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凯撒集团宣布与京东达成合作意向,京东愿意将其下属公司持有的全部途牛股份转让给凯撒集团。这将意味着,未来三方将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作为途牛及凯撒旅业共同的股东,京东成为促成此次凯撒集团计划入股途牛的重要推动力。此举被视为凯撒系引入京东后,双方在探索更多路径、拓宽合作领域的一次落地实践。此前,双方不断寻求资源、投资、品牌等方面新的合作空间,对旅游市场的看好,成为二者率先“发力点”。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凯撒旅业也与途牛达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将在旅游资源整合与业务协同、创新业务以及金融业务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途牛长于线上及国内市场,凯撒的优势则在于线下及境外市场,此次就途牛股份达成合作意向,更将促使双方充分发挥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及发展,或将为国内文旅市场带来新的发展形态。 创立于2006年的途牛,专注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预订、接待等一站式服务。目前途牛已经与全球1.6万合作伙伴及上百个主要城市的地接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方便快捷地提供国内外目的地的旅游度假、定制、商务考察等产品的预订、接待服务。 随着上下游产业链资源逐步整合,凯撒集团正沿着构建全产业链布局的战略规划稳步推进,截至目前,业务已经涵盖旅游、食品、免税、文化、金服、投资、信息等七大板块。 业界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凯撒集团与京东就途牛股份达成的合作意向,不仅将推进凯撒与途牛的深入合作,助力凯撒集团生态链发展,更将对疫情后行业发展及市场格局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推动产业融合。 凯撒集团负责人表示:“当前我们正在探索多维布局,未来将通过调动三方的优质产业资源,确保集团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在产业生态链的战略规划,实现更加稳健高效优质的发展。”(编辑 张伟)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中小微企业”。 受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聚焦中小微企业纾困,为助力中小微企业“活下来”建言献策。 “国家政策像‘阳光’,很充足,民企都感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方大集团(行情000055,诊股)董事长熊建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但只有‘阳光’不够,还需要落地形成‘雨露’,民企才能‘返青’活下来。”熊建明认为,金融部门应和地方政府加强配合,给民企活下去的机会。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减税、降费、输血,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致力于提升中小微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共同渡过难关。 减税降费政策坚决落实 李克强总理5月22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共有36次提到企业,9次提到中小企业或中小微企业。政府工作报告设置专门章节阐述对支持中小微企业作出的安排。李克强说:“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会后,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自己的《政协日记》中写道:“一句‘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让我几乎泪光闪闪。” 对于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许多具体指标。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促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为了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促进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国家相关部委今年下半年继续出台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做到应减尽减,应退尽退,应免尽免。”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行情000623,诊股)董事长李秀林今年如此提议。 李秀林建议,对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亏损企业,应给予更多税收优惠支持。建议放宽退税条件,由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改为期末有留抵即可退税。针对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应给予更多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出台鼓励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考核激励制度,并明确规定企业因减税降费所节省资金的使用范围,所节省资金可用于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扩大再生产、员工福利等,把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建议适当下调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由最低缴纳5%降至3%,切实减轻企业用工压力;建议进一步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如养老保险参照厦门、深圳等地做法,全国范围内企业缴纳比例统一调整为12%或13%。全国人大代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也建议,允许因疫情导致阶段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 姚劲波还建议推行灵活用工和共享用工模式,可实现企业间快速高效的人力资源互补,分担公司成本,增加就业容量,缓解临时性供需矛盾。同时,引导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云意电气(行情300304,诊股)董事长付红玲今年提出的建议之一是降低中小企业的所得税。她认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投入较大,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可以更好地扶持真正质地优良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让他们把更多的钱投在创新创造和研发经费上。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发放就业专项券,稳住就业底盘。建议发放500亿~1000亿促进就业专项券,主要针对企业绝对新增就业,一个岗位发放1万元就业券,可用于冲抵员工社保,不分所有制一视同仁。 兜底输血很有必要 5月2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召开视频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在发言时提出,政府下阶段对企业的帮扶需要有底线思维、平台思维和创新思维。“该兜底时要兜底,小微企业仍需直接输血,只有保企业才能保就业。”蒋颖说,“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中小微企业,更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扶持。” 蒋颖表示,考虑到生存紧迫性以及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建议政府设立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以股权或债权形式为其提供现金流支持,同时为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并将这些支持与企业保留雇员、复工复产或数字化转型等挂钩。在政策落实上,建议持续下沉,由基层政府、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小贷公司等共同参与,并加强宣传,鼓励中小微企业申请并落实。 兜底输血很有必要,多位代表委员深有同感。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今年建议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广东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建议是,针对创办不满三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中小企业,成立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疫情脱困专项援助基金,统一向社会集中采购可预防并应对危机的供应链、运营管理等培训服务和法律、会计、资产评估、专利代理等专业服务,帮助企业防范经营风险。 “有些民企只是暂时困难,内在还是很好的,给些支持就能继续发展。”熊建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国家提出了“六稳”和“六保”,就业是其中最重要的。企业是一条船,如果船没了,人就掉水里了。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0年两会期间,“直达性”经济政策创新成为新亮点之一。随着货币政策强调“直达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强调“直达市县基层”,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箱亦有望顺势扩容。我们认为,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由于刚性成本相对更高、现金流韧性更低以及末梢更为脆弱,中小微企业在应对成本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基于此,两会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直达性”政策措施,有望针对性地修补上述短板,进而收获实效。更为重要的是,放眼长远,“直达性”政策工具的落地,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的强化升级为代表,新一批政策协同点或将出现,在绕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同时,务实推动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进一步下沉化、长效化。 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六稳”“六保”,纾困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是核心发力点之一。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以租金、薪酬、税费为代表的刚性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压力持续凸显。而受制于三大因素,中小微企业在应对这一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 第一,刚性成本相对更高。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4月,较之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创造每单位营收所依赖的自有资产仅为近50%,而所需的人力则为1.9倍。由此,以私营为主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重人力”的经营特征,决定了其需要相对更多地租用设备场地、雇佣员工,刚性成本占比相对更高,更难以调整缓冲。 第二,现金流韧性更低。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对私营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显著压力。例如,2017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由28.8天上升至43.8天。由此,在中性情景下,假设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于3%左右,那么在不考虑纾困政策效应的条件下,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料将显著拉长,并进一步逼近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现金储备红线(3个月)。 第三,末梢更为脆弱。从结构来看,聚集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维修等)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整个中小微企业体系的末梢,也是吸纳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这一末梢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我们以CPI分项中的家庭服务、邮递服务、衣着加工服务的同比表现均值,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价格的指示信号。数据显示(详见附图),今年1月至今,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增速已经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并且明显弱于同期CPI的整体水平。这表明,相较于整体经济,当前总需求不足对此类小微企业的冲击更为严峻;相对于成本,此类小微企业的收入下降更快。由此,这类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刚性成本的支付能力进一步弱化。 降低刚性成本,“直达性”政策组合有望实现精准突破。从今年两会政策信号来看,围绕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刚性成本,新一轮政策正在进行“直达性”的部署和发力。其一,针对刚性成本负担问题,加码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同时多种途径减免或降低租金、用电、通讯等经营成本。其二,针对现金流韧性问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近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讲话,这些工具将包括:1)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2)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3)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4)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5)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其三,针对末梢脆弱性,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同时激活各类结余、沉淀资金,用于惠企利民。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紧扣中小微企业的关键短板,在三个层面同步发力,有望在纾困中小微企业、保市场主体层面收获实效。 基于“直达性”工具,“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或将形成。从全局视角来看,基于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将构建一批更加触及微观、重心下沉的新协同点,也为日渐激烈的政策搭配争论提供一个务实的解题思路。其中,根据目前的政策基础和现实国情,我们预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有望率先成为此类协同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是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举措之一,尤其是对远离直接融资的小微企业尤为重要。我国目前虽然构建了三层融资担保组织体系,但是较小的资本金规模制约了其实际作用。借助“直达性”政策组合,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望在这一点聚力突破。一方面,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之后,或将适度补充政府性担保机制的风险“补偿池”,从而用好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在“补偿池”扩容的基础上,一行两会或可提供便利性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此举不仅可以直接补充资本金缺口,并且由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驻,政府性担保机构有望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重组、IPO等方式,更广泛地运用资本市场资金。基于此,政府性担保机制的资本约束被双向打开,对中小微企业的增信、输血功能有望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的政策协同,推演至全局,一方面,得益于增信环节的强化,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有望切实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健全,扩张中小微企业信贷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压力将系统性下降,提升了专项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和覆盖面。由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全局将得以进一步盘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述“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机制最终落地,其与美国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主街贷款工具”(Main Street Lending Facility)相比,既存在相似点,也具有差异性。一方面,相似点在于采用“政府+市场”的方式调节信贷配置。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国财政部出资提供担保,美联储出资提供杠杆。而对于贷款的流向、风险的评估,则由银行的出资方向、出资份额进行市场化调节。在上述中国模式中,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资源起于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最终由市场配置,避免了粗放式政策调控对市场效率的扭曲,使该项举措能够有望成为一项常规性、长效化措施。另一方面,不同点在于央行独立性的取舍。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联储跟随美国财政部出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在上述中国模式中,财政出资金直接参与,央行“出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未导致央行流动性的被动投放,绕过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巨大争议,更易于在中国政策环境下加以务实推进。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钦州6月2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钦州市浦北县委书记韦业葵,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韦业葵简历 韦业葵,男,壮族,1967年10月出生,广西钦州人,研究生学历,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 2006.02―2009.07广西浦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9.07―2011.11广西钦州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 2011.11―2013.11广西钦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滨海新城管委党组书记; 2013.11―2014.01广西钦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2014.01―2014.03广西浦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2014.03―2016.04广西浦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6.04 广西浦北县委书记。 2020.06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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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为什么?感情不和?买房?割韭菜套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穷才离婚,因为穷会让曾经的情感陷入各种的纠结,让婚姻变成坟墓,爱情是需要金钱滋养的,物质的极大诱惑往往轻易就摧毁了山盟海誓。有钱人离婚又是为什么?贫穷往往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想当年,地产女首富吴亚军,就是龙湖集团的老板,离婚时直接被分割走了超过200亿市值的股票。钱多到都能用麻袋装,也要一刀两断,哪里还有爱呢?吴老板的前夫拿到股票后,每次套现都会把龙湖集团的市值给砸跌,最高一把将市值砸飞115亿港币,可见有钱人“爱的决裂”是多么气吞万里如虎。 现在的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财富的大门已经敞开,就像给创业者们准备好的礼物。现在的创业者有无数先辈们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只要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地奋进,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到A股圈他一大笔,然后开始套现,疯狂地享受生活。 那些说不幸福的,可以把糟糠之妻踹掉,就算没有过“离婚冷静期”,分割掉上百亿的股票都在所不惜。比如疫苗大佬、康泰生物的老板杜伟民,235亿市值的股票不要了,创下中国离婚家产分割记录,也要跟原配离婚。当然,那些创业者每天都是沐浴着幸福阳光的,比如华盛昌的袁老板也可以想用几个女董事,就往董事会塞几个,除了管理的职位,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可以大把给。 爱情是一本难念的经,A股有几位老板像华盛昌的袁老板那样,把女董事们大量送到北大清华去各种培训?能让上市公司跟家庭共荣共生,只有在北大清华学过管理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像杜伟民那样拿钱砸对方也要离婚的更是排着队,神州泰岳、一心堂、电科院、梦洁股份、沃尔新材、跨境通、昆仑万维等等,这不是一个终结名单,只是排队开始的名单。 有人统计了一个数据,创业板跟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离婚率占离婚案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其实,这些老板们的夫人应该烧高香庆幸,你们没有遇到葵花药业那样的老板,应该感谢丈夫们的“不杀之恩”。现在的A股哪有什么爱情,犹如一头造富的母牛,老板娘们要习惯饱满健硕的乳房里,有源源不断流淌的财富和令老板们荷尔蒙不断燃烧的欲望。 在杜伟民砸下235亿市值股票离婚的风口,坐在监狱里的徐翔很显然已经没有荷尔蒙的刺激,唯有此前A股布局留下的造富奶牛,他的妻子昭告天下要离婚,此时的徐翔是在黯然神伤?还是在仰天长啸?他的妻子轰轰烈烈的离婚,接着就是要上百亿家产的分割。 到底是感情破裂割袍断义?还是保护家产暗度陈仓?现在徐翔的妻子已经看到了曙光,当年涉案的资产甄别已经进入尾声,那些属于徐氏家族的资产将随着法庭的一纸离婚判决,进入到妻子的口袋。在纷纷攘攘的离婚狗血剧中,只有数着日子等待出狱的黄光裕才真正可以仰天大笑,黄光裕是幸运的,曾经三次坐上中国首富宝座,人在牢里坐,资产还在手,真可谓是“十年时光两茫茫,不思念自难忘,更有娇娘固国美,敬爹娘”。 在A股,爱情不是控制,而是一门艺术。控制的爱情犹如樊笼,最终会被欲望冲破。艺术会让爱情变成赏心悦目的连续剧,欲望永远都想象不到剧情的高潮起伏。当然,在爱情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有新欢的山盟海誓,也有旧爱的味同嚼蜡,有合谋算计小股民的双簧戏,也有反目成仇的冲冠一怒。无论是真情还是假爱,在A股已经少有黄光裕那样的幸运儿。 资本市场上,后浪们在追赶前浪的路上,荷尔蒙的沸腾已经冲淡了多巴胺的理性,只要圈钱游戏依然肆无忌惮,只要坐庄、造假的惩罚上限还是60万,A股就没有爱情。面对A股的爱情,也许老百姓会说,他们那都是“阎王的妃子们怀孕,各怀鬼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柳州6月2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监委对柳城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余瑞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经查,余瑞军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车辆,收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从事营利性活动,搞权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余瑞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毫无组织观念,大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图谋私利,亦官亦商,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敬畏、不知止,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余瑞军开除党籍处分,由自治区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余瑞军简历 余瑞军,男,汉族,1966年10月生,广西平南人,大学学历,1989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09―1989.07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学习; 1989.07―1989.09待分配; 1989.09―1991.11广西柳州皮革企业集团公司皮件厂生产股长; 1991.11―1996.03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科员; 1996.03―1997.08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副科长; 1997.08―2001.12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科长; 2001.12―2002.12广西柳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2.12―2003.08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03.08―2003.09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2003.09―2009.12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2009.12―2011.05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11.05―2014.10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14.10―2014.12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4.12―2015.01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 2015.01―2015.02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县长、代理县长; 2015.02―2020.01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2020.01 被免去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县长职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是5月28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讲到的一番话,随即引发热议。 诚然,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消费升级热潮风起云涌,还有城市里的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的iPhone手机都是国富民强的有力佐证。如此,在不少人看来,“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件事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可是,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发展不均衡的泱泱大国面前,我们的认知都是狭隘且渺小的。若非王兴一言,很多人大概都意识不到在“大学生遍地走”的中国,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居然只占总人口的4%;若非李迅雷一文,很多人大概都想象不到还有10亿中国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 而这些,又都是真切的事实。 数据不会说谎,我们不妨扒一扒统计资料,看看这6亿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2561元。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处在这一收入水平,平均数往往无法反映事情的全部,我们还需从结构上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做一番深入考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从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 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 位于第二、三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30元和25035元,折合每个月为3269元和2086元; 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 据此可知,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总理提到的6亿相当。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图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国人的收入差距之大,其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及高收入人群的1/10。 这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中也可窥探一斑。Wind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68(见图2)。 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能说明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其中有72.4%的网民(约6.5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达20.8%,约1.88亿人(见图3);从年龄分布上看,有将近90%的网民处于10~59岁的区间内(见图4)。 数据暗示着这样的现实:我国仍有近5亿人不是互联网用户。这5亿人当中,又以小孩和老人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0-15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为17.8%,约2.5亿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6%,约1.76亿人,共计4.26亿人。小孩由于还在求学阶段,基本都没有收入来源;至于老人,有些是依靠养老金维持生计,有些很可能还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叠加1.88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网民,其人口数量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判断,是对我国真实面貌的深刻理解。 2 那么,这6亿低收入人群又在哪里呢? 农村肯定是占据大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合月均收入353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合月均收入133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合月均收入1199元。结合60.6%的城镇化率可知,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达到5.516亿,整体月均收入为1335元,而其中的2.758亿人,月均收入低于1199元。 其实不难理解,农产品的附加值原本就偏低,而农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上了年纪,农村居民便没有相应的养老金可领,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进城务工,更何况还有相当规模没有收入来源的未成年人也是农村户口,整体收入也就难免偏低了。 从另一层面看,城镇拥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即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根据各省份经济现状的差异,最低工资标准可分为不同档次。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其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此外,城镇还有低保,这就意味着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都在1180元以上。 当然,并非所有城镇居民都是如此,因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前提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那些失业者、个体户,以及很多外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不在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内,他们便很可能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群的规模亦是不容小觑。 更进一步,从区域分布的角度看, 201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农村居民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65.7元、1274.2元、1086.3元和1279.7元,其中,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态势。 从31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也可看到,除了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外,其他21个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线,其中云南、青海、贵州、甘肃四个省份农村居民每个月收入低于1000元,最低的甘肃只有802.4元(见图5)。 这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甚至更低的人,用总理的话来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上疫情,其处境之艰难不言自明。 3 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针对“如何保障与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这一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促进就业,只有就业得到保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 近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5月28日,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充分肯定了成都在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方面的做法:“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一时间,“地摊经济”站上了风口。 “地摊经济”,自古有之。从经营形式上看,其“三低”特质使之具备了一些独特优势: 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 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 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然而,近些年在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过程中,“地摊经济”却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而烟火气息也随着小店和小商贩们的“消失”而变得不再浓厚了。此次总理点赞成都,释放了一个无比积极的信号,在遵守城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放开“地摊经济”,对相当一部分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对于激活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同样意义重大,亦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不过,让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的6亿人增收致富这件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