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为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是导致企业大规模长时间停工停产，不仅阻碍了大量的国内市场供给，也切断了很多出口产品的全球供应。鉴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佔有主导性地位，这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重大冲击，从而引发了市场关于全球厂家及投资者从我国市场撤出，进而动摇甚至摧毁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担忧。 这一担忧逻辑上不无道理，何况疫情前若干年就有企业由于成本问题从我国迁出至海外的现象。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担忧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应该认识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综合优势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两个单项因素所决定的，更不是一时的碰巧偶然，所以不会被疫情这样一个虽然是特大灾难但毕竟是单个事件且是暂时现象所动摇，更别说是摧毁了。 决定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综合优势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人文与社会因素。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产业是由产业工人建设的，产业工人的成本是产业运行的最重要成本， 进而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供给因素。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破1万美元，但与发达经济体平均比起来只是四分之一；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产业工人的成本之差应该也是这个比例，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成本优势。第二是劳动力素质。我国产业工人的素质，从教育训练水平、学习能力、主动性、韧性、勤奋、吃苦、守纪各个方面衡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全面超越，与发达国家相比，除第一项教育训练水平外也是全面超越。这大大抵消了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劣势，而又显着增强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以上两大优势是我国得以确立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根本性原因。第三是规模效应。不难理解，规模效应使得产业发展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效益更好，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厂商使用和购买具规模效应的产品和服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佔全球GDP17%）和第一大製造商（佔全球製造业31%），具有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进而规模效应，自然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第四是需求强势。应该看到，我国不但是全球产业链的主要供给方，同时也是主要需求方，即产业链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在20个主要行业中，我国有17个行业的销售额在全球销售额中佔比超过20%。以信息电子行业为例，我国的手机、电动车、半导体销售量分别佔全球销量的40%、64%和46%。产品当然喜欢流向离最终消费者最近的地方，这就加重了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者的角色。第五是产业发展环境优势，包括经济增长虽告别了高速而步入中高速，但仍为全球最快速之一；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的规模与质量全球领先；产业政策独特而有效；外贸环境已充分自由，外资政策持续完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的产业发展环境不仅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而且整体而言优于发达国家，进一步促成了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 理解了上述综合优势后，就不难认识到，这次的肺炎疫情是不可能改变我国全球产业链中主导地位的。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是百年不遇，但就对经济的影响而言，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疫情持续时，抗疫措施不撤除，人们不能外出消费，工厂不能开工，经济就继续下滑。但如果疫情平息了，抗疫措施得以撤除，人们就外出消费，而且很可能是报復性地消费；工厂就復工，而且很可能是追赶性地復工，则经济就反弹，而且很可能是强劲地反弹。我国疫情3月份已基本平息，则其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在1季度，特别是2月份。那麽就设身处地地想想，了解上述我国综合优势的厂家，包括海外与国内的，会轻易地因为如此的疫情就决定迁出我国市场吗？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厂家都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 那么迁出我国后去哪裡寻找产业链替代呢？ 哪个国家有能力替代呢 ？ 现在疫情已是全球“大流行”，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受疫情恶化困扰，我国反而成了疫情最快平息的地方，那麽因疫情迁出我国而去疫情肆虐的这些经济体吗？当然有人会说，越南、印度、印尼、柬埔寨等国家疫情较轻，又是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外迁的主要目的地，可去这些国家。不错，一些企业在疫情前已外迁去了这些国家，可是该去的都去了；因为疫情再去的也有，但鉴于上述理由应该不多。实际上，对于过去10年来我国产业外迁去这些国家的迁出程度，市场的估计往往过高。要知道，在人们认为快速外迁的这10年，我国的製造业增加值与出口总额在全球的占比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分别从17%和9%上升至31%和13%，说明外迁并未对我国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主导者的地位形成大的挑战。数据还表明，2018年越南和印度的製造业增加值仅分别为我国的0.9%和9.9%，不到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听起来都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所以现在担忧越南和印度抢去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是不是太早了呢？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提了。 同时，还应认识到，产业供应链有自我巩固与扩张的特性，即供应链一旦形成，会吸引更多的厂家加入，从而供应链进一步延长与夯实。产业链的主导地位也是如此，往往导致赢家通吃。这部分地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规模效应，而对我国的主导地位而言又与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有关。既然预计我国经济将继续以中高速度增长，自然也期望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供需两端的份量都进一步增加，进而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且今后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赋予产业链新的模式与生命力，而我国又在信息经济中领先全球，将更加巩固我国的产业链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此次的肺炎疫情将难以撼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当然，这不是说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不会受到任何挑战或不会有任何变化。劳动力成本的确在上升，在产业链高端的佔据程度仍然不够，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产业链主导地位抱有敌意，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觊觎这一地位等等，都在形成挑战。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促进产业快速升级，从而战胜这些挑战。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7月23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武汉走访调研企业。应勇强调，要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针对湖北省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要通过投资、引资、扩资等多种方式稳链补链强链，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乘势而上、产业链条拓展延伸，不断提升湖北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型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是湖北省新型显示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应勇听取企业发展和布局历程介绍，走进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上下游配套等情况。应勇指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就越强，企业综合成本就越低，越有利于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显示产业是湖北省“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的重要一环，要充分发挥人才、要素、产业、市场等优势，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不断集聚发展上下游及配套产业，打通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制成品组装、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努力把湖北省“光芯屏端网”打造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湖北省是腾讯重点关注和布局的核心节点省份，腾讯及腾讯生态企业在鄂提供相关就业岗位近6000人，腾讯武汉研发中心正着力引进并打造高端人才研发团队。应勇听取企业生态、人才队伍等情况介绍，希望腾讯发挥生态优势，吸引动漫、电竞等更多新文创产业落户湖北、扎根湖北。应勇强调，促进人才、技术和产业集聚，创新创业生态是前提和基础。要以更大力度涵养湖北创新创业生态，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更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和创业者；要支持引导头部企业加大在鄂生态功能布局力度，形成更多具有独特商业模式的本土创新型企业；要抢跑数字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线上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位于江夏区金港汽车产业园的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在成立之初，零部件供应商和物流配套园区就与其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产，形成本地高效完善的产业链。应勇走进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恢复、市场销售、海外供应链保障等情况，询问企业经营发展还有哪些困难。应勇强调，要抓住汽车消费市场回暖契机，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保护好产业链供应链。要坚定不移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要围绕龙头企业，加快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修复，打通上下游、贯通产供销、带动大中小，构建可靠可控强大的产业链。各级领导干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企业活动，了解企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参加调研。
建强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月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前往九龙坡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强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拓展生态链，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领导郑向东等参加。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特大型铝加工企业之一，是高精尖铝材研发生产和出口的核心基地。唐良智来到企业展厅，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实地察看国内最大的4300毫米轧机、亚洲第一的12000吨拉伸机和企业拓展的全铝家居新产业链。唐良智说，铝产业是重庆制造业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西南铝要以科技立根、市场立身，注重基础工艺研发，进一步拓展航空航天、轨道船舶、汽车轻量化等领域应用，延伸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链，努力朝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九龙坡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西南铝发展，加快推动中铝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高效运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产业平台。 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高精密智能数控机床研发、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核心发明专利技术100余项。唐良智走进数字化车间，了解企业发展规划、技术攻关、智能制造、降本增效等情况。他强调，数控机床是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装备，希望企业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抓好创新人才团队培养，完善管理体制，用好资本市场，加快形成“专精特新”的优势，走出发展新路子。 重庆臻宝实业有限公司拥有集成电路芯片和平板显示核心设备零部件的先进制造技术。唐良智深入工厂车间，了解生产工艺、产品性能、生产销售等情况。得知企业相关技术工艺国内领先，唐良智给予肯定。他希望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善于危中寻机、抢占先机，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不断提升产品价值，努力抢占高端市场。市有关部门要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供需对接，优化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推动企业产能充分释放。 调研中，唐良智听取了九龙坡区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对九龙坡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心城区要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九龙坡区是中心城区的重要板块，是制造业大区，要保持定力、持续用力、精准发力，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要主动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加快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关键产品和重大装备的自主能力。要建强产业链，注重高端补链、终端延链、整体强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优势产业链，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培育壮大更多市场主体，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要提升价值链，大力发展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深入推进智能制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要强化精细服务，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切实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市有关部门、九龙坡区负责人参加。
瑞银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近日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围绕“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和消费行为的转变”发表观点。 主要内容： 过去二十年我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出现了迅猛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有一些产业链的重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的需求局面出现了变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成本等原因，一些企业在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当然最近一两年，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二是新冠疫情，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外资和内资企业都是产业重构的主力。我国媒体经常会报道外资企业加快流出，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可能是中资企业，他们在全球重新配置产业链。 疫情之后，通过问卷调查，消费行为也出现了很多变化，而消费者行为转变将带来产业调整。这些变化部分是结构性的，比如数字化加快，线上消费增长快于线下；消费者更加注重医疗保健、健身、教育；跨境游、出行、奢侈品消费也出现显著改变。 全球产业链：互相依赖 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是怎么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从中国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看，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份额已经翻了两倍。2000年加入WTO以后，又翻了两番，从占世界市场的4%到14%。当然过去的几年，这个份额已经有停滞。 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二十年前消费品占了很大比重，资本品和中间品较低。也就是说二十年前可能主要出口服装、鞋帽、玩具等消费品。二十年后的今天，零部件等中间品和资本品占世界份额大幅提升。近一步表明中国融入到全球产业链配置。 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也是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国的很多产品也依靠进口。从下图看，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非常高。虽然有些产品5%的量很小，但依赖程度很高，占80-9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对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关键零部件依赖程度较高。 从下图进口产品结构中可以看到，轻工业品，也就是说主要消费品占比相对较低，占比较大的是燃料和电子产品等，也就是生产中有很多投入是在进口方面。这也证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产业链重构早已开始——中国企业调查 虽然产业链高度融合，但在过去几年，重构已经开始了。我们在2018年11月份做过一个中国企业经理人调查。当时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我们在调查企业受到的影响时，一系列问题是针对产业链转移的。当时就发现很多出口相关的企业，在那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产业链重构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中国2015年之后，淘汰过剩产能，加大环保力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后，各方面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密集型或对环境污染较重的企业在国内感受到压力，寻找新的生产力。2018年底，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表示，贸易摩擦也是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产业结构不断演化 之前的产业链转移与这些产业在中国本身的结构变化也是一致的。从下图看，我国三大产业中，工业和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重过去十年来逐步下降。与此同时，服务业占比重明显上升。 从就业来看，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也是不断下降。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推助了产业链重构的意愿 过去两年，有两大重要的事件推助了产业链重构的意愿，一个是贸易摩擦，一个是新冠疫情。去年我们做了两次企业调查，今年做了一次，访问和出口有关的企业贸易摩擦对他们的影响，其中表示贸易摩擦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比重非常高，最近一次数据显示超过了80%。这就加强了企业产业链重组的意愿。 今年四月份对日韩台企业的调查显示，44%的企业表示新冠疫情增加了他们搬出中国内地的意愿。当然如果今天再做这个调查，也许意愿又有一些调整，因为过去几个月，海外疫情迅速蔓延。相比之下，中国产业链韧性高，复工复产都较快。这里一方面可能是担心疫情会对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国家表示新冠疫情让他们考虑到产业链安全的问题，像医疗卫生等，希望尽量转移到离本国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在本国生产。 转移供应链的计划与时点 在企业家调查里，我们问到转移供应链的计划和时点。2018年底第一次调查的时候转移的意愿并没有那么高，大概是30%多。2019年4月，企业家对于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预期还是很高的，但考虑到有诸多不确定性，大家转移的意愿明显上升。但自那以后相对稳定。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虽然疫情加剧，但中国企业与去年相比情况差不多，并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加剧转移。 从时点上看，很多企业在2018年前就已经搬离，2019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为贸易摩擦的问题在转移，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有很多转移计划，但当我们问到这些企业的时候，这种计划可能没有实施。可以看出来今年4月和去年9月，已经搬出去的企业比重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按照去年9月的问卷显示，应该增加很多才对，因为很多企业表示会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今年占比下降 在讲到产业链重构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某美资或日资企业考虑转移。所以大家非常关心外商直接投资会不会出现大幅下降或外流的情况。 在外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中的占比相对较小，过去几年又出现了下降，所以可以看出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左右，占整个FAI（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一直是在4%以下，去年降到了2.5%以下。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从资金角度来说，占比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并不用特别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少了对短期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对于有些行业，比如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较大的，仍然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产业链重构，不是简单的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外商和内资企业的产业链重构都很重要。也不仅仅是外商的钱很重要，更多的是有没有带来技术或规则的提升。所以我们肯定还是会尽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其增长缓慢或略有下降，从短期角度不用那么担心。 产业链重构，投资会流向何处？ 从我们的调查发现，比起2018年，2019年企业更倾向于东南亚，东亚为主的一些地方，而之前比较看好的是美国或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美国的风险问题，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瓶颈问题，香港的制造业本身已经很小了，台湾可能在技术工人等方面也有一些短缺的问题。 企业对于重构产业链的考量 —— 计划和行动或有差距 前面提到了企业对于产业链重构有计划，但是可能不会付诸行动。我们调查了企业搬出中国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回答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汇率的波动等。 虽然他们在中国有一系列担心，但是搬出中国也有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在中国可能不用特别担心的问题。这也使得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会产生很多折扣。另外，产能搬出的话，有些投资审批可能得不到批准，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可能也出不去。当然还包括市场调研需要时间，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并没有提前配备研究全球布局的能力。所以企业意愿比较强，但是和行动还是不完全一致。 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意味着有些产业链会聚集中国 前面讲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产业链重构中，企业可能搬离中国的，看上去比较悲观。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我们当时做这些调查，主要是为了分析和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一些影响，所以调查企业有这样一些偏好。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论坛，欧盟商会的负责人介绍，欧盟商会的成员中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并没有搬出中国的计划。因为这些企业是为中国的市场生产，并不主要是出口。中国的市场有巨大的规模，也有巨大的潜力。 从消费市场规模看，中国与美国相比量不到一半。但是如果看过去十年的增长，中国的增长量要大于美国。未来十年，中国在体量上已涨上来这么多，增量肯定也会继续远远大于美国这个目前最大消费市场的增量。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消费品牌的企业，或跟消费相关的企业，或者是为消费品牌企业提供上游产品的企业，要寻找迅速增长且比较大的市场，非中国莫属。所以在这样巨大的市场下，肯定也会有很多产业链向中国聚集。 以乘用车为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现在，中国乘用车和美国乘用车每年的销量比较，可以看出二十年前，中国的销售量远远小于美国。2008年，中国销量赶超美国，现在我们每年的销量远远大于美国。有人会说，汽车零部件出口厂商可能会像墨西哥转移，墨西哥可能是全球汽车零部件最大出口国。可能确实是这样，但现在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很多为中国汽车市场服务的企业，可能不会考虑美国市场的问题，而是更多的相关产业链聚集到中国来。汽车仅仅是一个例子，其他的包括化工等一些产品也是同样如此。 所以我觉得讲到产业链重构，不仅仅是说因为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潜力，这意味着很多行业或企业也会向中国聚集。有的会移出去，有的会进来。如果中国市场加大开放，我想进来的会更多。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深度下调之后明显反弹 我们最近做了几次消费者调查，其实和产业链的重组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最近的一次消费者调查是在5月份做的，在之前的4月份和2月份也都做过，主要是分析疫情对消费的影响。这里有几个主要发现。 差不多67%的消费者认为过去三个月的收入涨幅出现了下降，消费也出现了下降。但也有60%左右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三个月的收入和消费会反弹上升。这里印证了宏观数据上，下面这张图，零售商品一季度深度跳水，然后在过去两个月处于反弹的情况，当然还没有到正增长。 疫情对消费行为可能带来长期影响 我们问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增加或减少了什么样的消费。答案显示，非常明显减少是旅游、看电影、外出就餐等线下的一些娱乐活动，因为各方面的限制措施，大家在家待的比较多，日用品消费增加，一些线上服务、娱乐、工作、教育的消费也在增加。 未来十二月支出会增加什么？大家第一更看重自己的身心健康，包括医疗、运动、教育等。同时，一些日常的居家生活方式可能会增加，包括公共事业，比如水、电、话费等。而外出用餐、旅游等线下消费方面，不会有太大变化。 瑞银消费者调查：消费下降、线下转线上 今年4月份，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调查，当时绝大多数地区的出行限制已经解除，但可以看出线下的消费减少比较多，线上是增加的，线下转线上。对于未来，消费者也更加保守，相比过去，较少的人说要增加消费，较多的人说要减少消费。毕竟疫情对很多人的就业和收入有影响。 另外一个特点是数字化的提速。我们问到消费者，疫情结束之后线上的一些消费行为，比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次数是比疫情期间增加还是减少。发现大多人保持疫情期间在家时的次数，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因为疫情隔离带来的一些消费行为变化，似乎在隔离接触之后还在持续。 同时，瑞银预测，未来销售电商占比还会不断增加。 消费升级可能放慢，但方向未改变 刚才提到，未来十二个月的消费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更少的人说要增加消费，更多的人说要减少消费，甚至要增加储蓄。但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情绪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受到影响，但是消费升级这个主题并没有改变。77%的人表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产品。50%的人表示要提升自己，丰富经历。可见向服务业升级，向高端产品升级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里我想总结一下，一方面新冠疫情打击比较大，同时也改变了很多消费和出行习惯，但是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绝大部分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产品，也希望有一些自我提升，但同时又降低了旅游方面的支出，尤其是出境游受到很多限制。这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近国内欧洲奢侈品牌、海南免税店等的销售量明显反弹。就是说消费的内在需求可能在那，不能出境，就在境内消费，这样可能也会改变产品、服务和国际贸易的流向。 比如每年中国出境游是很大的一笔资金，旅游方面的产业有相当大的逆差，今年受疫情影响，逆差会大幅降低。同时，可能未来会增加一些欧洲商品的进口。消费行为的一些改变，也会影响到企业在布局的时候，会把更多零售商店布局到中国。 可见疫情对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对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企业2020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视频会议中提出“三稳四保一加强”工作要求，并强调要“稳产业链”，发挥中央企业产业龙头牵引作用，打通供应链、协同上下游，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及竞争力。中央企业充分发挥影响力、带动力及全产业链优势，用共赢理念为产业链、供应链赋能，在保障就业与民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及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打通堵点协同优化 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之间是分工合作、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中央企业除了自身坚持常态化防疫、抢抓工期外，应加速释放产业链能量，与产业链上下游各单位、企业通力合作，优化布局，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中核集团下属中国铀业有限公司打破发展瓶颈，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天然铀产供销储一体化体系能力建设，打造国际化、专业化运营管控团队，积极把握国际市场天然铀价格波动，拓展国际市场经营活动，不断提升市场影响力与话语权。与此同时，加速退出低效高风险贸易业务，加快向环保产业、地灾治理等优势产业转型。今年4月份至5月份，中国铀业各单位新签销售及市场服务合同42亿元。 日前，由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我国首款全复合材料多用途无人机——“翼龙”I通用平台，通过与航空工业成都所、中航无人机系统公司以及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合作，圆满完成了搭载无线通信基站设备首次系列测试。该项目通过赋能无人机平台，促进航空应急救援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也是航空工业集团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 近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就已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发布中国商飞供应商开发需求指南、启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成立中国商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大飞机增材制造协同创新联盟等，共闯技术关，共建产业链。截至目前，G60科创走廊9城市中已有数十家企业与中国商飞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一大批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参与大飞机产业发展。 为解决煤炭行业诸多痛点问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阳煤集团等70余家单位成立5G智慧矿山联盟，并在阳煤集团新元煤矿正式落成国内首座5G煤矿。5G智慧矿山联盟以“5G赋能产业，合作生态共赢”为愿景，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构建智慧矿山合作平台，力争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导资源共建共享，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 重大项目辐射带动 作为主力军、国家队，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上处于关键环节。中央企业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积极协调推进投资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全产业链顺畅运转。 不久前，三峡集团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合作协议。三峡集团积极投身于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以战时状态为湖北省提供能源保障，累计向湖北省捐助资金1.7亿元，并积极组织采购因疫情滞销的农产品。同时，集团还向湖北省捐赠5亿元长江大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湖北省、武汉市开展受疫情影响的水体及区域治理。三峡集团抓住湖北疫后重振机遇，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在湖北省生态环保与能源领域投资建设近百个重要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2000亿元。 为助力武汉发展，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在武汉开发区建设国家电投集团华中氢能产业基地，打造氢能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平台。基地分三期建设，其中首期投资16亿元，建设包括氢能关键材料研究院、中试生产线及燃料电池量产线。该项目的引进，将助力武汉开发区构建氢能核心产业链，建设国家级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高端装备制造中心及氢能应用示范中心。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中国海油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低油价挑战，在国内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一系列重点油气开发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包括在我国首个深水自营大气田——陵水17-2气田完成首口开发井作业（P2-3）、我国最大水深海底管线铺设项目首阶段完工（P4-5）等，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据了解，陵水17-2气田预计将于2021年投产，之后将稳产10年，每年将为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可以满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中国大唐集团在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同时，优化新能源材料设备采购与管理制度，加快数字化采购平台完善与协同，推动更多上下游企业从困局中走出来。包括昆明文笔山二期风电项目、黑龙江威虎山二期风电项目等在内的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带动了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复苏。以一台风力发电机组为例，机组包含塔筒、叶轮、刹车系统、偏航系统等近400个设备零件，涉及上下游很多制造业企业。 中交集团深中通道项目全面推进，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大动脉提供了有力支撑。深中通道是集“隧、岛、桥、水下互通”四位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通道集群工程。目前，中交集团近4000名工作人员分布在西人工岛、桂山岛、伶仃洋大桥、中山大桥等作业区，565台（套）大型设备正在紧张施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产业互联互通以及各类要素高效配置，推进大湾区城市群深度融合发展。 海外项目平稳运行 中央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军，境外单位分布于185个国家和地区。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企业有序推进海外项目，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保障国际贸易及产能合作平稳推进。 当地时间5月28日，在法国南部卡达拉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重达1250吨的杜瓦底座吊装工作圆满完成，其起吊重量与安装精度均打破了中国核能行业大件设备吊装纪录。面对疫情，中法联合体团队勇敢“逆行”，克服人员派遣、工程机具采购、办公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精诚协作，共同通过了本次吊装“大考”，从而拉开了ITER主设备安装的序幕。 中国华电集团与10余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能源合作，加快推进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海外。疫情期间，中国华电着力保障海外已建成项目恢复生产秩序、在建项目保持合理进度、合同订单保质保量完成，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企业践诺履约的决心与实力。 此外，央企还在稳外贸“生命线”上下功夫。中远海运集团克服疫情影响，充分发挥全产业链贯通优势，全球航线服务始终没有中断。该集团1300多艘船舶持续正常运营，为维护国际贸易正常开展、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招商局集团招商港口深圳西部港区今年前5个月重箱进口量逆势同比增长9%，其中进口水果箱量取得了同比增长50%的好成绩。
在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金融大波动之时，亚洲的应对成为一个亮点。 7月3日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共同举办了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亚洲大部分经济体较早较好地控制和管理了疫情，以后虽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余波，但总体规模、确诊率、死亡率都维持在低位。这一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到位且迅速。再则是因为民众公众卫生意识较强，比较理解和配合。 在经济金融应对上，因为疫情控制早，所以亚洲地区整体经济受损程度较小，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反弹更迅速。所以在这次全球的重大危机中，亚洲创造了一个“亚洲的奇迹”。 展望疫后的世界，亚洲还是有其独到的优势、制度和文化。朱民认为，可以简单将亚洲，包括大洋洲部分国家分为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优势互补与共通。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占据全球GDP比重10%的发达国家，将为亚洲提供资本、技术；中国成为最大商品消费市场；东盟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投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南亚和中亚拥有18亿人口，拥有巨大且年轻的人力资源。 倘若四大板块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在一个多边主义和开放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文化推动下，亚洲就会有很好的未来。也因此，当反全球化噪音不断时，亚洲是唯一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对贸易采取开放的、合作的和多边主义的态度。 在过去15年里，亚洲也在整个技术链和产业链的重组过程中。在传统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知识业产业链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半个产业链之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正不断被塑造和重造。 在多种要素分析后，可以发现，亚洲经济的关联度其实是最强的，朱民因此认为，当此之时，亚洲可以把握时机成立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将推动亚洲在疫后变得愈发重要，有机会慢慢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乃至世界政治的引领力量。
当今世界，企业正面临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双重压力，加之新冠疫情早前导致产业链中断，为此企业愈发需要谋求更有韧性的供应链，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多元化和区域化，亚洲则是重要一环。未来，中国在亚洲产业链里的地位会进一步凸显，人民币的使用量和地位也有望提升。 7月3日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共同举办了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全球的产业链会有区域化的趋势，未来可能更加突出形成欧洲、亚洲和北美产业链区域的情形。“亚洲经济相对复苏更快，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疫情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进一步发展。未来亚洲地区产业链可能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亚洲经贸合作也尤为重要。“例如，在中日韩之间我们需要积极、理性地推进自贸区谈判，强化中日韩在相对高端价值链里的合作。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和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也可积极探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同时也可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有关利弊。”王信建议。 他还提及，日本是亚洲区域产业链重要的参与者和最重要的亚洲国家之一，”在很多重要的全球化问题以及多边主义问题上，比如WTO改革、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日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亚洲一体化的发展，包括人民币的使用等。” 各界认为，比起过去的远程跨区域贸易，未来区域内贸易量可能显著增长。例如，企业建立自给自足的区域供应链，服务亚洲市场。也正因如此，还引申出当前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贸易结算货币本地化。过去人们习惯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invoicing currency），但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为什么还要用美元？有观点认为，其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和亚洲本地货币。尤其是今年3月时的“美元荒”导致市场巨震，贸易结算货币的本地化可以避免将企业等暴露在风险之下。 “可以预想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过去一些年，随着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也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亚洲越来越多的货币跟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王信表示。 今年3月的“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而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这个问题（一国货币主导全球）也许在今天变得更凸显，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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