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经济形势做好研判，把握政策和市场方向，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专题研讨会，邀请权威专家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解读，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政策方向和新发展格局进行分析。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他指出，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我就学习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谈两点个人体会。 第一点学习体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语。就如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中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一样，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我国情况看，至少有五个重要指标，可用来衡量我国是不是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民收入。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GDP总量或人均GDP要再翻一番。 第二个指标是全民劳动生产率。从全球来看，劳动生产率是递减的。特别是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还在下降，是所谓的生产率之谜，从上世纪到现在都在讨论。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这是在潜在增长率趋降的条件下实现我国目标的关键。 第三个指标叫营商便利度。营商便利度不能简单理解为我们在世界银行排名的位次上升，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四个指标就是制造业的占比。制造业有两个占比，一是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例，制造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我们国家是27%，还远远高于美国，美国是11%，因为它的制造业下滑，服务业将近有一半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大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的服务业占的比重并不高。如果这样算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占的比重未必低于我们国家。制造业还有一个指标，即制造业增加值率，现在我国是21%，美国、日本、德国大概30%以上。 第五个指标是宏观杠杆率。当然我讲的是综合性指标，每个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具体的分行业的指标。从全国来讲，这几个指标很重要，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靠改革。刚才我们讨论潜在增速也好，人均GDP也好，释放增长的潜力，要靠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背后也是改革，营商便利度更是改革，制造业增加比重也是要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协调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宏观杠杆率要降下来，稳定住，背后也是改革。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现象上来看，是讲发展的问题、经济问题，但本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而且这个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是一次深层次的系统性的变革。 第二个体会就是五中全会提出来关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这的命题，中央提出要增强逆周期调节能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是一个新的课题。 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逆周期的政策着力点是眼前，解决短期问题，跨周期着力点是中长期，解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未来15年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逆周期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跨周期的目标是多元的，因为毕竟跨周期，所以要平衡更多的关系，在平衡更加多元化的目标上面的难度，跨周期比逆周期要大。 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得快，见效也快，也比较直接。而跨周期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以外，更多的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五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们国家整个宏观政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规划，这是一个总的起指导作用的规划；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规划下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很重要；第三个层次就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等，这些政策要综合的配套。如果讲跨周期的政策设计，不能仅仅主要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跨周期是长期的，更多的要依靠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的政策等等。这个是慢功夫，不是马上见效，但是政策要设计好。 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方式是讲究相机抉择，灵活、精准，就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有时调整可以快一点。跨周期的政策设计应当更加稳定，因为要管长期的，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总之，处理好或者结合好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调节外汇资产负债结构，人民银行、外汇局近日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 这是自今年3月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至1.25后，时隔仅9个月再次调整。这次参数调降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并不涉及企业。 调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哪些依据？2017年，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可根据宏观经济热度、国际收支状况和宏观金融调控需要对跨境融资杠杆率、风险转换因子、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进行调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分析，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主要影响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融资行为，如果上调这个参数，意味着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融资敞口空间提升，相应地将增加我国整体外债规模，反之亦然。因此，参数的调节需要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企业融资需求和外债风险敞口。 今年3月份，为强化金融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人民银行、外汇局曾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当时表示，参数调整后，企业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由原来的净资产的2倍提高到2.5倍，向境外融资的空间较之前扩大了25%。 “彼时该参数上调，有利于境内机构，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随着我国及时抑制住疫情蔓延，管理层采取政策“组合拳”，有力地支持国内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周茂华表示，数据显示，下半年以来，国内企业生产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需求端也在加快恢复中，经济稳步恢复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恢复步伐逐月加快，相应地政策也需要做出微调，更加重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 在温彬看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此时下调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合理安排外币的资产负债管理，做好汇率风险敞口的管理。人民银行方面也提出，这将帮助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通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调整，及时向市场释放信号，引导市场合理预期，有助于促进外汇收支平衡。同时，由于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银行，约束银行对外举债，对内发放外汇贷款的能力，故对企业应该没有直接影响。
中国央行、外汇局：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调节外汇资产负债结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金融机构应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调节外汇资产负债结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金融机构应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按惯例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外，还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从持久战的角度，除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会后，市场对于“跨周期调节”主要从平衡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防风险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显然，这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内容，会议公告早已言明。但这恐非“跨周期调节”的全部。当前更为迫切的挑战是，下阶段宏观调控当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经济由收缩向扩张阶段的快速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快速由收缩转入扩张阶段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经济增速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速上升（扩张，也称正产出缺口）或下降（收缩，也称负产出缺口）的时候。 按照两阶段划分法，每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建立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指的是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令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但是，中国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3月23日，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第二季度，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将是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底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衰退4.9%，中国经济增长1%。据世界银行7月底最新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1.6%。这意味着，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4%左右，略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境内外市场机构的预测则更为乐观，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接近潜在增长，全年增长2%~3%。而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市场机构的预测，从全年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率将是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处于经济收缩阶段，存在负产出缺口。 然而，即便保守的国际组织，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较为乐观。如IMF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8.2%；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7.9%。这都将高于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收缩后，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初将转入扩张阶段。甚至，因为今年上半年的低基数原因，明年初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面对经济收缩向扩张的快速转换需有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传统的宏观调控大都是逆周期调节，以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通俗地讲，就是经济收缩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扩张时，则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目标是避免经济过冷（较大的负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多失业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过热（较大的正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高通胀和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对冲经济损失，缓释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宏观政策立足于逆周期调节，加大对冲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保持了政策定力并留有余地。 目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以及中国制度的强大优势。而且，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疫情能够迅速被控制住，其对经济的冲击就是短期的、暂时的，是对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实质性帮助。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一方面，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仍将从供需两端抑制经济的自我修复，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有所加剧；另一方面，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扩散，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高杠杆、大泡沫的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积聚；再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之一是“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个“消化期”，既有刺激时用力过猛的原因，也有退出时收手过快的因素，造成了宏观杠杆率过高、结构性扭曲加剧等“后遗症”。而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宏观调控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美联储7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表示，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这场仍在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鉴于这些发展，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0~0.25%的目标区间，直到确信美国经济能经受住近期事件的考验，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8月初，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美联储将于近期完成对货币政策框架的评估，届时或将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她认为，这样的决定将使市场对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抱有信心，并刺激经济活动和推高通胀。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美联储会认为让通胀率略超过2%水平是件好事”。近日，旧金山联储的研究也指出，在当前环境下，通胀低迷已经迫使央行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限制了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因此以平均通胀率为目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这将考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技巧。笔者认为，下阶段宏观调控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经济景气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判断。在经济复苏由供给端快速修复转向需求端逐步改善，经济逐渐回升时，不但要关注经济增长指标，更要关注就业和通胀指标，避免不成熟的政策退出。 其次，要注意分析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如第二季度，经济恢复正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迷，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同比下降。要避免政策过快转向，抑制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恢复。况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本身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要注意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如要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双支柱。其中，货币政策应该主要关注增长、就业和通胀目标，打击资金空转套利应该主要发挥宏观审慎和其他金融监管政策的作用。用货币政策抑制资产泡沫，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是因噎废食。再如，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偏重结构、货币政策偏重总量，二者协调配合，有助于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疫情应对的政策效力，节约宏观政策的对冲成本。 最后，要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制度是长期的、稳定的，政策是临时的、变化的。故在通过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降低疫情损失的同时，更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20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于2019年12月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雪松出席并介绍了2020年中国《经济蓝皮书》主报告的主要内容：2020年中国要实施一套组合性的政策，是“三位一体”的组合性政策：第一，加强逆周期调节；第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第三，管控好内外风险。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李雪松：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2020年中国要实施一套组合性的政策，是“三位一体”的组合性政策：第一，加强逆周期调节；第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第三，管控好内外风险。 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是因为逆周期调节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要提前进行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要达到一定的力度，使得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扭转下滑的态势目标还是要保持就业增长，保持经济韧性，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使得就业不要滑出合理区间。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目的是为了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房地产和外部输入性风险，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就业在合理水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优化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适当提高赤字率，增加债券发行。 一是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优化减税降费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适当提高赤字率，将名义赤字率从2019年2.6%提高到2020年的3%左右，重点支持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以及科技、生态补短板。因为赤字率确实也需要提高，一些公用的事业是不可能靠专项债解决，需要提高名义赤字率。三是增加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将专项债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3.0万亿元以上，适度扩大专项债资金充当重大基建项目资本金的项目范围，发挥杠杆效应，维持必要的基建投资增速。基建投资增速现在是很低，在逆周期调节当中要扩大它的融资来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使得基建投资既有利于当前的短期增长，又能够对未来的长期发展产生作用，不仅是一些大的跨区域的互联互通项目，而且对于5G等新型基建项目可以加大投资力度。 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在合理水平，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一是保持流动性在合理水平，适当提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使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达到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合理水平。二是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周期，价格变化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利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契机，通过LPR改革引导基础利率下行，顺周期降低各类融资主体实际融资成本。三是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定价和管理能力，推动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在实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实现信贷投放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相吻合。四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是一个相机选择，要随着2020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在它的力度上可以进行适度调整，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调整，这样既不要过度的刺激，又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 第三，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稳岗增岗扩就业。 （二）加快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特别是财税、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在过去的40年的高速发展中，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中是经过了多次改革，也总体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尚不能适应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以需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尽快地转向有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来。 （三）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治理攻坚战。 在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在金融领域要建立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处置机制，加快银行业补资本工作。在房地产领域，要把握好处置房地产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防止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防止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在财政领域，要多措并举，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第七次金融委会议要点全梳理：加大逆周期调节 严查欺诈违法案件 8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七次会议，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部署有关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发现，与今年7月20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相比，第七次会议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的表述都有重要变化，并给出了一些新提法。 要点一：从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到加大调节力度 在7月20日举行的金融委第六次会议中，阐明要继续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时隔一个多月，8月31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中，则从“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改为了“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也说明未来的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会有所增大。 而对于“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需要加大”的原因，则可以从此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看出端倪。如在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认为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并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要点二：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相比于此前会议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本次会议格外强调了“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央行也多次表示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8月17日，央行即宣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LPR在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基础上，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由各报价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方式报价，并要求各银行新增贷款主要参考LPR进行定价。 对此，央行表示银行发放贷款时大多仍参照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特别是个别银行通过协同行为以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倍数（如0.9倍）设定隐性下限，对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形成了阻碍。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提高LPR的市场化程度，发挥好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要点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是金融委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要求把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而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方面，也进一步指出金融部门继续做好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相关工作。 要点四：支持部分区域加快发展 与此前多次会议表示“区域协调发展”相比，本次金融委会议则首次提出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敢于担当、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并高度重视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会服务等领域和“新增长极地区的发展”。 此前，7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8月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都表示要部署深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提出以金融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并深入推进先行先试，对有试点意义的改革方案成熟一个推出一个。 在具体操作方面，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8月5日举行的吹风会上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工作，布局范围涵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工业化转型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内容涉及农村和小微等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以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工作。 此外，会议还提出鼓励银行利用更多创新型工具多渠道补充资本，真正落细落实尽职免责条款，有效调动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积极性，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要点五：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在本次会议中，特别提到了“科创板”，指出要以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创造良好条件，构建良好市场生态，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韧性和服务能力，使其真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在此前召开政治局会议中，也对科创板进行了定调，表示“科创板要坚守定位，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次的金融委更进一步，要为更多长期资金和机构投资者入市创造条件。 要点六：强调大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次会议强调，要大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律责任追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严厉查处近来出现的各种欺诈违法案件，为满足人民群众财富保值增值等多元诉求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这也是金融委首次对投资者保护作出相关表态。 在具体操作方面，8月26日，央行等部门联合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规范了金融产品的销售机构及其金融营销行为，一是明确金融营销宣传资质；二是明确监管部门职责；三是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并表示不得利用互联网进行不当金融营销宣传；四是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对违法违规金融营销宣传活动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此外，在8月28日央行等机构共同启动2019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上，央行副行长朱鹤新也表示违法违规的金融营销行为是很多金融风险的诱因，“知识普及月”活动将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技能，提升其金融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免受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侵害；引导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自觉抵制网上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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