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声明称，已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并正在进行差别待遇评估，同时调整相关科技对香港的输出政策。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开始限制本国对香港的出口。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美国商务部的行为颇有破坏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意味。疫情裹挟着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中断的风险在积聚。相比于全球经济衰退是受到短期外部事件影响，产业链的冲击更令人担心，因为全球产业链体系被破坏更像是长期的，也更难恢复。产业链体系被破坏，疫情只是个导火索，但这个导火索有可能演化成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打击。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有600年历史，会因为此次疫情而终结吗？全球化简史全球化发端于地理大发现，从15世纪至今的600年间，全球化受到各种影响和阻碍，但总体的趋势是不断加深的。1、地理大发现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以哥伦布、达·伽马等为首的航海家开辟了多条新航路，也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以后，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全球化便经历了断断续续地发展，到了191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但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进程按下暂停键，并在随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二战后的全球化二战后，诸如关贸总协定等很多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特别是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明显加速了近30年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经过了1980年代的滞胀、局部战争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发力，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在此期间，全球贸易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不到15%上升到将近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产生直接打击，让各国重新开始考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事件的连锁反应，但这一打击对全球化并非致命性的，贸易依然在随后几年保持较大规模。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全球化的一大体现。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国和领导者是美国，事实上美国也确实通过全球化输出了美元和经济霸权，获得了大量利益，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利用成本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近生产和销售，攫取了大量的利润。与国际贸易相似，199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加，尽管受到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影响，但资本流动增加的大趋势并未改变。3、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十年加速的全球化，正好匹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持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彼时，美国忙着和苏联冷战，苏联解体后，又忙着输出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收拾南美“后院”，打了两次海湾战争，到处抓本拉登，搞得“无暇东顾”，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态度是开放和欢迎的。在融入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甚至在2018年达到4.6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4.2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颇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应该说，中国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疫情冲击贸易和产业链疫情下，全球多地生产活动停滞，对贸易造成了直接打击。3月份以来，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和生产活动暂停导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明显缩水。即使是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日本，也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在全球衰退和贸易收缩的情况下，虽然中国目前的内需所占比重更大，能够抵御更大的外需冲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在需求和产业链两方面受到冲击。更令人担心的是，外贸收缩造成大量外贸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破产，以及潜在失业问题。从历年数据看，中国出口增长的波动与GDP增长波动高度一致。据统计，全球经济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便会下滑6-8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出口业务收缩，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外贸企业的业务收缩，甚至破产。由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深刻联系，因此对产业链的打击也涉及中国非常广泛的产业领域。在大量产业中（尤其是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某些环节上，中国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国，但在另外的环节上，中国又是其他国家的进口国，其中某一项环节的停滞，便有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正常生产。在此，举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一次，笔者乘坐滴滴，与司机师傅攀谈，得知他是在附近建筑工地上班的建造师，以前是利用业余时间开滴滴，但疫情来了之后，工地停工了，他开始全职开滴滴。他说停工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复工，而是因为国外一个关键器件的生产企业停工了，缺少这个器件，建设过程就必须暂停。这颠覆了笔者对全球产业链融合程度的认知，因为谈到国际贸易，往往不会联想到建筑业，但就连建筑业在如今也已经深度绑定全球产业链了。另外，加剧这种影响的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传导过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17已经达到62%。因此，全球疫情导致的各类原材料和能源的断供，给中国产业链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为1%，远低于开放经济体的4%和美国的29%（2017年）。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供应链中断，将对中国部分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从历年进口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的进口规模占比呈现整体升高的趋势，同时中国的大量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成品。可见中国的贸易领域对国外上游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断供导致的中国工业生产“断粮”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产业链冲击的背后：逆全球化产业链冲击既源自于疫情等外部事件，也是近几年来逆全球化加剧的结果。1、疫情是导火索在1月、2月中国生产活动因疫情停滞后，欧美经济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生产活动所需的中间品和材料供应中断，更严重的是最终消费品供应中断，导致基本的居民消费受到影响。到了3月、4月，欧美国家急需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但却突然发现，本国不仅没有呼吸机的生产能力，就连最简单的口罩都无法生产，最后只能依赖中国出口，不仅导致价格上涨，而且供应也无法及时保证。此时欧美国家才有所警醒：“不能将鸡蛋放到中国这一个篮子里”。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多的利益被大产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所瓜分。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维护民众利益，纷纷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这造成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而此次全球疫情必将导致欧美各国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社会不稳定性加重。这也会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程度。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获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利益，这些利益有可能会在未来被上述变化所消减。产业链冲击将有多严重？一般而言，产业链冲击有3种形式：制造业外迁至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产业链本地化；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但这3种冲击形式，要么存在不完全满足现实条件，要么有相应的应对办法。在长期中，中国仍然还有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应对这些挑战。1、制造业外迁现在看来，制造业外迁的目的地无非是印度、越南等市场。不过，这些市场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三个致命问题：一是虽然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规模和质量短期内无法与中国比拟，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效率不高；二是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交通、生产设备等设施较差，生产质量无法保证；三是缺少生产性服务业，无法为制造业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因此，短期内，这些国家无法有效承接大规模的制造业。2、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疫情发生后，日本计划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435亿日元来调整在中国的生产线，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帮助日企将生产线搬回国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号召本国的制造业企业回迁，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因为这种回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基于外资在中国已投入规模，回迁成本是非常大的，这笔“搬家费”企业当然不愿意承担，就连政府也会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成本和收益评估往往不支持回迁，在巨大的回迁成本下，回迁后的当地人力、配套服务成本明显要高出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到中国，还凭空多了一笔关税，怎么算都不划算。另外，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带来的总体影响也打了折扣。3、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这可能是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此次美国商务部针对香港的行为正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中国具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这种风险。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的工业总共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在联合国公布的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约有220种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初步判断，全球供应链中断对中国工业生产的冲击可以控制在外贸领域，蔓延影响到内部更大规模的制造业的风险仍然是可控的。如何应对？虽然从长期来看，产业链冲击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但短期内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仍然要面对贸易和产业链动荡的挑战。除了政府的对冲和救助政策，中国企业在面对愈加严酷的内外部环境时，也可通过以下方法调整经营和发展策略，以渡过难关。1、精简经营业务，收缩发展战线面对需求的收缩和供应链的中断，企业需要严格控制经营业务内容，加强主业的经营，同时收缩发展战线，才能规避更多的潜在风险。若企业逆势加大投入，实行多角化发展，则可能在多个领域面临经营风险。比如，在某个具体市场遭遇失败，往往引发连锁反应，穿破企业现金流，导致主营业务受损。精简业务，同时也意味着“节流”，对投入的严格控制，消除冗杂现象，甚至涉及适当的减员和减薪，以保留更集中的精力发展主要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2、调整目标市场，迎合市场方向的转变在更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大量外贸企业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挑战。好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同时新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涌现，企业需要抓住这些机遇，在自身经营优势的基础上，找准合适的市场方向，主动迎合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大势，例如线下转线上、抓住互联网和平台转型等机遇。3、维护现金流，坚持生存下去中国金融资产避风港作用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的“比差”逻辑下，中国经济和资产的吸引力相较以往变得更大，外资持续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企稳难度是明显小于其他国家的。一旦经济企稳，中国仍有可能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保持全球消费市场规模和经济活跃程度第一的地位，届时中国企业也将重新拥有广阔需求。
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罕见的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更多考虑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并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的新特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观察者的共识，但也带来了“去中国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也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凭借现有优势、抓住历史机遇。 “去中国化”的挑战 前有堵截。美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机构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同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厉、苛刻的审查。美国也在通过国际网络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收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人员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后有追兵。中国产业链的外部竞争压力上升。由于国内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外移。2007年至2018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9%上升至18.5%。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东南亚国家处于CPTPP、RCEP等重要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还达成了欧越自贸协定，竞争优势更是明显上升。 以上两个方面影响叠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全球产业链在长期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本身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选项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中国毫无疑问仍将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外移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去中国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而一个更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反过来也将导致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产业链将更趋数字化、资本化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数字化、资本化趋势，并将对现有的全球要素禀赋优势格局产生冲击。 第一，疫情将在中期对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扩散范围、持续时间，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预期，而且有可能出现反复。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围普及之前，疫情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环境等成本将明显上升。即便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将面临上升。 第二，疫情冲击的另一个后果是，资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化。为了应对疫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并以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由于产业链将走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全球经济潜在增速还将呈现趋势性放缓。在此背景下，各国财政难以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甚至还将面临困难处境。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高债务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难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环境。 第三，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资水平上升）、资金成本维持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将激发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疫情改变了商业模式，直接从需求端推动了线上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疫情还将在中长期改变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并从供给端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再加上劳动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边际变化，制造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占比将出现下降、而资本占比将有相应提升。 综合三方面因素，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数字化、资本化特征。新兴技术的应用，将引发资本对劳动力的更多替代、从而改变现有的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将面临更高门槛。 产业链数字化，中国面临机遇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这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再评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以此为基础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本文原发于财经
江龙船艇17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智能船艇、清洁能源船艇、出口型高性能船艇是公司重点研发的产品领域，近年来公司已经具备无人船的设计建造能力，并批量建造了部分商用无人船交付客户。在新产品研发领域，公司正和产业链合作伙伴开展5G-AI智能无人艇的新产品开发工作。
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阶段性供给冲击和外部需求侧冲击两个关卡。在后疫情时代，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风险日益凸现，给中国经济的疫后恢复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成为政策的关注重点。6月6日，京东数科研究院召开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变化和中国经济前景”闭门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出席并做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主旨演讲。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以下为发言全文： 余永定：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诸位的发言，收获非常大。其实我们大概讲了四个问题： 一个是产业链问题，我想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在研究全球产业链的时候，我们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国内政治因素。这里我指的不是中国，而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导致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蓝领”、“红脖子”）处于弱势地位。本来这些生产者可以和资本家谈判，但现在没办法了，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的生产者会与他们竞争，削弱了他们的谈判地位。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分配不均等，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矛盾。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国内传统政治精英、大企业家、金融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传统知识精英也开始首鼠两端。美国政府不愿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其他政策使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惠及国内广大民众，却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以转移视线。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反华、反贸易自由化、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受阻、中国被从全球价值链脱钩都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我非常同意黄奇帆市长的说法，这么做代价非常高，美国的资本家会很不情愿，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华尔街的基金公司老板。不过从政治上来讲，他们很难压倒班农和纳瓦罗这样的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美国很可能宁可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保住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或者统治地位。我们不能从“政治家是理性人，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这种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美国政府看到（或以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可能会威胁到自己霸权地位时，他们很可能会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八百。 第三，产业链自身的技术问题。我觉得刚才方秘书长讲的3D打印机的例子特别好。分工方式同产品自身特性有关。我曾经在重型机械厂工作当过10年工人。重型机械制造的生产工序是要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例如，炼钢、浇铸后马上就要铸造；铸造完后马上要锻压，不能等钢锭凉了再加热，那就浪费了。许多重型机械制造品是没有什么全球产业链的。在50年代、60年代以致70年代我们讨论国际分工时的概念是“雁形模式”，是产业间的国际分工。 由于出现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品，以及贸易自由化、冷战结束、运输成本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得以成形。芯片和其它新产品可以而且需要把分工做得越来越细。现在我们研究产业链时一定要考虑效率和风险的平衡。产业链越长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越长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生产一个产品有一百个环节，每个环节出事的概率一样，那么环节越多，出事概率越高，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一定是找平衡点。 总之，我们应该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产品本身这三个角度研究如何优化全球产业链。产业链到底应该多长？不同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链？比如大飞机的产业链跟芯片的产业链完全不一样。抽象的原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对不同的产业链开展不同的研究。我们现在往往大而化之，这是不行的。譬如，是不是能够跟踪集成电路的生产过程，从提炼硅锭、切割成晶圆、晶圆加工芯片、切割成品晶圆、芯片组装、封装到测试这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研究，看看中国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大飞机的全球产业链又有很大不同。它包括液压、燃油、客舱管理与娱乐、防火、信息、线缆、机体结构、金属材料、控制板、起落架结构、环控管路、标准件、非金属材料等十几个系统。每个系统有众多承包商参与制造。在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必须在哪些系统或环节上具备制造能力，而不至于被人家一剑封喉？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太多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全球产业链时的最大问题是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化。这样，我们就难以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关于产业链的问题，我就先说这么几点。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宏观经济。刚才（祝）宝良提了三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纾困，还是刺激经济？应该采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靠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提的都很好，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第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不是纾困阶段。5月之前的工作重心是纾困抗疫，现在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不可能划分得非常清楚，所以现在依然有纾困和抗疫的问题要解决，但重点一定是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我们所处的阶段不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一样。在纾困抗疫阶段，政策的重心是保证生产链畅通，保证企业别破产，让人们活下来。这样的话，一旦疫情过去，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生产。如果疫情期间的政策不能做到这点，不能保住现有的生产链，不能让人们健康地活下去，那么疫情过后经济就完了。现在我们国家做的相当不错，基本活过来了。虽然有几十万小企业倒闭，但是总的情况不错。现在一方面要继续纾困，另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上。 第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不要说现在，就是在2019年、2018年甚至之前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政策始终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协助财政政策。在经济处于萎缩状态，通货收缩比较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必须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这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虽然我们央行一直很积极，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但货币政策必须要等财政主角上场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很多政策可能想的不错，想多做点事，但是，中央银行不是商业银行，不是政策银行，好多事不是它干的事。我不太赞成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提法。货币政策就是宏观政策，央行要决定的是到底大水漫灌、中水漫灌、小水小灌还是关闸不灌。它管不了精准滴灌的问题。 第三，现在宏观政策到底要刺激经济，还是刺激消费？我认为必须刺激投资。过去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消费主要受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影响。撒点钱可能有所帮助，但是不见得有太大帮助，解决不了很大问题。美国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钱之后不上班了，另一个是把发的钱存起来或者买股票。日本为什么要发钱？因为日本普通民众的储蓄通常能够维持3个多月的生活，一旦长期不工作就没办法了。4月份东京疫情严重，但大家还是拼命挤地铁。日本政府宣布每人发10万日元后，挤地铁的现象就突然没了。所以日本发钱主要是为了抗疫、纾困。中国已经基本过了抗疫阶段，纾困的问题当然还有。但中国老百姓主要靠社保体系、靠自己的储蓄（特别是那些未被失业保险体系覆盖的人群）度过了难关。在抗疫、纾困阶段（5月之前），我们的失业保险体系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抗疫、纾困应该主要依靠社保体系。我们现在应该总结经验使这一体系能够更好发挥作用。 发消费券应该是刺激消费（不是救济）措施。我不反对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发消费券，但这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消费主要是个内生变量。消费不足同失业有关、同收入预期不好有关。怎么办？就像克强总理说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四个字：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订单有了，居民有了工作，工人增加了收入，消费自然就增加了。靠按人头发钱和摆地摊不是长久之计。脱离经济增长谈就业也是错误的。没有经济增长，怎么促就业？100个人的工作200个人来做？我们要尽快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搞上去，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消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赵敏讲的财政赤字远远不止3.76万亿，还有3万亿是上年节余调整过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财政赤字，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至少是3.76万亿再加上3万亿，也就是6.76万亿了，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3.6%。我觉得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大大方方说出来。美国2009年的赤字率是9.8%。关键问题是有没有经济增长。财政部的研究表明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某个界限，财政收入马上下降。为什么要增加财政赤字？第一季度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因为花钱多了，而是因为收到的钱少了，财政收入减少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了，因此我始终坚信发展（约等于增长）是硬道理，没有增长一切都谈不上。 刚才杜教授对出口退税的观点非常正确，这是我们在补贴美国。我们已经补贴好几十年了，这种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纠正过来。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农业单品大数据试点建设等相关规划与政策，各级政府加快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及智能装备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国家级“天然橡胶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项目”以数据驱动，将构建天然橡胶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动态采集、分析和监控体系，汇聚天然橡胶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和配套服务的全产业链数据，可支持政府宏观调控、科研和技术创新、开展产品推荐和质量追溯服务；提供生产指导与市场预警预测等等。据悉，该项目将作为示范样板，为全面推进热带农作物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机制、模式和经验，示范引领热带农业大数据建设。 为解决当地苹果产业发展粗放，大而不强，内驱不足等问题，烟台市大数据局、烟台市农业农村局也于近期启动了烟台苹果大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该项目将通过五个平台、一张图、两大体系的建设，搭建集前端生产管理服务、中端金融保险期货服务、终端精准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智慧平台，以服务政府高效决策，帮助果农节本增收，推进关联企业信息共享，保障消费品质安全。其中，两大系列之一是构建苹果产业征信体系，将借助大数据分析、挖掘与评估，为金融机构信贷等服务提供支持。 烟台苹果大数据中心建成后，不仅全面实现烟台苹果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联通，大幅提升烟台苹果产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的能力和水平，还将成为国家级苹果大数据中心的重要分支。数据显示，2018年陕西、山东两省苹果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0%。至此，神州信息已凭借国家级、区域的两大数据中心建设，领跑市场，并建立起牢固的竞争壁垒。 神州信息认为，单品大数据是数字农业的突破口，强调以数据实现农业单品产、供、销全产业链的互联互通，破解产不好、卖不动、管不住、服务难等农业难题。单品大数据可帮助产业链上的各方资源与资产实现数字化，有利于推动金融服务和农业场景的融合创新，帮助金融机构利用数据发现价值，引金融下乡服务三农，以有效解决农业发展信贷难、信贷贵等问题。 作为金融科技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神州信息深耕金融科技30年、农业信息化20年，形成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与经验，这种跨行业融合的优势为神州信息打造场景金融树立了竞争门槛。未来还将以大数据、AI、区块链为核心技术驱动，推进农业数字化，构建完善的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助金融赋能三农，全方位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整个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记者/袁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商务部6月4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5144.3亿元，同比下降13.2%。其中，出口6055.3亿元，降幅收窄至2.2%；进口9088.9亿元，下降19.2%。在全球疫情影响下，我国外贸的压力不仅体现在这些数据上，还体现在一些国外媒体关于“去中国化”“将供应链搬出中国”的言论上。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回应称，“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长期选择形成的，体现了全球各经济体的优势、分工与合作。目前，中国没有出现外资撤离、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的情况。相反，由于中国稳定的营商环境、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许多跨国公司正考虑在中国扩张产业链”。 高峰强调，中方将坚持对外开放，对CPTPP等区域自贸协定持积极开放态度，2020年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目标未变。在当天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上，商务部部长钟山也建议，加强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撤离”言论是一个错判，把中国经济遇到的暂时困难归结为中国市场没有吸引力，或因一些正常的产业转移产生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误解。“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会有谁轻易地撤走。但是它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适应，原来更多地看中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则要在高端领域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 为继续稳住外贸外资，高峰表示，我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中方将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他表示，中方主张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于包括CPTPP在内的区域自贸协定，只要符合世贸组织原则，开放、包容、透明，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都持积极、开放和欢迎态度。此外，去年第二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宣布将于2020年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一目标也并未改变。3-5月共举行了三轮谈判，目前，双方已经商定了未来几个月的谈判安排。 白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坚持全球化是坚定不移的，但短时间内也有困难，全世界这么多国家众口难调，再加上一些国家逆全球化的主张，彻底让大家回到同一个步调上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不妨碍我们与一些国家在某些方面达成局部合作”。 就在6月4日当天，钟山在京出席了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会议认为，继续加强地区抗疫和经贸合作、拉紧贸易投资合作纽带、稳步提升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对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钟山建议，加强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稳定和提升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加强经贸政策协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认真落实10+3领导人特别会议关于争取年内达成RCEP的共识，加强各方在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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