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绵阳1月27日综合报道 据高检网消息，日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莫亚林（副厅级）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达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莫亚林享有的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达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莫亚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莫亚林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违背事实和法律，为他人重罪轻判提供帮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英国政府14日宣布，首都伦敦新冠防控级别自16日起从二级提升至最高的三级。 鉴于新冠疫情形势变化，英国政府决定伦敦以及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的部分城镇自16日起正式进入三级防控级别。当地将实施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停止营业，只允许提供外卖送餐等服务；剧院停止营业；民众在公园、海滩等地聚集不得超过6人。 按照英国政府公布的指引，在新冠疫情三级警戒系统中，一到三级分别对应“中”“高”和“非常高”三种疫情警戒程度及相应的防控措施。 由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的疫情防控措施并未完全同步，新冠疫情警戒系统目前只适用于英格兰，其他地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指引开展疫情防控。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14日说，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可能与英格兰东南部病毒传播加快有关；过去数月里，类似的变异病毒已经在其他国家被发现，英国已将相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他同时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异的病毒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病症。根据医学专家的最新意见，疫苗对这种变异病毒不起作用的可能性非常低。 英国政府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0263例，累计确诊1869666例。
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一系列新发展，其中有六个方面值得关注。 净融资规模下降显著 较之2019年，2020年中国的债券发行增长率趋缓，加之清偿规模扩大，造成净融资额下降显著。发行规模增长趋缓，当然首先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关。深入到债务融资的结构层面分析，则可看到，与债券融资相互替代的工具（即银行贷款）增长很快。这说明，2020年，我国非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主要依赖的是银行贷款而不是发行债券，这显然与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抗“疫”，央行站到了发放贷款的第一线上。认识及此，我们也可合理推断，2021年，随着紧张局势趋缓，我国债券融资的增速可能加快。在易纲行长1月8日的公开讲话中，“促进企业发债融资”已经成为实施2021年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率债、信用债和同业存单净融资额增减互见 利率债净融资额有所增加，信用债净融资额下降明显，同业存单净融资则出现负增长。三类主要债券品种融资额发生剧烈变化，显然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各类债券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利率债的融资额有所增加，主要归因于国债、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跃增，这当然为刺激经济和抗击疫情所必需；信用债净融资额的下降，显然与2020年若干企业债务违约密集出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业存单融资额负增长，则是与2020年货币政策宽松、同业融资需求减少以及监管部门着力整顿同业融资相关。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有较大进展 如所周知，中国债券市场的基本弊端之一，就是市场分割。这种分割，不仅表现在债券的发行分别由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而且管理规则不尽相同上，还表现在这些债券一向都在确定的市场中进行交易，主要是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和其他市场，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被学术界形象地称为“五龙治水”的状况，既是中国行政体系中部门间缺乏协调的表现，也是中国特有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路径的结果。改变市场分割状况，一直是我国债券市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2020年，我们显然向着这个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可以通过各种债券的跨市场发行规模观察到这一进展。2019年，我国跨市场品种发行量超过1万亿元，而2020年前三季度便已达到5.3万亿元。跨市场发行占比则由2019年的2.4%上升到2020年1~9月的12.5%，这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债券市场分割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实现的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可以选择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或者以直接开户的方式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协议交易。应当说，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主要监管当局在2020年颁发了很多政策，向着互联互通的方向同向而行，是推动这一进展的主要动力。 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有利于切实便利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为货币政策顺畅传导和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效率，推动构建以客户为中心、适度竞争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债券违约的新动态 关于违约问题，我们自2016年起就不止一次讨论过。当年，债券市场的违约金额从116亿元跃增为403.34亿元，违约主体则从民企到央企、再到地方国企，范围不断扩展。对此，我们强调了看待违约现象的两分法。违约现象发生，当然说明一些企业的素质不够高或者经营出了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债券市场是有鉴别和筛选功能的，这个功能非常“冷酷”地以违约的方式表示出来。 当时，发展我国债券市场最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破刚兑。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债券市场事实上呈政府信用、银行信用笼罩天下的格局，并衍生出“刚性兑付”的荒谬结果。也就是说，我国市场上的债券尽管名目繁多，但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各级政府或商业银行“背书”的，市场和投资者也是根据这些提供隐性担保的主体的信用来决定债券的信用和价格。显然，那时，“穿着各种服装”的债券实在只是政府债券和银行贷款的替代品。以信用违约为始点，市场正在摆脱这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格局，凸显了不同筹资主体的不同信用特征，展示了不同投资主体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倾向，从而使得债券市场真正开始发挥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总之，中国债券市场上出现违约，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中国债券市场摆脱了其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母体，打破“刚性兑付”，开始了独立发展的进程。 2020年，债券市场上的违约现象有了新的变化。令人瞩目的事态就是，尽管违约规模的增长有所放缓，但其对市场的冲击强度更大。原因包括：第一，因破产重组清算导致的违约增多。也就是说，发债的公司出了问题，并且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公司运营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应当被看作是依循市场规律行事、负责任的违约。第二，国企债务违约在2020年的占比提高得较快。2019年仅占20%，到2020年便达到50%以上。这一事态印证了我们很久以来秉持的一个看法，即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的问题集中于国企，因此，扎扎实实推进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实体经济领域如此，金融领域亦然。第三，高信用等级债券的违约增多，且违约企业的信用等级有向上攀升之势。2018~2020年，发行时主体评级为AAA级的债券违约金额由131.15亿元快速增加至654.09亿元，占比也由14%提高到49%。如果加上AA+级，2020年的债券违约金额中有81%发生在高等级发债主体中。这个状况令我们担忧。面对越来越多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出现违约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信用评级何用？信用评级体系下一步如何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信用环境建设是一国金融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之一，信用评估则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的公司评级都在投资级以上，但一进入市场便堕入垃圾级别，我们的评级公司情何以堪？显然，违约事态的发展，对我国信用评级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债券市场法治基础进一步巩固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的债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健康的因素。例如，新《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为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新动力。新《证券法》新增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专章，并对此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其中最重要者包括：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区分制度、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等。 新《证券法》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2020年7月13日，杭州中院对原告王放等487人与五洋建设、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会计、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行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债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给予判定。杭州中院审判的此次债券纠纷案件，开创了多个业内第一，它是全国首例债券欺诈发行案，是证券纠纷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中国特色“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的案件，也是首个判定承销商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这个案例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债券纠纷处置的法制化进程，有助于震慑债券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助于压实中介机构法律职责；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十余年前，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从事过一项关于中国金融生态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显示，金融生态对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其中，法治环境更居关键地位。对于某一地区而言，其法治环境优劣并不取决于案件多少，而取决于出现风险事件后能否及时得到公正处理。在我们的评级系列中，浙江在很多年份中均居前列。如今，第一个贯彻新《证券法》的案例又发生在浙江，这不能说是巧合。 债券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2020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这一年，与中国对外开放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就是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该理论甫一提出，就被国外学者误读为中国要重新闭关锁国，重提自力更生。之后，中国用实际行动回答世人：实施双循环的中国经济绝不是封闭的经济，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债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019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先后解决了境内外企业发行与国际惯例接轨、放开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资产规模上限、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的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也包括在产权层面上实质性地进入中国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完善上述机构的治理机制等问题。这些举措，完善了既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效果是是否显著的。今年以来，境外机构在人民币资产配置总量上的增长，既是存量机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增加的结果，也是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境外机构数量扩张的结果。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境外投资机构家数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仍旧稳步增长，按照法人机构统计口径，截至2020年6月末，共有1018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中，455家机构通过直投模式入市；563家机构通过债券通模式入市，分别较年初增加6家和75家。 当我们进一步敞开大门，以制度性对外开放的新姿态迎接全球投资者时，就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境外机构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偏好。资料显示，按照占比大小，境外投资者投资产品的顺序是：国债（59%）、政策性金融债（30%）、同业存单（7%）、中融短票（3%）、金融债（包括资本债，1%），而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则无人问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愿意投资真正高等级的安全债券。据此我们可以有两个进一步的认识，其一，在中国，符合国际标准的安全级债券，一是国债，二是政府机构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二，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投资中国的债券，事实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路径。因为，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就是非居民持有本国货币定值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包括国际组织、各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更多地购买并持有我们的政府债券。我们指出这一事实，意在强调：为了迎接境外机构大规模进入的好时光，为了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有密度、有弹性、有深度的国债市场。要达此目的，须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精诚合作。 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好消息值得一提，就是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伴随中国债券被进一步纳入国际指数而不断深化。当前国际债券三大指数已尽数将中国债券纳入旗下。2020年2月，摩根大通宣布把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于2021年10月份被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GBI）。这些动态对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正面评价和激励。 2021年1月12日，以“双循环：新格局 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债券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本文系李扬教授所作的主题发言，业经作者审定，将分为上、下篇发出。 上篇为回顾2020年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作出评论；下篇则选择了我们当前遇到且今后仍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分析，即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长期化及其影响的问题。
中国经济网乌兰察布1月27日综合报道 据高检网消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吴铁城（副厅级）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吴铁城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吴铁城利用担任满洲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府副市长，新巴尔虎左旗委书记，巴彦淖尔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利用担任满洲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巴尔虎左旗委书记，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截至12月14日21时，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飞行状态良好。 受天体运动规律影响，火星与地球距离在0.5亿公里至4亿多公里周期性变化。天问一号探测器到达火星附近时，距离地球约1.9亿公里。 天问一号自7月23日发射以来，已成功完成地月合照、探测器“自拍”、三次中途修正、一次深空机动、载荷自检等工作。后续，还将进行数次轨道修正，预计明年2月中旬接近火星后，实施“刹车”制动进入环火轨道，为火星着陆作准备。
中国经济网商洛1月27日综合报道 据高检网消息，日前，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委员、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主任王晓明（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商洛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王晓明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王晓明在担任陕西省韩城市市长、市委书记，渭南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天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让市场看到了“转向”的信号。 在隔夜回购利率不断上行之际，今天公开市场操作还回笼了700多亿。永煤违约后，为了对冲信用风险压力，货币政策一度转向宽松，隔夜回购压到1%以内。 但从今年1月以来，资金面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资金利率没有继续下行。上周公开市场操作还是投放的，让市场一度以为央行还是会维持资金面稳定的。但到了这周，画风突变，周一、周二在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到期量偏大的时候，央行也没有投放足额的流动性，持续净回笼，近几个交易日隔夜回购利率升到了2.5%以上，尤其是今天，非银借钱下午有的都借到了7%以上。 再加上上午马骏的讨论，让市场又产生了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前几个交易日，资金紧的时候，短债还是比较强的，没有跟随下跌，市场收益率曲线是走平的。可见，债券市场当时预期的是资金紧不会是常态。但事实是，这周在资金利率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公开市场操作持续净回笼，终于成了压垮债券市场的稻草。 那么，为什么近期资金面会收紧呢？首先，1月中下旬是传统的缴税时点，财政存款上缴会回笼流动性。其次，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释放出不希望继续宽松的意图，公开市场操作就投放几十亿，即使本周大规模流动性到期，央行也没有改变几十亿的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再次，1月的信贷投放高增长也导致了资金面紧张。最后，股票公募持续天量发行，T+0的理财产品出现了赎回，这也导致了资金面的紧张和短债的抛压。 有意思的是，股票市场也出现了明显调整，尤其是之前被市场热议的“抱团股”。其实机构投资者心里也清楚，现在“抱团股”的估值是偏高的，之所以不断强化抱团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基金发行确实比较好，还有一点也是因为看不到什么明显利空。经济数据是空窗期，而且经济复苏预期也没太受疫情反复影响。货币政策之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总体还是中性偏宽松的基调。 但今天的货币政策定调还是让市场紧张了。高估值一定要高确定性支撑，估值越高，市场的内心戏就越丰富，一旦有了不确定性，有了风吹草动，就会迅速下跌，放大市场波动。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短期可能是不希望信贷投放过快，也不希望出现资金过快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化等问题，更不愿意看到一线城市的楼市处于不理性上涨的状态，所以控制了一下公众和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 那么，问题来了，牛市结束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这轮牛市的启动逻辑。 不得不承认2021年以来，市场看上去表现得是不错的，各类指数都创下近几年新高。但也只是看上去表现不错，在指数上涨的同时，赚钱效应却仅体现在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上，大多数股票不仅没能让投资者赚到钱，今年以来在指数创新高的同时还是下跌的。有意思的是，经常能发现指数涨的时候，个股跌得都比较多，当指数调整的时候，个股反而还能涨一涨。 总结一下从去年以来到现在涨得比较好的板块和标的，可以发现赚钱的机会多集中在以下几个赛道： 第一个是符合经济长期转型方向的，尤其是符合低碳、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要求的新能源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配套的产业链，光伏以及光伏相关的设备等，这些领域很明显能够享受政策支持溢价。 第二个是具有确定性溢价和抗通胀属性的板块，比如高端白酒，兼具确定性溢价和抗通胀属性；比如一些食品饮料标的，现金流好，有护城河，商业模式简单，有确定性溢价；再比如全球经济主动补库存预期和产能供给不足的中上游行业，价格涨得比较多，像化工、纺织、有色等。 第三个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全球货币供给扩容，需求端大幅好转叠加产能恢复不足导致中国出口订单持续超预期，供需关系错配要求制造业企业得提高生产率或者扩大产能来应对，再加上金融对制造业企业长期融资支持，高端制造业板块也不错。 而且在制造业里还有进口替代的逻辑，一些核心零部件在欧美停产的时候，可能需要本土厂商发力了，长期来看也需要进口替代保证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里面也包括不少军工上市公司，在进口替代和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市场都给了较高的溢价。 第四个是医药板块。长期全球人口老龄化、短期疫情检测和疫苗研发等因素推动的医药创新产业链。 第五个是低估值的板块。目前看，低估值板块的投资机遇主要出现在了港股，同一标的AH股溢价走阔，估值偏低，还有些优质标的A股买不到，让投资者发现了港股的投资价值。但多数低估值的投资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估值越低越没人买，估值越高反而资金不断进入。 比如有些低估值板块，尤其是地产股，看上去是不贵，但由于站在了政策的对立面，市场给不了很高的估值。深圳上海房价上涨后，政策很快就出台了降温措施，随后地产股就出现了明显的回撤。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靠地产驱动也是全市场的共识了。 要理解市场当前的分化，必须得先理解这一轮市场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轮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就是居民储蓄搬家，从房子搬到了资本市场。 这不是说居民都卖掉了房子然后炒股，而是居民财富从土地产业链析出了。2009年四万亿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土地产业链驱动，以土地为抵押品，通过土地价格上涨，对接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刚兑的金融产品，动员居民储蓄参与其中。所以，以前有很多带刚兑的金融产品，收益率还不低，在高企的无风险利率吸引下，居民在资产配置时自然对股票不感兴趣。 但2019年以后，随着房地产融资被限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也受到了约束，传统土地产业链的增量融资需求下来了，杠杆越来越高了以后，刚兑维持不下去了，而且资管新规要求理财不能搞预期收益型，要变成净值型，这些产品从无风险开始变得有风险，居民也不敢轻易配置相关资产了。 至少从目前来看，居民资产配置向资本市场倾斜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一线城市房子刚有抬头，政策很快予以回击，加强了房地产调控，而且无论是房企融资还是住房贷款等政策，也都处在收紧的趋势当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今年对地方隐性债务增量肯定还是严控的，最多只是通过放开再融资政策缓解一下存量债务压力。 对居民资产配置来说，大概率还是找不到具有优质的无风险、高收益产品，而且今年债务到期压力比较大，今年城投债到期规模超过了2.8万亿，且偿债压力集中在上半年，搞不好部分金融产品还会存在打破刚兑的可能。今年也是资管新规整治的最后一年，新的银行理财产品将转为净值型，传统的带刚兑的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未来供给将大幅减少。 因此，站在一个大趋势的角度来看，居民储蓄搬家过程还没有终结。这一轮市场上涨其实和2014年有类似的地方，当时也是抑制了地方政府和地产的融资，对非标强监管，然后导致储蓄搬家，但当时有大量配资和杠杆盘参与，所以市场涨得快，但跌得也快。 这一轮市场的上涨至少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杠杆驱动的痕迹，两融余额不算高，场外配资也基本没听说过。这一次储蓄搬家主要是以机构投资者为载体。 为什么是机构呢？资本市场制度越来越规范，注册制和退市制推进降低了“壳溢价”，对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造假加大了处罚力度，“炒小、炒差”容易出现较大的亏损。不“炒小、炒差”了就意味着要炒基本面确定的标的。基金聚集了居民储蓄后，市场从分散化定价变为寡头定价，定价权掌握在了喜欢研究基本面和追逐确定性的基金经理手里。随着机构买的股票不断上涨，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散户买公募基金，而散户买基金会导致散户喜欢的标的被抛售，部分标的甚至跌到了两融的预警线和平仓线，买基金和买股票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分化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散户买基金。 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也离不开宽松的流动性环境的支持。这轮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始于2018年年底，在上游价格上涨、金融去杠杆和贸易摩擦等多重压力下，当时要给民企纾困，开始了对小企业普惠金融支持政策。我们也注意到，市场估值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往上走的。 至少在短期来看，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对市场还是有支撑的。 尽管市场预期今年信用增速会降下来，因为毕竟要稳杠杆，今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比去年小得多，没有必要维持和去年一样那么宽松，去年社融在13%以上，今年可能只有11%左右。 不过从1月的信贷情况来看，信用环境应该还是相当宽松的。据草根调研了解到，今年银行早投放、早收益的诉求依然较强，12月社融也只是信托和信用债拖累，信托主要是政策要求年底规模压降，信用债是受到了永煤事件的影响，投资者“一刀切”了很多信用主体，但实体经济的内生融资需求并不弱，主动补库存周期和制造业投资回升就能创造出很强劲的融资需求。 另外，随着非标融资收紧，叠加信用债一级市场发行下降，这部分融资需求也有转向信贷的需求。但信贷投放是有额度控制的，由于实体的融资需求强、非标和信用债融资需求转移以及银行本身投放意愿太强等综合因素堆积，导致合意信贷额度不够用。 从数据来看，票据收益率在持续上行，一季度到期的票差不多有4%，二季度到期的也有3.6%，银行都在卖票，由于合意信贷额度不够用，权衡之下，银行只能把更多的信贷资源留给贷款，票据收益率与银行负债端成本的表现在持续背离。 除了信用环境短期维持宽松以外，外汇占款回升也在支撑市场宽裕的流动性环境。 2020年12月银行即期结售汇顺差明显走阔，升到了517亿美元。去年以来，由于出口好，美元存款是不断积累的，但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不充分，一方面是觉得经济基本面没多好，后来经济基本面好了又担心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总之，当时企业觉得不确定高，没有大规模结汇，企业是不断积累外汇存款的。 但随着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强化了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而且无论是A股还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均显现出人民币资产很强的赚钱效应。从理性的角度看，企业不如结汇，换取人民币存款，加大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力度。今年1月初的时候，央行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些大，可能也投放了一些外汇占款，缓释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的压力。重点可以关注下1月外汇占款数据。 从央行的角度，可能不希望外汇占款重新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导力量，而且也不希望市场资金利率泛滥，当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退出干预。但在实体层面，外汇存款转化为人民币存款的趋势一时半会也停不下来。 信用扩张放缓至少在当下还不是主要矛盾，因为中小企业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今年信用相对于去年收缩是肯定的了，去年那是特殊时期的非常规宽松，但这不代表今年就是所谓的“紧信用”。这个“紧”是相对的，对地方的融资是“紧”，对房地产融资是“紧”，对影子银行是压，但对小企业、制造业的信贷肯定还是“松”。 虽说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了6.5%，但自去年以来，尤其是四季度以来，中小企业恢复的就一直比较差，这一轮经济复苏是结构上的复苏，而不是全面复苏。由于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小微企业在市场上是没有议价权的，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国际运费涨价以及上游价格上涨，小微企业的成本是在快速上升的。 快速上升的成本又侵蚀了企业利润，很多小微企业虽然拿到了订单，但只能勉强维持运营，利润就很难保障了。当然更惨的是那些连订单都没有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12月份小型企业的PMI只有48.8，还在荣枯线水平之下，而大、中型企业的PMI均为52.7。在各项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中，除了融资指数受益于政策引导金融支持实体，表现的比较好以外，其他各分项，比如市场指数、采购指数、扩张指数等均明显低于荣枯线。1月部分区域疫情有了反复，对线下消费有一定冲击，小型企业的生存境况预计仍不乐观。 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乐观就意味着结构性宽松的措施短期不能退出，政策也不能搞“急转弯”。但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是很聪明的，知道结构性宽松不会退，也知道维持宽松，不搞急转弯的必要性，但对股票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不必然意味着更广谱的标的具有投资价值。因为政策之所以还维持结构性宽松，恰恰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不佳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流动性宽松的驱动下，反而会加剧机构投资者选择少数龙头板块和龙头标的。基本面一般的标的虽然估值比较低，但那是因为企业的基本面比较差，未来前景堪忧，所以很少有机构去买它们。可以说低估值是机构不喜欢这类股票的结果，而不会成为机构去购买这些股票的原因。机构会觉得与其买低估值去博收益，还不如去买有基本面支持的中高估值标的。 资金紧确实是在预期之外，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资金利率大概率还是会围绕着政策利率波动，货币政策“不紧不松”，通过结构性宽松加强对小企业和制造业的融资支持是未来的常态。对于市场来说，心态调整就很重要，在资金紧的时候没必要预期更紧，在资金松的时候也没必要预期央行会进一步松下去。 但如果不出现全局的，非常明确的流动性紧缩和流动性紧缩预期，牛市是很难终结的。以漂亮50为例，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进入“滞涨”时期，而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基本面的恶化以及流动性收紧使得漂亮50的高估值泡沫破裂。类似的还有90年代美国抱团科技股，当时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远超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不过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进入瓶颈期，叠加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互联网泡沫破灭，机构抛售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多点回落到了1200点左右。 此外，支撑这轮牛市的还有“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众所周知，去年中国经济生产恢复得远快于消费，一方面确实传导到收入环节有点不畅，收入增长不快，另一方面也存在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疫情控制得好不代表疫情完全消失，零星的境外输入和本土案例抑制了消费者线下消费的热情，学校也在严控学生外出。 所以，居民消费恢复的也很慢，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0%，社零在12月份同比也仅有4.6%，而2019年同期为8%，但工业增加值是要高于去年多数月份的。生产好，但没有能转化为消费，这里产生的储蓄可能就会以金融产品的形式流入到金融市场当中。从数据来看，因为今年的网络消费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恢复的速度要远快于社零整体，说明消费场景缺失可能是制约消费更严重的问题。 当前由于疫情反复，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又没那么大，短期无疑对交运、线下消费、文旅等经济活动有抑制，但和去年一样，“一刀切”的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经济活动彻底冻结的风险几乎为零。而且由于不少工人没有返乡，对工业生产还有好处的。 虽然对经济冲击有限，但疫情反复肯定是抑制了线下消费的，这反而对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费场景缺失”问题短期来看是被强化了的。 总之，当前牛市的主要驱动因素没有被破坏，有部分驱动因素反而还是在强化的： 首先，房子仍然是被“摁”住的状态，居民储蓄搬家的趋势没有结束； 其次，短期来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但由于信贷高增和外汇占款投放，而且结构性的宽松支持在看到更广谱的复苏出现前不会退出，货币政策不松不紧是常态，这块其实不用过于紧张； 最后，疫情对基本面有扰动，但整体冲击有限，而且还会强化小企业的结构性宽松预期并强化“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而且在一个全球央行都在放水，不是零利率就是负利率的背景下，确实有可能导致少数具有确定性的、被公众认可的标的会被推到难以理解的高位。 但是站在当前的时点，有几点也是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 1、今年信用和流动性环境确实不会比去年好，虽然不会“急转弯”是确定的，“不紧不松”和结构性宽松是全年主基调，但由于整体信用扩张会和名义GDP保持一致，从实体可以溢出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毕竟是要少一些了； 2、近期货币政策的态度似乎有了变化，在资金利率高位的时候没有投放流动性，短期对货币宽松的预期有证伪的可能； 3、毕竟部分标的估值偏高也是客观事实，有些赛道的确定性虽然很强，但估值太高本身会透支确定性。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通过波动率放大和板块加速轮动来释放高估值的不确定性。 不过中期来看，市场不会缺赚钱机会，不过要关注好板块轮动，找到确定性赛道，未来有哪些确定性的赛道可以关注的呢？有什么风险是需要规避的呢？ 第一个是上游补库存和资本开支扩张的投资机遇。 前几年，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等不确定性预期，上游产业无论是库存还是产能，都在低位运行。 但由于全球疫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财政货币化不仅推高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让实体层面流动性泛滥，全球房地产强劲复苏，广义货币猛增。在需求高企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开始补库存，但补库存的时候发现上游没货，有的是因为环保和限产问题，比如焦煤焦炭；有的单纯是因为经济悲观预期把库存和产能打得很保守，比如汽车缺芯问题。 未来上游对经济增长预期重新修复，进而补库存和资本开支扩张，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景气度。 第二个是关注个别在“抱团股”之外，但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机构蜂拥追逐个别优质标的，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这些标的基本面比较好，现金流也不错。另一方面也与现在的相对考核机制有关，买主流板块和标的能尽可能降低被同行甩开的风险。 但是这种跟风抱团的行为容易导致个别优质标的被市场遗漏。个别基本面已经好转，未来预期不差的公司觉得自己的市场估值低了，它们会通过管理层回购的方式，来向市场表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近期看到有部分没有涨的上市公司出台了股票回购方案。投资者可以多关注这类公司，如果的确有基本面支持，估值也比较合适的话，就可以适当买入。 这次资金紧对“抱团股”的下跌也会让机构投资者重新去思考潜在被低估的标的，部分有基本面支撑的低估值，一些小行业的确定性标的有反转的可能。但低估值的投资逻辑支撑一定得来自于基本面的确定性，而不是低估值本身。 第三个是疫苗推广后部分行业将迎来景气度反转。 2021年经济层面最大的变量就要看疫苗的进展了，当然这也要看疫苗的产能、接种的意愿和是否存在副作用等问题，不过以色列的案例倒是给了我们一个相对乐观的远期前景，可以确定的是，通过疫苗获得的群体免疫可以很好地克服“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常规的发现病患、隔离、流调等措施无法真正让居民部门免除被感染的风险，与病患接触，暴露在疫情环境下，仍然有可能被感染，再叠加海外疫情较为严重，无法排除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这自然就会影响到居民部门外出消费的意愿。只有大规模疫苗接种，才能让线下消费真正回归常态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全球货币政策也会回归常态化了，无论是美元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趋势还是国内定向宽松支持小微企业的货币政策都会面临退出的问题，市场流动性溢价会趋于消失。正常消费活动恢复后，能够用于进入金融市场剩余的储蓄也会下降，这对后续市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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