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新华网主持人刘燕走进泰康燕园,探寻泰康保险应对社会挑战和转变的奥秘。 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为老年群体营造满足当代养老需求的家成为了泰康保险集团深度探索的课题,13年前泰康突破传统寿险业务,尝试进入养老服务领域,2019年底,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已落地全国18个城市,实现全国东西南北中运营,入住居民3000余人。 社区配建一家医院,集医疗、保健、颐养为一体的全科诊所,为居民提供常见病诊疗服务。越来越高的性价比,始终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作为设计的核心,极力打造温馨的居住环境,也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高品质的养老生活。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保险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业内人士也在深入思考,如何在财险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抓住重点,提升专业能力建设。近日,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家财险”)总经理施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他对财险业下半年以及未来发展的期许与思考。财险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施辉表示,疫情影响到了企业、家庭和个人。一方面,受影响较大的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会降低原有的保险购买力;另一方面,防控政策客观上增加了销售难度,与旅游出行相关的保险业务大幅减少。因此,上半年财险业保费前低后高,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疫情刺激了与医疗健康相关的保险业务,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由于疫情对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冲击,会带来企业和个人信用合同违约增加,信保业务受到较大冲击。施辉表示,经营信保业务的险企应对责任期内的存量风险进行评估,进一步做好风险防控和压力测试;同时,对新增信保业务要认真做好筛选,并做好风险的闭环管理。“下半年在规模增长方面不会有更大的期许,但相信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一定会让行业思考得更深、更远。”施辉表示,在经营风险增加的大环境下,财险业经营会更加审慎,会更深入地思考未来的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关注五个抓手中国银保监会年初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其起草的《加快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在业内征求意见,对促进财险业的发展提出诸多具体方案。施辉认为,全面推进财险的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尤为重要,一是监管的政策环境要形成分类指导和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公司治理科学合理,符合行业规律,体现专业能力;三是市场主体找准定位,根据外部市场需求和公司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确立好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短中长期目标;四是市场要培养造就高质量、专业化的董监高团队;五是开放学习和融合行业外的优秀经验,扩大跨界优秀人才引进和不同行业间的交流,努力认识好、学习好、运用好相关科技。今年对财险业而言,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车险综合改革将适时启动。车险综合改革的实施将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保险公司应做好哪些准备?对此,施辉表示,此次车险综合改革是在进一步统一车险数据指标、统一精算基础标准的基础上,以保险责任增加、保险保额增加但保费不变为原则,以扩大消费者利益为宗旨的改革。从内部看,改革必然对市场和保险公司车险经营的成本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考验保险公司精算定价、风险管控、成本核算的能力。对经营粗放、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公司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产品好不好,服务好不好,最终还得由客户来选择。”施辉表示,综改虽然会给险企带来阵痛,但最终会推动其经营从销售和产品为中心转化到以客户为中心。他认为,应对车险综合改革,保险公司主要还是应做好产品和系统的准备工作,同时,对风险和对价保费的变化所造成的成本结构变化做好充分预测,并积极思考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应对措施。挖掘增量市场长远机会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财险业的市场需求、运营模式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施辉认为,财险业有很大的增量市场可以挖掘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升专业能力建设。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保险行业也面临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向外看,就是要更多关注消费者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的变化,以需求为导向来规划公司的未来;向内看,就是要真正实现精细化、专业化、科技化,形成有效服务外在多种需求的专业能力,同时,要真正重视科技成果的运用转化。”施辉表示。他认为,财险公司只有深入研究这些外在的变化和自身供给存在的差距,才能不断找到正确的方向,并持续投入资源打造专业能力。从未来财险市场的发展看,家庭和个人相关的需求、责任险市场需求、健康险市场需求等都将实现大幅增长,同时,包括信用保证保险的市场需求也很旺盛。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保业务对险企精细化、专业化、数据化以及闭环化的风险控制能力要求更高,财险公司也必须提升相应能力。“虽然财险行业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较大,但我们依然坚定信心,在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保险业发展和增长的最大潜力市场。”施辉表示,险企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专业能力的建设,在财险业由大到强的高质量转变过程中,只有聚焦建设好精细、专业、科技、耐力,才可能抓住中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下半场的发展机遇。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光大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闫桂军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触发全球经济“灰犀牛”式风险,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建议中国以政策组合拳尽快修复宏观经济内在稳定和增长机制。当前市场对疫情会否引发大衰退存在一定分歧。有观点指出此次疫情将引发类似1929年的大衰退,亦有声音认为未必会引发大衰退,但中期影响不可低估。在闫桂军看来,新冠疫情冲击成本巨大,直接造成经济活动停滞。4月份全球综合PMI为26.5%,显著回落,全球经济短期内或年内出现衰退确定无疑。但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当前全球金融机构杠杆率不高,疫情对金融机构的冲击不会在当前显现。尽管如此,他指出,一旦因疫情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由于资产质量恶化,到今年底和明年初,金融机构杠杆比率或由“相对的低”变成“绝对的高”,并由风险容忍变为风险厌恶,风险偏好大幅降低,信用收缩将十分明显。“世界经济本就处于下行周期,疫情冲击催化了‘灰犀牛’生成条件。”闫桂军认为,从需求端看,短期需求收缩,中期需求能否报复性反弹存疑,长期需求下跌几成定局;从供给端看,短期不能复工复产,中期弹性震荡,长期供应链置换转移、重新构建是大概率事件,在物流、要素成本、国际秩序、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复杂经济金融形势下,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亦面临挑战。闫桂军举例说,在现有大环境下,既存在中小企业由于订单减少、市场萎缩所导致的信贷需求不旺的问题,也有融资难、不能广覆盖的问题,更有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仅依靠货币政策“单条腿走路”效果有限。同时,全球疫情扩散,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深,外需受阻增大经济下行压力,提升了中国稳经济、稳就业的难度。他认为,随着防疫常态化下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进一步明确,有必要从多个方面完善应对方案。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可继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力度。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闫桂军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充足,且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高杠杆水平相比,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高,提高宏观经济杠杆率空间较大。同时,要抓紧实施减税降费和财政救助政策。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负担,增强应对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压力。为了保障市场主体和稳定就业,可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诸如人员工资、水电、租赁等经营成本的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从制度层面而言,坚持更大力度对外开放是应有之义。闫桂军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了开放的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上,未来还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尤其是扩大资管市场开放力度,引进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和人才,引入更加丰富的资管产品,提高中国资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他还建议,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承受较大下行压力,在稳杠杆前提条件下,可适当提高宏观经济杠杆比率,强化新基建资金保障,改善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等,以货币、财政、经济、金融、社会、税收多管齐发的政策组合拳,尽快修复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和增长机制。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记者张斯文)24日,中国人寿集团在京召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问题整改工作会。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就进一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抓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起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问题整改的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必须在抓落实上亲力亲为、作好表率。党委班子其他成员要不折不扣落实“一岗双责”,积极协助书记抓好分管领域的工作。二是要以管用的实招硬招抓落实。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实行任务清单管理,扎实做好服务“六稳”“六保”、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重点工作。要把关注点更多放到落实层面上,在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真刀真枪抓整改上狠下功夫。要以决战的冲刺状态抓落实。三是要倒排工期,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振奋精神状态,提高工作效率,争取工作主动,把资源力量有效整合起来,把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以良好的工作作风抓落实。要保证工作质量,坚决防止弄虚作假。四是要努力为基层减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加强统筹协调,合理配置力量,主动补位补台。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记者 昝秀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7月31日正式实施。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7月3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证监会将加强对投保机构等系统单位参加证券集体诉讼工作监督,确保各系统单位勤勉尽责,积极作为,依法对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保障。对于徇私舞弊、严重失职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行为,证监会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 “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劣质企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在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用ETF就可以做全球资产配置。” ……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发展30周年的光辉时刻。30年来,努力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一直在前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节点上,资本市场再出重拳,未来,资本市场将全面落实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而立之年,不破不立”。“零容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生态建设的关键是优胜劣汰 记者:1990-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30年。在栉风沐雨的30年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生态建设也一直与时俱进,为资本市场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请您对我国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情况做一个整体评价。 刘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由监管机构、上市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成就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规模,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都居全球第二。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差不多,都是4000多家。同时,我们基本的市场运营体系、交易系统、交易方式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交易效率可能比美国都高。 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源于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的资本市场从0到1,发展很快。但是,进步快的同时,也面临发展比较粗糙和容易出问题的现实,所以未来从1到2的进程就比较难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资本市场的诸多乱象,包括难以建立长期预期,市场投融资参与主体行为纷纷短期化,甚至不惜违法违规、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致使市场牛短熊长、暴涨暴跌、市场价格信号混乱、交易行为失序等情况频频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出问题很正常。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是允许坏的东西存在的,就如同用农药把害虫全打死了,青蛙没有食物,也无法生存。但是,伴随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问题一定要得到有效处理,这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如何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深入思考。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刘锋:我认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其自我创新能力和修复能力非常强大,这便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在于能否实现优胜劣汰,好的公司要有明显的激励机制,而对于作假作弊的,要严厉打击,不给或者限制其生存机会,而且还要对其进行惩治。当然,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会有漏网之鱼,但是要把其降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我国在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制度窟窿逐渐补上,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既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要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基本要求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资本市场,投资人买的是企业的债权和股权,权益的保障是通过契约约定的,需要通过法律体系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性,这包括两点:第一,此权益要被明确清晰界定、规范和保护;第二,对违约行为要有清晰的惩罚性法律条款和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措施,因为侵权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获得赔偿。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要在哪个方面补短板,及时补充和完善基础的制度缺失。因此,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第一,从立法环节来说,比如针对退市的问题,退市的时候怎么清偿资产,这不是仅仅通过新《证券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刑法》也要跟上。现在我们的立法程序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是重复,要么是部门制约,立法效率很低。由于我们是大陆法系,要先有法律条文,司法才有依据,所以必须提升立法的速度和质量。 第二,立法之后,从司法和执法环节来说,必须将处罚落到实处。我们很多案件都悬而未决或者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会很伤投资者的心。资本市场是有记性的,这些“反面教材”对市场建设非常不利,这涉及整个市场体系的信用问题。投资者来资本市场投资,第一要有安全感,第二才是赚取收益。投资者可以承担风险,但风险得公平公正才可以,比如弄虚作假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风险,并且,我们现在违法成本太低,造成一种负向激励。因此,必须启动严厉的赔偿和处罚机制。 我们看到,新《证券法》夯实了诸多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同时,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了资本市场“零容忍”的政策,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明确了方向。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司法体系要配套和完善,同时手段要加强,以促进资本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您认为,这一举措,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刘锋:“零容忍”的提法精准、深刻、具体,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深刻含义是,要花大力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同时更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从而让资本市场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内有效运行。其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优胜劣汰的环境,建设对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有益处的生态环境。真正做到“零容忍”很难,我们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未来,对财务造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零容忍”将是资本市场“强基固本”的良药。此外,以往我们加强监管,往往认为其对象是违法的上市公司等主体,最近一段时期,监管方把对中介机构的“零容忍”也提到了显著高度,这抓住了当前一些市场乱象的病根。 总之,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大家都将变成守规矩的市场参与者,不仅上市公司要守规矩,投资者、中介机构也要守规矩。同时,监管方也要守规矩,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市场各参与主体都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守好自己的底线,这样的话,资本市场的生态将会不断净化,并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机制。 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记者: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以及不健全的退市机制的确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也是“零容忍”政策的重要直击方向。为了将“零容忍”的政策落到实处,未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的着重点是什么? 刘锋: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需要完善和补齐。 第一,及时发现造假行为。比如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造假的行为,及时发现并非易事,今后要加强稽查系统建设,提高其专业水平,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来追踪造假行为,发现问题要快、准、狠。 第二,惩处对象一定要准确。以前针对造假行为,我们偏惩治机构,而不是个人,今后要把参与作假的所有人都考虑在内。这里要强调的是,应把投资人也纳入监管范围,因为很多投资人本身也在作假,如利用假身份参与交易活动。其既是投资人,也是大股东,可能存在操纵市场或者内幕交易等行为,如“老鼠仓”、庄家对敲、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等违法行为。 第三,严格执法。“零容忍”包括对造假的不当处置实现“零容忍”。在处置力度和方法上,针对造假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如何赔偿,应有详细规则。执法系统要对造假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即使做信托,利用相关的条款设计来规避责任,都是无用的。除了财务造假,我们还要完善账户登记系统,进行严格的场外配资调查,让市场操纵者无所遁形。 第四,对投资者的诉讼和赔偿机制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投资者保护基金要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记者: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权益。从新《证券法》的制定实施,到最近几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都在强调投资者保护。您认为,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政策,将如何把投资者保护工作推向更高层次? 刘锋:我们以财务造假和不健全的退市制度为例,来阐述如何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一,财务造假对投资者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投资者先天存在信息劣势,其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就是看财务报表,如果这方面不可信、不可靠、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那么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见真实的财务状况是投资者赖以生存的最核心点,所以才要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 未来,在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等严监管的政策保障下,市场将会净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状况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专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判别其质量和风险,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偏好性都可以提高。这样,不管投资者是谁,其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尤其对最弱势的中小股东而言,更是如此。同时,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对于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判断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分析师所做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假定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基础上。 第二,针对不健全的退市机制,“零容忍”的政策对投资者保护的意义更大,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探索试点注册制之后,其意义更加凸显。注册制和审批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根本区别在于原理不同,这就如同高考和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区别,高考是选拔考试,是有人员数量限制的,是根据考试结果“择优录取”;而四六级考试是水平考试,只要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实施注册制,就是告诉所有人,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只是达到了最低标准,进来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投资者要根据其上市后的表现再作判断。 注册制下,没有上市公司的数量限制,但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多年来始终保持较高的退市率,平均每年退市的有300家公司左右。而反观我国,由于退市不畅,很多垃圾股造成了明显的“堰塞湖”效应,投资者又没有鉴别能力,往往都是一窝蜂地炒作,其权益严重受损。而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企业的重要出口,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另外,即使上市公司退市之后,也不代表就不管投资者了,其还是需要赔偿投资者的受损权益。 投资者可以用ETF做全球资产配置 记者:出于中国资本生态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波段行情的综合考量,您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刘锋: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财产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银行储蓄和房地产,财产性收入较低。资本市场的发展给老百姓的财富管理多了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非常重要。伴随我国中产阶层的逐渐壮大,债权股权投资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股权和银行贷款不同,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了获得长期资本的空间,投资者把钱直接投到企业,谁有本事挣钱,谁就能获取投资者的更多青睐。这样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会提高,社会财富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A股市场,就可以用ETF(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基金)做全球的资产配置。现在我们已经有以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概股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等国际主要市场指数为标的的ETF基金,以及上百只涵盖A股所有行业、板块和个股的各类指数的ETF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设立一个比例,做3-5年或更长时间的区间配置,进行分散投资,这样在市场低位的时候不用过于恐惧或加仓,而在高位的时候,则应该适当减仓。 而从短期来看,如果投资者是散户,资金量很小,也没有时间研究报表或者盯盘,那么,其投资行为将是非常不理性的,在资本市场上,他们同专业人士做交易,就如同拿着红缨枪与飞机大炮博弈,获胜或赚取超额收益的概率太小了。因此,奉劝普通投资者,像现在这样波动较大的市场,不要或小心参与,不要心存幻想,这对自己有害无益。 记者:下半年以来,百亿级甚至千亿级体量的爆款新基金屡屡现身市场,但是很多基金业绩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难逃“爆款基金魔咒”。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基金呢? 刘锋:我国公募基金呈现出的是“大而不强”的局面,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成熟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本应改变我国资本市场散户盛行的格局,但是实践表明,基金行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散户思维,投资行为短视化,业绩波动幅度大,基金经理流动性高,不仅没有稳定市场,而且还时常参与追涨杀跌、“击鼓传花”,甚至发生“老鼠仓”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中国基金公司的运营模式是有问题的。 基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散化投资,真正在市场低位的时候,风险反而不大。很多时候,基金公司都喜欢在市场高位的时候发售新基金,申购赎回费用又高,投资者赚取投资收益的空间就会大打折扣。投资人要看清楚这个形势,不要买高位时段发售的新基金,可以去买存续时间较长且有良好业绩记录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但是,很多投资者在低位的时候会出来,他们是把基金当作股票了。定投其实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把情绪屏蔽掉。现在,基金里面,投资成本最低的便是ETF了,投资者对此可以适当考虑。 刘锋,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智库联盟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曾荣获2018亚洲资本“金方向”年度卓越金融家奖,福布斯中国优选理财师2009-2018年十周年“卓越贡献奖”,财新数据咨讯2019中国资本市场杰出成就个人。
(记者 胡雨)据中国证券业协会9月7日消息,8月2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一行赴贵州股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贵州股交中心”),就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进行调研。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孟宥慈、贵州金融局副局长叶凯、贵州证监局副局长黄卉、贵州证券业协会会长陶永泽、副会长杨晓霞、贵州股交中心董事长洪峰、总经理罗俊龙以及省金融局和贵州证监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座谈。安青松听取了贵州股交中心总经理罗俊龙和华创证券副总经理刘学杰关于贵州股交中心工作情况的汇报。他表示,区域性股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运用平台。当前,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具有枢纽作用,区域股权市场要积极探索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式。希望贵州股交中心坚守市场定位,突出主业,合规展业,更好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和投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