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 张秉文 路宜桥 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导致国际石油需求骤然下跌，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战异常惨烈，WTI5月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此次石油价格战和历史上出现的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石油供给的国际秩序还是石油的需求结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油价的快速下跌对中国经济整体和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较大的短期影响，但同时也给我国提升能源战略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必要做好有针对性的政策准备。从投资者角度看，如何以最小的风险来把握油价波动带来的投资机会，取决于对油价走势的判断以及如何通过合适的投资工具来执行交易。 一、从国际石油供求结构探寻油价暴跌路径 1．国际石油供应体系演变 1960年12月，为了维护石油生产国的利益及削弱国际大石油公司对石油价格的控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主要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委内瑞拉等国。自此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的重要组织，同时也开始了和国际大石油公司对石油生产权及销售权的斗争。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前，石油权力几乎被石油输出国组织垄断。而OPEC对石油出口的垄断则导致了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是在1973年，国际油价从1973年的每桶3.05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0.73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是在1978年底，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美国石油价格从1978年的每桶12.7美元一路猛增，到1981年涨至32.51美元。石油危机促使西方改变经济战略，调整经济结构，被迫加快了新油田的勘探开发，以减少石油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两次石油危机也使OPEC本身受很大损失：一是减产禁运使他们大大减少石油出口，减少了市场份额；二是油价上涨使OPEC内部发生分裂，多数成员国主张随行就市，提高油价，而沙特阿拉伯则主张打压油价，甚至单独大幅度增加产量来压价，结果OPEC失去市场调控能力。 20世纪60年代，北海发现大规模油气资源，而70年代持续走高的石油价格了给近海石油开采创造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英国、挪威等国也借此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重要的产油国。8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团结力量的瓦解以及新兴产油国的出现，石油权力开始分散。由于各国积极开发油气资源，非OPEC国家的石油产量在1982年超过了OPEC国家。石油价格持续下降，OPEC国家的政治势力逐渐衰退，石油权力再度回到美国、欧洲等国及日本。2008年以来，高油价推动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9年美国由长期的石油净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俄罗斯石油产量逐年提升，世界石油逐步形成沙特领导的OPEC、俄罗斯和美国三足鼎立的局面，石油供给形成多元化的格局。 2．新冠疫情导致国际石油需求短期内快速下跌 需求方面，今年初以来由于疫情影响，世界各国航空业、交通运输业等先后受到冲击，导致世界石油需求量从2019年12月的1亿桶/天降至2020年3月的9，200万桶/天。由于中国出现疫情较早，随着各行业停工停产，石油需求自1月开始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2、3月开始，其他各国疫情也相继爆发，与中国同样的情况在世界各地慢慢显现；4月因美国和欧洲各国疫情达到顶峰并且规模远超中国，停工停产几乎覆盖各个产业，因此全球石油需求量同比降至今年以来最低点；后续随着疫情的逐渐消散，各国产业也会逐步恢复，石油需求量也会随之提升，但全年来看世界石油需求量可能较2019年有所下降。 交通运输业和航空业的受限是石油需求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初交通客运量及航空运输量几乎与2019年持平，个别国家还略高于2019年。但是自一月末开始，中国因疫情的影响，交通客运量及航空运输量大幅降至今年最低点，大约只为2019年的30%左右，随着2月末的春运返程及3月逐渐的复工复产，中国交通客运量及航空运输量逐步上升，但3月开始因全球其他国家疫情的加重，全球交通客运量及航空运输量出现明显下降，到一季度末两个指标均降至只为2019年50%左右。 目前全球生产尚未恢复，因此石油需求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供大于求的局面成为市场上所有相关各方所达成的一致预期。 3.WTI5月合约跌至负值，石油价格战高潮迭起 4月20日，定于4月21日到期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WTI）价格暴跌至-38美元/桶，远低于1983年3月31日创下的近月合约最低值10.42美元/桶。尽管这和交易者希望避免被强制平仓有关，是金融操作的结果，但全球各市场跌跌不休的油价也反映出全球石油需求重挫和库存压力上升。 在此之前，国际油价在今年3月刚历经一轮暴跌，原因是俄罗斯中断与OPEC成员国的减产谈判，与沙特阿拉伯发动价格战，加大产量并降价，以期夺取更多市场份额。直到4月13日，OPEC+会议谈妥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首阶段将于今年5、6月减产石油970万桶/日。 俄罗斯发动价格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减产的难度更大。由于气候和地质的原因，俄罗斯油井的作业灵活性远不如沙特，难以轻松关闭后再开启。减产或导致俄罗斯永远地失去一些油田。另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长期能源合作则是俄开启价格战的底气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中国石油进口总金额为108.88亿美元，同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金额为553.9亿美元。考虑到俄罗斯对华出口中能源占比较高，假设4月中国进口总额中80%为石油且价格和其他渠道相当，则4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总量占总进口比例大幅飙升至40%以上。 但是俄罗斯在中国石油出口的地位正在受到美国的挑战。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要求，中国2020年需要从美国采购能源产品的总金额不少于185亿美元。随着油价不断走低，即便美元每月按照固定金额采购，到4月从美国购买的石油也已经可以满足约15%的进口需求。 同时，全球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市场由于需求短期大幅下跌导致竞争异常激烈。俄罗斯因历史政治原因长期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对美国几乎没有出口，因此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俄罗斯和沙特等石油输出国争夺的主要战场。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其主要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比例约占90%。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新数据，2020年2月日本石油进口国家和地区中，中东占比89.3%、俄罗斯占比3%、美国占比1.3%。其中中东和俄罗斯进口量环比出现下跌，而美国进口量则环比上升。俄罗斯通过价格战可以一方面挑战OPEC在日本市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其他高成本竞争者（如美国）施加压力，逼迫其退出竞争。 4．历史上石油价格战纵向比较 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石油价格战，第一次始于1985年。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开始筹备并实施“逆向石油冲击”战略以遏制苏联。美国通过施压中东国家增产，使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从而切断苏联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以此来拖垮苏联经济。国际石油价格从1985年的27.01美元降至1986年的13.53美元，随后几年也维持较低水平。据当时的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年世界油价下跌使苏联共计损失400亿卢布，这也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石油价格战发生在1997年。1990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从1990年的224万桶/天飙升至1997年的332万桶/天，这样的过度生产引起了其他OPEC国家的不满。1997年12月份，沙特联合其他OPEC国家增产，石油价格也从18.68美元降至过去二十年最低的12.28美元。伴随着石油国家增产的是金融危机，石油需求端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第三次石油价格战在2014年。自2008年起，美国页岩油进入高速发展期，2014年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不断提高，OPEC国家的石油市场份额被逐步蚕食，国际油市地位也逐渐下降，同时沙特未能说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OPEC国家加入减产计划，这一系列原因使沙特决定实施增产，国际石油价格也从96.29美元狂跌至40.76美元。这次针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发起的价格战导致美国数十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申请破产。 纵观石油价格战的历史，其发生的主要原因都是地缘政治或者产油国之间的相互博弈，虽然受短期供需平衡的影响，但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二、短中期内石油价格可能依然弱势 新冠疫情必将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走向衰退，2021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复苏，但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增长水平，今明两年全球石油需求总体上较为疲弱。截至2020年5月25日，美国感染病例已超过160万，英国感染病例超过25万，意大利、西班牙新增感染病例虽然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动，疫情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也无法消除。当南半球进入秋冬季节后，相关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非洲及南美洲国家防疫形势依然严峻。而疫情的扩散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的最新报告预测第二季度美国 GDP增长率将下降38%；欧盟委员会在5月发布的春季经济展望中预测欧元区2020年GDP增长率为-7%，英国2020年经济将萎缩8.3%。国际权威机构对2020年世界经济也给出了较为悲观的预测：4月发布的IMF《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比2008-09年次贷危机时期的情况更差。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商业活动减少，将持续压抑石油需求，需求短期内恢复去年水平的可能性很小。根据OPEC4月发布的石油市场月报数据，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每日减少690万桶，而且考虑到当前形势的不确定性，需求下降幅度增大的可能性也较高。 在石油需求极度萎缩的情况下，短期内供给各方达成全面减产协议的可能性较小，并且不排除南美、非洲产油国因疫情扩散、财政吃紧而增产的可能性。在如此供给充裕、需求萎缩的情况下，2020年石油价格大概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出现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小。不过这也不意味着油价将出现单边下行趋势，主要产油国短期单方面减产等原因也可能激起原油期货多头的热情，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小幅反弹。 当前国际石油供给-需求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在供给端，OPEC、俄罗斯、美国等主要石油出产国文化背景迥异、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形成一体化石油供给组织的可能性非常低，短期内通过协议减产大幅抬高油价的难度大大提高。在需求端，中国日渐增长的需求正在打破美国在石油市场上“一家独大”的买方地位，美国买方的垄断权力也在逐渐丧失。国际石油定价体系正在从过去的“政治角力”逐渐向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化定价”过渡，而这也意味着油价受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影响的程度会更高，油价波动的频率和幅度也将比以前更高。本次新冠疫情就是石油供需新体系形成的最好注脚。 随着疫情结束、石油需求可能逐步恢复到接近疫前水平，主要产油国OPEC、俄罗斯和美国更有可能在产量上达成协议，世界石油供需将出现新的均衡状态，石油价格也将有望上涨至多数产油国的盈亏平衡线40美元/桶以上。但在新的石油供给-需求体系下，油价出现经常性波动的概率较大，大幅单边上涨并长期维持在60美元/桶以上的概率则比较小。 三、低油价对中国经济有利有弊 石油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对经济的影响渗透至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炼油企业通过蒸馏等工艺提炼出的成品油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燃料；另一方面，石油通过化工企业提炼、加工后的产品又能成为塑料、合成橡胶以及化纤等日用商品的主要原料。因此，油价短期内大幅下跌并维持在历史低位的情况将对我国经济的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1．对PPI、CPI形成下行压力 根据相关研究，PPI权重最大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7.5%）、汽车制造业（6.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6.2%）、农副食品加工业（5.9%）。但由于其波动相对较小，这几个行业对于PPI整体的影响其实并不大。真正对PPI影响较大的是上游的重工业生产资料行业。石油和化工行业整体的权重估算值高达15%，其中石油4.3%、化工11%。这说明石油价格变动对于PPI的影响非常大。 图1是PPI和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走势的比较，当油价出现显著下跌的情况下，PPI则大概率出现负值。 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产业链的上游炼油行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企业，而中下游的化学工业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化工产品价格在石油价格下行阶段传导将相对较快，价格上行阶段则相对较慢。石油价格下行情况下，化工企业毛利率提高，有激励通过主动降低产品售价提高市场份额；反之在上行情况下，化工企业毛利率比压缩，提价可能会损失市场份额，因此将更倾向于被动接受产品的市场价格，做缓慢调整。反映在PPI的计算上，则说明当前PPI数据已经充分反应了油价下跌的影响，对后续月份的迟滞影响较小。 PPI连续数月落入负值区间，同时油价短期内料将持续低位运行，引起市场上对于通货紧缩可能性的担忧。然而，第一季度CPI同比上涨4.9%，并未出现明显的紧缩趋势。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CPI涨幅的主要因素。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一季度能源价格有所下降，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下降3.6%，降幅均比去年同期扩大1.6个百分点。居民用煤和液化石油气价格由去年同期上涨转为下降，降幅分别为0.9%和0.6%。一季度，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PPI连续落入负值区间，说明工业领域已经感受到了通缩的压力。一季度CPI涨幅较高，油价对消费品价格（CPI）的影响没有对工业品价格（PPI）的影响明显，通缩压力二季度后可能会在消费品领域阶段性显现。国家为应对疫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其积极影响将对低油价的通缩效应进行了有效的对冲。 2．冲击石化行业 石油的主要成分是碳和氢两种元素，分别占83~87%和 11~14%；还有少量的硫、氧、氮和微量的 磷、砷、钾、钠、钙、镁、镍、铁、钒等元素。石油经炼制加工可以获得各种燃料油、溶剂油、润滑油、润滑脂、石蜡、沥青以及液化气、芳烃等产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燃料、原料和化工产品。石油化工行业分支众多，石化产品涉及到日用消费的诸多方面。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1月初的阶段性高点持续走低，3月全球疫情大爆发后甚至加速下滑。油价下跌导致相应的成品油以及化学中间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根据三大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沥青期货价格下跌幅度最大，为-41.66%；尿素期货价格下跌幅度最小，为-9.27%。其他主要品种价格跌幅则如下图所示。 从趋势上看，1月份化工中间品价格相对平稳；2月份因为疫情原因停工停产，价格波动短期内停滞；3月份则随石油价格战快速下跌。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4月起中间品价格出现了快速的反弹趋势，部分产品价格甚至回到了2月初的水平。 对石油化工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而言，油价3月快速下跌对企业盈利的冲击非常大。根据A股上市的石油化工企业公布的一季度财务数据，炼油企业由于年初高价油库存大幅贬值影响，受油价冲击最大。2020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23.18%，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211.51%；化纤企业虽然因疫情影响服装等消费品需求下滑，但受益于上游中间产品价格调整以及海外口罩生产等特殊需求强劲，2020年1季度实现营收同比上升12.27%，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62.33%。 其他子行业的冲击主要来自外需订单的减少叠加库存和产品价格的倒挂等原因，随着4月份化工产品价格的反弹形势以及化工企业高价库存逐渐被消化，相关企业二季度的业绩有望出现大幅反弹。 3．给运输业减负、降低居民出行成本 根据发改委2009年发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2016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内成品油价格根据国际石油价格定期调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不断走低，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但是受成品油40美元/桶的价格调控下限的限制，在当前在国际石油价格在20-30美元/桶的价格区间波动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并没有做进一步下调。 成品油价格下调首先会对交通运输行业产生积极影响。作为构成交通运输行业成本的重要部分，成品油价格下调有利于降低运输企业的运营成本，为运输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提供缓冲空间。对于细分行业，客运行业受疫情隔离的影响更大，需求端收缩的幅度和速度都要相对更快，最典型的就是民航业。由于需求的大幅下滑，对成品油的消耗也同比大幅降低，因此油价下跌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货运行业在疫情后恢复速度较快，交通运输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的货运量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0%左右。考虑到货运行业约80%是通过公路完成的，成品油价格下调将对整体货运行业产生积极影响。 经测算，第一季度油价下调仅针对公路货运行业就可以降低成本超过120亿。 成品油降价有利于增加居民自驾出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居民出行热情逐渐回升。相比长距离旅行，和人群接触少、相对自由的短途自驾游成为近期的新热点。相关机构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自驾游成了2020年首选的境内旅游方式。据了解，被调查者中选择自驾游的比例最高，超过40%。其中，成品油价格走低降低了出行的成本，也是刺激居民出行的主要因素之一。 成品油价格下跌还将刺激居民的汽车消费需求。虽然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但油价下跌使消费者保有汽车的成本降低，对首次购车和置换大型车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10.2万辆和207万辆，环比增长46.6%和43.5%，同比分别增长2.3%和4.4%，月增速为今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其中销量结束了连续21个月的下降，这让汽车行业成为疫情得到控制后率先恢复的行业之一。汽车消费的恢复一方面能降低库存，盘活4S店等销售渠道资源，保养等后续服务也将逐步恢复；另一方面销售的恢复将拉动整车生产企业的生产，进而带动上游零部件加工、钢铁、橡胶等相关行业的复工复产。 4．能源结构优化条件下低油价的影响有限 根据生态环境部最新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石油发电占比较低，因此油价下跌在国内不会出现较大的替代效应，电力等主要能源的供应不会受到较大影响。然而油价下跌对汽车等碳排放较高行业的转型会产生短期影响。 根据中国的2030年节能减排承诺，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为达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在降低石油等化石燃料消费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通过新能源汽车补贴、碳排放指标、国六标准升级等方式在需求端鼓励清洁能源替代、提升石油利用效率。在发电端不断提升水电、风电装机容量，提升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让电力能源从源头上更“清洁”。 从总体上看，低油价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低油价的利在于能够大幅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给实体经济减负和鼓励居民出行消费，有助于疫情后生产运输的恢复和消费的回升。低油价提供了难得的扩大石油战略储备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国家能源安全水平。弊则是对石化行业产生短期冲击，引发阶段性通缩忧虑。然而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已经极大地激发了实体经济的活力，有效对冲了油价下跌的影响，因而出现通缩的可能性较小。 四、“合纵连横”、积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当前石油价格走势虽然对部分行业生产造成了短期冲击，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需要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来加以有效把握。 1．产油国利益多元化，创造了“合纵连横”的战略机遇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都有赖于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进行充分的研究并加以利用，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虽然此类战略在执行上有很大的难度，但对于在利益多元化的群体中扩大影响力已被历史证实十分有效。 纵观时下主要产油国，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冷战思维角度，都存在诸多分歧。虽然油价上涨是每个石油输出国都希望看到的，但对个别国家达成减产的激励和惩罚机制都较弱，中小产油国“搭便车”的意愿十分强烈。 中国与绝大多数石油输出国都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同时也不像其他国家受到较大的历史羁绊、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存在障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战略共识和利益共同点，探寻最大公约数；采用“合纵连横”策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为实现长期能源安全战略创造条件。 2．健全和完善长效战略石油储备机制 我国在1993年之前石油一直能够自给，不存在战略石油储备问题。但在1993年之后，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意识到了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逐渐将其列入国家议程。 2009年，我国公布了建立相当于10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石油储备库存计划。2017年4月28日，发改委、统计局、商务部等同步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家石油储备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至2016年年中，我国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上述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石油3325万吨（按照1吨石油7.4桶计算，相当于2.46亿桶），约占我国2015年石油净进口量的1/10。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等消费品逐步普及，因此中国每年对石油的需求量也在快速提升。2019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双破70%。当前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已经难以满足国家战略安全需要，短期内应借助良好的油价形势，扩大战略储备规模；同时需要研究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效机制，使石油储备和国家战略发展阶段相匹配，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宏观政策审慎应对油价低位运行 短期内油价下跌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石油价格长期维持低位水平，引发全球性通货紧缩并传导至国内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因此，宏观政策方面应准备充足的政策工具，防范可能出现的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发行战略石油储备特别国债，作用类似于2007年发行的第二期特别国债。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战略石油储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余部分通过向人民银行购买外汇用于购买海外石油现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水平，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还能够提升外汇投资多元化水平，在当前全球“量化宽松”条件下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4．深化能源结构优化改革，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乘用车消费需求也将逐步提升。未来我国对石油的需求必将大幅上升，对石油进口的海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水涨船高。为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必要提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通过严格执行国六标准和生产企业碳排放指标控制，引导整车制造企业提高新能源汽车开发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牌照发放和销售补贴方面，鼓励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在淘汰老旧国三、国四车型的同时，加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销售，逐步优化存量汽车结构，降低汽车使用对汽油和柴油的消耗。 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在发电层面降低能源消耗，通过电力系统市场化改革等方式降低高能耗火力发电比例，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等清洁型发电模式。充分利用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在消费端和要素端协调配合，优化整体能源消费结构，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可以通过低价格引导等方式，将消费者的充电需求集中引导至凌晨非用电高峰时段，然后通过适当调度安排水电等低成本、环境友好型能源满足消费需求。 五、建议石油投资优先防范风险 谨慎参与上海原油期货 原油期货是以远期石油价格为标的的标准化合约，是期货交易中的一个交易品种，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是我国唯一的交易原油期货的正规平台。原油期货标准合约的交割单位为1000桶，交割数量必须是交割单位的整倍数，合约最后交易日为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原油期货个人投资者的开户门槛为50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机构投资者的开户门槛为100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5%，交易保证金是指会员存入能源中心专用结算账户中确保合约履行的资金。由于保证金制度的存在，期货交易的本质是杠杆交易，投资者在缴纳保证金后可进行数倍于保证金金额的交易。这一制度使期货交易具有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点，保证金比率越低，杠杆效应就越大，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点就越明显。当投资者账户资金低于最低保证金额度时，需及时补充保证金。为了控制交易所、会员单位及客户的交易风险，原油期货设置了涨跌停板制度，涨跌停板是指合约在一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规定的涨跌幅度，超过该涨跌幅度的报价将被视为无效，不能成交。 原油期货合约由于交易规范，并且上期所期货合约价格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同步性较高，适合作为原油投资的金融工具。但鉴于原油期货的杠杆交易属性，以及目前原油价格大幅双向波动的趋势，对投资者而言，即便投资人对油价反弹行情有坚定的信心和判断，我们也建议参与的投资人施行T+0交易、实时盯盘，当日必须平仓控制风险。 2．避免参与QDII石油基金投资 由于国内原油期货投资门槛较高，QDII石油基金也是投资石油比较好的工具。目前国内石油类QDII基金只有8只，其中华宝标普油气、华安标普全球石油、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3只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资于油企股票；南方原油、易方达原油、嘉实原油、诺安油气能源、国泰大宗商品5只为FOF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外原油期货基金。在3只股票型基金中，华宝油气和广发石油的标的主要是石油产业链的上游企业，石油价格上涨对上游企业利好；华安石油标的是石油对全产业链，因此该基金波动性相对较小。由于5只FOF型基金主要投资原油期货基金，因此这些基金与油价的相关性相对较高，其中嘉实原油和诺安油气是主动管理型基金，此类型基金可能会在业绩基准的基础上获得超额收益，但是也可能跑输基准指数，主动管理型基金主要依靠基金经理及团队的投研能力。 QDII基金相比原油期货合约门槛较低，部分基金和国际石油价格的相关性较高，但公募基金本身毕竟是主动管理的基金产品，不同的管理人由于能力等不同存在一定的个体风险，需要在投资前对发行机构的投研能力、基金历史业绩等方面做深入研究后谨慎参与。而目前部分基金由于交易机制的关系，其交易价格已经大幅高于其资产净值。对于此类高溢价基金产品，属于市场热度虚高、风险也较高的产品，我们建议投资人保持理性，尽量避免参与。 3．区别对待石油相关企业股票（A股）投资 由于石油产业链的上游产品如燃油、煤油等价格与石油相关性较高，而目前石油价格仍处于低位波动阶段，所以上游产品价格可能短期也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因此不建议投资上游产业相关的企业。不过中下游产品价格自4月复工复产规模扩大以来逐步出现回升态势，如苯乙烯、塑料、PVC、苯乙烯等化工产品。石油价格的持续低位，也使石油产业链中下游产品的成本降低，从而提升生产中下游产品企业的利润，因此相关企业的股票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海6月2日综合报道 据上海市总工会官方网站消息，5月29日上午，市总工会召开领导班子调整宣布会议。会议宣布了市委决定：黄红同志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莫负春同志不再担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黄红，女，1968年9月出生，曾任杨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9年任静安区委副书记。莫负春，1962年1月生，曾任徐汇区委书记，2016年任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次年3月当选总工会主席，2018年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黄红简历 黄红，女，1968年9月出生，汉族，籍贯山东寿光，全日制大学，医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宣传部部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宣传部部长，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杨浦区副区长，杨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静安区委副书记等职务。 2020.05 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洛阳6月2日综合报道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少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少敏简历 李少敏，男，汉族，1955年10月生，河南濮阳人，198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 1989.08―1994.03 范县县委副书记； 1994.03―1998.12 范县县委书记； 1998.12―2001.03 焦作市副市长； 2001.03―2002.07 焦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2.07―2004.02 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 2004.02―2012.01 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2012.01―2012.08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组织部长； 2012.08―2018.09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0.06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孙不熟 6月1日，中央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省，再次走上巅峰时刻。 这一次，中央支持海南建设全岛自由港，要求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自由港之于海南，是继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建省、设立经济特区，2009年获批国际旅游岛、2018年建设全岛自贸区之后，又一次巨大升级。 01 海南自由港是一个怎样的区域？ 它是一个实施“零关税”政策的“单独关税区”，而且要在2025年之前适时启动“封关运作”。 “封关”之后，海南将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国家在海南和境外之间设立“一线”关，负面清单之外的货物可零关税自由进出。在海南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二线”关，货物从海南自由港进入内地，原则上按进口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照章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从内地去海南，会有一道“海关”，类似当年深圳和珠海的“二线关”。在此意义上，海南成为中国内地最特的特区，开放力度之大，远超前海、浦东、南沙等自贸区。 更令人兴奋的是，和开发区、保税区、自贸区的“高冷”不同，海南自由港不仅仅有大量面向企业端（To B）的优惠政策，更有大量面向个人（To C）的政策利好，普通人也能直接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这个突破不是一般的大，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1、零关税。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制度。 2、低企业所得税。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负面清单行业除外），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3、低个税：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其取得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按照3%、10%、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4、岛内消费免税、离岛免税：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允许岛内免税购买。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 5、免签入境。放宽外国人申请免签入境事由限制，允许外国人以商贸、访问、探亲、就医、会展、体育竞技等事由申请免签入境海南。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15天免签。 6、安全有序开放增值电信业务，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 7、金融开放。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支持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场所。加快发展结算中心。 这些政策中，首先是企业所得税的巨大利好。要知道，即使是上海、深圳这样的政策高地，也只有特定区域（比如前海）、特定行业（比如高新）才有机会享受到15% 的所得税。而在海南，15%是全省、全行业均可享受，当然，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至于个人所得税就更给力了，内地普遍采用“7档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分别是3%、10%、20%、25%、30%、35%、45%。海南则简化为三档，最高只有15%，这差不多和香港一样优惠了，足以让所有内地城市羡慕。当然，海南对此项优惠有严格限定，明确要求纳税人每年在海南居住满183天，想钻政策空子是很难的。 免签入境、岛内消费免税等政策，则是直接瞄准香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特别是免税购物额度达到每人每年10万元，更是核武器级的利好，远远超过香港的5000元。 这意味着中国内地巨大的购买力，将从中国港澳、东南亚、日韩转移到海南，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要知道，中国大陆游客每年在境外的消费总额近3000亿美元。 当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独占鳌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消费对全国GDP的贡献率达到57.8%。可见，抓住消费这个引擎，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利器，海南的未来可期。 当然，消费是一个复杂度很高的经济现象，不是说仅靠税收优惠就能做大做强的，它还需要强大的消费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比如高水平的消费空间营造、专业化的商业运营团队、高素质的商业服务人员、开放友好的城市文化。中国香港、泰国、日本、韩国在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值得海南借鉴。 02 总的来说，零关税、低税率、免签入境等优惠政策，有助于吸引人、钱、物大规模涌入海南，这和互联网行业的“流量经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知道，互联网行业有两个常见的商业模式，一个是收费模式，一个是免费模式。互联网发展之初，还存在收费和免费的模式之争，但现在，免费模式早已打败收费模式成为主流。因为大家知道，网络时代，流量才是最值钱的。 如果用互联网来比喻现实社会，高税收地区就是收费模式，而自由港就类似于免费模式，前者赚的是当下的钱，后者赚的是未来的钱。自由港模式，短期内会损失大量税源，但只有流量做大了，就可以不知不觉地其他地方赚钱。 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例，虽然实行零关税、低税率，但以此为诱饵，吸引到全球大量货物、资金与跨国公司进驻，让两地坐享“流量经济”的红利，财政方面大大增收。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全球货物、资金有什么理由非得去这两个弹丸之地？ 在国内城市，杭州西湖也常认为是被“流量经济”的典型代表。本世纪初，旅游经济兴起，各大旅游景区纷纷上涨门票，赚得盆满钵满。但杭州逆势而为，拆掉西湖的围墙，让其成为全国第一个免门票的5A景区。 杭州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意图是什么？不以门票收入作为直接赢利点，而是以旅游业作为导流的入口，发展其他产业。西湖免门票十年间，游客数量增加2.1倍，旅游总收入增长3.7倍，达到上千亿元，这还不包括因为西湖免费而带来的城市宣传效应。 所以，自由港时代，海南的区域价值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从一个普通省份变成特殊功能区，对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能产生虹吸效应的流量池。包括民航、商业、贸易、高新产业、旅游都会有巨大的发展红利，海南和内地的路桥基础设施也有望提速。 至于金融，相信海南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金融，但很难成为和上海、香港、深圳相提并论的大金融中心，毕竟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强大的经济腹地来支撑，海南在这方面和港沪深相比，没有优势。 03 那么，如何看待海南的房地产？ 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取决于海南的发展定位。过去，海南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人口特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旅游岛，岛上的房地产开发也大多主打旅游概念。 而我一向认为旅游地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类房子，只存在一手市场，缺乏二手市场。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不等于小业主也能跟着吃肉喝汤。 这个现象，几乎是所有旅游地产的宿命，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去一个旅游目的地看房200套，然后和中介斗智斗勇、和房东讨价还价，买一套二手房，然后不厌其烦地装修……一句话，旅游地产不存在二手房市场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你的买房目的是纯消费，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随着海南步入自由港时代，海南的产业结构、人口特征，都可能出现一个本质性的变化，特别是个税优惠政策要求纳税人在海南每年实际居住183天，这有望给海南引入大量常住人口，这就是房地产的机会。放眼全球，自由港的流量经济一般都会带来高地租现象，所以海南的不动产价值是长期看好的。 不过，在“房住不炒”的主旋律下，估计海南一定会对楼市严控，不会允许房价异动，而且海南楼市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经历过一次狂欢，教训深刻，这次搞自由港，说不定会去房地产化。所以，现阶段千万别指望能去海南买房赚个快钱。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未来决定在海南长期发展，现在去海南置业，是个不错的契机。如果不是，最好还是坚持“买房不出圈”的基本原则。这个“圈”指的是都市圈，因为只有在大都市圈，才会有显著的人口增长和源源不断的住房需求，你的房子才不会担心二手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贵阳6月2日综合报道 贵州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省人民政府决定： 谭勇 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冉莉 挂职任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副厅长（副主任），挂职时间2年; 彭锦斌 任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不再担任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督查专员职务; 叶凯 挂职任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贵州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局长（副主任），挂职时间2年; 黄勇 正式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任职时间从2019年4月起计算。 汪文学 不再担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职务; 董安娜 不再担任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职务。 省人民政府同意： 杨再军不再担任贵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职务。 以上职务调整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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