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红河5月21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红河日报》消息，5月19日下午，红河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宏当选为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元当选为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晏春云当选为州监察委员会主任。 张宏简历 张宏，男，哈尼族，1964年7月生，云南红河人，198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1983.09─1987.07 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班读书 1987.07─1988.08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红河分校工作 1988.08─1993.03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红河分校团总支书记 1993.03─1997.08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红河分校办公室主任 （其间：1995.09─1997.07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大专班脱产学习） 1997.08─1998.03 红河州教委副主任 1998.03─2003.01 红河县委副书记 2003.01─2003.10 红河州委副秘书长 2003.10─2004.11 红河日报社总编 2004.11─2005.12 红河日报社社长、总编 2005.12─2006.03 元阳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理县长 2006.03─2012.05 元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2.05─2012.09 绿春县委书记，元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2.09─2015.05 绿春县委书记 2015.05─2019.12 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副厅级） 2019.12─2020.05 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州总工会主席 2020.05─ 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现实中是否需要，实施中如何把握等方面认真梳理，其中至少需要关注和解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发展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美、欧、日、英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了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子，而且在央行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有人称之为“疯狂大放水”、“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判断一定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滞涨，反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僵化难改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在出现重大危机挑战时，及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反而能更快地稳定住金融市场，避免真正酿成严重危机，而不实施这些举措的国家，反而会承受更大冲击和损失，其货币与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相比，不是升值，反而更加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确实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难以偿还，货币和政府信誉面临极大威胁的状况，其根本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是因为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赤字货币化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贻害无穷，或者只有具备美元那样的全球霸主地位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并保持币值稳定吗？ 二、信用货币投放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突出变化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除首先需要央行购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主要是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增强货币的信誉及可接受度，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和稳定之外，为什么更多地依赖社会主体（企业、家庭、金融机构、政府等）以扩大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方式进行投放，并使货币总量与质量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扩大到底主要是由货币供给方（如央行）决定，还是更多地由货币需求方（负债人）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货币需求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如何确保社会负债的质量？ 为什么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财务约束和监管标准，由此形成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基本流程，央行原则上不会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投放货币？这对货币政策传导有什么影响？ 货币投放社会后，除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一级市场的直接发售）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之外，又在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金融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货币）的占用。这对货币总量和社会物价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为什么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和货币投放，并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货币总量的增长也并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为什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必然会出现“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高货币”的局面）？如果央行实施零利率，但依然难以推动社会主体扩大负债以支持投放消费和经济发展，甚至还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挑战，那又怎么办，货币政策还有发挥作用的工具和空间吗？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政策实践历程与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实施前，央行与财政是一体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金融问题，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强调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目的仅仅是解决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吗？其实际执行中，真的是严格执行了吗（比如，财政对一家或几家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然后由央行全额购买或全额抵押贷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多少政府开支转嫁给了国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如果存在隐性或变相赤字货币化，是否应该去伪存真、回归本质，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 这其中还要特别注意到，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将国有资源大量变现，在增加资源性收入后，又扩大投资，投资在加杠杆，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中国，推动资源快速升值、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和财政收支矛盾有关？如果这其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从2015年开始，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回落，但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的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随之快速扩大。2020年伊始，又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急需财政发挥更大的救助和刺激作用（国际上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很快进入需要央行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的状况，要不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代货币理论”（MMT）与借鉴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己的政策准备（包括对相关法规做出必要修改）？ 四、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应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 一般情况下，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要控制其直接参与到投融资和经济活动中。但如果央行货币投放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和气候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这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则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此时仍过度强调央行独立性，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一定是在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不得不从后台走上前台，直接扩大投资或进行社会救助的无奈选择。因此，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规政策举措，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纪律约束、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具体实施时，也需要仔细论证财政是否必须出手进行救助、如何使用以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财政需要负债的规模是多少、是否需要实施赤字货币化等（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公众号上5月10日发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问题，关键是财政开支是否合理有效”）。 所以，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既不应认为其理论上绝对不可能，或者目前法律还不许可，或者目前中国可能还无需使用，或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简单粗暴地反对，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发行货币和财政发行债券都是依托国家信用（货币发行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进行的，依托的是以全社会财富为支撑的国家信用，而不是央行或政府自身的信用。政府发债只能基于其自身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同于货币发行依托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基础），政府就可以没有规则、不加限制、无需还本付息地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
近日，在《君品谈》节目中，董明珠自曝 董明珠称曾放弃海外资本8千万年薪，她表示不介意退休，笑称：我的接班人要想得到权和利，必须不讲亲情不存私心。“接班人首先要敬业，拿了我的位子，亲人，朋友、同学这些就都要放下”。 节目中，董明珠坦言她很累想退休，“可我担心看不准人，忧虑选不对人，害怕我退了却不能留下美好的一笔。” 董明珠表示要给9万员工1人1套房。“房子精装修，每套两三百万”，格力的研究专家将第一批享受福利。董明珠希望让员工人人“有个避风挡雨的窝”，“用公积金在外面租房不踏实”。她还建议取消公积金，企业给员工买的公积金，员工走了之后就拿走了，企业买的就没有了，应该减轻企业的负担。 谈及员工对薪酬是否满意时，董明珠表示不可能永远都是满意的，如果都满意了就懈怠了。董明珠谈格力营收难以上涨原因：“现在两千亿再往上涨就出问题了。大家都觉得很好，收益也很好，就开始产生懈怠情绪。” 董明珠透露自己平时“也追剧”，但生活重心始终在工作——早上6点开工，看商城销售量；7点试探项目主管，对方不接电话说明不焦虑工作；一件事想不透，董总通宵不睡，“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想通，而且要落地”。
5月21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表示，“我们确实很关注美国从政府层面在不断收紧对中概股公司的管制，我们内部在不断地研讨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在香港等地的二次上市。”李彦宏表示，“我们根本的判断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公司，上市的选择地是非常多的，并不局限在美国，所以我们没有那么担心美国政府的打压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中国日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饶5月21日综合报道 据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官方网站消息，5月20日，上饶师范学院召开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书记周训国宣布省委关于上饶师范学院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决定：陈洪生同志任上饶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寅健同志另有任用，不再担任上饶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陈洪生简历 陈洪生，男，汉族，江西莲花人，1967年1月出生，1997年11月入党，1987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1984年9月吉安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学习； 1987年8月任莲花中学外语教师； 1992年9月江西教育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 1994年7月任莲花中学外语教师； 1996年9月南京大学政治系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9年7月任江西省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教师（其间:1999.09讲师;2003.11副教授; 2002.09--2006.07南京大学政治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7年1月任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其间:2007.11教授;2008.03--2008.07江西省委党校第32期中青班学习）； 2008年11月任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2013年2月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党组成员； 2013年3月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其间:2013.03--2013.06江西省信访局接待工作处挂职锻炼）； 2016年9月任上饶市委常委； 2016年11月任上饶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社会主义学院第一院长。 现任上饶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某渔村盛产沙丁鱼，但是渔民每次出海捕鱼，返程时船舱里的沙丁鱼总会死一半，只有一艘船可以带回整舱鲜活乱蹦的沙丁鱼，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年轻的渔夫便去询问这位老渔民是如何做到的，老人也毫不隐瞒，说自己是在其中混入了几条鲶鱼。 年轻人大惊失色，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放鲶鱼进去，不是狼入羊群吗？ 老人却徐徐解释道：鲶鱼在沙丁鱼群中横冲直撞，沙丁鱼出于求生本能四处逃窜，鱼群活跃了起来，便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后来，有人便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鲶鱼效应”。去年，我国中央政府也引进一条“大鲶鱼”。 谁来搅动浑水？ 新能源汽车一直以来是创业界的巨大风口。 过去5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很多创业者和风险投资都进入新能源汽车赛道。2019年，中国有202家独角兽企业，其中12家是新能源车企。而全球进入独角兽行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一共只有16家，中国车企就占到了12家。此外，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新车出产量占到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的53%。 但是这些新入局的车企也有很大问题，比如烧钱不断，技术创新大同小异，续航里程一拧，“全是水分”。 为了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再添一把火，2019年1月，中国第一次允许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在中国独资建厂，它就是美国的特斯拉。 特斯拉可谓汽车界的“苹果”，它从整车制造、操作系统、自动驾驶到核心芯片，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和业务壁垒，而大部分国产新能源车企，还停留在由电池驱动的“造车”思维上。 正是战略上的优越感，给予了马斯克无限的信心和高姿态。马斯克曾是这样评价比亚迪的：“你见过比亚迪的车么？我觉得从产品层面它就是不够好。我不认为比亚迪是竞争对手。” 特斯拉的中国超级工厂建在上海，它从一块平地到第一款车型Model 3出厂，总共只花了357天，简直就是全球汽车史上的奇迹。 当马斯克参加第一辆特斯拉下线仪式的时候，一上场就即兴跳了一段脱衣舞。 当时中美贸易摩擦日渐激烈，中国当然非常欢迎特斯拉的举动。同时特斯拉也十分渴望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正是马斯克的中国战略，让特斯拉在2020年这个“最难开局”的年份，完美度过了第一季度。而且在全球汽车产业凛冬之际，特斯拉反而交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20年一季度销量达到1.67万辆，几乎是其它所有中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总和。汽车业务实现营收51亿美元，同比增长38%，是全球汽车行业中唯一一家逆势增长的企业。 预计到今年，国产特斯拉年产量将超过13万辆，而其美国工厂的年产量是15万辆左右。很可能到明年，中国就会成为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看来，特斯拉已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浑水中掀起一阵波澜了。剩下的问题是，沙丁鱼们到底会不会活下来？ 特斯拉的“大鱼海棠”梦 沙丁鱼会不会活下来，要看这条鲶鱼凶不凶狠。 自Model 3进入市场后，前有“减配门”（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自动驾驶硬件降低21倍的HW2.5版本的国产Model 3），后有连续降价，特斯拉不免遭到中国人的灵魂拷问：特斯拉到底给国产车企带来了什么？国家给予你国民待遇，这么快就暴露绞杀国产新能源车的野心了？鲶鱼会不会成为一条通吃市场的鲨鱼？ 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成之前，国产新能源汽车的价格通过补贴后普遍比特斯拉便宜1/3~1/4，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工厂建成之后，Model 3作为特斯拉产品线的低端车，初始售价35.58万元，但很快就把价格拉到跟国产新能源汽车几乎相同的价格档上，这种降维打击是非常可怕的。 说得现实一点，同样花30万，买了特斯拉会被亲戚夸有出息，而买了一辆蔚来或小鹏，对方问是什么牌子的，茫然之余还要赔笑道：“别管什么牌子，车能开就行。” 4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相关部门推出新政：重新恢复之前取消的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补贴，并将补贴延长到了2022年。根据新规定，7月23日起，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电动车不再享受政府补贴。 在此政策出台前，国产Model 3的价格为32万元，这不免有点保护国产新能源车的意味。 而新政公布一周后，马斯克就在特斯拉一季度财报会上宣布：中国制造的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的价格从32万元降至29.18万元。特斯拉一下子就钻进了补贴的门槛。在享受补贴后，这款车型的实际售价只需要27万元了。马斯克钻中国政策空子的能力丝毫不比国人差。 何况，特斯拉手里能打的牌太多了。 目前上海特斯拉工厂的零部件本地化率是30%。有机构估计，到今年年底本土化率会达到60%，生产成本将下降20%~28%。算上国产特斯拉22%的毛利率，最终降价空间为27%~34%。 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减配，比如阉割AP系统（自动辅助驾驶，是特斯拉的核心科技）。如此算来，价格降几万并非难事，我们买到一辆20万元以下的国产特斯拉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特斯拉变成鲨鱼也不是不可能。 马斯克的决心 在经历了一季度的降价销售狂欢后，特斯拉4月销量却不容乐观：3635辆。相比3月份下滑了64.2%，还多了7000多辆的库存车。 降价还卖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价格变脸太快，消费者一时难以消化，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等等党”。坊间名言“你不买，我不买，等特斯拉价格下来再买”怕是给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有一天价格真的降到20万，那一定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有很大联系。而品牌战略的转变，并非短期之事。 从目前的用户画像来看，最爱特斯拉的是上海人；女性比例占19.4%；IT业、消费业和地产业的高收入人群是购车主力。 这个群体的品牌诉求和定位是什么？ 营销天才们在“平价”和“奢侈”中间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轻奢”，所以开着一辆拉风的特斯拉是新中产一种轻奢的生活方式。 而一旦降价，特斯拉的品牌定位就会从“轻奢”向“平平无奇”无限倾斜。是将Model 3打造成一辆普通的家庭代步车，以损害特斯拉品牌整体形象的为代价通吃市场，还是维持中高端定位，以挽回伤心的老粉丝，这就要看马斯克的决心了。 所以，特斯拉这条大鲶鱼，它有可能成为通吃市场的大鲨鱼，也有可能成为反咬自己一口的贪吃蛇。特斯拉从35万降到20万，这个降价时间段实际上给了中国造车新势力们一个改革创新的缓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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