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网讯 央行今日公布2020年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表。江苏、广东、浙江排名居前。
本报记者 施露 5月7日，微盟集团宣布成立智慧餐饮公司，下设智慧餐厅、雅座收银、雅座会员、成本管家和商有外卖五大业务线，形成集会员、收银、外卖、商城、点餐、预订、供应链管理为一体的全场景一体化数字化解决方案，同时任命白昱为微盟智慧餐饮总裁，向微盟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孙涛勇汇报。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微盟集团在餐饮SaaS领域持续战略布局，全面助力餐饮企业抗击疫情影响、转型数字化智慧餐饮。今年2月，微盟集团宣布战略控股国内领先的智能餐饮解决方案供应商——雅座。控股完成后，微盟集团与雅座在双方产品、团队及管理体系等层面进行一系列的架构整合，雅座CEO白昱正式加入微盟，出任微盟智慧餐饮总裁。 白昱曾先后担任中国惠普、海辉（中国）的高管和雅座董事长，在IT行业有超过21年的工作经验。对于此次出任微盟智慧餐饮总裁，白昱表示将继续带领雅座团队充分发挥在产品和头部餐饮客群的优势，通过整合和深化双方智能餐饮解决方案产品布局，扩大用户规模，并推动与微盟集团现有解决方案（如微商城、精准营销等）之间的交叉销售，为微盟集团长期的收入增长注入新动力。 其中，“智慧餐厅”定位为中长尾餐饮企业搭建基于“小程序+公众号”的三店一体化（堂食、外卖、电商）数字化解决方案；“雅座会员”聚焦大中型餐饮客户，结合雅座在会员领域的14年的经验，除了提供更丰富的三店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还提供更专业的会员运营与管理服务；“雅座收银”提供全场景一体化的智能收银解决方案，帮助餐厅提升运营效率，增加营销收益；“成本管家”省成本，就用成本管家，从采购，用料、加工三个方面，帮助企业提升效率，增加利润；“商有外卖”服务餐饮外卖商家，包含云小店和云管家两大产品，帮助商家建立自有外卖平台，同时提升各平台的外卖收益。（编辑 乔川川）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全球货币政策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如何？能否发挥效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超级大调整，市场巨震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 对比之下，有市场人士质疑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力度不够。刘元春指出，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难以达到既定目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 刘元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 对此，刘元春建议货币政策应进行再调整、再定位：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一季度GDP增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正增长，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以下为发言实录：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特别是在2月9日意大利采取封城举措之后，疫情在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蔓延，这直接引起了整个全球市场大震荡，特别是2月9日到3月25日期间，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超级大调整，使我们见证了几个史诗级的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美股在10天之内连续4次跌停；第二，全球的主权债务，全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下调，其中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增长；第三，整个石油价格从年初的60多美元一直下挫到20美元左右，石油期货出现负价格。 欧美政府债务已触及上限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出现 这些震荡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模式下我们看到全球央行正在实施三大举措：第一，零利率政策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化。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国基准利率基本向零利率迈进，甚至出现政策性利率为负的现象。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直接导致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其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疫前的不足4万亿美金，直线飙升至6万亿美金。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全面进入金融市场，注入资产收购以及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第三，提供大量抵押性贷款，为各个中小企业、经济主体进行疏困，提供全面的救助。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与之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疫情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第一，进行全面以及不对称降准；第二，进行降息；第三，扩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供应量，通过再贷款、贴息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等举措进行定向救助。那么目前中国围绕疫情救助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所注入的货币总量规模已达4万多亿人民币。 对比两种模式我们能看到，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在货币政策上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因此很多市场人士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步调太慢，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目前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金融所产生的这种冲击。首先，提出这个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弄清中国疫情及疫情管控政策与西方疫情和西方管控模式的差异，了解疫情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对经济、金融产生冲击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中国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 在解答这个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几个点，第一，新冠疫情对欧美的第一波冲击来源于对疫情预期的极度变化，这种极度变化使欧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全面显化，从而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史诗级的市场大震荡。那么要对冲这种震荡，特别是震荡所带来的流动性枯竭所带来的群体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充分的安全资产，在极度恐慌的环境下这个安全资产就是美元。在非常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常规货币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够，二是冲击专注行不够，目标性不够。所以美国选择采取零利率加无限度量宽，再加上2.5万亿贷款支持这样的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市场的震荡密切相关联。 我们也会看到，对冲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各国的管控模式相关联。在欧美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下，政治家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平衡是救经济还是救人。这样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欧美国家会以货币政策打头，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来打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限的，政府的债务率已触及其上限，通过财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欧美对冲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变化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大规模的购买政府债券，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才能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回过头看中国，我们会发现，第一疫情在严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不必采取欧美这种模式进行对冲；第二，在疫情严控期，停工停产使经济社会暂时停摆，但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们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间，更多是采取供给侧的扶持和帮扶。这种帮扶财政政策是先导，而我们恰恰在财政政策上面有很充足的空间。2008、2009年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模式给我们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很深的冲击。因此大家有一个共识，利用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是难以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组合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既适应我们的冲击特性，又适应我们的政策空间，也适合于我们的这种决策模式。因此目前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疫情防控，并不是有利的。 警惕二次停工停产风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码 当然，下一步在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我们将面临更多的问题，为对冲这些问题，我们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再定位、再调整。其原因在于很多问题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常态化的过程中间才会显化，比如就业问题、边境人群的生存问题、大量中小企业持续性复工持续性经营的这些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进一步的加码。 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仍然高居不下 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 那么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我们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我们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我们看到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我们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因此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但是为了对冲未来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货币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要明确的向宽松方向进行变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行深度的配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岸元方才 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5月4日，刘鹤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在会议相关议题中，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会议指出，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会议要求，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对此，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中小银行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达4000多家，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0%以上；总资产规模超77万亿元，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25%。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55万亿元，其中有将近55%的贷款由中小银行提供。 但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存在缺陷。公司治理水平低，股东结构复杂，存在复杂关联关系，加大了股权穿透的难度，使得不当利益输送等治理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主业偏离现象严重。依赖同业和理财扩大规模，一度扎堆设立异地资金运营中心，部分中小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信贷规模。 三是资产质量堪忧、资本消耗加快。由于客群、风控等多种因素，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截至去年底，中小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超过万亿，占银行体系40%以上，远超其市场份额的24%。一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居然是负数。 张岸元指出，近三年来，监管部门在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加大了股东股权乱象整治力度。据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就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清理了1400多个代持的股东。二是通过转让、注资等多种方式稳妥处置了一批高风险金融机构，包括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三是通过制度建立长效机制。2018年初出台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及随后的两个配套文件主要就是剑指中小银行。 可考虑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因此，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研究员方才表示，疫情冲击之下，本次金融委会议重提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指针意义。“此次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中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群。此番冲击，叠加之前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机构岌岌可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他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当下必须提前重点考虑两个问题：其一，疫情期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展期续贷，到期之后怎么办？会不会带来不良处置的集中计提？其二，央行提供的1.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在到期之后银行资产端能否顺利回笼？无论是从加快不良处置出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的角度来看，加快资本补充都是中小银行改革的重点内容。 他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上永续债、优先股等补充方式已经开始惠及中小银行，部分银行也相继获批。但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以及4000多家的庞大基数，这些补充方式覆盖的中小银行范围非常有限。 因此，张岸元和方才提出了解决中小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建议：下一步或许可以考虑参照当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1998年，为了解决工、农、中、建四大行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过于庞大的问题，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专门用于给四大行注资。具体采取的方式是：首先，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四大行释放了约2400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存到央行专户上；其次，四大行将央行专户上的2400亿原法定准备金与部分超储准备金，共计2700亿资金，用于认购特别国债；最后，财政部将融到的2700亿资金注入四大行作为资本金。整个流程中，四大行完成了资产和股东权益的同时增加，而财政部资产端增加了2700亿的股权，负债端增加了等额的特别国债。 张岸元和方才指出，可参照以上模式，借本次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契机，实现类似操作。“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可以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3万亿左右，可分期发行），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1.6%），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以此增强银行的购买意愿。” 两人同时指出，特别国债的使用，需要形成相对应的资产，而通过中间机构为中小银行注资，恰好能够实现账面资产的对应。这一做法对中小银行的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此外，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较低（低于再贷款利率），也更有助于降低其整体融资成本。 文章原发于每日经济新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响之深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从6%左右的正增长迅速跌落至-6.8%。虽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常态化防疫工作持续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航空、旅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负面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压力和产业链受阻的风险。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一直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如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饱受抨击。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发表《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文，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早在2013年8月笔者便撰文《反思四万亿恐惧症》，谈及虽然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但“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反思“四万亿”恐惧症 一直以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而饱受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是“四万亿”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 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笔者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试问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万亿”后，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在笔者看来，“四万亿”刺激政策本身无可非议，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是症结。更进一步，笔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中就金融危机是否削弱中国竞争力、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问题做过更为详细讨论。 根据笔者观察，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四万亿”，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更是全球领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更是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如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将释放巨大潜力。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进入危机应对模式 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时刻。根据笔者《GDP-6.8%：经济回暖需跨过三道关卡》、《“六保”的关键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本次疫情至少会分阶段地从三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 第一重冲击是国内供给侧的冲击，即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新低。当然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国内供给侧的冲击会逐步缓释。 矛盾向第二重冲击转化，即需求侧的冲击。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源于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企业与居民对经济前景不确定加大而导致的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阶段，新出口订单需求的明显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冲击，即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化危为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产业链转移的声音，欧美国家希望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以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也会加大中长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三重冲击之下，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笔者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恢复正增长已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政策保证下半年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的增长也将面临较大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若要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目标，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断加大，4月1年期LPR调降20BP，尽快推动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当前应对危机，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罕见地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红线，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至5%，以缓解财政收支困境，为后续刺激政策留足空间。 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非常时刻，建议特别国债发放规模可达到3万亿，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发行方式方面，当前有讨论认为国债发行可以通过央行扩表直接购买来实现，即财政货币化。在笔者看来，财政货币化未尝不可，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然充足，建议优先用足现有政策空间。 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早在3月初，笔者便发文《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提倡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当前随着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费券”在全国多地广泛实践，客流明显回暖。此外，在失业率上升、居民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也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作为辅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此外，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快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如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养老托幼基础设施等，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 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当前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负担仍然较重，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持续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2019年建设计划近乎腰斩；近两年房价整体保持高位平稳。这导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财富效应缩水，对其消费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无房刚需一族因购房储蓄需求而减少消费。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解决无房刚需一族的问题，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以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产业链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遭遇较大生存压力，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同时，汽车消费遭遇疫情重创，未来可以降低汽车购买方面的限制，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面对外部供给侧的影响，重点应当保障中国依赖度较强的大宗商品供应，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实现“六保”，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图片来源：微摄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京召开】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适时召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3月5日在京召开，并提出会议议程建议。按照这一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准备工作。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华盛顿4月29日电（记者高攀 许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0.25%的超低水平，同时警告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新冠病毒和为保护公众健康采取的措施导致美国经济活动大幅下滑和失业人数激增，同时经济活动中断严重影响了金融环境，并妨碍信贷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 声明说，正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美国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并在中期内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因此，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直到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经受住近期事件冲击并回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正轨抱有信心。 声明还说，为支持对家庭和企业放贷，美联储将继续购买支持市场平稳运行所需的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促进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到更广泛的金融环境。美联储承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时期使用全部政策工具支持美国经济。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因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大面积“停摆”，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4.8%，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活动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滑，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非常不确定，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他强调，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各级政府采取的减缓冲击和支持复苏的政策措施。 此前为应对疫情在美国快速蔓延，美联储已连续多次出台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美国经济，并提供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美国家庭、各类企业、州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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