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讯(记者 高多多)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一则行政裁定书，显示，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香爵公司)及14位被申请人此前因涉嫌组织策划传销被冻结财产，现积极配合咸宁市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监管局)调查取证，接受行政处罚，同时提供了担保，被法院解除财产冻结。 广州香爵公司等因涉嫌传销被冻结8188.19万元 2020年10月10日一则行政裁定书显示，区监管局在查处被申请人广州香爵公司、湖北香爵公司、湖北铸明公司、河南九福来公司、徐国贤、何云华、史华、陈建娥、许鹏、陈生祯、焦杰、严淑花、孔令怡、迟晶、曹馨文涉嫌组织策划传销行政处罚一案中，为防止被申请人转移或隐匿违法资金，于2020年9月18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上列被申请人在金融机构账户上的存款予以冻结人民币81881870元。 法院经审查查明，区监管局在财产保全申请书中认定2019年12月，我局执法人员在市场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咸安区以发展多层级会员的模式销售“香爵”系列产品，我局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销售“香爵”系列产品时，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认购产品的方式发展多层级会员。各层级会员之间相互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涉嫌组织策划传销。 图片来源：裁判文书网 经查，当事人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是“香爵”系列产品的总经销商。自2015年5月开始，当事人以认购产品的方式发展多层级会员对“香爵”系列产品进行微商分销。其推广制度如下： 1、入门标准：当事人以其经销的沙棘冻干全果粉239元/盒、小薇脸焕颜约会水239元/瓶、多效醒肤膏239/盒等三种产品为入门费产品，①一次性消费239元的产品，成为VIP级别会员②一次性消费499元的产品，成为区级代理，终身享受7折的优惠③一次性付款3999元，成为市级代理，终身享受5.8折的优惠④一次性付款3万元，成为省级代理，终身享受4.6折的优惠⑤一次性付款18万元，成为官方代理，终身享受3.8折的优惠; 2、推荐奖：①同级推荐：官方→官方，奖励3956元(1978套*2元/套)、省代→省代，奖励2184元(273套*8元/套)、市代→市代，奖励300元(30套*10元/套)、区代→区代，奖励36元(3套*12元/套);②跨级推荐：区代→市代，奖励300元(30套*10元/套)、市代→省代，奖励2184元(273套*8元/套)、省代→官方，奖励3956元(1978套*2元/套); 3、季度奖：以会员为中心，下面团队三个月(一个季度)的销售业绩累加起来达到1500套，奖励1元/套;达到4500套，奖励2元/套;达到9000套，奖励3元/套;达到2万套，奖励4元/套;达到4万套，奖励5元/套，以此类推。最高是12万套产品，奖励8元/套。套数不封顶。 4、年度奖：一年四个季度的奖金累计，累加起来。达到1万―2万，送代理价香爵产品;达到2万―3.5万，送国内豪华游;3.5万的话，送海外豪华游;达到20万，送10万的车;达到30万，送15万的越野车，以此类推，达到1000万，送500万的别墅。 截止案发，经初步查明，当事人在全国共发展会员54507人(爵胜系统20290人、V美系统20454人、众恒系统10461人)，其中湖北会员931人，咸宁会员40人。咸宁团队最高骨干钟某发展下线层级达7级，其上线层级达6级，层级数共13层。当事人共收取入门费253,456,768元(爵胜系统133,955,254元，V美系统45,340,038元，众恒系统74,161,476元)，共发放各类奖金110,440,840.36元。其中公司股东、合伙人、团队骨干等共领取奖金81,881,870.00元。截止2020年9月4日查询涉案账户余额共计90,856,998.94元。(含理财19,460,800.00元，大额保单-疑似理财保险7,897,653.34元)。 综上所述，当事人为推销香爵系列产品，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认购产品的方式发展多层级会员，会员之间互相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其行为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其涉传资金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上列被申请人在金融机构设立的账户予以流转，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八)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的规定，特申请贵院对涉案账户予以冻结。 同时查明，2020年9月17日，该案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咸宁市咸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9年2月28日更名为咸宁市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院认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八)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因此，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铸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九福来实业有限公司、徐国贤、何云华、史华、陈建娥、许鹏、陈生祯、焦杰、严淑花、孔令怡、迟晶、曹馨文在金融机构账户上的存款81881870元。 2020年11月24日行政裁定书显示，区市场监管局以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且广州香爵公司积极配合区市场监管局调查取证，接受行政处罚，同时向区市场监管局提供了担保为由，于2020年11月18日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广州香爵公司等14位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上存款冻结、查封。 图片来源：裁判文书网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广州香爵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徐国贤担任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何云华为公司监事。 天眼查显示，徐国贤持股25%，但该公司最大股东是何云华，持股75%。 曾因发布虚假宣传广告被罚6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2月17日，广州香爵公司因发布违法广告被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 图片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据悉，2016年5月，当事人广州香爵公司为获得更好广告效果，吸引更多消费者，在其公司网站上对“香爵小V脸约会水”进行广告宣传时，采用了“小V脸焕颜约会水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款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最新细胞美容、液态整形、全身保健、激活细胞、修复基因的能量产品”、“纳米远红外通过透皮吸收，渗透肌肤达30到50微米，穿透表皮、真皮、至皮下组织，直达基底母细胞，深层清理排出肌肤毒素，同时将117种液态矿物质迅速输送给细胞”的表述;对产品“香爵小草帽卫生巾”进行广告宣传时，采用了“第四层晶莹剔透，数量充足进口的吸水因子(高分子聚合物)，吸水率达30倍以上”的表述。但却无法证实上述广告宣传所采用表述用语和数据的真实性。 2019年3月，在更新产品资料过程中，在制作产品“香爵沙棘冻干全果粉”的广告海报上作出“100%沙棘冻干营养成分”、“完全保留428种活性成分”的表述。上述“100%沙棘冻干营养成分”、“完全保留428种活性成分”的表述为该公司文案部自行编撰，未经验证证实，交由该公司设计部制作形成广告海报，放置于当事人经营场所门前作广告宣传用途，却无法证实其广告宣传中“100%”、“428种”等数据和“完全保留”等表述的真实性。 调查认定认定广州香爵公司为宣传其产品，在制作发布广告时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规定，构成发布虚假广告违法行为。 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罚款600000元。
据国家能源局12月16日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户用光伏项目信息（2020年12月）显示，根据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报送信息，经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梳理统计，2020年11月新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49.72万千瓦。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累计纳入2020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1012.26万千瓦。 纳入2020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统计表 （截至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万千瓦 注：1.河北、蒙东、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广东、贵州、海南根据实际情况对10月底前建成并网户用光伏项目进行了修正，具体项目信息见各省公布情况。 2.西藏无纳入2020年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未报送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4日讯 银保监会网站近日公布的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盐银保监罚决字〔2020〕40号、41号）显示，2020年4月至6月，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存在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问题，张庆作为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张庆主导、知晓并授意下辖支公司实施了上述违规行为，应对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上述虚列费用套取资金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决定对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处以人民币40万元罚款，对张庆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3万元罚款。 银保监会网站2020年1月17日披露的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王兴中等17人任职资格的批复显示，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张庆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 资料显示，大家财险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8月21日批复开业，总部设在深圳，注册资本40亿元，为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合规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一）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 （二）拒绝或者妨碍依法监督检查的； （三）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 以下为原文： 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盐银保监罚决字〔2020〕40号 当事人：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南路188号1幢1101室 主要负责人：张庆 经查,2020年4月至6月，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存在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问题。 上述事实，有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2020年3-6月财务报表、《大家财险盐城中支关于车险费用的情况说明》及附件、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 上述虚列费用套取资金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我分局决定对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处以人民币四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缴款码（将在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告知）到财政部指定的12家代理银行中的任一银行进行同行缴款。逾期，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2020年12月29 日 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盐银保监罚决字〔2020〕41号 当事人：张庆 身份证号码:320922197708****** 住址：江苏省滨海县市民路168号 职务：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经查,2020年4月至6月，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存在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问题，张庆作为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张庆主导、知晓并授意下辖支公司实施了上述违规行为，应对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上述虚列费用套取资金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我分局决定对张庆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三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大家财险盐城中心支公司2020年3-6月财务报表，个人借记卡账户明细，《大家财险盐城中支关于车险费用的情况说明》及附件，中国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缴款码（将在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告知）到财政部指定的12家代理银行中的任一银行进行同行缴款。逾期，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2020年12月29日
据辽宁新闻联播消息，1月6日，省政协举行十二届六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据了解，这是周波首次以辽宁省政协党组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周波，1962年6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务，2019年起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1955年6月生，2013年任辽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周波简历 周波，男，汉族，1962年6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1984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氯碱化工(行情600618,诊股)股份有限公司PVC厂副厂长、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副总裁、总裁、党委副书记，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2008年2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3年2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3年3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6年11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7年1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18年5月，兼任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主任。 2019年2月，辽宁省委副书记。 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解局】“延迟退休”成定局，你准备好了吗？ 最近，延迟退休问题再一次受到热议。此前，中央已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实施”二字，意味着“延迟退休”将从之前的政策研究层面走向现实，但啥叫“渐进式延迟”？ 一 首先，为什么要延迟退休？ 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说法，延迟退休年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对应调整退休政策。 具体到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近70年未有调整。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是必定的社会发展趋势。这件事越来越近，不能回避。”郑秉文说。 据学者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突破两个大关： 一是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人。联合国将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总人口的10%作为一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而截至2019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为18.1%。 二是到“十四五”期末，中国老年抚养比将突破20%大关。也就是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20名老年人，而2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9%。可见，劳动力的负担正越来越重。 所以，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难题。如此趋势下，延迟退休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可以避免过早退休带来的人力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延迟退休相当于增加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提高资金收入，降低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实际上，“延迟退休”已经过有关部门长时间研究讨论。 2012年6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人社部负责人曾表示“争取在2015年内完成方案制定，2017年正式推出”。 历时8年，延迟退休终于在2020年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图集（图源：《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 二 延迟退休既成定局，那退休年龄怎么定？什么叫渐进式延迟？不能一步到位吗？ 近日，人社部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表示：“将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情况、社会的接受程度，根据不同群体现行退休年龄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稳妥推进。” 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现实考虑，目的是让各年龄段群体有清晰预期，避免邻近的、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差距过大。 有专家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一步步梳理： 第一步，规范退休年龄。郑秉文认为，脑力劳动者与非脑力劳动者应统一法定退休年龄标准，男性、女性退休年龄标准也应统一：“从预期寿命来讲，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从文化背景来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是一种性别歧视，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 第二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每一年将退休年龄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目前，世界各国对延迟退休都采取了小步慢行、渐进到位的推进方式。比如德国2006年通过法律，要在2012年到2029年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采取的办法是前12 年每年延长1个月，后6年每年延长2个月。 第三步，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中心主任原新建议，延迟退休年龄应具备一定的弹性，可以通过规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采取“前扣”“延奖”的方式来设置弹性制度。 美国近些年实行了类似退休制度：民众最早退休年龄为62岁，不过退休后只能领取全额养老金的70%；正常退休年龄为66岁，可领取全额养老金；选择70岁退休则可增发30%养老金。 “这需要明确奖励和扣发养老金的规则，要做好精算。”原新称。 各国计划延迟退休年龄对比图（图源：中新网） 三 延迟退休政策落定，但因触及个人权益、养老金缺口、就业等问题，争议热度居高不下。 有人认为延迟退休是因养老金收不抵支，一旦延迟退休，养老金缴纳期限会延长、领取时间会缩短，个人领到的养老金会减少。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绝大多数实施延迟退休的国家，民众反对都比较强烈，但延迟退休仍逆风通过。 因为社会养老负担重到某个程度，交费者越来越少、领取者越来越多，国民经济和养老基金难以为继，过分优厚的养老福利政策加剧欧债危机就是典型案例。虽然当下中国养老金资金压力不算突出，但为了后代的福利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未雨绸缪仍有必要。 还有人觉得，延迟退休会使高龄劳动力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加大就业压力。 但没有经验数据支撑“延迟退休会加大失业压力”的说法。美国过去20年失业率为5%左右，该国人口实际平均退休年龄约67岁；法国人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上下，失业率约10%；反观希腊，其国民平均退休年龄58岁，但青年失业率高达40%。 “事实上，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等对失业率的影响更大。”郑秉文说。 也有临退休人员认为自己将首先受到影响：假设延迟退休政策自“十四五”期间开始施行，届时年龄不超过60岁的男性（1965年及以后出生）、年龄不超过55岁的女性干部（1970年及以后出生）、年龄不超过50岁的女性工人（1975年及以后出生）将成为首批延迟退休者。 对于这些人的顾虑，通过渐进式推进延迟退休政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对临近退休群体的影响；真正受影响较大的群体是更年轻的一代。比如，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人，如渐进式退休，其退休时间可能要延迟2年左右。 延迟退休是一项对个人及代际福利、国家财政及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改革。应当兼顾长远利益与被改革者的利益，把握好改革节奏，及时向公众说明改革细节及背后考量，让这项改革顺利推进。
12月29日，中孚信息在济南举办媒体开放日活动。中孚信息副总裁贾峰对记者表示，公司深耕信息安全保密领域近20年，积极推进国家网络安全强国战略并不断做强做大，成为国内保密领域第一股。在网络安全向数据安全演进过程中，凭借良好的产品、技术和方案储备，公司将加快由“保密”向“大安全”的拓展，致力于打造全国数据安全旗舰品牌。 近20年深耕 成A股保密领域第一股 自2002年成立起，中孚信息就一直深耕保密领域。在公司展厅，记者看到了公司推出的第一款保密产品“物理隔离卡”，那是当时我国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的重要工具之一。 2004年，中孚信息率先在国内推出安全保密检查工具，2005年成为国内首批获得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企业，并参与了产品相关行业标准制定。2007年，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正式开启资本市场征程。2017年，公司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成为A股保密领域第一股。 在这期间，公司的产品线开始持续完善，实现由单一产品到整体产品线布局，客户遍及全国上万家党政机关、军队和企事业单位，并逐步形成信息安全保密产品、密码应用产品、信息安全服务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目前，从保密产品的应用角度来讲，公司产品实现了从防护、检查、监管等整个业务闭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保持第一。”贾峰说。 此外，公司商用密码产品应用也走在行业前列。公司研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客户端安全产品，成功中标国家工商总局电子营业执照项目。2015年，公司在福建开出全国第一张电子营业执照。 当下火热的信创领域，中孚信息是国内最早的布局者之一。中孚信息技术总工苗功勋告诉记者，公司早在2012年就涉足信创领域，并持续坚持产品布局，经过多年的积累与磨合，奠定了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 资料显示，中孚信息围绕主机安全防护、保密检查、网络安全以及数据安全等方面，兼容适配主流国产CPU、国产OS、国产数据库、国产中间件，形成了一套符合信创产品特点的市场、研发、技术支撑、生产及商务运营体系。 “公司通过持续布局，参与了信创领域相关产品的全周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积淀，这是公司在信创领域最大的优势所在。”贾峰介绍说，在目前信创试点三期产品应用中，公司产品占有率超过60%。2019年公司还中标全国最大的单体信创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地位。 一位信息安全产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是国家战略，对中孚信息而言也是重要的发展机遇，随着信创市场持续增长，公司的发展空间有望持续打开。 从“保密”到“大安全” 打开未来成长空间 在新的网络安全形势下，中孚信息在继续巩固和夯实在安全保密领域优势地位的同时，加快由“保密”向“大安全”的拓展。 中孚信息由“保密”迈向“大安全”是有内在逻辑的。贾峰表示，一方面，保密，保的就是信息安全。公司多年在信息安全保密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产品、方案，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基因。另一方面，从“保密”迈向“大安全”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的发展空间，也是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方向。 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信息安全行业景气度持续高涨，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增速迅猛。根据IDC数据，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支出达到73.5亿美元，预计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市场总体支出将达到87.5亿美元，同比增长24.00%，至2023年，这一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79.0亿美元，复合增速达25.1%。 此外，根据东北证券研报，随着我国信息安全保密领域法律、法规的陆续颁布实施，保密安全成为刚需。中孚信息总裁助理董文华表示，公司在从“核心安全”迈向“全面安全”过程中，将以构建网络空间对抗能力为目标，着力打造内置式网络安全技术体系。未来基于“六保”、“四密”领域，市场空间非常大，公司将力争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领域有所突破。
【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原则》的作者瑞·达利欧曾说，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原则，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它始终帮助企业保持某种稳定性。这个原则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合规作为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是在运行和纠错中落实，又在落实中建立和强化的。 1、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控制 通过调查问卷发现，企业对风险识别的重要性有所关注。75%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相应制定合规程序和流程”，这可以说是静态的合规。但在合规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对业务部门开展独立监督，跟进落实合规程序和流程”的选择率是32%、“对不合规情况及时、公开处理，监督改进”的选择率是40%，这组数据说明相关企业对于合规制度的落实还有待提高，这实际上是动态的合规。对于企业而言，识别风险不易，控制风险更难，如何把合规文化和制度落实在每一个业务流程、每一个人，对每个企业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1）识别风险 识别风险可以说是合规的原点，整个合规体系都是基于此建立的。不同的行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互联网公司的个人信息保护、平台公司的内容审查等，都是常见的风险点。“蒋凡事件”对于小公司可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头部企业，可能就是一次严重的公关危机。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别风险。 2020年7月，拼多多APP的商家宜买车汽车旗舰店上线“特斯拉Model3万人团”团购活动。拼多多每台车补贴40，000元给购车用户，以抢购成功的用户名义在特斯拉官网上下单买车。原价291，800元的Model3标准续航后驱版，只需251，800元。7月21日，特斯拉声明，未与拼多多或者宜买车合作，并拒绝交付下单车辆，称违反禁止转卖条款。8月14日，此事经新浪科技曝光后，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拼多多作为平台电商，典型的业务模式是，同时面向买家和卖家。对于买家，拼多多提供商品的展示和选购；对于卖家，拼多多提供平台服务。这个模式的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愿意与拼多多合作，这也是所有市场行为必须遵守的自愿原则。但是在“特斯拉团购”事件中，拼多多未经特斯拉同意，单方通过补贴，实际拉低了特斯拉的正常售价，破坏了特斯拉的直销体系和品牌定位，扰乱了市场。并且拼多多向特斯拉隐瞒了其以用户的名义下单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构成欺骗，背离了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这实际上是拼多多蹭特斯拉的品牌热度，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如果仅从合同本身来看，特斯拉得到了销售全款，用户获得正品的汽车，这可能是拼多多认定这一活动合法的立足点。但是，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和诚信，所有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都是受市场谴责的行为，也是不能长久的商业策略。合规中的“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并不局限于法，还包括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合规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公司成为“良善公民”。所以，企业对风险的识别，不能仅停留在具体的法律规范，还应上升到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公司应秉持善意和诚信行事，才是真正的合规。 （2）在发展中识别风险 我们正身处轰轰烈烈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新技术的涌现，使得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是，创新是一个艰难的摸索过程，尤其在以利益为先的商业环境中，有时候“创新”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识别的风险。 以国家将首次代币发行（ICO）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为例。ICO，是一种为加密数字货币项目筹措资金的常见方式，资金用于项目方启动或项目由概念设计向现实转化。早期参与者可以获得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作为回报，在项目成功后使用这些代币或者出售获利。最初，它只限于少数极客以及投资者范围，交易平台目的单纯，发展相对健康。早期ICO使得初创企业的融资来源更多样，其创新性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现有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无法对该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带有强烈投机性的资本迅速卷入，使得ICO很容易偏离其初衷。由于它是为加密数字货币筹资，本身就没有任何实体市值，又没有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和程序，高匿名性助长了投机和欺诈，最终，交易平台与产业链演变为一个法定货币之外进行资产转移、融资的违规金融市场，滋长了监管套利、金融犯罪。资金也完全偏离项目本身，真正的创业者无法从中受益，其创新性也在“演化”中荡然无存，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社会安全隐患。后期，ICO已经严重变质，从助力初创企业实现改变市场理想的融资工具，变成骗子们圈钱和非法集资的手段。 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明确ICO的本质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正式叫停。2019年下半年，深圳、上海、北京的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加大力度对此进行集中整治。同年10月，号称全球第一会员制加密货币交易所Biss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被警方带走调查，12月交易所发布会员清退及补偿方案，进行合规化整改。 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谈到虚拟货币的监管时说：“我们不太喜欢创造可投机的产品，让人有一夜暴富的幻想，如果要考虑数字货币，应该考虑为市场带来快捷、安全、效率。同时应该考虑大局，不能和现有的金融秩序相冲突。”当ICO偏离区块链技术，成为一种投机项目时，它不再能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迟早会被叫停。企业必须意识到，对于新业务，尤其是暂时处于监管空白的新业务，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前置性评估、识别风险，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调整。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对创新性业务设置前置性合规审查”、“对于高风险领域规定强制咨询范围”这两个问题，答卷者的选择率在28%-32%之间，数据虽不甚乐观，但和2019年的数据相较，还是能看到风险意识的提高。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在发展中识别风险，才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3）识别境外投资的风险 随着我国企业大规模的“走出去”，企业对国际通行规则、商业惯例、法律，甚至是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可能引发的合规风险，应进行充分的识别、评估和防控。2020年，抖音海外版TikTok拓展海外市场遭遇“冰火两重天”。一方面，TikTok深受东道国市场的欢迎，占有率迅速提升，盈利势头良好；另一方面，它也深陷所在国监管危机，面临强制下架及巨额罚款的严厉惩处。监管风险点集中在：数据安全、儿童隐私、内容合规、知识产权等方面。2020年更是从商业领域、法律制度延伸至地缘政治。 数据显示，2020年1月，TikTok仅在美国的活跃用户中10-19岁的用户占比就高达37.2%，受众定位偏年轻化。2019年，因违反美国儿童隐私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TikTok罚款570万美元，原因是涉及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同期，TikTok遭到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原因也是在保护儿童数据方面存在涉嫌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在印度、印尼等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TikTok不重视对平台所涉宗教内容的审查，招致所在国民众的抵制，称其内容引导青年一代“文化堕落”，直接被所在国通信部门“封杀”。在知识产权方面，TikTok更是面临着平台内容“侵权”与“维权”的两难困境。以上事实说明，TikTok没有充分针对所在国的法律和文化习俗，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和防控。 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在拓展境外业务之前，一定要根据所在国的法律、监管要求和文化习俗，进行充分的风险识别和评估，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合规计划。本次调研，对于企业涉及境外业务时，是否会“对境外投资提供符合投资所在国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合规建议”，选择率仅为15%，这值得警醒。TikTok在海外遭遇的困境说明，对境外市场缺乏充分的风险识别和管理，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最大软肋。 （4）有效控制风险 识别风险的目的，是有效控制风险，但是对风险有认知无控制的情况并不少见。有医药行业受访者提到，企业有合规制度，也能准确识别风险，但是，企业合规工作的重点没有落脚在管理风险，而是切割责任。这一方面固然存在外部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将“合规”作为挡箭牌，而非一种经营理念的现状。 2019年下半年国家市场总局下发通知，专项治理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从公布案例看，多家知名药企卷入贿赂风波。扬子江药业，自2014年以来，涉及贿赂案件就高达15起；济川药业，营销费用常年高居营收占比的50%，饱受质疑。一般来说，如此成熟的药企应该具备完备的合规体系，为什么仍然问题频出？显而易见，合规徒具形式，纠错机制形同虚设。商业贿赂一直是药企的高发风险点，但是企业合规状况一直没有质的突破，主要是没有有效控制风险，或者是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难以走出屡查屡犯的泥潭。 2020年4月，国家医保局征求《关于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稿”）的函在业界流传。这一函件显示，国家医保局将采取措施更加严厉打击和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和操纵市场行为，如果受药企委托的经销商出现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药企需要负连带责任。之前药企通过代理，可以将风险甩锅给经销商，如果这一指导意见出台，就意味着以往的经销商模式将发生变化，药企、经销商都需要进行变革，做好合规。不能有效控制合规风险的药企，注定被淘汰。 国家医保局将商业贿赂追责至药企，实际上就是以法规明确生态链上的合规责任。在问卷中，对于“有专门针对第三方（包括供应商、经销商、代理、中介等）的合规管理政策”的问题，选择率只有23%，这说明受访者对于生态链上的合规风险认识不足。该指导意见函虽然只是针对药企，但是这预示了立法的趋势。在任何行业中，重视生态链上的合规，才能有效控制风险，净化行业环境。 2、风险的内部预警 风险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合规的有效性，也贯穿在整个过程中。企业内部有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对于企业或任何员工的违规行为能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奖罚，才能通过制度的实际运行，将纸上的制度变现为现实的奖惩，从而让企业中的每一个人在制度运行中建立真正的合规意识，树立合规文化，这才是合规的最终目的。 内部举报是企业最重要的预警机制，它肇始于安然丑闻之后，美国通过的《萨班斯法案》致力于解决让知道企业违规行为的人有机会内部举报，从而保证合规部门乃至最高层能对违规违法行为及时识别、调查、处理，将风险控制在损害到来之前。内部举报制度成功的基础在于员工有两点确信：第一，企业反对任何违法行为，充分重视内部举报；第二，任何内部举报人都将得到保护和鼓励。内部人是否敢举报，举报后违规者是否得到惩处，举报人是否得到保护，这都是内部举报要产生实效必须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而言，内部举报也是检验合规是否有效的一面镜子。 访谈者表示，内部举报制度在现实中很少运用，更谈不上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碍于情面”、“惮于威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比较普遍，造成内部举报的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从举报的方式、途径、调查到举报后对举报人的保护与激励，以及对被举报人的惩处，整个流程的落实与机制设计的目标存在很大的距离。 对于高管违规，一般员工无人敢举报；即使是合规人员、内控人员，常常看到问题也是束手无策，一旦问题演变为风险和损失，还要承担责任。调查数据也支持了受访者的观察，对于“设置匿名、有效的违规违法举报通道”，选择率仅为27%，“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并公开处理”，选择率更是低至21%，如果要处理内部举报信息，企业必须有一套“明确、完善的内部调查机制和程序”，该问题的选择率也只有34%。如果要保证调查的独立性，“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参与内部的合规调查”也是有必要的，该项选择率仅19%，这一组数据不仅反映出企业内部预警机制作用十分有限，且在合规调查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虽然，在“对违规员工进行公开处罚”以及“合规考核结果与任免、晋升以及待遇等挂钩”等涉及奖惩机制落实的选项中，选择率达到了41%-44%，但把这些数字放在很低的举报机制设置背景下，只能说明奖惩机制的落实更不乐观。 制度本身是静态而没有生命力的。如果企业不能让合规管理制度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件切实运行起来，不能透过每一次对员工的激励与惩处，将合规的理念与价值观传递到企业的每一个个体，合规就难免沦为纸上的制度。 3、积极应对行政监管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领域都面临新旧更替过程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失序，面对这种失序，行政监管的收紧是不可避免的。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以数据安全为例。有统计显示，人类迄今为止生成的所有数据中，有90%是在近两年内产生的。也就是说，数据给予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在很短的时期内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从早期互联网野蛮生长、信息随意收集利用，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监管缺位，到今天全世界都将网络安全、数据信息安全作为战略部署。各国立法、司法、监管都在急速变化的认知中，迅速跟进、规范。 对于互联网催生的新事物，在早期人们认识不足、无法准确定性，在监管上就会表现为“无规则”、“无边界”、“无约束”。这种“三无”状态又会刺激探索行为的激进化，引发问题的暴露。当社会对这种问题与风险的认识逐渐清晰，规则与监管必定紧随其后，纷至沓来。针对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行政监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最初的无规则，行业一片乱象，到规则不断完善，行政监管不断收紧，短短几年时间，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据报道，2019年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共受理网民有效举报信息12，000余条，针对2，300余款APP开展深度评估、问题核查，对用户规模大、问题突出的260款APP，有关部门采取了公开曝光、约谈、下架等处罚措施。 其实，监管不是目的，整顿才是。所以，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监管要求，对监管提示的风险做到积极回应，及时跟进整改、汇报整改情况，与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依据监管要求，优化合规管理，将合规风险阻断在行政监管阶段。根据此次问卷调查，我们看到，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做到依据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合规管理与流程。但是，在“建立并保持与监管机构的联系，跟踪落实情况”以及“监督、跟进不合规行为的整改”方面，仍然有80%左右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意识，而这才是让合规落地最重要的措施。 在我国，行政监管与刑事执法紧密相连，对于多次行政处罚后不予整改的，就有移交司法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风险。以深圳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为例，在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之前，深圳网监部门曾因其涉嫌传播淫秽内容视频给予过行政警告处罚，并责令其整改。但快播公司及其管理者没有开展实质性的风险管理、纠偏工作，在主管部门调查期间，还采取了一系列对抗和逃避监管的行为。最终由公安机关介入，以涉嫌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立案调查。在外逃110天以后，CEO王欣落网受审。 这只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其实在很多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之前，都有行政监管的介入，尤其在逃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罪，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行政处罚，拒不改正的才能移送司法。有的案件是以情节是否严重，来界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界限，比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串通招投标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但是“情节是否严重“是一个主观判断标准，积极应对行政监管要求，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事件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需要强调的是，行政是监管，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改善。如果企业不整顿改善，紧跟其后的刑事诉讼就是严厉的处罚。所以，行政监管某种程度上就是刑罚的预警，对此企业应抱有诚意，积极应对，主动改善。 总而言之，合规体系是建立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以诚信为价值取向，在发展中识别风险，通过企业内部举报预警，外部行政监管积极纠错，在这个过程中将企业的合规理念落实到实处，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合规。 注：本文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和风险 数据保护助力行业和社会发展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信息时代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是社会和企业的系统工程 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产权观念 公司章程：权益平衡、避免内斗 股权配置——维护公司的“人合性” 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壮大中国经济的基石 新《证券法》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与风险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与风险 高利放贷及其衍生的法律风险 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培育诚信合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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