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加多宝官网信息，公司于6月18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驳回广药集团的再审申请。这意味着加多宝可以继续使用“怕上火喝加多宝”的广告语。与此同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加多宝于6月22日发生工商变更，周行卸任法定代表人，曹春云接任。其经营范围新增批发食品业务。2019年，加多宝提出了三年内上市的战略目标，今年4月其与中粮达成和解，以17.43亿元回购中粮包装在清远加多宝草本科技有限公司中持有的30.58%股份。加多宝与王老吉多年恩怨能否了结，加多宝又能否实现上市目标？记者就发展规划等问题询问加多宝公司，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诉讼历时6年 加多宝最终胜诉因为“怕上火喝加多宝”这句广告语，仅这起诉讼加多宝与王老吉就对簿公堂长达六年。加多宝官微发布的声明显示，法院生效裁判书认定，“怕上火喝XXX”广告语系加多宝首先创设并持续使用，在加多宝公司与广药集团商标许可使用关系已经终止，加多宝公司已经将其凉茶产品改用“加多宝”商标的情况下，加多宝公司将其创设并一直使用的“怕上火喝XXX”等广告句式改用在“加多宝凉茶”产品上进行宣传。加多宝对外表示，加多宝宣传使用的“怕上火喝加多宝”广告语，具有正当性，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据了解，该案源于广药王老吉起诉广东加多宝使用“怕上火喝加多宝”的广告语侵犯了广药王老吉利益。2015年12月，该案一审判决被告广东加多宝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广告语“怕上火喝加多宝”“怕上火，喝正宗凉茶；正宗凉茶，加多宝”“怕上火，喝正宗凉茶”。此外，广东加多宝需赔偿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广药集团经济损失500万元（包含合理费用）。随后，该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知民初字第 619号民事判决；并且驳回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广药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广药不服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向最高院请求再审，最高院最终再次驳回“广药王老吉”的申请。王老吉母公司白云山也于6月20日公告了诉讼结果，表示预计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法人多次变更，加多宝谋求三年内上市三年内上市成为加多宝去年提出的战略目标。去年9月，加多宝集团总裁李春林在公开信中提到，加多宝将会在2019年取得较大突破,企业近期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三年内成功上市。同时，李春林特别提到了加多宝集团旗下的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称这款高端定位的矿泉水目前年销售额已经达到十多亿元。加多宝与中粮的纠纷也在今年得到和解。今年4月28日，加多宝宣布，加多宝集团与中粮包装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加多宝集团以17.43亿元回购中粮包装在清远加多宝草本科技有限公司中持有的30.58%股份。加多宝还需为承诺分红进行支付，清远加多宝草本承诺分红共计约为2.38亿元，分七期支付，期限至2021年底。加多宝表示，回购中粮包装股份将为重组上市开路。不过17亿的回购款项对加多宝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再加上与王老吉官司缠身，加多宝需要缴纳商标赔偿等，同样考验加多宝的资金链问题。早在2017年，加多宝曾被曝出拖欠供应商货款上千万元，中弘股份披露的一份加多宝的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是加多宝负债131.68亿元，净资产-3.5亿元，净利润亏损5.8亿元。“上市要有金主投资。”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记者表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加多宝基本上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大，只有引入投资方才能承担经销商和终端的费用，以及中粮的欠款。
（图片来源于网络）6月23日晚，京投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持股50%、由合作方负责操盘的子公司北京京投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银泰置业”），因其财务人员遭遇犯罪团伙电信诈骗，导致银泰置业银行账户内2670万元于2020年6月22日通过网络被骗取。（图片来源：京投发展公告）京投发展公告表示，案发后，银泰置业财务人员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目前正在积极侦办，并已冻结部分被骗取资金。据公开资料显示，被骗的银泰置业单一最大持股股东为龙头房企、上市公司万科，其通过子公司北京万科间接持股50%。京投发展年报显示，2019年，银泰置业仅实现净利润432.63万元，此次被诈骗金额超过去年净利的6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营表示，上市公司遭遇大额电信诈骗，暴露了企业的内部合规不严的问题。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避免“一言堂”、以及通过表外公司进行投资和关联交易的情况，从而减少投资风险。被骗公司单一持股最大股东为万科据天眼查显示，银泰置业成立于2011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张芳，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天眼查披露，银泰置业的第一大股东为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万科”），持股比例达50%。根据股权穿透显示，北京万科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子公司，万科股份持股达95%。（图片来源：天眼查）此外，银泰置业的另外两名股东分别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5%和15%。其中，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原为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北京市人民政府100%持股；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则为京投发展的全资子公司。据京投发展2019年年报显示，自2011年12月开始，银泰置业的第二大股东将其持有的银泰置业的35%的股权托管给了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因此，京投发展间接持有银泰置业的50%股权。（图片来源：京投发展2019年年报）京投发展2019年内披露了银泰置业2019年业绩。2019年，银泰置业实现净利润432.63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减少99.08%。根据计算，银泰置业被骗的2670万元超过其2019年去年净利润的6倍。搜狐财经联系京投发展董秘办了解到，公告内所指的“负责操盘的合作方”为万科，但暂不确定是万科股份还是北京万科。此外，董秘办表示，银泰置业是由其大股东成立的用于拿地的项目公司，几大股东均对该公司进行管理。关于银泰置业被骗，对于京投发展的影响，董秘办称，由于案件正处于侦办阶段，最终影响尚不能确定，以公告为准。京投发展因业绩承压遭问询不仅如此，京投发展本身同样业绩堪忧，债务压力巨大，2019年营收净利大幅下滑。京投发展年报显示，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28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45.73%；实现归母净利润7680.99万元，同比下降78.54%。京投发展解释称，业绩大幅下滑主要源于房地产业务收入的减少。（图片来源：京投发展2019年年报）京投发展去年业绩大幅“跳水”，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今年6月初，京投发展回复上交所关于公司去年财务状况、债务压力等问题。（图片来源：京投发展公告）京投发展表示，公司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签约销售及营业收入也以北京地区项目为主。京投发展称，去年公司业绩下滑，主要是由于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较2018年减少，导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下降。此外，上交所关注到，京投发展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皆为负，合计-94.02 亿元。不仅如此，2019年，京投发展的公司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达107.17亿元，而货币资金仅为20.87亿元，债务压力大。京投发展在回复函中解释称，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出现负数，主要由于投资130亿元获取北京及无锡市场供应的五宗轨道交通车辆段地块。京投发展补充表示，股东借款到期时均可以申请办理借新还旧，公司整体偿债风险可控。此外，京投发展解释称，公司的高负债属于阶段性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将加快现有项目的开发进度、继续提升项目的去化速度。上市公司接连被骗暴露合规问题事实上，除银泰置业外，上周还有一家上市公司遭遇电信诈骗。6月16日，世龙实业公告称，因财务主管人员遭遇电信诈骗，公司银行账户内的298万元通过网络被盗取。（图片来源：世龙实业公告）世龙实业称，目前公司已向江西省乐平市公安局报案，案件正处于公安机关的侦办阶段，最终影响尚不确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营表示，上市公司遭遇大额电信诈骗，暴露了企业的内部合规不严的问题。王营表示，上市公司达到申报标准的大额拨款，通常需要财务人员上报公司管理层审批。王营称，出现财务人员遭遇电话诈骗并直接拨款的情况，不能排除上市公司的高管，实行独立于表外的合规体系。王营认为，尽管子公司被骗的单一事件具有偶发性，但也可以充分暴露其母公司在管理上的存在一定问题。王营表示，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避免“一言堂”、以及通过表外公司进行投资和关联交易的情况，从而减少投资风险。
6月23日晚间，康佳集团发布公告称，为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向康控公司转让68项云端大数据运营相关专利，转让价格为9860万元。康佳集团的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直接持有本次交易受让方康控公司100%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据悉，康控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14日，一般经营项目包括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半导体科技技术服务。康控公司的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2019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5525.45亿元，净资产为1665.53亿元，2019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309.82亿元，归母净利润为92.33亿元。公告披露，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康佳集团持有的68项云端大数据运营相关专利的评估价值为9860万元人民币，账面价值为0元。康佳集团转让专利部分截图该68项专利主要围绕电视增值服务、多媒体播放、机顶盒数据处理等技术和方法。近年来，康佳集团的彩电业务营收占比不断萎缩，扣非净利润连续九年为负，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承压。截至2020年3月31日，康佳集团的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118.13亿元和1.83亿元，共计119.96亿元。而其拥有的货币资金共计77.14亿元，不足以偿还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尚有43亿元资金缺口。康佳集团表示，为优化融资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保证企业资金充足性和资金流稳定性，公司在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50亿元，新增长期借款44亿元，并根据资金需求安排短期借款融资。随着黑电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行业需求下滑，曾与长虹、TCL并称“老三大黑电巨头”的康佳集团，自2010年以来增长出现停滞，至2016年以前，康佳集团的整体营收一直在原地踏步。2019年，康佳集团实现营收551.19亿元，同比增长19.49%；实现归母净利润2.12亿元，同比下降48.45%；实现归母扣非净亏损18.76亿元，同比下降135.8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15.44亿元，已连续四年净流出。在其他黑电企业纷纷逼近千亿营收线的同时，康佳刚刚突破500亿元大关，而背后是康佳主营彩电业务增长乏力的困境。2016至2019年，康佳的彩电业务营收规模及占比逐渐缩小。彩电业务分别贡献125.91亿元、119.95亿元、98.92亿元、87.66亿元，营收占比分别为62.02%、38.41%、21.45%、15.90%。分业务来看，2019年康佳集团的彩电业务营收进一步萎缩，实现营收87.66亿元，同比减少11.39%；占总营收的比例为15.90%，上年同期占比为21.45%。第一主营业务工贸业务2019年实现营收327.45亿元，同比增长15.51%，对总营收的贡献比例达59.41%。环保业务、白电业务、手机业务分别实现营收70.79亿元、38.29亿元、3.88亿元，占比分别为12.84%、6.95%、0.70%。
6月24日，据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国美零售创始人黄光裕已于近日出狱，或将于今晚对外公布。消息人士称，6月23日晚，国美集团高层会议中透露了此消息。记者第一时间向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国美零售董秘办公室求证，获回复称“暂无相关消息透露”。受此消息影响，午后国美系个股异动拉升，涨幅扩大。截至发稿，国美零售涨超15%，国美金融科技涨超25%。黄光裕何时出狱始终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去年4月有媒体报道黄光裕将于今年出狱回归，随后国美零售投资关系总监李虹回应称，系媒体听错，并表示黄光裕将于2021年回归，没有变化。进入2020年以来，国美零售动作不断，先后与金融机构、京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被业内认为是在为黄光裕回归提前做准备。先后与金融机构、京东等达成战略合作4月底至6月初，国美先后与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昆明分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三家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分获15亿综合授信额度、30亿综合授信额度和20亿综合授信额度。5月28日，国美零售公告称，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投资人（作为认购人，JD.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订立认购协议，内容有关按相当于债券本金额100%的认购价（即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16亿元）认购债券。同时，国美电器与京东订立战略合作协议，据此，有关订约各方同意就产品采购及销售、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开展战略合作。今年3月13日，国美官方旗舰店已正式入驻京东。2019年开始，国美展开与多个科技公司的战略合作，合作范围囊括AI智能零售、智能家庭生态建设等。3月14日，国美与深圳追一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宣布将成立联合实验室，建立产品与项目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企业智能化服务领域与AI智能化零售。同月，国美零售与云从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启人工智能技术在零售领域的深度应用。4月9日，国美零售与科大讯飞签署深度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携手深化国美的智能家庭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全面落地，共同打造开放式的智能家庭生态系统，布局智能家庭生态链上的多款新品开发项目。4月10日，国美零售与世纪互联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零售领域与云计算领域的未来发展，共创国美特色的“家·生活”数据生态体系。4月17日，国美零售与紫光集团旗下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打造领先的IT数字化解决方案。自2016年以来，国美在新零售的赛场上频繁更换玩法，先后推出“6+1”新零售战略、“家·生活”战略、“共享零售”战略等。2019年伊始，提出将国美APP、线下门店和美店进行“三端合一”的战略。对于国美近来概念频出却鲜见落地的现状，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向记者表示，国美已经错过了布局新零售的最佳时间窗口期，竞争对手不会给它机会了。错过电商红利的国美，又寄希望于把握社交电商风口实现突破。去年2月27日，国美发布社交电商产品“国美美店”，宣布正式进军社交电商。靠社交电商异军突起的拼多多也成为国美效仿的对象，据悉，国美美店包括“组团”、“立减”、“超级返”三种核心营销玩法，消费者也可成为卖家通过分享商品获利。这一操作模式与拼多多非常相似，而专门为社交拼购开发一款软件，在业内人士看来有些“病急乱投医”了。刘步尘表示，阿里和京东都有涉足电商拼购业务，但是一个频道就可以解决了。而国美推出的美店不仅名字看起来与拼购毫无关联，从时间和成本上来看也是没有必要的。三年累亏80亿，账上现金缩水20%3月31日，国美零售发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未经审核全年业绩。报告期内，国美零售实现营收594.83亿元，同比下降7.57%；归属母公司拥有者应占亏损约25.90亿元，较2018年亏损大幅收窄。截至发稿，国美零售股价报收1.62港元，涨幅17.39%，总市值为349亿港元。自2017年以来，国美零售连年亏损，归属母公司拥有者应占亏损分别为4.50亿元、48.87亿元、25.90亿元。三年间国美零售已累计亏损约79.27亿元，约占国美零售最新市值的1/5。2015年至2019年，国美零售的资产负债率逐年升高，从59.87%增至近90%，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截至2019年12月31日，国美零售总资产为718.72亿元，总负债为637.11亿元，净资产仅剩81.61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8.65%。此外，在国美零售的流动资产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81.87亿元，较2018年的101.43亿元减少19.28%。2019年，国美零售的销售成本为503.72亿元，占销售收入的84.68%，与2018年同期的84.87%相若。随着收入的下滑，毛利约为91.11亿元，同比下降6.45%。报告期内，国美零售1308间可比较门店的总销售收入约为496.64亿元，同比下降4.45%。从区域销售分布上看，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个区域的销售收入占整体销售收入的比例约为32%，而去年同期为33%，反映出来自一级市场的收入占比略有降低。此外，国美零售的交易总额（GMV）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2.7%。其中美店GMV增长约101%，县域店GMV增长约6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国美零售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81.87亿元。国美，失去黄光裕的十二年截至今日，国美创始人黄光裕入狱已迈过第十二个年头。2008年的11月17日，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带走调查。此后，曾经叱诧风云的商业巨子身陷囹圄，至今依然在铁窗中服刑。十二年间，天猫、京东乃至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在资本加持下，挟互联网浪潮狂飙突进，传统零售商受冲击下艰难转型，中国零售业市场瞬息万变。曾经的零售巨头国美，在掌门人缺席的十二年里，先是爆发职业经理人夺权之争，后在黄光裕妻子杜鹃回归掌舵下，在电商、金融、科技领域有过诸多布局。但国美仍未成为这场战局的主角，反与竞争对手差距不断扩大。据星图数据发布《2019双11全网网购销售直播数据分析报告》，主场作战的天猫占比65.5%，霸主地位难撼动，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分别以17.2%、6.1%和4.9%位居其后。名单未见国美的身影。谈及黄光裕的出狱会给国美带来怎样的影响，刘步尘表示，“黄光裕出狱也不能改变国美现状，黄光裕是大连锁时代的枭雄，而我们今天早已进入新零售时代”。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年黄光裕虽身处狱中，却借老婆杜鹃之手将整个国美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不仅杜鹃能见到他，国美其他高管也可以”。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杜鹃曾经表示，把电商做起来，是自己主政国美期间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正因此，自黄光裕入狱后便未见国美有大的战略动作，业绩平平且有进一步承压的态势。产经分析师梁振鹏对记者表示，黄光裕服刑的十二年中，国美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职业经理人的求稳心态使得集团很难有特别大的突破，只会让公司维持现状，保持业绩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个人破产法在国内讨论十多年后，走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对个人而言，诚信而不幸的个人将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制度，避免集体债务向个人以及家庭无限转移。但个人破产制度绝不能成为老赖的保护伞。 对金融机构而言，表面上有可能增加坏账风险、增加运营成本，但只要金融机构加强风控能力、产品设计能力，只借出该借的钱给该借的人，就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对整个社会而言，个人破产保护制度需要打破刚性兑付，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双向公平，才有利于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 个人破产，是指当自然人的全部资产不能全部清偿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已大部分等发达国家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成熟运用。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给企业放贷时一般会要求其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甚至其家属签担保协议，而根据现有的中国法律，企业一旦破产，个人提供的债务担保不会免责。换句话说。企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个人没有。 2006年个人破产相关条款在新的《企业破产法》定稿中被删掉了，后来也没有单独立法，但近30年来，司法理论界、实务界呼吁的声音不断，立法机关的探索也未停歇。 2019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其中提到：要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这为全国各地试点提供了政策依据。 这次，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个人破产制度，具体内容为：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50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此外，意见稿还明确，债务人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在限制消费行为方面，意见稿主要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债务人都将与包括高铁动车一等座、三星级以上宾馆、新购置不动产和机动车等高消费无缘。 关于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条件，意见稿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称，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能够有效厘清框定市场主体承担风险的责任，促使金融机构完善信贷评估和风险防控制度以提高金融活动的价值；能够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增强对信用价值的认识，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 二、对个人是一种保护 救济是个人破产制度最本质的意义和属性。个人破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了一种可期待、可信赖的保障。 因此，个人破产立法要树立的基本价值导向是，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并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更多财富。 这对整个社会而言，不仅能最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而且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债或者实施破产欺诈的债务人，不仅不能通过破产逃避债务，还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预防和惩治。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目前全国共有592.45万失信被执行人，这占全国近14亿人口的0.0423%，相当于每2000个人里面不到1位是失信人。这要远低于国外的数据。 深圳大学齐砺杰的专著《债务危机、信用体系和中国的个人破产问题》，提到一个比例或许可以参考。这本书里提到，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个人破产数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保持着出奇地稳定，基本都是0.5% 。也就是说，在每2000个美国人中，就会有10个破产案件。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老赖都是极其少数的，正常人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信用。只要诚实守信，社会应该给予宽容。 当然，个人破产制度推出后，对个体借款人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借款难度提升，有些原来可能获批的贷款，会出现被拒贷的情况，另外授信额度也可能出现下降。 三、对金融机构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对金融机构又有什么影响呢？ 毫无疑问，只要是涉及到个人借贷业务的公司，都会受到影响，从房贷、车贷、消费贷、信用卡等贷款业务。个人破产本质上是用和解、清算和债务重整取代债务的无限责任，终究会降低贷款最终回款的金额，也会直接提高最终坏账的比例，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和坏账成本。 坏账成本增加非常考验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如果金融机构不做出相应业务调整，在个人破产法的影响下，必然利润下跌，进而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造成借款利率上升，最后在同行竞争中失去客户。 优秀的金融公司需要把个人破产因素作为重要参数放入贷款利率计算模型中，尤其要强调对个人破产的风险监控和预测，让借款坏账风险和收取的利息相一致。譬如说，金融公司今后对借款人的筛选就会更加严格。有破产记录的申请人，再申请贷款的难度会增加，即使申请到贷款，授信额度也会降低，贷款利率也会上涨。 个人破产法促使借贷行为更加市场化，让金融机构没有“无限偿债”的保护伞，只借出该借的钱给该借的人，实现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但是个人破产法并不是万能解药，它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个人破产法是用来解救诚信却不幸的人，不是老赖的保护伞。如果个人破产法过多保护个人，对债务人的限制和惩罚过少，这就偏离了个人破产法的本意，最终金融机构不得不减少个人贷款，并把贷款成本转移到债务人头上，这样反而恶化了金融发展环境，不利整体经济健康发展。 推出个人破产法不仅要区分诚信借款人和老赖，把握惩戒尺度，同时也兼顾个人和金融企业的公平。 个人破产法本质上是平衡个人借款人和贷款机构的利益，避免双输的局面。换一种角度看，个人破产法可以理解为打破反向的刚性兑付。 一般我们理解中的刚性兑付，是指个人到金融机构购买的理财产品，不论风险高低，都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保本保息。这是一种违背市场经济的陋习。反过来说，金融机构要求借款人无限连带偿付，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刚性兑付。 既然个人投资者不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刚性兑付，那金融机构也没有理由要求借款人负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个人破产法的实施，需要配套打破刚性兑付的举措，做到对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双向公平。 没有理由一边要求金融机构对个人投资理财刚性兑付，另一边，却要求金融机构不能无限追偿借款人的债务。 对任何一方的过渡保护，都会造成借贷市场的天平失衡，催生畸形投资和借贷市场。 所以推出个人破产法是迈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但任重道远，需要全盘规划，稳步推进。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人之道损不足，天之道补不足。”近期，全球每日新增新冠病例连创新高，疫情时代的长期延续已成大势所趋。随着时间维度拉长，疫情冲击正由周期性压力深化为结构性问题，三重失衡将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第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在转型受阻、“病毒关税”、供应链裂变的共振之下，新兴市场内部将弱者更弱。第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无论是资金端还是资产端，头部优势都将持续扩张，引致金融市场强者更强。第三，疫情放大“马太效应”，社会弱势群体陷入难者更难的困局，并诱发更多次生风险。基于此，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投资与政策预计将沿循截然相反的核心逻辑。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聚力于放大多层次的头部优势，用好失衡中的结构性机遇。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能否有力救助民生、再造新均衡，将长远决定复苏路径是“V”、“U”还是“L”。 失衡之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兴市场弱者更弱。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化演进，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重构，新兴市场中的中低收入国家将在三个层面遭遇沉重压力。第一，转型受阻。过去数十年中，借由全球价值链，中低收入国家能够以出口大宗商品为起点，逐步发展基本制造业，从而完成产业升级和居民收入提升。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延缓了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而全球FDI预计大幅下滑[1]，又将阻隔国际资本、技术与本国资源红利的结合，因此产业升级将放缓甚至中断。第二，“病毒关税”。近期全球疫情显示，病毒借由货物贸易进行跨境传播的风险大幅上升，预计将引致全球范围内更为严格的进出口检疫，拖慢运输、通关等一系列环节。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对于大部分贸易品而言，一天的延误就相当于加征超过1%的关税。我们认为，这如同施加了额外的“病毒关税”。较之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于低端领域，价格弹性更高，因此将因“病毒关税”蒙受更大损失。第三，供应链裂变。面对疫情的长期威胁，低成本不再是供应链的最重要参考，稳定性正在得到跨国公司的加倍重视。除了将部分供应链回迁至母国，跨国公司也已对全球供应链开启新一轮数字化改造，加强对海外供应各环节的监控、调节和联动能力。缺少相应人才、基建、技术支持的中低收入国家，将面临被数字化供应链排除在外的风险。考虑到每1%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常支撑1%以上的人均收入提升[2]，中低收入国家或将陷入长期困局。 失衡之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金融市场强者更强。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两条主线正在推动全球投资变局：在资金端，由于发达国家央行开启超常规刺激浪潮，全球流动性预计将长期保持充沛甚至泛滥；在资产端，疫情催化新经济加速发展，更多高成长性的标的将涌现于新赛道。这两条主线共同指向了“强者更强”的长期趋势。从资金端来看，充盈的全球流动性并非雨露均沾，而是主要流向了各领域的头部公司。以美股为例，我们以标普100指数与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传统经济的头部优势。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新经济的头部优势。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今年3月疫情冲击重创美股之后，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新经济，头部优势均出现大幅且持续的扩张。这表明，虽然3月下旬至今美联储全方位的流动性投放带动了美股历史性反弹，但是从结构来看，头部公司得到的价值修复更为强劲；并且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领域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从资产端来看，新经济的未来机遇主要集中于美国和中国，双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CB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疫情影响下，美国、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保持高增长，英、德、法、日、韩、印等国家的增速则明显放缓。截至2020年6月，在全球独角兽企业中，中美共占约74%，成为未来全球高成长性资产的最主要源泉，较其他国家的优势进一步拉大。 失衡之三：社会“马太效应”加剧，底层民生难者更难。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失衡不仅表现在全球格局之上，亦已深入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根据IMF研究[3]，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性疫情通常会对贫穷、弱势的社会群体形成更为沉重的冲击，进而导致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最新实证研究表明[4] [5] [6] [7]，这一效应目前已从多个层面显现。在收入层面，较之于高技术、高收入岗位，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更易受到防疫隔离的限制（详见附图），因而承受更大失业压力。在性别层面，女性就业所集中的家政服务、酒店餐饮等行业，难以进行远程办公，因此女性岗位损失率超过男性，这与2008年“大衰退”时期相反。在年龄层面， 2008年“大衰退”时期，中年人（25-44岁）的岗位损失率最高。而在疫情时代，年轻人（20-24岁）的岗位损失率位居各年龄段榜首。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群体尚未累积充足的储蓄缓冲垫，因此更加难以应对失业后的生活困顿。从种族来看，美国数据表明，少数族裔的岗位损失率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综合来看，在疫情时代，社会弱势群体陷入了“难者更难”的泥淖。由此出发，一方面，贫富分化的加剧将削弱消费引擎的修复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失衡将进一步推动民粹主义的高涨，对内激化各层次社会矛盾，对外催化地缘政治风险。受此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将更为曲折难测。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第一，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如上所述，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都将凸显“强者更强”的趋势。由此，在宏观层面，需要主动规避新兴市场中部分基础弱、政策储备少的经济体，更加聚焦于长期表现稳健、政策空间充裕的经济体。在微观层面，充分利用各领域头部公司的优势，把握市场分化中的结构性机遇。其中，考虑到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赛道中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而中美经济将是新赛道独角兽的主要提供者，因此相应的战略侧重亦是大势所趋。 第二，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虑政策空间的有限性，一味地“开闸放水”以维持金融市场繁荣，也将导致社会“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动摇经济社会的稳定基石。由此，从长期来看，针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重在规模，更重在结构。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动性危机后，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强调结构性、有效救助底层民生，将是决定经济金融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这也将为我们审视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提供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R]． The World Bank． October， 2019． [3] Davide Furceri， Prakash Loungani， Jonathan D． Ostry．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R]． IMF． May， 2020． [4] Fana， M．， Tolan， S．， Torrejón， S．， Urzi Brancati， C．， Fernández-Macías， E．， The COVID confinement measures and EU labour markets [R]．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2020． [5] Abigail Adams-Prassl， Teodora Boneva， Marta Golin， Christopher Rauh， The large and unequal impact of COVID-19 on workers [R]． VOX CEPR Policy Portal． April， 2020． [6] Laura Montenovo， Xuan Jiang， Felipe Lozano Rojas， et al．， Determinants of Disparities in Covid-19 Job Loss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7] Sumedha Gupta， Laura Montenovo， Thuy D． Nguyen， et al．， Effects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y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在昨天的《夏春：桂山岛填海将如何影响香港房地产市场格局？》文章里，我指出媒体报道的在珠海桂山岛填海，再将土地出租给香港政府建设公屋供50万人居住的计划存在现实的困难：地理位置距离市中心太远，反对者会认为居住在桂山岛相当于“发配边疆”（下图分别为俯瞰桂山岛和岛上建筑）。 有朋友告诉我高速喷气船加上通关的时间需要60分钟，而相应的单程票价可能高达150港元（参考香港上环到珠海九州港的船票225港元，到澳门的船票根据时间不同价格在171-211港元之间），使得这一计划的可实现性变得更小。毕竟香港政府不太可能只把已退休人士安排在桂山岛，从而不必每日从市区往返。 看维基百科列举的桂山岛之前的名称，就会立刻发现香港人不愿意移居的第三个理由。 但既然有至少两家建制派政党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我的文章发出去后，就收到可靠消息：桂山岛填海并租借给香港的计划正在进行中，但具体如何发展桂山岛还没有眉目！ 经过一番研究后我意识到，可能是最初透露消息给香港媒体的人错误理解了桂山岛的发展计划，以为主要用来建设公屋。搜寻叶刘淑仪的建议，才明白原来她倡议填海得到的土地亦并非以建屋为主，反而是用作重置基建等。 比如将一些处于优越位置的设施，如赤柱监狱、葵涌货柜码头搬走，腾出市区土地建屋；也可将大学搬到填海区，解决宿位不足和发展问题；香港政府一直希望发展的智慧城市，也可以做到。 “香港的水域就像一个Box（盒子/框架），很多人一直都是Inside the box（在框架内思考），而我们要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框框去思考）！兴建中部水域人工岛，仍然是Inside the box，而在大屿山以西的内地水域填海，正正是Think out of the box的做法。”——叶刘淑仪 香港政治人物中，我一直佩服叶刘淑仪的眼光与才华。在桂山岛重置赤柱监狱的建议的确是神来之笔（但估计赤柱，大潭一带的豪宅业主会有不同看法），我昨天文章提过的移植葵涌货柜码头可行性也颇高。但把大学搬到桂山岛恐怕不太可行，学生和教授估计会齐声反对，但如果要新建大学，这也是折中之选。 换了这个角度再看桂山岛方案，就会有豁然开朗，一举多得的感觉： 1、香港政府之所以坚持“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而民间则一直要求政府收回新界的“棕地”，原因在于民间认为棕地与周围的环境不匹配，政府纵容占地和地产霸权。但在政府看来，除了棕地业权分散，收购耗时耗力之外，棕地也是整体经济运作所必需，现时的土地规划中并没有足够合适的土地可以用作替代棕地。如果可以通过填海新增土地替换棕地，那么就可以把新界释放出来的土地发展成新的核心商业区。 棕地泛指新界一些因农业活动衰落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前农地。棕地并非闲置地，常见土地用途包括露天贮物、港口后勤用途（包括货柜车场及货柜场）、物流运作、停车场、车辆维修场、回收场、乡郊工场、建造业机械及物料贮存等。 棕地分布零散，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多数夹杂村落、寮屋、常耕或休耕农地、鱼塘，亦缺乏支持高密度发展的基建配套如交通、排污等。据估算，新界约有1，300公顷土地可视为棕地。 2、但“明日大屿”的填海计划又受到有产阶层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有产阶层反对可以理解，的确有一部分极端环保主义者对海洋动物的生存环境的关心超过对人的关心，但其余的会找出新的理由，比如香港政府过去在公共工程上费用超标，工时超标的记录，民间的担心也有合理性（尽管政府一直强调填海造地的经济收益远远高于成本）。 3、客观来看，“明日大屿”填海其实有着技术上的难题。按计划，在交椅洲填海需要兴建连接人工岛与香港岛、人工岛与大屿山及新界西的公路和铁路交通接驳系统，一是交通系统的坡度不能太高，二是必须跨越两个水深超过20米的主要航道。第一道是港岛与交椅洲之间的东博寮海峡，第二是大屿山与屯门之间的龙鼓水道。 4、桂山岛以东的大屿海峡被用作珠三角船运，未被发展的以西海域属于浅水区适合用作填海。初步估算，浅水区可以为桂山岛提供额外至少二千公顷土地，相当于两个香港青衣岛的面积，能提供足够空间重置葵涌和青衣货柜码头和青衣油库并改良为更现代化航运港口。新增土地也绝对足够安置所有现存于新界棕地的货柜后勤和物流作业，以及各类潜在危险品存库。兴建相关交通设施连接大屿山和港珠澳大桥的成本也相对便宜。 5、桂花岛填海租借计划可以部分替代“明日大屿”计划，市区重置释放出来的土地可用于大面积修建房屋，这也是昨天的文章《夏春：桂山岛填海将如何影响香港房地产市场格局？》的主要关注点。 6、将大部分棕地的经济活动迁移至桂山岛可以大大优化新界的面貌。政府可以在新界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核心商业区，除了发展传统的服务业、饮食业、娱乐、住宿、商场之外，还可以兴建会展中心，吸引大湾区跨境厂商来港展出他们的创新产品；兴建其他地标设施用作举办大型经济和文化活动，比如为电竞业提供比赛和训练场地，或用作举办大型国际考试等等。 7、由于政府正在把一些部门搬迁至不同区（例如税务大楼会搬迁至将军澳日出康城），可以考虑把一些政府部门，甚至总部，搬迁到新区，这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由于公务员的平均薪酬是各行各业之最（当然也高出金融业平均值），其他相关服务提供者亦会因为潜在顾客群大幅增加而相继将办公室迁移到北区，与核心商业区的建设计划形成良性循环。 8、成功做到上述两点，不仅可以起到促进新界北部发展，大大缓解目前市中心核心商业区土地供不应求的现象，还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重大难题，就是目前新界北部居住成本低，但高收入工作机会较少，这样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在市中心工作的人前来居住，另一方面他们每天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交通上。事实上，香港有41%的人口居住在（除葵涌，青衣和荃湾之外的）新界。 9、采取上述方式解决新界的问题之后，自然就可以极大程度化解核心市区的交通拥挤堵塞，和工作生活成本高昂的难题。 10、桂山岛对珠海的旅游和海洋产业也有重大效益，填海借给香港发展，不仅要考虑合理的租借费用，也可以考虑多种形式的合作开发，互利共赢的方式。珠海与香港的紧密合作也会带旺港珠澳大桥。 Think out of the box，就会看到一片广阔的发展天地和无限商机。珠海和香港的明天都会更加美好！ 参考资料： 1、新民党倡填大屿西内地水域 叶刘：免受港立法程序约束效率更高；经济通，2018年8月29日； 2、关文珊、伍伟全、曾顺杰：桂山岛填海仍然值得考虑，大公报，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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