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中文网消息，包括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Ray Dalio和高盛集团策略师在内的一些投资者担心，近期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支出，正在沉重打击美元，有可能加快侵蚀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报道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维持极低利率以及对通胀可能上升的担忧，正在削弱美元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已经在给美元造成压力。今年7月，美元指数重挫4.4%，创过去10年来最差的月度表现，期间一度跌至2018年5月以来的两年多新低。 资料图 视台表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符合美国利益，政府希望予以保持。 报道指出，美元的主导地位给美国带来诸多好处，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到允许它在海外“秀肌肉”。对全球央行而言，美元目前仍然是储备货币的首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约为62%，欧元和人民币分别为20%左右和1.9%。 过去围绕美元主导地位的担忧，包括2011年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出现的担忧，都已经证明是短暂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可靠的替代者。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Mohamed El-Erian认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目前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在没有其他货币可代替美元的情况下，要想取代美元的地位是很难的”。 尽管如此，报道援引IMF数据显示，美元的地位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缓慢下降，其在全球央行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一些市场人士担心，美国最近的行动可能会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影响因素之一是美国的财政状况。 评级机构惠誉表示，美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1年底前预计将超过130%，其上周五将美国“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Dalio亦有同样的担忧。在7月底的一个节目中，Dalio公开表示担心“钱的稳健性”。Dalio称，“不能一直靠赤字发债或印钞过活，必须提高生产力并长期保持下去”。 另一更为直接的促成因素是美国政府公债收益率下滑。 美国常年享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收益水准，但在今年3月，美联储为了应对疫情将借贷成本调降至历史低点，收益率的差距明显收窄。 部分分析师亦担心美国政府支出激增终将引发通胀，损及美元的购买力。 高盛大宗商品研究团队近期写道，政府支出恐将造成美元问题，特别是若决策官员决定放任通胀走高以支应预算大规模缺口，甚至是经济成长趋稳后还这么做，“美元能否持续作为储备货币的实质疑虑开始浮现。”
英媒：美债美股冰火两重天 参考消息网8月6日报道 据英媒观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投资者担忧中创新低，这与更为乐观的美国股市形成鲜明对比。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4日报道称，由于债券投资者“持续买入”政府债券，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周二收于新低。 根据美国财政部每日收盘统计，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0.05个百分点，收于0.52%的历史低位。 这项基准收益率仅在新冠危机最严重时曾在盘中短暂跌破这一数字。3月9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至0.31%，但随即反弹。 8月4日，3年期、5年期和7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以新低收盘。 美国盈动资本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帕特里克·利里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对未来的持续担忧。”他提到，面对持续的疫情和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的拖延，美国的经济复苏乏力。 他说：“如果情况不妙，复苏停滞，国会内部就正在讨论的事务僵持不下，你往往会看到避险策略。” 为数百万失业美国人提供资金支持的紧急联邦失业救济金上周到期，而国会领导人仍然未能就延长救济金发放达成妥协。几天来，整个“阳光地带”(日照时间较长的美国南部地区)的新冠病例数有所下降，给人们带来了疫情扩散可能再次减缓的希望，但有望完全控制住疫情的疫苗，可能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问世。 美国先锋集团全球利率和外汇策略师安妮·马蒂亚斯说，当前的“利好缺口”抑制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然而，随着对债券低收益率不满的投资者转向风险较高的资产，美国股市表现活跃。标准普尔500指数距历史高点仅有不到2%的差距，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已再创新高。 报道称，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联储强力出手支持金融市场的行为造成的。 马蒂亚斯说：“刚刚释放的巨大流动性……需要有去处。”她指出，股市和利率市场越来越“脱节”。不过，她预计，在美联储9月份举行下一次政策会议之前，“持续买入”的情况还将继续。
美元指数创近10年最大单月跌幅，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会下降吗 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情况的指标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目前已跌破93关口。美元大幅贬值会影响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吗？ 7月美元指数重挫4.4%，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大跌幅，也一度跌至2018年5月以来的两年多新低。与此同时，欧元录得近10年最大涨幅，英镑更是迎来了自1990年以来表现最好的7月。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元指数的下行趋势并未真正逆转。 景顺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Kristina Hooper指出，美国经济数据停滞不前，而因为很多家庭失去救济福利，8月份的数据可能会更加严重。 美国参议院预算仍在就继续减少财政刺激措施达成共识，若能实现，这将会是一项少有的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所有紧迫需求的措施，包括州政府和地方资金。相对于疫情似乎正持续改善的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预计美国经济将与这些经济体短期脱钩。最近的经济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上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在经历连续15周下降后，出现连续两周上升。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降幅。 Kristina Hooper进一步分析称，这一切都显示，在短期内美元的弱势可能会持续，而美国国债和黄金可能会继续受市场追捧。如果经济数据确实转弱并且美国的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预计长期增长的股票，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股票将跑嬴大盘。一旦经济数据开始明显改善，或有有效疫苗推出，市场对避险资产类别如国债和黄金的热情会减退。 中金公司则认为，全球正在发生的系列重大结构性变化，令美元可能处于新一轮长期走弱趋势的起点。 首先，欧盟解体风险显著下降，欧元价值重估。中金公司认为，自从5月27日欧盟委员会提议发行7500亿欧元共同债券以来，欧元对美元升值6.2%，已重回2018年中时期。令长期以来压制欧元的欧盟解体风险显著降低。因而，欧元有望迎来历史性的“价值重估”。 其次，政治摩擦加剧令美国资产安全性下降，全球外汇储备等资产的货币选择有望更加多元化，从而降低对美元储备的敞口。 第三，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美元需求减少。全球贸易退潮，也将令美元贸易结算需求减少。
据每日野兽网报道，特朗普的助手会让特朗普陷入新冠疫情的积极评论中，有选择性地向他展示夸奖、赞扬他的评论和积极的图表指数，让特朗普自我感觉良好。数十名熟悉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的行政官员称，很多总统的高级助手都会竭尽全力让他情绪稳定、保持愉悦。“每个人每天都在忙于为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幻影。”一位美国负责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的高级官员称。 如上所述，这种积极反馈引发的恶性循环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例子是特朗普上个月在《福克斯新闻》接受采访时，对美国真实的死亡率感到震惊又愤怒。之前他的助手制作的图表中，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特朗普坚持不懈的声称美国的“最低死亡率”。而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指出，白宫提供的这份图表已经排除了死亡率低于美国的一些国家。
福耀玻璃10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福耀美国工厂正常生产经营。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签署了两项行政令，阻止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WeChat的母公司腾讯与美国的所有交易。受此行政令的冲击，腾讯的股价8月7日盘中一度下跌10%，市值蒸发超5000亿港币。可以预判的是，特朗普后期动用行政令的场景和频次将会增加。那么，美国总统行政令是什么？具体到互联网场域，它对中概互联网股票有何影响？本文为您一一道来。美国总统行政令面面观美国奉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总统是行政机关的最高首脑，行政命令是美国总统履行行政权的一个重要方式。美国总统的行政令没有明确许可的宪法条款或者法规，但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第二条第三款——“监督一切法律的切实执行”，可看作总统行政令的法律依据。例如，针对腾讯和字节跳动的两项行政令源引了“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以及“the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等法律条文，意指出台这两项行政令的目的是为了让上述法律得到切实执行。从建国之初一直到1850年代，在美国总统施政过程中并没有行政令的身影，直到1862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军事法庭的命令，“行政令”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直到20世纪初，行政令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制定程序。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总统制的发展，行政令的功能越来越多样、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时总统权力的扩张，行政令也大行其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任时共发布行政令3522件，远超前任，其中就包括备受争议的9066号行政令——将多达12万的日裔美国人关入集中营。那么，有哪些手段可以终止或者撤销总统行政令呢？从以往的案例看，大概有两种手段可以终止或者撤销美国总统的行政令：一是法院的司法审查；二是国会制约。首先来看法院的司法审查。目前有据可查的行政令有上万件，其中有不到1000件出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和巡回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最终被法院完全推翻的屈指可数。可见，通过法院审查推翻总统行政令在法理和司法程序上都非常复杂，鲜有成功案例。相较于法院的消极态度，国会和总统之间的互博才是揉搓行政令的主战场。如果总统的行政令违背了国会意图或者超越了国会可以接受的限度，国会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首先，通过新法或法律修正案，将国会的意图及对总统行动的期望表示得更加明确和细致；或者直接修改行政令所涉及的法律，使行政令因与修改后的法律直接冲突而无效。其次，采取控制预算的方式，拒绝拨付实施行政令所需的财政资金，以迫使总统和国会进行沟通。最后，可以诉诸司法途径，依靠受影响的、具有原告资格的团体提起诉讼，以挑战行政令。哪些中概股将受到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的快速崛起，引发了美国尤其是美国鹰派的焦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提出的“清网行动”和特朗普签发的行政令，均剑指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意在中美互联网脱钩。为此，我们从两方面分析特朗普行政令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影响：一是行政令如果切实执行，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战略及运营的影响；二是美国总统行政令本身是否可能发生变化。腾讯和字节跳动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此行政令的胁迫下，字节跳动面临要么关闭Tiktok要么出售Tiktok的艰难选择，张一鸣为此发表的内部信件读来让人不胜唏嘘。腾讯股价8月7日一度下跌10%，5000亿市值瞬间蒸发，这还只是第一波冲击，未来市场关心的是该行政令在具体执行时是否会扩展到腾讯控股的在美企业。从下表1可以看出，虽然当下中国大陆以外的收入只占腾讯总收入的4.4%，但腾讯对北美地区的投资达700多亿人民币，占其全部投资的17.4%，而投资代表了腾讯的未来，一旦这个部分受到影响，将显著影响腾讯当前的估值。我们也梳理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一共259家，其中很多是互联网公司，这些要么依赖美国资本市场为其融资；要么将美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在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下，上述两者都将面临极大的考验。蓬佩奥周三讲话中说，美国将寻求限制中国服务供应商在美收集、存储和处理敏感数据的能力，同时还希望阻止美国的应用，被预装或者下载到华为等公司制造的中国手机和无线设备上，并点名了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由此推断，美国在祭出对腾讯和字节跳动的行政令后不会收手，相关企业在上市地选择、公司股权架构和市场战略等方面可能需要未雨绸缪，早思应对之策。那么，上述行政令有可能发生变化吗？基于之前的分析，可以改变上述行政令的只有以下两方：一是美国的法院。即使有公民团体或者企业诉诸法院，不仅耗时旷日持久，成功的可能性也极低。二是美国国会。先不论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当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对华都不怎么友好，在大选日益临近之时，两党只会比谁对中国更强硬。至于志在全球的中国企业路在何方，一方面需要看美国对华政策在经历大选的喧嚣之后，能否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另一方面看美国的核心盟友和其他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的程度，是无脑跟还是有选择性地跟。无论哪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面临的都是一个和2008年之前有很大不同的全球化，我们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三季度大类资产配置报告》，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资产配置”，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当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但我认为，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融合是大趋势，排斥是短暂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作支持，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与欧洲诸国竞争。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了1833年，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打败，被迫签订南京协议，赔款割地，中国大门被打开，尽管不乐意，但实力不如人，只好被动全球化。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例如，在19世纪中叶，中国约三万多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后来，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于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即排华法案。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仅仅贸易需求，如来源于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及技术的差异，使得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如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为主。 全球化分工下各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因为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全球商品出口与全球GDP之比数据来源：Fouquin and Hugot，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用于疫情补贴，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不仅使得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随着美元指数走弱，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全球步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人口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当进入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后，我认为不仅全球化的模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全球化的速度也更快了。 例如，最近大家热议的Tik-Tok在美国可能被禁一事，从本质上看，它确实反映了美方在“去中国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扩张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其APP的下载数量长期名列全球一、二的水平。说明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或高科技企业要实现全球化的路比传统企业宽几百倍。 例如，美国的谷歌、英特尔、亚马逊等，中国的腾讯、阿里、华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其全球业务；相比之下，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中国传统企业，其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不少国际性组织中“退群”，同时也限制移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逆全球化”，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秩序。同样，它排挤中国的行为，也是为了确保其全球的霸主地位，不意味着它不想搞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仍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内循环为主体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内循环，我发现在热议过程中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我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事实上，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 因此，“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因为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5G技术的落地加速了其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助推全球化 从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惩罚或限制案例看，受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说明民营企业不仅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我国推动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为此，我国需要给民企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全球业务推进过程中做强做优。 总之，我们应该从更宏观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趋势，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模式演变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达75年的和平之后，全球化下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细了，几乎没有一张白纸可以重画蓝图，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少了，全球化是大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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