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重要部署。如何把中央的部署落实到位，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政策下一步如何实施？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财政部部长刘昆。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请问如何理解这一重要部署？ 刘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提质增效”，主要是从优化结构和加强管理着眼，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向内挖潜，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一方面，我们将建立实施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另一方面，注重节用裕民，落实好“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该砍的要砍，该减的要减。同时，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切实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 “更可持续”，主要是支出规模和政策力度要保持基本稳定，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我们将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同时，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大力盘活存量资金，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支持地方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坚持了底线思维，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从国内看，明年经济增速可能比前几年高，但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要求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还要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精准施策，保持一定力度，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部门如何落实这一要求？ 刘昆：减税降费是稳企业保就业、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和发展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左右。特别是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在财政收支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连续发布实施了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2.5万亿元。 下一步，财政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保持一定减税降费力度基础上，着力完善相关政策，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一方面，持续推进。按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总体要求，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帮扶企业，再“送一程”。 另一方面，严格监管。严控非税收入不合理增长，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等。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许多减税降费政策不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的，而是制度性、持续性的，多年实施下来，叠加累积效应越来越大，企业减负效果也会越来越明显。 记者：2020年，2万亿元直达资金创新做法在落实“六稳”“六保”、助力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哪些作用？2021年是否还会继续沿用这种直达资金模式？ 刘昆：创造性设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有效应对疫情影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财政宏观调控方式的重大创新。 2020年，财政直达资金预算下达已经完成，其中1.52万亿元资金已经投入使用，效果明显。一是下达更快。直达机制“一竿子插到底”，省级财政既当好“过路财神”，又不当“甩手掌柜”，推动资金快速投放到终端。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仅用20天时间，就将九成以上的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市县基层，省级财政细化下达时间平均只有1周。二是投向更准。“精准滴灌”，减少了“跑冒滴漏”，确保了每一分钱都用到基层所需以及惠企利民领域。 2021年，财政部将认真总结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经验做法，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安排，推动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 一是扩大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纳入直达范围，2021年直达资金总量将比去年有所增加。 二是完善机制。强化行业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职责，加强财政监管和审计监督，推动形成职责清晰、分工明确、沟通顺畅、协调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快升级改造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全过程、全链条和全方位监控直达资金。 三是强化支撑。把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直达机制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记者：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2021年财政部还将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刘昆：截至2020年11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地区还在新增隐性债务，个别地区偿债风险有所上升。对此，财政部密切关注、高度警惕，将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安排，积极采取“开前门”和“堵后门”并行、保障和规范并举等措施，切实把债务风险关进笼子里。 一是开好“前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以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满足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和财政可持续的需要。 二是堵住“后门”。严禁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绝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坚决刹住违法违规举债行为。 三是完善管理。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适当放宽专项债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引导地方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提早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工作，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更好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四是强化监管。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五是推进公开。督促地方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阳光化”，更好发挥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监督作用，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今年工作的“1号任务”主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些首要任务传递出的重要信号，无疑勾勒出一张“十四五”建设的开局之图。 商务部 落子“激发消费潜力” 日前，全国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2021年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抓好几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消费潜力，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循环堵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谈及内循环有哪些堵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进而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第二，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投资依然存在一定短板，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三，我国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技术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循环的堵点，从供给侧来看，主要还是技术和质量问题。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上去了，消费者自然愿意消费。 对于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打通内循环堵点的问题，付一夫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发力：第一，要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居民的养老、医疗问题，以此来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改善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并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消费潜力。 谈到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内循环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需求侧来看，需要增加居民的财富收入，资本市场要更好地发挥财富管理功能，通过慢牛行情，为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由此扩大消费能力和意向。从供给侧来说，资本市场应进一步支持大消费类企业的上市和融资，促进大消费企业的做大做强，从而创造出更多符合居民日渐差异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赵亚赟认为，企业提高技术和质量，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同时，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当鼓励产业基金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 财政部 布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1年要扎实做好十项重点工作。其中，首项任务是“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2020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经济快速恢复发挥了突出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中，有助于结构调整并解决当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个别领域存在短板等问题。 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推出了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这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首次实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为“六保”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会在总结2020年直达资金政策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角度继续深入研究直达资金效用，逐步将直达资金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更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方面，进一步规范直达资金下达、拨付、使用、绩效等各环节操作规程，明确直达资金运行时限，减少资金在途占压时间，规避转移挪用延迟风险，通过制度机制提升直达资金运行管理效率，让更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发挥更大效力。 崔志娟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扩大，在相应的管理机制上，建议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的项目整体实行直达管理；同时，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中，进一步优化直达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此外，借助大数据平台，强化直达资金的数据分析和线上监管。 2021年在推进减税降费方面，张依群建议五方面发力：一是对原有减税降费进行系统性梳理，适时有针对性地出台税费改革政策。二是消费税、资源税改革还会继续深入推进。三是增值税改革还应做进一步简化优化，税率还应进一步降低，研发经费税前抵扣政策应更具有政策导向上的鼓励性和操作上的创新性，扎实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四是从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视野格局出发，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增强对高技术人才、尖端人才、紧缺人才的吸引力，用税收手段激发高技能人才的创造力。五是从整体税制格局设计上应实行精简策略，兼并税种，提升税制的科学性和税收效率，逐步提升更能有效反映经济状态和效益的直接税占比。 2020年我国推出3.75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张依群表示，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对应对风险、托底经济、补齐短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项目滞后、资金闲置等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效益发挥。2021年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入手，合理设定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有效防控债券风险，切实保证财政可承受的可持续能力，保证债券能够按期偿付，坚决防止出现政府违约；同时，要从补民生短板角度，增强地方专项债券发行的针对性，切实发挥地方专项债券服务民生宗旨和公益属性。 工信部 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8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1号任务”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基础技术和关键领域，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创新产品应用生态”。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工信部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放在首位，体现当下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时也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放在首位，表明科技发展刻不容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速国产替代、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对进口的依存度高，产业基础投入不足，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的窘境，因此需要通过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 陈雳认为，排在首位的当属芯片产业这一类“卡脖子”领域，监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营造高端集成电路发展环境，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发展；国家也成立大基金对集成电路产业加大投入。此外，也要引导人才向产业流入，最终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2月2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要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明昊表示，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大量具有高技术、高创新的新兴行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快速发展，解决了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1年，资本市场应着力支持5G、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陈雳表示，科技的发展与金融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2021年，金融行业将发挥自身优势，更大强度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以科创板为例，在防控好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利于帮助由于高速发展和扩张导致短期无法实现利润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直接融资，进而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资委主抓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经济生产环环相扣，产业链供应链无疑成为其重要支撑。《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表述，已从稍早前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升级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去年底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部署2021年央企要扎实抓好的八方面重点任务中，就将其列在“1号任务”中。会议指出，中央企业要发挥优势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产业龙头作用，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主动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 国信证券(行情002736,诊股)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以及国际投资大发展，使得同一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多道工序被分散至不同国家，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瘫痪。 “疫情在全球蔓延，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秩序，直接反映为商品通关速度的放缓、额外的认证要求或标准的提升，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失稳，产业链断裂风险上升。此外，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基于上述背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构建并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防范与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部署，也是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张立超如是说。 事实上，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面对疫情扰动，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是保持了稳健发展。据国家统计局于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45.0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1月份至10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方面成绩显著，但我国企业与产业发展也正面临着来自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所带来的‘断链’压力。”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已然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无疑被赋予重任。 在刘兴国看来，中央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突破“卡脖子”瓶颈；二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确保可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供应，确保即使遭遇断供等突发事件，也能够基本实现内循环；三是要加快优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制定“备链”方案，合理分散国际供应风险；四是要发展不对称“对抗”能力，即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 张立超称，对中央企业而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在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从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方面下功夫。具体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强化产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加大核心零部件、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要重点强化自主创新和基础创新，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上述会议同时强调，“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重点任务，努力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使中央企业真正成为主责主业突出、功能作用显著、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队。
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 “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提出明确要求。不久前，国务院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视频座谈会提出：“合理把握政策力度、选择政策工具，探索出的经验要继续坚持，今年行之有效的直达机制等改革措施该坚持的要坚持。”经济政策中的“直达机制”，本质上是宏观调控的创新与完善，对促进中国经济加快复苏、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我国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了传导效率，对冲了经济下行风险。比如，在逆周期调节中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降息、降准，而是通过对企业的贷款延期、信用支持等措施，进一步明确目标取向、直面市场主体，切实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再如，推动财政资金直达和减税降费精准投放，截至10月底中央财政直达资金1.7万亿元已基本下达到位，地方实际支出1.198万亿元，有效增强了基层财力水平，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工作。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相关经验亟待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下去。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尽管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稳向好，但市场主体逆风前行的困难仍然不少，需要我们保持政策连续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做到科学预判、主动加力、打通堵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传导中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有本位主义的掣肘，也有体制机制的不畅。“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的要求，具有强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我们不仅要根据市场主体需要和形势变化适时优化政策，还要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财税金融等领域完善“直达机制”，进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同样离不开“直达机制”。过去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各环节中存在一些堵点、淤点、难点，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抬头，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商品流通成本难降。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到今年的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强要素保障、产销对接，政策着力点都在通堵点、清淤点、破难点。接下来经济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仍要牢牢抓住“畅通”二字下好先手棋、推动系统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直达机制”不等于“直接买单”。纾困资金直达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创造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对政策传导机制的自我革新与优化。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继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并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稳步提升。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建立健全各领域“直达机制”，强化政策引导、改革创新，我们一定能共克时艰，在新发展阶段开好顶风船、走稳上坡路，赢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光辉未来。
已下达1913.9亿元，下达率99.5%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和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决策部署，省财政厅积极作为，切实做好管理工作，确保直达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8月4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截至目前，辽宁省已下达中央直达资金1913.9亿元，下达率99.5%。 为保障资金顺利下达，省财政厅专门成立两个工作领导小组，配合省直部门与国家对口部委对接、做好项目申报等工作，指导协调，专项推进直达资金下达、管理、监控等，压实责任，提出要求，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 同时，结合省内实际，辽宁省制发了《辽宁省中央直达资金和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以及相关规范文件，明确了直达资金范围、使用管理原则等措施，并规范直达资金的单独调拨、核算对账、监控系统导入等具体工作，确保直达资金按规定下达和使用。 为了保障资金的高效率分配，辽宁省对相关工作环节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第一时间组织抓好落实，利用因素法和项目法“一竿子插到底”，对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奖补资金，以及同步下达的其他直达转移支付资金测算到县区，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同时，省财政厅组织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2000余人参加全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视频培训，又通过多种形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内部再培训，确保直达资金管理工作高质量稳步推进。 此外，辽宁省依托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按照财政部下发的软件升级版本和接口规范，部署推进全省财政部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确保直达资金落实到位、规范使用。 接下来，省财政厅将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日常监控，让来之不易的惠企利民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切实发挥直达资金的重要作用。
17日，财政部召开2020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指出，6月底前已将具备条件的直达资金全部下达地方，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有力支持基层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请问财政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落实上述要求？ 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 王克冰介绍，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纾解企业困难和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工具，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有力保障。财政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综合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直达机制快速有效落地实施。主要工作包括： 一是健全工作机制。专门成立了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有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并组建工作专班，集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管理要求，加强对地方的督促指导。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协调联动，强化资源信息共享，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制定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分配下达和使用的具体要求。印发《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细化了资金监管各项要求。上述制度构建起覆盖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和监管全过程的制度体系。 三是建设监控系统。为促进资金安全高效使用，我部开发了联通各级财政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通过采取单独下达、单独标识、单独调度的方式，实现全链条全过程监控，从源头到末端，“一竿子插到底”，确保账务清楚、流向明确。系统中建立预警机制，提醒地方及时纠正违规问题。此外，监控系统还向审计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开放共享，满足相关部门和地方监管的信息需要。 四是开展全员培训。举办直达资金监控工作视频培训班，就直达资金预算管理、资金拨付、监控机制、系统操作等进行专题培训，培训人员涵盖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共4万余人次。 王克冰强调，通过各级财政部门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系统开发调试、资金分配和审核确认等各项工作，6月底前已将具备条件的直达资金全部下达地方，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有力支持基层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下一步，财政部将持续抓好直达资金管理，盯牢直达资金使用，加强直达资金监控，强化问题整改落实，及时跟踪完善政策，确保有关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中新经纬APP）
相关部门加紧部署落实 确保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 特殊之年钱怎么来、怎么花？筹钱用钱都要探索新路径。记者获悉，连日来，为确保两个“一万亿”直达基层民生，把每笔钱都用在要紧处，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密集部署落实。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敲定路径图，中央部门明确带头过紧日子，财政部门研究细化方案层层部署，相关监管制度建设提速扎紧“笼子”……各方发力多措并举确保财力下沉，兜牢民生底线，落实“六稳”“六保”。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今年我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上述2万亿元要坐上“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直通车”如何设计？如何确保资金直达基层？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和配套举措。记者了解到，目前，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细化方案、密集部署落实。 前不久，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进行部署。会议明确，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资金规模和力度大，要把准方向，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发力。 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对财政资金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路径图已然明晰。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对“特殊转移支付”进行详解。他表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是在保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保障主体责任不变、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完善相关资金分配程序，压实地方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据悉，财政部正在抓紧落实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有关要求，日前财政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明晰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具体操作方案。地方也在积极上报各地细化方案。许宏才表示，将抓紧将直达资金下达到位，同时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直达资金对“六保”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 “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省级财政居中协调、县级财政优先安排，就能够形成财力向基层倾斜、财政资金惠企利民的现代财政制度。”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白彦锋指出，为了兜实兜牢三保底线，国家财政在努力将财力向基层下沉。除了将两个“一万亿”全部转给地方，2020年国家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2020年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地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指出，“六保”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财政的保障。在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同时，“六稳”“六保”工作压力加大。按照财政事权、财权、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强调省级财政的主体责任和县级财政的保障责任等举措推动了财力下沉，为“六稳”“六保”工作保驾护航。 当前，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形势，每一分钱都更加弥足珍贵，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要紧处。 近日，102个中央部门集体“晒”出今年“账本”，大幅压缩“三公”经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践行了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非常时期，非常举措。2020年中央部门预算安排彰显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对记者表示，可以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架设了立体的“三面镜子”，强化了规范透明的公共预算特征。 具体而言，一是“放大镜”：让社会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二是“多棱镜”：加减有度，突出绩效。今年中央本级预算支出下降0.2%，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充分体现向基层让度财力的特征。三是“望远镜”：立足长远，积极有为。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工信任部等部委的重大项目支出预算出现了结构性增加。此外，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预算中安排的一些延续的示范项目支出，如电子商务进农村、冷链物流、知识产权转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预算没有削减，且这些专项资金都是提前下达，将为保基本民生、激发市场主体注入活力。 杨志勇表示，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这也意味着省级财政同样要压减非刚性支出，从而为县级财政提供更多的可用财力。除此之外，还要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提质增效，让财政资金效率尽可能提升。 如何确保钱能花到位？这离不开扎紧监管制度的“笼子”。6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处理。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监控系统，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实现全链条的跟踪，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截留挪用、套取骗取等行为的发生。”许宏才表示。据介绍，具体包括实现全链条的监控、推进市县实名台账制、健全部门的联动机制、同步加强审计监督、强化公开公示制度等五个方面的系列举措。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0年两会期间，“直达性”经济政策创新成为新亮点之一。随着货币政策强调“直达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强调“直达市县基层”，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箱亦有望顺势扩容。我们认为，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由于刚性成本相对更高、现金流韧性更低以及末梢更为脆弱，中小微企业在应对成本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基于此，两会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直达性”政策措施，有望针对性地修补上述短板，进而收获实效。更为重要的是，放眼长远，“直达性”政策工具的落地，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的强化升级为代表，新一批政策协同点或将出现，在绕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同时，务实推动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进一步下沉化、长效化。 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六稳”“六保”，纾困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是核心发力点之一。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以租金、薪酬、税费为代表的刚性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压力持续凸显。而受制于三大因素，中小微企业在应对这一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 第一，刚性成本相对更高。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4月，较之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创造每单位营收所依赖的自有资产仅为近50%，而所需的人力则为1.9倍。由此，以私营为主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重人力”的经营特征，决定了其需要相对更多地租用设备场地、雇佣员工，刚性成本占比相对更高，更难以调整缓冲。 第二，现金流韧性更低。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对私营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显著压力。例如，2017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由28.8天上升至43.8天。由此，在中性情景下，假设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于3%左右，那么在不考虑纾困政策效应的条件下，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料将显著拉长，并进一步逼近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现金储备红线（3个月）。 第三，末梢更为脆弱。从结构来看，聚集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维修等）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整个中小微企业体系的末梢，也是吸纳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这一末梢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我们以CPI分项中的家庭服务、邮递服务、衣着加工服务的同比表现均值，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价格的指示信号。数据显示（详见附图），今年1月至今，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增速已经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并且明显弱于同期CPI的整体水平。这表明，相较于整体经济，当前总需求不足对此类小微企业的冲击更为严峻；相对于成本，此类小微企业的收入下降更快。由此，这类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刚性成本的支付能力进一步弱化。 降低刚性成本，“直达性”政策组合有望实现精准突破。从今年两会政策信号来看，围绕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刚性成本，新一轮政策正在进行“直达性”的部署和发力。其一，针对刚性成本负担问题，加码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同时多种途径减免或降低租金、用电、通讯等经营成本。其二，针对现金流韧性问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近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讲话，这些工具将包括：1）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2）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3）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4）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5）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其三，针对末梢脆弱性，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同时激活各类结余、沉淀资金，用于惠企利民。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紧扣中小微企业的关键短板，在三个层面同步发力，有望在纾困中小微企业、保市场主体层面收获实效。 基于“直达性”工具，“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或将形成。从全局视角来看，基于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将构建一批更加触及微观、重心下沉的新协同点，也为日渐激烈的政策搭配争论提供一个务实的解题思路。其中，根据目前的政策基础和现实国情，我们预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有望率先成为此类协同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是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举措之一，尤其是对远离直接融资的小微企业尤为重要。我国目前虽然构建了三层融资担保组织体系，但是较小的资本金规模制约了其实际作用。借助“直达性”政策组合，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望在这一点聚力突破。一方面，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之后，或将适度补充政府性担保机制的风险“补偿池”，从而用好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在“补偿池”扩容的基础上，一行两会或可提供便利性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此举不仅可以直接补充资本金缺口，并且由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驻，政府性担保机构有望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重组、IPO等方式，更广泛地运用资本市场资金。基于此，政府性担保机制的资本约束被双向打开，对中小微企业的增信、输血功能有望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的政策协同，推演至全局，一方面，得益于增信环节的强化，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有望切实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健全，扩张中小微企业信贷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压力将系统性下降，提升了专项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和覆盖面。由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全局将得以进一步盘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述“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机制最终落地，其与美国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主街贷款工具”（Main Street Lending Facility）相比，既存在相似点，也具有差异性。一方面，相似点在于采用“政府+市场”的方式调节信贷配置。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国财政部出资提供担保，美联储出资提供杠杆。而对于贷款的流向、风险的评估，则由银行的出资方向、出资份额进行市场化调节。在上述中国模式中，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资源起于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最终由市场配置，避免了粗放式政策调控对市场效率的扭曲，使该项举措能够有望成为一项常规性、长效化措施。另一方面，不同点在于央行独立性的取舍。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联储跟随美国财政部出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在上述中国模式中，财政出资金直接参与，央行“出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未导致央行流动性的被动投放，绕过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巨大争议，更易于在中国政策环境下加以务实推进。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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