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历经四十年时间，我国国有企业大体上和市场经济融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国企改革上从理论和实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一步对国企改革工作进行了细致安排，为国企改革“最后一公里”铺平了道路。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大家知道，国有经济和市场接轨是个世界性难题。其中有两大问题，一是宏观上怎么解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二是微观上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相互融合的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和大家交流三个观点。 1 -THE FIRST-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国民共进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为我们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点，我们既没搞民进国退，也没搞国进民退，而是国民携手实现了国民共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健康、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三年行动中提出国企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带领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国有经济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主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做到了瘦身健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开展服务业、制造业、互联网和创新经济，展现了巨大的活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形成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THE SECOND- 混合所有制是一场企业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有两种微观企业形态，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两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必然会相互融合，形成新型的所有制企业，这就是混合所有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它的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这次三年行动中，把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就是要充分认识混合所有制对改革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混合所有制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和心态；“稳妥”就是按着“三因三宜三不”扎扎实实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刮风，不搞一刀切；“深化”就是突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功能，要在改字上下功夫，最终体现在做优做强企业上。混合所有制要想混好就必须在 “合好”和“改好”上下功夫。“合好”就是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支持商业一类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高匹配度是指具有相同的合作诉求和发展诉求；高认同感是指对企业定位、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和文化等高度认同；高协同性是指在业务开展、产业链布局、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资源配置等方面协同性高。总之，混合所有制企业双方，要在战略上一致、文化上认同，产业链上协同，要有长期合作的打算才能去混。 在制度创新上，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国企改革政企不分和民企发展不规范的两大难题。对国有企业最重要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市场化机制。今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中提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在充分竞争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施和全资、独资国有企业差异化的监管和治理制度。在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更加灵活的监管和治理制度。这次三年行动中提出的支持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对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其他所有制股东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我们应该把这些政策落地，让它具体化、可操作。 在混合所有制的“宜独宜控宜参”中，我们既要把“宜控”的控好，也要认真研究“宜参”的混合所有制。像蒙牛、绿地、万科等企业都是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既引入了市场机制，实现了快速发展，也强化了规范治理，维护了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各方股东权益。 国有企业上市化改造是一种规范的混合所有制。今年是资本市场三十而立之年，资本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光引入难得的发展资金，同时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和规范管理。目前在41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企有1100家左右，其中央企有400家左右。2019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占央企总资产的68%，利润占央企总利润的86%。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要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模范，积极遵守“三分开两独立”的规范治理要求，解决好一股独大的问题。这次三年行动中提出要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持股5%及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使公司加强内部制衡，公开透明地经营。 3 -THE THIRD- 改革的重点还是机制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是企业激发活力、提高效率的关键。中央领导多次讲到，国企改革重要的是机制改革，只有机制才能激发企业微观活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一指就是要抓住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建立。要提高对于机制和企业活力、创新力、竞争力、原动力的认识。机制是实打实的东西，要用足政策。我们都要做机制改革的促进派，不能做改革的顶门杠。 企业机制主要有三条。一是三项制度，就是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这方面要做到三能，“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其实，这是我们三十年前国企改革的出发点，我们当年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但这么多年来，一些企业并没有做好做足，甚至有些企业出现回潮，使得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普遍不到位。在国企中，收入普遍存在倒挂现象，和民营企业正好相反。这不合乎市场规律，必须改革。所以，三年行动中仍把三项制度改革放在机制改革的首位。 二是中长期激励机制改革。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都是重要资本，甚至人力资本是更重要的资本。所以要想留住人才，激发大家长期的积极性，就必须要有中长期激励，就是国资委领导讲的“3+2”：科技分红、股票计划、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骨干跟投。 国企机制改革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机制改革后，我们国企的员工收入待遇和社会的同类等企业基本相当，我们的骨干人员激励水平和社会同类等企业基本相当。 我们有很好的范例。央企的海康威视(行情002415,诊股)、地方国企的万华，他们的机制都很先进，大家应向他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万华时语重心长地说：“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成为现代企业。”对照万华看自己，为什么万华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抱着的残和缺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放下？ 三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中央文件也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家的概念，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提出了“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二十字要求。这就是国有企业家的特质，要大力弘扬。国有企业家是企业宝贵的财富，应该倍加珍惜，应当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苏世民在《我的经验与教训》中讲到“一个人可以学着做管理，甚至可以学着当领导，却无法通过学习成为企业家”，强调了企业家的可遇不可求。最近，我在山东省参加国企改革述职问询时，山东重工的董事长谭旭光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他就是李云龙式的企业家，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地改革，受到了职工的拥护和领导的表扬。 最后，我想说，如今国企改革有最好的环境，我们也有了改革最好的政策。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勇于担当，率先垂范，一马当先。
万科A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海南中万启盛签署股东协议，公司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股东共同投资设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国改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707亿元，将重点投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反向混改项目。海南中万启盛认缴出资金额为30亿元，占国改基金的比例为4.24%。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引入优质非公有资本，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探索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实现企业资产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相关部门发挥好规范、服务、监管作用，更多从制度层面推动、规范改革。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是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提高国有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按照市场化要求调整企业组织形式，加快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经营格局，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建立各类资本公平进入和依法退出的体制机制，健全利益相关方权益保障机制，强化各出资方的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和依法履约意识。三是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员工持股制度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以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企业。四是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与其他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之间的联动，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各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促进协同攻坚，形成政策合力。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7日 09 版）
“紫微临复道，丹水亘通渠”。近期，《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审议通过并将正式发布，标志着在“双百行动”之后混改有望全面加速推进。回顾过去四十年，国企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主体，其改革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历程的核心议题，也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行业准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就。在当下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深化混改将成为畅通内外双循环的改革新抓手：其一，通过经营机制存量改革实现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混改将从根本上创造依赖于完善市场功能和发挥经济主体能动性的新一轮红利，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要素流动打通内循环；其二，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加大混改力度将促进“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巩固和重塑外循环；其三，“管资本”与“稳民企”并重的混改，将通过更趋平衡的所有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或成为同时推动国企和民企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参照国际经验，我们估算民企参与国企混改有望带来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国企改革是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进程的核心主题之一，也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日益重要的带动作用，也令世界约20%的人口达到中等收入门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要义，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则是开放的核心。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主体，国企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主题之一。以工业领域为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规模增长迅速，但在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当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规模仍占约40%，其中国有企业、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资产占比近17%（详见附图）。国企改革不仅涉及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也因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开放行业准入等高度相关而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回顾四十年，中国国企改革通过建立市场、创造经济主体、引入竞争、重塑激励机制，不仅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潜在动能，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要素的有效流动，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保证了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并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进程中，深化国企混改将创造内生增长新动能。自十八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以混改为主要举措的国企改革由表及里，从慢变快：2015年，国企改革“1+N”的政策系统正式形成；2016年，重点领域混改第一批试点启动；2017年，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拉开序幕；2018年，国资国企改革位列政府工作报告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六项之首，《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公布404家“双百企业”名单；2019年，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第四批160家混改试点加速推进（详见附图），试点企业资产总量超过2.5万亿元，具体领域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也包括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混改开始将混合所有制的特征贯穿于股权和治理层面，比如格力集团通过公开征集协议转让其所持格力电器控股权更是标志着优质大型国有企业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变为持股比例分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此前近四十年，国企改革主要是从增量调整的角度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完善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深化混改则是通过经营机制存量改革实现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有望从根本上创造依赖于完善市场功能和发挥经济主体能动性的新一轮红利。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下一个超长周期崛起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对于微观主体动能的国家激励，而国企改革在控制权转移、法人治理、选人用人、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带来乘数效应和示范效应，以产业升级和要素流动打通内循环。 加大混改力度将促进“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有利于在全球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易纲行长也强调，“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事实上，竞争中性早在逾二十年前就由澳大利亚提出，强调国有企业并不能因其所有制因素而享有净竞争优势，而OECD也在2012年提出其包含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项内涵。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国企可能带来的竞争扭曲再度成为全球多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关注焦点和潜在分歧点。所以，中国国有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中免遭歧视性待遇，在“所有制中立”的基础上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首先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开放将进一步从“特例”变为“惯例”，国企积极主动接受国际通行标准，也是顺应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认为，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透明的治理体系将构建经济体新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下全球所稀缺的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混改的落脚点还在于“管资本”与“稳民企”并重，通过更趋平衡的所有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特别是部分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再度凸显，转型和增长均面临挑战。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不论在中国的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链条中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一结构性问题也决定了解决实体经济的供给侧难题并不能靠纯行政化的“运动战”和“一刀切”。而混改或成为同时推动国企和民企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一方面，2019版《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将所属企业混改方案和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等自主权充分下放给央企，体现了国资监管加快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混改提速和试点范围扩大，特别是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引入民营资本，有利于破除事实上对于民企的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有效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结合财政部和国资委的统计，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我们估算国有企业总资产仍占半数，其中国有资产总量占比约20%（详见附图）。从相对意义上讲，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的结构性机遇仍是未来混改的重头戏。国际比较表明，OECD国家超过60%的非金融类国企资产集中在电力和煤气、交通运输及其他公共事业领域。若以此作为中国国企资产行业潜在分布的静态匡算标准，民企参与混改仍有望带来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从绝对意义上讲，随着非公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断涌现，股权结构优化将促进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增强，资产证券化和股权激励也会引致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存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