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向前 向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新产品的出现。过去我国制造重型机械,整个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在一个狭小地域中完成,谈不上全球化,也没有全球产业链。集成电路等新产品的出现给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一国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与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雁行模式”是一种关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传递的学说,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中国、韩国发展不同产业,形成垂直分工。新技术的发展,加上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使全球产业链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地缘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国”概念出现。 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期 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了,而非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处于劣势地位,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会原本可以与资本家进行博弈,维护劳工权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参加生产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而正如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目前这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等态势都已不可避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势必打压中国。事实上,中国实力越是接近美国,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就会越强。由此,班农等人提出,“要把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踢出去”。目前来看,美国统治集团打压中国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生产者、资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实现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确定,但仅就美国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自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产业链越长、越细,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产出和风险的最优组合,实现效率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产业链链条较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所有环节停止运作。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脱钩”等问题。曾有外国学者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橡胶手套都在一个地区生产,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这个产地出了问题,全球的外科手术都将无法进行。这位外国学者建议,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进行调整,不应将全球产业链伸得过长。这位外国学者的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减少生产一个产品的细化环节,就可以减少该产品出现问题的概率。因为如果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同,那么生产环节越多,整个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须优化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达到一定平衡。 中国仍需警惕美国的打压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届无赖政府,为了选票不择手段。蓬佩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论,足以说明问题。对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种无赖和危险不是美国的常态,但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文明、讲理的美国政府,其仍然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无非是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40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不太同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财产其实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双方的脱钩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特别是其商界、经济金融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给中国提供了调整的时间。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有一点没有信心,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症是否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产业链应把握形势、细化角度 第一,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第二,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一百。一个理性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这是个理性的政府。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可以学习华为的对策,极早准备“备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一般企业,应使其自行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自行决定去留,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应视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或转移。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没有必要过多强求,这样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最为自然的结果。但对于5G等非常重要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产业链完整通畅,不能因美国破坏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应该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我国的技术力量储备不够强大,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度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国应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政策。但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亟需改进,应向先进经验学习。 第四,我国产业链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够具体化。对于产业链的调整,应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同时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等区域性产业链。但上述建议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未来的产业链研究应更为具体化,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 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不同产业链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强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产业链之间的差异性,找到每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症结,探究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的规律,实现每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本文作者: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供应链体现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环节的连接,按照整个生产流程,把上游、中游、下游构成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是企业的协作生产方式。而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方式。总体来说,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脉络”和“骨骼”的作用,企业是经济体里的“细胞”,产业链供应链把这些“细胞”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因为要素资源的分布和分工的细化,围绕着产品和服务生产形成供应链,产业和产业之间又相互依存,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代表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既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影响着无数个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经营。从链条效应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是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起来的,如果某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上下游的正常运转,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中断,进而会影响整个链条的稳定,对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我们的总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过程,有一些基本规律,当中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实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要讲究投入产出,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讲究提高效率,市场就发挥着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和变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处在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它对于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起着关键的作用。产业链中有些核心行业也是处在上游或核心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当然参与供应链的其它众多企业和产业链的其它行业也起着支持作用,共同形成维护链条运转的合力。第二个基本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整个生产的流程,改变生产和服务的形态,改变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会打破物理和空间的制约,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组,从而引起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提升整体的能力和效率。第三个基本影响因素是营商环境。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放程度等构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状态如何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资源配置,从而也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从历史过程观察,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全球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潮流,产业链供应链突破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布局,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区的状态了,已是全球的状态了。 总之,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市场发展,科技进步,营商环境改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供应链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状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壮大,对于支撑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体系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领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第二个优势,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业门类,完整和健全的产业体系。第三个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不断地在完善。第四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一直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分析的话,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但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观察。第一,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身的发育程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自身有相当强的基础,也具备很强的能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优势。第二,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来看,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密切地融合,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占据很高的比重,同时吸引外资的量也非常大。 为什么当前特别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在当前特别重视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因素,才如此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我想,是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较集中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上。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就使得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贸易大幅下降,生产停顿,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尽管有的企业可以复工,但受供应链的上游下游不能复工复产的影响,这些企业即便能复工却不能复产。相对而言,中国比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很多企业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有些企业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跟国际的合作比较密切,即使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全球其他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稳定的效果。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大的冲击,而且疫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产业链供应链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其脆弱性的,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能力。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比现在的疫情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国际上一些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有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和伤害。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威胁,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和全球市场秩序,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投资保护主义对投资进行限制,多边规则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全球市场运转的秩序和环境发生改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威胁。第二个方面,某些国家的单边贸易投资政策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合作,经贸关系政治化,歧视性色彩和非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干预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加大,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行为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很大很严重,但相对来讲随着疫情逐步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会不断恢复,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因为它是人为的,可能更会产生更基础性的破坏。特别是超级经济体的大国,其政策的外部性更强,因而一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与全球融合,针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认为,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风险已经出现,我们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究竟该如何做? 概括起来,根本的应对之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改革科技体制机制,要更好地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有很好的基础,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企业,还处在中游下游,还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还没有取得制高点。这就要通过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在科技上可以投入很多,但是实际效率怎么样?这和体制机制是有关系的。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里边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往上游走,使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持。 另一方面,是扩大开放。从全球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和全球的互动合作越来越深入。在目前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表明了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的坚定决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持。中国坚持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强化,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坚持开放,更多地支持我国的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只有高质量地走出,才能真正的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跟国际深化合作,从而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对全球的贡献,反过来讲,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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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本文作者: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供应链体现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环节的连接,按照整个生产流程,把上游、中游、下游构成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是企业的协作生产方式。而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方式。总体来说,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脉络”和“骨骼”的作用,企业是经济体里的“细胞”,产业链供应链把这些“细胞”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因为要素资源的分布和分工的细化,围绕着产品和服务生产形成供应链,产业和产业之间又相互依存,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代表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既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影响着无数个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经营。从链条效应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是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起来的,如果某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上下游的正常运转,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中断,进而会影响整个链条的稳定,对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我们的总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过程,有一些基本规律,当中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实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要讲究投入产出,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讲究提高效率,市场就发挥着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和变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处在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它对于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起着关键的作用。产业链中有些核心行业也是处在上游或核心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当然参与供应链的其它众多企业和产业链的其它行业也起着支持作用,共同形成维护链条运转的合力。第二个基本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整个生产的流程,改变生产和服务的形态,改变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会打破物理和空间的制约,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组,从而引起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提升整体的能力和效率。第三个基本影响因素是营商环境。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放程度等构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状态如何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资源配置,从而也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从历史过程观察,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全球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潮流,产业链供应链突破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布局,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区的状态了,已是全球的状态了。 总之,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市场发展,科技进步,营商环境改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供应链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状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壮大,对于支撑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体系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领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第二个优势,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业门类,完整和健全的产业体系。第三个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不断地在完善。第四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一直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分析的话,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但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观察。第一,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身的发育程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自身有相当强的基础,也具备很强的能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优势。第二,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来看,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密切地融合,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占据很高的比重,同时吸引外资的量也非常大。 为什么当前特别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在当前特别重视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因素,才如此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我想,是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较集中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上。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就使得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贸易大幅下降,生产停顿,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尽管有的企业可以复工,但受供应链的上游下游不能复工复产的影响,这些企业即便能复工却不能复产。相对而言,中国比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很多企业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有些企业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跟国际的合作比较密切,即使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全球其他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稳定的效果。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大的冲击,而且疫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产业链供应链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其脆弱性的,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能力。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比现在的疫情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国际上一些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有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和伤害。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威胁,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和全球市场秩序,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投资保护主义对投资进行限制,多边规则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全球市场运转的秩序和环境发生改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威胁。第二个方面,某些国家的单边贸易投资政策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合作,经贸关系政治化,歧视性色彩和非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干预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加大,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行为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很大很严重,但相对来讲随着疫情逐步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会不断恢复,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因为它是人为的,可能更会产生更基础性的破坏。特别是超级经济体的大国,其政策的外部性更强,因而一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与全球融合,针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认为,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风险已经出现,我们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究竟该如何做? 概括起来,根本的应对之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改革科技体制机制,要更好地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有很好的基础,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企业,还处在中游下游,还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还没有取得制高点。这就要通过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在科技上可以投入很多,但是实际效率怎么样?这和体制机制是有关系的。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里边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往上游走,使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持。 另一方面,是扩大开放。从全球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和全球的互动合作越来越深入。在目前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表明了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的坚定决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持。中国坚持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强化,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坚持开放,更多地支持我国的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只有高质量地走出,才能真正的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跟国际深化合作,从而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对全球的贡献,反过来讲,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举措,引发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这些“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的硬招实招,必能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有助于就业、脱贫等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更将为中国经济复苏积攒巨大的后劲。 呵护企业,精准施策真暖心 企业作为经济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暖企举措,得到很多代表委员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利于增强经济回升的动力,也为促进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等,让民企有了实实在在的信心。”刘永好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信用指标和考核体系之中。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作出了准确研判,提出了务实举措,令人振奋。这既符合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市场需求转型的方向。 “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带动上下游协同复工复产,畅通供应链产业链。3月底,吉利国内供应商已全部复工,国内供应链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产能稳步爬升。”李书福介绍,政府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举措,正有效推动需求复苏。吉利将继续主动迎接变革,保持研发投入,不断做实做强核心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王会生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新一重”的提法很有感触。他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是加快经济恢复发展、激发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性产业基金等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在细分行业领域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供稳链,同心协力闯难关 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产业链长,诸多市场主体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工(行情000528,诊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柳工集团从“供方+物流”同时入手,积极排查风险、难点,确保供应链各个环节互相配合、顺畅转动。“我们第一时间与1000多家供方实现联动,秉持‘一企一策’的原则,为他们提供必要防护用品和必要生产资料,通过‘输血供氧’,最大限度激活产品生产链。”曾光安说。 曾光安表示,“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举措,让企业坚定了发展信心。4月份,柳工挖掘机实现月产4500台的历史新高。在他看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呈现出巨大实力和十足韧性,积蓄了强劲的发展势能。在各方努力下,“中国制造”将继续开足马力,贡献更多优质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新区商会会长王麒认为,产业链环环相扣,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善其身,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中国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是保企业生产、稳中国制造,也是为疫后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开展‘送政策、帮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专项行动,通过产业资金帮扶、点对点救助、绿色通道、执照邮寄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成本。”王麒说,危和机同生并存,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唯有协力稳住发展的基本盘,方能共同闯过这道难关。 放眼长远,增强自身竞争力 市场主体保住了、产业链供应链稳住了,高质量的发展才更有希望。在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不仅聚焦如何“利当前”,更关注怎样“惠长远”。 提到碧桂园(港股02007),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大型房地产企业。但如今,其定位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产品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促进了建筑行业大发展。然而,建筑行业传统粗放式、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施工安全风险大、生产效率低、建设成本高、科技含量少,行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越来越弱,此次疫情更是给传统建筑企业的开工和生产带来较大困难。 对此,杨国强提出“研究制定覆盖建筑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研发、制造和应用全流程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建筑机器人行业标准体系”“引导建筑机器人快速试点试用”等建议,促进建筑机器人合规高效地在工地使用,不断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指出,供应链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受疫情影响,原料采购、劳动力流动等受阻,全球供应链在某些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中断,这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集聚化和本土化。 “疫情对中国企业是一次大考,如果能走出来就会变得更强壮。现在全球生产供应链恢复最快的就是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宁高宁强调,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恢复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应对。对企业来说,只有真正搞创新、真正搞研发、真正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成功过关,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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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