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尖领跑，北京经济疾航。但全球疫情未止，产业链补缺依旧在途。“十四五”开局，北京将“实施产业雁阵培育计划”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用一套确认体系、一套服务机制、一套专属政策、一套支撑平台和一套改革清单，打造以龙头企业和系统集成商为头雁领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密跟随的“产业雁阵”。尤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产业雁阵模式将成为自有产业链生态建立的关键加速器。 雁阵模式布阵京津冀产业协同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可以看出，北京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高精尖产业。这类企业更符合北京的发展定位，创新链容易形成产业化，孵化出的企业生命力也较强。”市人大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表示。 同时，北京产业提升的更大空间在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叶堂林看来，发展“高精尖”是大势所趋，北京需要在精育“白菜心”的同时，通过产业链带动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根据规划纲要，北京实施雁阵培育计划（以下简称“雁阵计划”），将通过投资基金、合作园区、创新平台、示范项目等方式，支持存量生态链企业在京稳定发展，吸引一批优质增量生态链企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布局，形成小米智慧园、奔驰产业园等一批具有竹林效应的产业生态集群。 “产业雁阵”模式在业界已被广泛讨论。在自然生态中，雁群通常会选择它们中的最强者领飞，在空中组成“一”字或“人”字形雁阵，雁群始终追随领头雁，从而在相互借力中形成最大的合力。 对此，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做了专业的解读。黄勇说，北京培育“雁阵”，要依托现有优势，把新的优质企业吸引进来，最后形成一个生态。比如一家龙头核心企业在自贸试验区落地，其他企业看到北京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优势，也会跟随落地，由此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产业链上的集群。“不过，重要的是，‘雁阵’的发展一定得是市场化导向，北京市目前要解决的，是打通制度的堵点。”黄勇提醒说。 按照雁阵计划，北京将明确一套确认体系，政府与雁阵集群共同研究需要突破的行业细分领域，选择龙头企业和系统集成商，明确组成雁阵的群雁企业清单，并根据发展需要动态调整；同期，提供一套服务机制。搭建推进专班，形成专项工作机制。集中受理雁阵企业的工商、税务、审批等服务事项，提高对企业服务的针对性和专业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受资源禀赋限制，天津、河北产业能力有限，难以与北京龙头企业有效适配，产业链也难以充分衔接；即便产业链上部分企业外迁，但迁出的很多仅是与企业相关产业或部分应用场景下的工厂或企业，其产业能力与龙头企业面向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存在断层”。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分析说。 “这也意味着，提升三地产业关联，北京需要在疏解腾退的过程中，更多考量功能性输出而非简单的工厂企业外迁。例如，形成母公司在北京，新场地、子公司在天津和河北的排局布阵，进而加强协同带动效应。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让‘确认体系’和相关系统适当给津冀提供引导，优先布局支持绿色能源、医疗健康等与北京适配性较差、关联较弱的产业。”王鹏说。 “一群一策”为企业“寻医问诊” 对于产业链培育的话题，北京市人大代表、91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近年来，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力度非常大，但由于不同行业、产业各有所长和(港股00001)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普惠性的政策只能解决‘大面’上的问题，很多产业遇到的个别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 面对不同产业的“疑难杂症”，雁阵计划提出，将制定一套专属政策。按照“一群一策”的方式，集成土地、财政、金融、人才、产业等政策。将雁阵企业重点项目按程序纳入市重大项目储备库，统筹审批绿色通道服务。同时，根据不同产业集群需求，探索一套改革清单，推出产业链供地、产业链融资、产业链人才落户等政策包。 在许泽玮看来，计划中“一群一策”相当于对产业进行“寻医问诊”。“就好比是请了专家开药，从土地、财政、金融、人才、产业等各方面实施精准治疗，解决关键问题，让整个产业都能快速发展起来。” “创新性的产业雁阵除了资金、金融，基础设施配套、人才支持政策十分重要，不同产业的集群需要不同的政策进行配套，这就需要注意资源组合需求的差异性。”卢鹏起指出。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通过建立一套支撑平台，提升服务可触达性，帮助更多企业实现转型。例如，围绕雁阵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探索龙头企业+投资基金、合作园区、创新平台、示范项目的“1+4”引导带动模式。搭建起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云服务平台，鼓励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围绕雁阵企业建立共享信息平台。 放大雁阵优势仍待机制创新 虽然雁阵计划要求完善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为雁阵企业提供一体化的系统解决方案，降低雁阵企业的整体融资成本。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产业链涉及企业众多，不同环节的企业间资本实力仍有悬殊，融资能力也参差不齐。 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规划纲要中提及的“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多元主体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业联盟”？ 许泽玮表示，首先，需要政府为雁阵企业建立完善的信用数据体系，提供专项金融支持政策，确保金融机构愿贷敢贷；其次，雁阵企业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并挑选优质企业加入到雁群，形成在产业链上、中、下游寻找优质且信用度高的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技术层面，许泽玮建议，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搭建企业数字化供应链，发展供应链金融和产业链金融，通过将业务流程线上化、透明化，再将中小微企业积累的可验证数据用于授信评估，提高操作效率，降低流程成本。 “实际上，传统金融机构即便是加大贷款，仍难以避免对中小企业惠及度有限的问题。”王鹏表示，“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当雁阵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形成良好协作关系，大企业为小企业背书，帮助其申请贷款等；同时，产业链内部龙头企业也可以创建金融性基金，通过与政府基金合作，有针对性地帮扶雁阵内部产业链企业并进行相关投资，发行企业债券，合作、并购等；此外，充分利用北京股权融资便利，在津冀建立健全多元、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股权结构等。” 不过在他看来，对中小企业扶持，还需采用多元方式解决。金融支持维度外，还应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探索，例如，在京津冀协同大背景下，三地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实现资源共享，但落地仍需系统完善。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防止在重点行业及核心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我国产业链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成当务之急，这也是银行业未来的发力点所在。 专家分析认为，金融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着力点在于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贷款投放，尤其要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不再走传统抵质押融资的老路，实现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 “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链金融服务生态体系，或是未来金融服务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方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提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 “产业链升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未来信贷资产配置方向来看，高端制造业是重点。”曾刚表示。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金融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产业链升级，最重要的是要从增加制造业信贷投放着手，解决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金融支持服务制造业的总量和结构，是衡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的重要内容。应进一步找准支持服务制造业的着力点，提升金融支持服务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总量看，近两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成效逐步显现。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贷款余额达19.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万亿元，高于此前5年的累计增量；增速11.3％，为近5年最高。 专家认为，在此基础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来需要适度增加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同时进一步提高中长期信贷和信用贷款比重。 “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之一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因此，要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优化制造业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要创新抵押担保新模式，以商标、专利等为授信依据，开发出更多信用贷款产品，满足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董希淼建议。 加强高端“智造”金融支持 “目前，金融对制造业的服务主要是满足以生产性融资为主的基本需求，但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支持不够。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科创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力不从心。”董希淼表示。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目前，金融服务产业链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支持产业链锻造长板、补齐短板，从服务对象上突出重点，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下一步要强化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方面的融资需求，提高对具有核心技术、成长性强的科创型企业的服务力度。对于落后产能特别是‘两高一剩’行业，要坚决退出，将有效的金融资源用在刀刃上。当然，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要给予适当的缓冲期。”董希淼认为。 此外，专家还强调，金融机构还要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制造”的支持和服务。 “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和引导，鼓励企业将社会责任和绿色发展纳入核心价值观，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积极培育绿色生态，推动构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等要素组成的‘绿色制造体系’。”董希淼表示。 加快创新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相关信贷规模要再扩大，信贷结构需再调整。而在此过程中，关键一点在于如何创新产业链金融的服务模式，不再简单走过去传统抵质押的老路。 “未来拓宽制造业贷款的投放路径，必然不应再依赖传统抵押贷款的模式。下一阶段，打造数字化产业链金融生态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发展数字化的产业链金融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着力点。”曾刚进一步分析称，“银行可以围绕着核心主导产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产业链金融平台的打造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为产业链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的机制。” 专家分析认为，在数字化的平台上，各方能够更高效地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管理。从金融角度而言，能够获取很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可以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做出更精准的画像，对风险的把控会更加有效，从而探索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 “在产业链金融平台上，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得到应收账款的信息，通过抓取这些数据，就可以尝试很多金融产品创新，比如通过把应收账款票据化去拓展融资来源。通过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机构可以让产业链的运行和升级更加有效。同时，对金融机构自身而言，这将是对制造业加大投放的有效渠道，进而寻找到新的业务拓展空间。”曾刚认为。 对于探索数字化产业链金融的具体路径，董希淼建议：“深化区块链技术应用，搭建制造业企业区块链平台，将基于核心企业的银行授信传递到链上企业；搭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缩短贷款审批流程，提升贸易融资效率。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加大对制造业企业信息收集和风险识别、监测，提高产品匹配的精准度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今年工作的“1号任务”主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些首要任务传递出的重要信号，无疑勾勒出一张“十四五”建设的开局之图。 商务部 落子“激发消费潜力” 日前，全国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2021年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抓好几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消费潜力，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循环堵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谈及内循环有哪些堵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进而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第二，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投资依然存在一定短板，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三，我国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技术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循环的堵点，从供给侧来看，主要还是技术和质量问题。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上去了，消费者自然愿意消费。 对于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打通内循环堵点的问题，付一夫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发力：第一，要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居民的养老、医疗问题，以此来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改善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并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消费潜力。 谈到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内循环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需求侧来看，需要增加居民的财富收入，资本市场要更好地发挥财富管理功能，通过慢牛行情，为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由此扩大消费能力和意向。从供给侧来说，资本市场应进一步支持大消费类企业的上市和融资，促进大消费企业的做大做强，从而创造出更多符合居民日渐差异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赵亚赟认为，企业提高技术和质量，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同时，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当鼓励产业基金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 财政部 布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1年要扎实做好十项重点工作。其中，首项任务是“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2020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经济快速恢复发挥了突出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中，有助于结构调整并解决当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个别领域存在短板等问题。 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推出了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这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首次实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为“六保”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会在总结2020年直达资金政策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角度继续深入研究直达资金效用，逐步将直达资金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更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方面，进一步规范直达资金下达、拨付、使用、绩效等各环节操作规程，明确直达资金运行时限，减少资金在途占压时间，规避转移挪用延迟风险，通过制度机制提升直达资金运行管理效率，让更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发挥更大效力。 崔志娟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扩大，在相应的管理机制上，建议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的项目整体实行直达管理；同时，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中，进一步优化直达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此外，借助大数据平台，强化直达资金的数据分析和线上监管。 2021年在推进减税降费方面，张依群建议五方面发力：一是对原有减税降费进行系统性梳理，适时有针对性地出台税费改革政策。二是消费税、资源税改革还会继续深入推进。三是增值税改革还应做进一步简化优化，税率还应进一步降低，研发经费税前抵扣政策应更具有政策导向上的鼓励性和操作上的创新性，扎实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四是从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视野格局出发，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增强对高技术人才、尖端人才、紧缺人才的吸引力，用税收手段激发高技能人才的创造力。五是从整体税制格局设计上应实行精简策略，兼并税种，提升税制的科学性和税收效率，逐步提升更能有效反映经济状态和效益的直接税占比。 2020年我国推出3.75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张依群表示，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对应对风险、托底经济、补齐短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项目滞后、资金闲置等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效益发挥。2021年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入手，合理设定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有效防控债券风险，切实保证财政可承受的可持续能力，保证债券能够按期偿付，坚决防止出现政府违约；同时，要从补民生短板角度，增强地方专项债券发行的针对性，切实发挥地方专项债券服务民生宗旨和公益属性。 工信部 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8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1号任务”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基础技术和关键领域，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创新产品应用生态”。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工信部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放在首位，体现当下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时也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放在首位，表明科技发展刻不容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速国产替代、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对进口的依存度高，产业基础投入不足，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的窘境，因此需要通过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 陈雳认为，排在首位的当属芯片产业这一类“卡脖子”领域，监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营造高端集成电路发展环境，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发展；国家也成立大基金对集成电路产业加大投入。此外，也要引导人才向产业流入，最终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2月2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要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明昊表示，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大量具有高技术、高创新的新兴行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快速发展，解决了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1年，资本市场应着力支持5G、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陈雳表示，科技的发展与金融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2021年，金融行业将发挥自身优势，更大强度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以科创板为例，在防控好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利于帮助由于高速发展和扩张导致短期无法实现利润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直接融资，进而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资委主抓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经济生产环环相扣，产业链供应链无疑成为其重要支撑。《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表述，已从稍早前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升级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去年底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部署2021年央企要扎实抓好的八方面重点任务中，就将其列在“1号任务”中。会议指出，中央企业要发挥优势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产业龙头作用，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主动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 国信证券(行情002736,诊股)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以及国际投资大发展，使得同一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多道工序被分散至不同国家，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瘫痪。 “疫情在全球蔓延，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秩序，直接反映为商品通关速度的放缓、额外的认证要求或标准的提升，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失稳，产业链断裂风险上升。此外，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基于上述背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构建并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防范与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部署，也是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张立超如是说。 事实上，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面对疫情扰动，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是保持了稳健发展。据国家统计局于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45.0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1月份至10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方面成绩显著，但我国企业与产业发展也正面临着来自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所带来的‘断链’压力。”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已然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无疑被赋予重任。 在刘兴国看来，中央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突破“卡脖子”瓶颈；二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确保可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供应，确保即使遭遇断供等突发事件，也能够基本实现内循环；三是要加快优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制定“备链”方案，合理分散国际供应风险；四是要发展不对称“对抗”能力，即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 张立超称，对中央企业而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在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从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方面下功夫。具体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强化产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加大核心零部件、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要重点强化自主创新和基础创新，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上述会议同时强调，“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重点任务，努力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使中央企业真正成为主责主业突出、功能作用显著、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队。
肖亚庆表示，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汽车产业实施路线图，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推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并行发展，同时通过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发布相关标准等，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意义重大。我国明确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新的一年工业经济发展态势如何？产业链供应链怎样补短板锻长板？如何拓展5G深度应用？记者就上述问题对话工信部部长肖亚庆。 辨清一个趋势——工业经济长期向好 “机遇大于挑战，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肖亚庆用这句话为2021年工业发展形势做出判断。 他坦言，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总体处于恢复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虽然制造业投资增长仍显乏力，重点高技术领域“卡脖子”仍然突出等，但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保持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仍具有很多机遇和有利条件。 比如，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和广阔空间。持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动力和活力。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配套能力、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等，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要着眼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摆在突出重要位置。”肖亚庆说。 他表示，工信部将科学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四五”系列规划，特别是突出抓好制造业总体发展规划，同时聚焦制造业重点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在提高供给质量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上下功夫。 聚焦一个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 2021年，要以什么为抓手推进工业经济发展？一个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并作出一系列部署。 肖亚庆表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明显，产业链供应链有较强韧性，但仍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一些基础产品和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高端通用芯片、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高精度减速器等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这些问题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必须要啃下来的‘硬骨头’。”肖亚庆说，工信部将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补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产业薄弱环节，开展关键基础技术和产品的工程化攻关，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布局建设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锻长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聚焦产业优势领域深耕细作，培育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强企业。支持大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能力，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把握一个机遇——数字经济拓出新空间 面对疫情挑战，数字经济极大拓展和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和韧性。 肖亚庆认为，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进入迭代演进、融合创新加速的新阶段，要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建网络、打基础，5G很关键。 他说，要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尽快完成5G地级及以上城市深度覆盖，并逐步向有条件的县镇加速延伸。同时，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推进5G应用试点示范，推动培育5G应用生态。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聚焦10个重点行业，形成20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争取在更多工业企业落地。 “我们在积极营造5G应用发展良好环境的同时，也要保持耐心、留出空间。相信不久的将来，5G将带来令人欣喜甚至意想不到的变化。”他说。 做好服务“加减法”——帮助中小企业渡难关 保市场主体的关键是保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 肖亚庆说，面对疫情严重冲击，我国果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做好税费和欠款的“减法”、信贷和服务的“加法”，全力助企纾困。 比如，加大国有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清偿力度，2020年1至11月，全国累计清偿拖欠账款1841亿元。实施对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等政策，惠及310多万户企业。在政策推动下，中小企业加快恢复发展。 2021年，助企政策有哪些新变化？ “围绕‘政策、环境、服务’三个领域，聚焦‘融资、权益保护’两个重点，紧盯‘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提升’一个目标，着力构建中小企业‘321’工作体系。”肖亚庆给出回答。 他提出，工信部将深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研究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力争通过3至5年时间，遴选公告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产业生态。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做好工业低碳减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工业是碳排放重要领域，实现工业低碳减排至关重要。 肖亚庆说，5年来，我国共建设2121家绿色工厂、171家绿色工业园区、189家绿色供应链企业，推广近2万种绿色产品，将超过487万辆新能源汽车纳入动力电池溯源管理平台，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 2021年，要全力做好工业领域节能减排。落实能耗“双控”政策，严控重化工行业新增产能规模，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并发布新版钢铁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完善产能信息预警发布机制。 与此同时，制定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鼓励工业企业、园区建设绿色微电网，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在各行业各地区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进节能减排的重点。肖亚庆表示，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汽车产业实施路线图，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推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并行发展，同时通过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发布相关标准等，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动荡，疫情没有让这个产业衰退，但日趋激烈的竞争却可能让这个产业割裂。日前，欧洲17国联合发布了《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明》，意欲让欧洲这个半导体的发家之地再次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于是，全球半导体格局正发生微妙的变化，此前是美国一家独大，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异军突起成为第三阵营，现在欧洲开始奋起直追。如果把美国加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看做是半导体产业链的第一大群体，则中国大陆地区依靠自主可控正成为可以追赶第一群体的另一阵营，欧洲现在也不满足于10%不到的市场份额，正成为第三大阵营，全球半导体格局进入了一个有意思的“三国演义”时代。 当然，这三方竞争对手的实力水平还是有相当大差异的，从整个产业链分工看，美国依旧占据了产业链的顶端。从2019年半导体市场份额看，美国的英特尔、美光、博通、高通和德州仪器就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日本和韩国有三星、海力士、东芝，它们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欧洲的意法半导体与恩智浦总共占了5%不到的市场份额。当然，这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区别，还有技术含量的竞争。美国虽然占30%的市场，但几乎都是产业链的顶端，利润空间极大。所以，大家还在纳闷还有45%的市场份额被谁瓜分了？不用怀疑，肯定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但这些企业几乎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率较低。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日韩东亚联盟犹如三国中的曹魏，兵多将广；欧洲是半导体的发源地，犹如三国中的东吴，底蕴犹在；中国大陆则属于拥有健全产业链和广大应用市场的后起之秀，犹如三国中的蜀汉，厚积薄发。 如果说中国是被迫从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开始自主可控对抗美国的科技霸凌，则欧洲比较意外，因为欧洲能拿得出手的半导体企业也就只有光刻机巨人阿斯麦、王牌IP供应商Arm和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这些企业之中，阿斯麦基本还是被美国控制，Arm也被英伟达收购，也就是说基本就只有一个黄盖可以用。而且与中国大陆产业链健全、下游应用市场广阔不同，欧洲半导体产业链比较单薄，应用市场更是微不足道，无论是市场份额、营收排名还是对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影响力，欧洲各方面表现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即便这样，欧洲诸国还是表示要将把欧洲复原计划20%的资金用于数字化领域，在两三年內投资总额达到1450亿欧元（约1.15万亿人民币）振兴半导体。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迪，无论是从自主可控还是从产业链发展的角度看，跟上全球半导体发展的步伐不仅不能减缓，而且还要提速。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我们有健全的产业链和庞大的终端应用市场，部分研发技术水平也处于中高级别，就是说关羽张飞赵云都在，足以让对手忌惮。最关键的是，任何一个国际巨头都无法放弃中国市场，中国大陆每年都可以消耗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产品，在未来中国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科技水平高的半导体产业会更加倚重，终端应用市场还将扩大。 因此，虽然我们的科研能力和企业实力在三方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在自主可控的大环境下，如果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既然全球半导体产业“三国演义”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就应该加大基础研发的力度，加大产业链关键节点突破的力度，加大人力财力物力追赶的力度，只有放手一搏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政策组合拳力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记者了解到，近日工信部、国资委等多部门正紧锣密鼓谋划一揽子政策组合拳，包括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着力解决“卡脖子”难题，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加快打造5G、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链；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力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专家表示，下一步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在产业关键环节、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兼顾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进一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多部门支持举措加码升级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大考”，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持了稳定。数据显示，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2.3%，前十个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7%，实现了由负转正。 “产业链供应链较好地实现了复工复产，为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作出突出贡献。”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但总体来看，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近期由于国际环境变化特别是世界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水平的任务迫在眉睫。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具体安排，包括“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近日，包括工信部、国资委在内的多个部门展开密集谋划支持政策。王志军表示，下一步将在提升传统产业链中锻造长板，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竞争力。在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方面，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加快基础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工程化攻关，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围绕新兴产业链，王志军表示，将加快打造5G、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装备等新兴产业链，同时主动谋划、前瞻部署一批未来产业，构建未来竞争的新优势。 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也敲定2021年一系列具体举措：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补齐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基础技术等短板弱项，着力打造一批新兴产业集群。 瞄准一流培育更多“链主”企业 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实施主体，更多支持举措将进一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企、稳企政策，着力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实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做强做优。我们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王志军表示。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无疑要充分发挥带动拉动作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明确，“十四五”国有经济布局要实现新优化，其中包括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重点任务，努力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同时，2021年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培育更多“链主”企业，把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众多企业也谋划起来。“十四五”期间，航天科工将致力于打造网信安全、智慧产业、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支柱产业集群。中国节能提出将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王志军还透露，将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将支持中小企业做专做精，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在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兼顾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在专家看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促进产业链上下协同，发挥国有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同时兼顾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表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产业链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升级，巩固提升传统产业链优势，以打造产业生态为着力点，前瞻布局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链，培育一批主导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网络化协同紧密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指出，增强产业链韧性，推动产业链创新，关键在于促进产业链协同。要构建有利于产业链创新的生态系统，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套，新技术、新模式、新平台支撑，金融、物流、商务中介、人才培训等生产性服务业助力的网链系统。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链构建自主性，其核心是企业能够逐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东指出，实现产业链自主性和现代化需要举国之力推进中国工业自主产品开发，推进技术创新。国有骨干企业要在产业链攀升中发挥主导作用。 朱宏任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引进完善我国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加快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创新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加强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
逆势增长，总资产69万亿，央企如何从“量变”转向“质变”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初步披露了今年及“十三五”央企发展成绩单。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在“量”上稳中有进、持续增长，经济效益走出低谷、稳步提高。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将接近69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长45%，“十三五”期间营业收入、净利润、劳动生产率年均分别增长5.6%、8.9%、7.8%。 说央企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提升，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这些年来、特别是“十三五”以来，央企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新的发展，其中，航空航天是最典型、也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方面。此外，高速铁路、核电技术等方面，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这些成绩，显然与央企的地位、身份、资源以及公众的期待来看，还是有一些差距、有一些不足，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 事实也是，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保护、单边主义泛滥，各种针对中国的遏制手段也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强力阻击。也正是这场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阻击战，暴露了我国在某些领域和环节上的差距，暴露了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等方面的问题。如何才能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障碍，如何才能让我国在供应链和产业链方面的自我修复能力更强，毫无疑问，央企应当承担更大责任，应当成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排头兵。 客观地讲，央企已经拥有的技术、人才和各种资源，只要专业投入、专心研究、专项管理，是很快就能取得明显突破的。想一想，航空航天那么尖端的技术，我们都能一项接着一项的突破，其他方面当然也能了。只是，这些年来，一些央企在发展的策略上，都是过度注重“量”的增长以及伴随着量的“效益”增长，而忽视了“质”的提升、尤其是“质”的突破。因此，也就造成了央企在“量”和“质”的关系方面，并不是十分协调，“质”的突破明显慢于“量”的增长。即便遇到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量”的恢复也效果十分明显，“质”的突破则仍处于观察阶段。 也正因为如此，国资委反复强调，央企要多在“质”上下功夫，要不断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要更加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上做表率。这也意味着，监管层也已经看到了央企在“质”的突破方面还存在差距的问题，正在积极寻求如何提升央企竞争力和创新力等方面的对策与措施。 需要正确面对的是，对央企提出较高的要求和条件，决不是央企做得不好，而是希望央企做得更好，希望央企能够在“补短板”和“展优势”方面做出表率作用来，从而带动其他企业一起提升竞争力、创新力和影响力。譬如芯片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就是央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之一。这方面，不能只靠民企，不能只靠华为等个别企业，而是要发挥央企和其他国企的作用，特别是人才与技术的作用。 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完善方面，央企也不能只顾自己做大做强，还要兼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善与补充，要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发展。更直接地说，央企不能成为一个庞大的“孤岛”，而要成为可以连接海岸的航道。央企不可能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做全产业链和供应链，但是可以发挥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作用，把产业链和供应链做全。在做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央企可以直接参与，也可以间接参与，可以资金投入，也可以人才和技术支撑，可以用需求来刺激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加入，也可以用供给来吸引其他所有制企业参与，只要能够把产业链、供应链拉长、做全，就可以充分发挥央企的作用。 中央要强化军民融合、央地联合，说到底，就是要发挥央企在技术、人才、管理、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共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然，需要央企在“质”的方面有更大突破，在帮助其他所有制企业提升质量方面有更多贡献、更多作用，在打造高质量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能够起到引领作用。也只有这样，央企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更高，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器作用和核心作用也将更强，国民经济支柱的地位也将更坚。 谭浩俊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