不能同时满足三条红线的要求。资产规模前30的房企中，仅有1家满足了三条监管要求，有2/3的房企至少有2点不能满足监管要求。这意味着大部分房企的有息债务增速不会超过10%，这一增速明显低于过去几年的有息负债增速，可以预见2021年房企的外部融资会受到明显限制。 地方隐性债务监管，城投平台的融资需求也会下降。经济内生性动力强了之后，对平台融资的监管易紧难松。刘昆部长近期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中，释放了严监管信号，比如要求绝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要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剥离其政府融资功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等。 经济内生动能对应的制造业融资需求会回升，再叠加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金融支持，制造业投融资需求回升将成为明年支撑社融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政策会去堵偏门，部分中低评级城投和产业债再融资压力会比较大。 2021年企业部门的付息规模增加，对债务滚动的诉求上升。我们定量测算了一下2016年到2021年，企业部门的付息压力，包括信用债、银行贷款和非标这三类，它们是目前企业最主要的债务融资来源。 具体来说，统计的信用债包括企业债、公司债、中票、定向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这五类。没有将短融统计进去，主要是因为短融尤其是超短融，可能在当年发行、当年到期，对测算结果有比较大的扰动。银行贷款就是平时所说的企事业单位贷款。非标统计了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这三类。 计算发现，这几年企业付息规模逐年攀升。明年需要付的利息高达8万亿，相比于今年增加了4000亿。 综合来看，2021年可能是顺周期经济动能继续复苏和信用风险释放叠加的一年。明年信用收缩整体压力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政策退出是渐进的，还有顺周期的推动力量，但问题在于结构，在顺周期动能崛起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上游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传导到下游，形成通胀压力（CPI的口径明显低估了通胀）。正如前文所讲到的，未来社融压降更多是结构上的，以压降影子银行新增融资规模为主。 影子银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表内对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限制，表内融资被约束了但融资需求还在，所以这部分融资需求以利率市场化为名转到了银行表外，以银行理财资金池和信托、资管等通道承接。而且，随着表外规模的持续扩大，更多的区县一级的（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城投、房企和产能过剩获得了融资，融资主体的评级还是不断下沉的。 我们看到2013年和2014年，有债项评级的新发信用债中，债券评级为AA和更低的占比，都接近六成。2015年和2016年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在四成以上。 2017年和2018年金融去杠杆的时候，其实不少中低评级的城投压力就已经很大了，但由于当时有棚改货币化安置，三、四、五线房地产当时行情好，地价上涨对三、四、五线城市的城投、产能过剩偿还有保障。而且当时还有结构化产品融资，明年这块的新增是会控制的，资管新规整改期到了后，新产品也要符合净值型要求了。 尽管如此，去杠杆政策对企业融资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个是低评级信用债发行越来越困难了，债项评级为AA及以下的占比，从2014年的59.4%，一路下滑到今年的17.2%。另一个是长期限信用债的发行难度上升，3年期以上的新发信用债占比，从2016年的41.4%降到今年的28.3%。 换句话说，2018年以后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信用分层。投资者喜欢AA+以上的评级，喜欢3年以下的信用债，久期长的、评级低的债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只能找风险偏好高的玩家，AA以下和长久期的债一直都在被挤出债券市场。 明年的问题在于，评级挤泡沫后，有更多的企业发行人可能会出现评级下调的风险，而在相对偏严的监管环境下，不太可能再出现类似结构化产品融资的模式来救场。因此，AA以下和长久期发行人很难找到债务滚动资金。 虽然经济是复苏的，但顺周期复苏呈现出更多的结构分化的特征。比如尽管顺周期的经济动能是恢复的，但由于顺周期的经济动能根源于出口，出口产业多聚集于沿海和少部分内陆地区，他们的财政收入恢复会好一些，而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恢复的状况可能会低于预期，经济恢复和财政收入的好转更多呈现出结构性特征。 而且房地产市场的恢复也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而卖地收入又是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涨压力是存在的，30城市的数据也体现出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同比增速要远高于二、三线城市。这可能与上市公司数量多集中在一线城市有关，股票市场上涨的财富效应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支撑要更强一些。 因此，这些过去依赖影子银行融资、依赖土地价格上涨偿债的融资主体，明年确实会遇到比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从债券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可能是更需要关注和防范的。 未来大概率会出现明显的信用分层。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都会这样。还款能力和兑付意识强的，会因为市场对安全性的追逐，信用利差可能被压得更低。反之，信用利差可能会明显走阔。 信用风险的释放搞不好刚兑就顺带打破了。刚兑打破这事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对经济转型有利，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得不走的一步。但如果弄出较大的金融风险肯定也得不偿失。因此，即使刚兑打破，政策层面也会切断风险传导机制，尽量把风险控制在一个较窄的局部范围以内。 即使刚兑真的打破，全局的风险暴露概率比较低，可能还是会锁定在特定地区和特地标的物上，比如非标、非公开、私募债等，也很难排除部分AA及以下的发行人。 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其实也是风险和机遇并存，也没有必要太悲观。 首先，对民企债一刀切的问题可能有所缓和。最近一两年，一直在强调要让要素市场化流动，但在债券市场上，并没有这样做，大多数时候还是根据发行人的属性来做策略的。 有序打破刚兑，才能减少“信仰”在做投资决策中的分量，更加关注企业自身的基本面。对民企债来说，这未尝不是个机遇，优质民企发行人可能得到投资人更多的关注。从投研的角度来说，也能让大家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基本面研究。 其次，对资本市场来说是好事。过去，在刚兑结构下，很多理财动辄就两位数回报，而且完全没有风险溢价。这样的话，长期资金怎么可能对资本市场感兴趣。传统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土地这个金融加速器，房子只涨不跌，居民财富也更愿意配置在房地产里。 一旦刚兑体系被动摇后，才有可能有真正的长钱进入资本市场。其实在这次永煤事件后，不少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抱怨信用债跌起来真有可能比股票还狠，所以更多地关注权益和固收+的投资机会。如果后续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有了风险溢价，肯定会推动居民资产搬家到资本市场上。 最后，风险对冲型基金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过去有这么多无风险刚兑且高收益的资产，对冲类产品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很多时候再怎么努力，收益还比不上一个刚兑的信托产品。 刚兑的无风险、高收益资产少了后，稳健型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将更多的考虑风险对冲型产品，能够为投资者实现稳健回报、回撤较少的资管产品，将有很大的蓝海。
徐弟波 12月17日，泸州市人大召开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任免案：决定任命徐弟波为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泸州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彬为泸州市审计局局长。 据“平安泸州”微信公众号消息，12月15日，泸州市公安局干部大会召开，宣布了主要领导任职决定：徐弟波同志任泸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提名任泸州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督察长；何绍明同志不再担任泸州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职务，到省公安厅工作。
当前，消费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因素，以往采取的传统需求管理措施，已经不足以激发中国经济巨大的内需潜力。此时，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提振传统需求，还要探索新方法，创造新需求。 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畅通大循环的关键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第一次；2020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422.5%、出口贡献14.6%、消费贡献-337.1%，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被大幅扭曲。在2020年超低基数的基础上，2021年就算消费同比增长15%，实际也只相当于没疫情情况下增长3%。 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不仅是疫情冲击，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缓慢下行的通道，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从最高点的23.3%逐步下降到10%以下，疫情前的2019年一度跌至7.2%的低位。可以设想，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速仍将逐渐下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下行，不仅延缓了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步伐，也是关系到十四五期间能否创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15年以来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因此国际市场的相对萎缩必须由国内市场的增长来弥补。与此同时，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可以带来有效回报的可投资项目大幅减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也不可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必然是靠激发中国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潜力能否承担起经济增长值引擎的重任呢？首先，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9年按可比汇率计算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约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万亿美元。同时，消费长期增长潜力巨大，现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长期增长有望达到7亿。可见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潜力是足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消费需求受到几方面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压制，所以出现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增速持续下行。只要找到影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的深层次真正原因，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就能使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引擎升级启动。 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数据显示，1-9月全国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只增长了增长0.6%；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增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9%、-2.0%和-0.3%，虽然呈现出逐季恢复的态势，但是与-6.8%、3.2%、4.9%的GDP恢复速度相比，则明显落后。需要重视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在2018-2019年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下行的趋势，2018年基本上还在“6”区间，2019年各季度则为5.9%、5.7%、5.4%和5.0%。 其次，居民住房开支过大，挤占了消费能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数据，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收入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为47.4%，较上年上升3.7个百分点。过高的住房开支挤占了消费能力，加上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刚性开支，居民手中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更少。 第三，储蓄率上升，显示边际消费倾向降低。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可以看出疫情后人们的储蓄意愿明显上升。 第四，传统产品基本普及，消费空白点基本消灭。当前，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高峰已过，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也已经取得关键性成果，一般衣食、家用电器等传统需求的提升空间有限。例如，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已达2.75亿辆，总体水平与美国相当；截至2019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14.4部/百人，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拥有1.14部手机；在一二级城市，彩电、空调户均拥有率远超100%，冰箱、洗衣机户均拥有率接近100%。在三四级市场，除厨电之外，其他大家电产品普及率多在70%以上。 第五，5G、新能源车等新供给的需求创造能力尚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2010年以来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一轮新供给创造的。在乔布斯创造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iPhone诞生以后，不仅智能手机本身创造巨大的需求，围绕智能手机也创造出了云计算、大数据、APP软件繁荣的网络生态和庞大的智能办公、影音欣赏、金融投资、生活服务等需求。随着4G网络在全球普及，这一轮新供给已经逐步进入成熟阶段，而5G、物联网、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新供给正处于形成和扩张阶段，其需求创造能力正在发酵，还没有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既要提振传统消费需求，又要创造新需求 从生产角度，需求侧改革自然是强调“供给创造需求”，中国消费市场上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市场的产品在研发、设计、品牌、质量等方面还是与出口产品有较大差距，由此产生了很大的“海淘”需求，实际上消费者花钱买回来的还是“中国制造”。因此，继续提升国内市场的研发、设计、品牌、质量水平，不断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还有巨大的新需求创造空间。 从分配层面，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次分配方面，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堵点就是，土地、金融等要素部门在人为制造稀缺的基础上，形成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实际上是对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挤占。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要将这部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如过高的土地收入、金融部门的收入降下来，让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获得公平的市场定价。在再分配方面，要让转移支付资金在保证基层运转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的造血功能。在三次分配方面，要从制度上完善慈善捐赠对社会事业的支持体系，在一般形式的助贫、助老等慈善活动之外，形成完整的民间社区服务、民间学术研究、民间科技法律推广等组织生态，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提升第三次分配的绩效。同时，政府应当继续探讨减税降费的空间和政策，将培育和扩大税基作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 当前，有学者提出将流通环节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抓手和发力点，这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本末倒置”。经过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且经过了数轮产业组织形态的迭代，其组织和流通效率可以说在全球前列，中国的流通环节不是扩大消费需求畅通内循环的堵点，恰恰相反，零售等行业的不景气只是消费不足的表现和消费低增长的结果。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收入预期持续下降甚至恶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流通环节发力来拉动消费，虽然也不会全无所作为，但预期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不仅在流通环节由政府出手进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政府出面来推动打折等促销活动也不是促消费的根本办法，至于政府来组织新的国有流通机构用不公平的机制参与市场活动，反而有可能是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和检查，降低用地、用电、用工的成本，这是畅通流通环节的关键所在。 在消费环节上，关键是创造新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指明了消费升级的方向。当前，欧美市场上的很多优质产品，往往都是中国造，而国内消费者能够买到的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服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说明，中国的供给能力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内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但是因为市场区隔、标准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产品和服务仍在较低水平上竞争，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已经提升的需求，近年来庞大的“海淘”贸易量就是证明。因此，通过提升标准、打通渠道，引领国内产品和服务瞄准升级的消费需求，一定能创造出很大的新需求，这就是让老树发出了新芽，开出了新花。另一方面，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新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领域中，“供给创造需求”的法则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当前，5G、新能源车等领域已经逐渐出现了新供给扩张的态势，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全电化新能源以及智能化驾驶等技术为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极大地改变，巨大的新需求正在被创造出来。例如，2019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220亿GB，比2018年增长71.6%；今年1-11月，中国5G手机累计出货量为1.44亿部，占到同期手机出货总量的51.25%；截至9月底，中国5G用户数已超过1.2亿，近几个月的单月用户增量都超过1000万；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9.8万辆和2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1%和104.9%，等等。 总之，扩大传统消费需求的改革措施，可以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要找到新办法、创造出新需求！新供给要创造新需求，传统产业也要通过升级产品、创造新需求——不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让新树开花，还要让老树发新芽。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引人注目的新提法有两点：一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二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求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这两大任务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对民生的关注，而对长租公寓市场的规范或使这两大任务形成较强的契合度：对长租公寓规范的根本就是要打破长租公寓平台的垄断思维，改变既有的“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商业模式。这或将为规范长租公寓市场提供一条根本路径。 首先，发展长租公寓将成为破解房地产市场问题特别是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要抓手。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关注可谓浓墨重彩。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的基调未变，但调控的重点显然已发生变化，“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成为明年乃至今后破解房地产难题的突破口。 按照此前韩正副总理在房地产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未来对楼市调控将遵循“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政府”的逻辑。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将政府的精力集中于住房保障领域，特别是大城市住房问题，无疑将事半功倍。 这将为因地制宜政策的实施创造空间，也是从需求端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重建房地产市场机制的有效路径。大城市是人口流动积聚的方向，也因此从需求端形成推动房价上升的驱动。而发展长租公寓是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要抓手和依托。 就大城市本身的住房需求看，其分层也比较明显。常住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更多集中于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其对住房产权的需求明显强于使用权。北京等地围绕“房住不炒”推出的共有产权所遭遇的“门可罗雀”，或从侧面验证了这一事实。真正住房困难的是城市新市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人员以及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公司高管。而这部分人群对住房的需求更注重使用权而非产权，对租房的需求相对较大。 因此，从民生出发，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点应是解决城市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需求，而发展长租公寓是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这一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报告关于“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内容中，针对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的内容超过70%，从租购同权到租赁土地的供给，到租金的调控等，对长租房市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 其次，规范长租公寓市场发展对于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而打破资本的垄断思维是关键。 是什么原因让众多长租公寓从“风口”坠落？表面看，是非理性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暴露了资本依托互联网的垄断思维。尽管长租公寓背靠政策东风、坐拥万亿级“蓝海”市场，但短期内不赚钱几乎是业内共识。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长租公寓处于亏损状态。其中，分散式长租公寓运营的基本逻辑是，按照“互联网+”思维，通过“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烧钱”模式，快速占领市场，做大规模，然后实现政策红利向市场红利的转化。 为了满足资本快速扩张的欲望，一些长租公寓通过租金贷的形式，假借租客之手获取批量化资金，用于进一步收购房源、扩张规模。当租金贷被长租公寓视为自己缓解资金压力、获取快速扩张所需融资之捷径的时候，租金贷便被异化为各种令租客们始料不及的“套路贷”，租金贷乱象也由此而生。 为规范长租公寓市场，2019年12月，住建部牵头6部门联合明确规定住房租赁企业租金收入中租金贷款金额占比不得超过30%；今年9月住建部明确禁止住房租赁企业违规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套取信贷资金、诱导强迫承租人使用租金贷等行为。且不论其与市场原则的相容性，单就风险防范看，既不能完全覆盖风险，由缺乏有力的约束。 其实，只要长租公寓这种商业模式不改变，资本对“赢者通吃”的垄断思维不改变，长租公寓的“雷”就始终在那里。 第三，对长租公寓市场的规范，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了又一个“实战”的切口。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资本四处攻城掠地、无序扩张，既扰乱了市场，更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联系最近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及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对阿里巴巴投资、阅文集团和丰巢网络三家公司的三起未依法申报实施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决定，表明反资本垄断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显然，反垄断的重点在于金融科技领域一些涉足金融、涉及民生的大平台。但同时，也要关注具有资本垄断“理想”的中小平台，要遏制小平台走向大的垄断平台。 长租公寓既符合平台的范畴，其“高收低租”的行为也具备垄断的行为特征。其实质是使用互联网平台线上技术+租赁房屋线下实体的经济发展模式。长租公寓暴雷的背后反映了平台企业利用租客与房东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期限错配的方式过度使用沉淀资金，构建资金池。可以说资金池的存在恰是这类平台风险之所伏，一旦资金流入减少就可能迅速引发暴雷。 长租公寓领域的资本之所以干“高收低租”这种反经济的、非理性行为，就是因为资本怀抱着“垄断”的理想：通过快速扩张，按照互联网“赢者通吃”的逻辑，实现对整个市场或局部市场的垄断。 因此，在肯定发展长租公寓这方向前提下，规范长租公寓市场的关键，是要加强对长租公寓市场的垄断思维和行为的疏导。对其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政策上应予以适当引导，包括金融介入的适度性考量。要在强化准入管理、落实租赁资金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长租公寓的资本约束，要求长租公寓经营规模应与其自有资金相匹配，以防范其非理性的盲目扩张。 尤其要重视并防止长租公寓领域的过度金融化问题。要按照“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的要求，加强对长租公寓“租赁贷”的规范，特别是要加强对非持牌机构与长租公寓围绕“租金贷”开展的合作，真正落实“凡是从事金融均须持照经营，纳入监管”的监管理念。
贵州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省人民政府决定： 邓湘贵任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安仕海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杨怡任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局长; 周亮任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计生监督局局长; 刘健任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 于浩任贵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不再担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职务; 杨建任铜仁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金焱任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院长; 江智霞任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罗勇任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王昌辉任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张命华任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刘荣鹏任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不再担任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翟理红任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朱保贤任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黄胜任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不再担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职务。 龙章怀不再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周仕飞不再担任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职务; 龙平江不再担任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贵州省交通战备办公室）副厅长（副主任）职务; 蒲建江不再担任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副局长职务; 张胤不再担任贵州省公路局局长职务; 罗红芳不再担任铜仁学院副院长职务; 张德恩不再担任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院长职务; 李俊华不再担任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职务; 苟勇不再担任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职务; 张景春不再担任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职务; 饶辉不再担任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职务; 贺永琴不再担任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冉贵生不再担任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余尚贵、兰芸不再担任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副巡视员职务。 贵州省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3日 省人民政府同意： 推荐龙平江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 推荐张胤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人选; 推荐蔡光辉为贵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人选; 推荐杨德付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人选; 推荐陈虎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人选。 以上人员职务调整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贵州省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3日
周一开门红，再次站上3400点。 今天终于跑赢外盘了，亚太股市今天表现一般，港股也在拖后腿，恒生指数、国企指数双双跌0.6%。 所以早盘A股一度跟随杀跌，11点过后又莫名其妙来一波跳水，这都是不自信的体现。 其实没有可比性，人家一直在高位震荡，我们还在从黄金坑里往外爬，到现在也没爬到月初的位置。 更何况咱们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利好，他们有吗？ 看看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农业育种、新能源汽车、芯片半导体、太阳能……几乎都和会议有关。 再看看外资，今天又是超百亿资金流入，全天净流入106亿，其中深股通占了65亿，这和今天创业板领涨的风格高度契合。 所以内资如果不珍惜筹码，那就又跑到外资手里了，最近行情不怎么样，但外资却很少看到大额流出，几乎一直是买买买。 特别是那些行业龙头优质标的，更是成为扫货对象。今天创业板大涨3.66%，逼近7月高点，但从分时图看，白线高高在上，涨幅远超黄线，说明主要是靠少数龙头撑起来的。 比如7500多亿市值的宁德时代，接近5000亿市值的金龙鱼、迈瑞医疗，超千亿市值的智飞生物、亿纬锂能、芒果超媒，今天均涨幅居前。 再看看其他创新高的行业龙头，比如比亚迪、隆基股份、长城汽车、五粮液、泸州老窖、恒瑞医药，个个都是巨无霸。 看看今天创新高的这些龙头股，老艾挺感慨的，很多人觉得选股难，其实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尽量选择行业龙头操作，不仅安全垫比较厚，成功的概率也更高！ 而且从近期的个股走势看，其实分化挺大的，上周受退市新规影响，很多小盘股跌幅挺大，但指数却没怎么跌，今天创业板逼近7月牛市高点，也是被少数创蓝筹推起来的。 随着注册制上市的股票数量越来越多，个股分化将是常态，对于普通股来说，大多数都看不过来，对于机构来说同样如此。 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的聚焦，更多的关注那些优质标的，当你看好某个行业的时候，也尽量以布局行业龙头为主。 除非是来一波大牛市，才可能水涨船高鸡犬升天，股票都一起往上涨，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局部行情为主。 特别是年底这一段时间，资金面不算很充裕，成交量难以放得很大，仍将以局部板块表演为主。 对于局部机会的把握，仍是两个方向，一是主力资金的流入，二是利好消息的带动，前者侧重于市场内部，后者主要来自外部，要多看新闻。 行情来了，怎能少了期权这个利器？通过杠杆效应，可将收益成倍放大！而且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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