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会时间定了！近20年A股两会行情这样走，今年重点关注这些板块） 两会时间正式确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5月21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按照往年惯例，中国市县“两会”一般在每年一二月份召开，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很多城市的地方“两会”被推迟。如今，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好转，多市在确保安全有序的前提下陆续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视频连线的方式在网上召开“两会”。中投证券认为，两会一直以来对国家各方面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将传达指导性信息包括经济目标调整等。两会的召开，将明确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确定基建规模。今年以来，新基建成为政府重点推广的方向，市场普遍预计新老基建将成为重要议题，进一步释放利好。此外，抗疫特别国债备受关注，相关投资方向值得关注。两会一直以来对国家各方面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将传达指导性信息包括经济目标调整等等，而2020年是中国多项任务的关键年份，在疫情冲击、市场预期不明晰北极那个之下，两会召开将为中国指明方向，扫除更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市场而言，预期将更为清晰。国泰君安认为，两会的召开，将明确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确定基建规模。此外，预计新老基建将成为重要议题，进一步释放利好。财信证券认为，当前时点，年报及一季报业绩、两会政策走向是短期配置的重要参考因素，短期建议稳健为主。历年两会行情怎么走？开源证券认为，通过对自2000年以来的历次两会前一个月、两会期间以及两会后一个月的市场表现进行分析，发现历次两会前后市场都是涨多跌少，而两会期间则呈现摇摆不定的特征。其中：两会召开前一个月，上证综指取得正收益的有17次，占比高达85%；两会结束后一个月，上证综指取得正收益的也有15次，占比为75%。从经济特征上看，发现往往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反映到企业盈利上的阶段性触底）时，两会的召开往往会给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从政策信号具体方向的延续性上看，一般两会的政策目标都会延续上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他部委的重要会议提及的重点目标，市场的板块表现也很好地体现了当年的政策信号。开源证券认为，2020年两会，与历史上出现“两会行情”的年份一样，具备经济压力加大+政策约束放松这一最佳组合。根据历史经验，此前的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已经确立了本次两会的基调大概率偏向宽松，同时投资+消费+要素改革的基本主线已经明晰，这一点市场已经开始反映，后续更多关注是否有超预期政策的落地。目前的主要政策信号主要包括:(1)这一次的政策对冲消费与投资并重，与2002年相似但有所不同:消费重在线下消费，同时适当增加会共消费;投资重在基建而非地产，基建中包括新旧基建。(2)目前关于消费的刺激政策还只是局限于消费券的发放。(3)发改委再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确定政策发力的方向:信息基拙设施建设、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建设。(4)国常会确立旧基建主要发力方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5)国常会部署采取有力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大对贫困人口、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帮扶力度。机构强烈看好新老基建和消费开源证券认为 ，从板块来看，可以在两会召开之前继续布局：第一，相较长期收入预期，人口回流才是短期消费复苏的重要变量，人口回流趋势已经伴随管制放开而十分明显，消费政策将会加大消费板块的在复苏下的弹性：食品饮料（首推白酒）、家电、汽车和商贸零售；第二，受益于传统基建发力而当前估值隐含极低增长率预期的建筑、建材；第三，新基建投资将逐步聚焦5G为代表的信息基建领域，推荐：通信。国泰君安认为，老基建或将喜提增量资金，一季度盈利探底困境下将迎政策面密集催化。预计两会将逐步落实中央与地方预算，进一步确定基建规模。尽管今年公共财政支出恐难以提供增量，但是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都将为老基建注入增量资金，基建增速10%以上可期。板块之中，中下游优于上游。另外伴随消费券全面上线、消费刺激政策落地，两会广义财政对冲或达6-8个点，消费盈利下行有望进一步平缓。国金证券认为，基建发力和消费回补是本轮提振内需的两架马车，两会召开后基建或将明显提速，刺激消费成为各地政府的先手棋。围绕内需布局两条主线：1）基建相关的建材、建筑、机械等。预计在两会召开后，政策目标将逐渐明确，基建投资或将明显提速，建材、建筑和机械等基建相关的行业将受益于基建投资扩张；2)受益于消费回补政策的商贸、休闲、食品饮料。目前来看，刺激消费政策成为各级政府提振经济的先手棋，部委和地方多个层面均出台了刺激消费等政策，比如上海市推出购物节、杭州等多地发放消费券。此前疫情冲击比较大的消费类行业，如商贸、休闲和食品饮料等，后续将迎来景气反转。新时代证券认为，近期市场关注焦点在两会，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稳增长政策一定会有，货币宽松也一定会维持，但是关键分歧是力度。新基建更多是长期的影响，短期经济回升需要依赖可选消费、老基建和房地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到房住不炒，所以后续可以期待的政策主要是来自可选消费和老基建。对指数的影响大概率很难在左侧出现，我们倾向于认为，指数层面，当下不宜追涨，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政策的右侧或经济复工力度的超预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 经历疫情大动荡，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波动剧增，纷繁复杂的数据指标使得宏观的判断容易陷入“盲”海，在波涌大海中什么是相对值得关注的灯塔信号？笔者认为金融、基本面、跨境资本流动三大领域中分别有一个细节需要投资者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决定了货币政策所处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变化）、基建投资的统计核减（意味着一定的基建增量投资可能带来更高的同比增速）以及出境游政策的变化（出境游政策已经不仅是一个行业政策，其对跨境资本流动会有显著影响）。 一 金融领域：需要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目前脱实向虚和金融杠杆的个别衡量指标已经突破历史极值位： 脱实向虚而言，三月下旬AA一年期中短期票据利率（3.2%）相对一年期理财收益率（3.8%）出现倒挂且仍在加剧中，倒挂幅度已堪比2015年最深处。也就是说企业发债买理财（同期限，根本没有期限错配风险）已经有了确定性的套利空间，且套利空间仍在扩大中。 金融杠杆而言，三月下旬以来，随着超低短端资金利率的出现（低到1%以下），通过隔夜回购交易量占全部回购交易量比例所衡量的债市加杠杆行为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表明债市加杠杆成为了其主要的交易策略，而非资质下沉与加久期。 以上二者都表明，货币政策需面对的金融环境已经复杂化。三月中旬之前，货币政策的任务是“救死扶伤”，避免经济出现休克、流动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因此可以不顾一切的“宽松”。但是当下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需要在控制脱实向虚、继续降低融资成本以及系统性杠杆的稳健性之间取得平衡。2015-2016脱实向虚的后果直到今日仍未完全处理好，当年的一些疯狂行为仍历历在目，因此，央行需要做好全社会的宽松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二 投资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核减可能造成基建增速超预期 基建投资2020年的同比增速=2020年基建增量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在这个公式中，分子是明确加码的，预计2020年新增基建投资资金有望达到2-4万亿（专项债3.5万亿左右，70%用于基建；特别国债5000-8000亿用于基建），分子虽有分歧，但至少的清晰的，目前的关键在于分母的不清晰。目前整个资本市场都在用18万亿这个数据来代表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统计局都停止公布了行业投资规模细项，只公布同比增速，这个数据是根据2017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投资规模乘以两年同比推算出来的。 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最大的统计环境就是挤水分（即核减）。按2017年固定资产规模63万亿，2018年5.9%的增速，2019年5.4%的增速，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该为70.5万亿，但是实际公布仅为55.1万亿，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计核减掉了15万亿，那么基建核减掉了多少？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细节有什么影响？其实对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核减了（它占GDP权重就低了），同比增速必然要高（一样的增量资金分子，分母变小了），但是二者相乘才是对于经济的拉动，这一点可能变化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社会和舆论对此并不会了解这么详细，如果因为分母核减，而出现了一个超预期比如20%左右的基建增速，这可能对社会预期的引导有偏差，相关部门和学者应该提早吹风和解释，避免不必要的舆论波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三 跨境资本领域：当下跨境资本平稳的重要缓冲池是禁止出境游带来的 疫情发生后，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缓冲池——由于暂停出境游所带来的旅行逆差缩窄达600亿美金/季。 中国的服务逆差每个季度近800亿美金，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旅行逆差600亿美金，（即中国人出去旅游所花在国外的钱，本质是资本流出），出境游的暂停等于每个季度额外多了一个资本缓冲池（600亿*7约等于400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疫情严重但是我国一季度整体跨境资本、结售汇以及外储大体平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三月上旬全球离岸美元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人民币相对贬的幅度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常时期，外汇储备的季度波动大概就是200-400亿美金；2019年外资史诗级大幅增持中国资本市场，平均一个季度流入600亿美金左右；因此可知600亿美金体量不小）。 因此，对于出境游的放开或停止，这并不单单是一个文旅部的事情，这对金融市场也有重要影响，有两种考虑。 1、求稳。在海内外经济和资本市场动荡完全消退之前，虽然所有的疫情管控措施都将随着疫情缓和而逐步放开，但最稳健的做法是最后放开出境游，这样为国内争取跨境资本平稳的时间稍长一些。 2、尊重规律。另外一个视角，如果疫情早已消退但最后很迟才放开出境游，很可能造成出境游的报复性反弹，从而加大的前后一个季度的资本波动，可能达到千亿美金幅度，因此出境游的放开不应太迟。 政策到底选择哪一种，需要综合评估当时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但无论如何，出境游放开已经不是简单旅游行业的事了，需要纳入金融考量。 四 未来一个月，两大关注点 第一，5月22日的两会定调以及重要的逆周期参数的确定。目前的市场预期比较清晰的是赤字率3.3%-3.5%左右、专项债3.5-3.6万亿左右，特别国债的预期分歧较大。赤字率和专项债的数字如跳出预期区间将会产生预期差效应，特别国债主要是预期落地； 第二，6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review释放的中美关系信号，如能展期和结构变化（两年增加2000亿美元进口总量不变，但今年少买一些，明年多买一些）都算是非常难得的情绪利好；如不然，恐有表态上的情绪利空。基于今年美国大选+疫情冲击经济的交织背景下，特朗普可能的做法是在贸易协议上积极推进（做的好的需要成绩单——稳定经济外需同时获得中美两年谈判的阶段成果来助力大选），同时疫情问题上对华施压不断（做的不好的需要撇责——民粹主义下的政治泄压和撇责动能增强），弱市之中更关注利空，因此下半年仍有风险偏好受中美关系压制的担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国内疫情和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超乎寻常。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时，需要有非常举措，应当客观全面理解各方瞩目的“新基建”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意义；同时，新基建又是为我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后劲，形成长久支撑的中长期战略选项。 在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被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严重冲击的局面下，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不是“4万亿”等投资举措的重复，这次的“新基建”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吸取上两轮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经验；在资金来源上，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跟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注重新的投融资模式。 “新基建”支持“战疫情”、打造“新经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点和与传统基建的差别主要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其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科技生态升级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发力而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这种“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形势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的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观察中。目前全球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是原预想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冲击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二季度召开的“两会”，要给出年度的引导性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的研讨，必须紧密地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 我认为，为了提出一个全盘考虑的适当增长目标，应该做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借鉴1998年朱镕基总理下决心推出的非常举措，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启动大规模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有力度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现在提出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关键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其实前几年推进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虽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决不代表这种模式自身有问题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财政已在过紧日子，但是可调动的社会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以PPP创新而“四两拨千斤”地、绩效升级地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势在必行。 如果投资绩效可以被较充分地激发出来，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仍然能够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以上的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立足当下加快新基础建，将助力稳投资、扩内需，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不但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要形成发展后劲，助力2020年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基建在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一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5年至8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这个“冲关”从全球统计现象来看，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上，成功率仅有十分之一，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对于追求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为使我国在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基础上，避免出现情况变化中低端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较优势的“夹心”窘境，必须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着眼长远，加快新基建将以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GDP增速，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三是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四是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经济”推动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形成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极为重大的战略举措。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升高至1万美元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地评价，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具备引领科技创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须义无反顾地告别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奋力打开“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空间，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数字科技的开发和运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领先状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这种发展，我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如对中国的工业化作总体评价，还只是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与后期转变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必然推进和伴随的城镇化，考虑到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仅为44%左右，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城镇化快速上升空间，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走二十年才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告别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拐点70%以上。 ——与工业化、城镇化必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将强有力地继续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潜力空间的不断释放，表现为中今后数十年内国不断追赶、志在赶超的经济成长性。 ——现今时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插上高科技化（即人们所说“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规发展中，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建成现代化的未来“新的两步走”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使高科技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提质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启动、在21世纪前20年得到强劲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瞩目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拼多多等，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冲到世界同行业最前线、已走向全球的科技开发型大规模标杆企业。以腾讯公司为例，其作为全球（云计算服务模式之一的laaS）市场增长最快的云计算厂商之一，目前全网服务器总量已经超过110万台，是中国首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务器数量过百万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贵阳等地拥有数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腾讯AI Lab通过[Ai+游戏]与[数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领域两大重要难题：通过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医疗、农业、工业、内容、社交等领域都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但我们也需承认，比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而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资来形成。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都将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为，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 已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重点放在“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与“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之上，通过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网文）。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也要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 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颇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冲锋陷阵而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BAT+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土地上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既包括国企和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国家各级财政吃紧（必须“过紧日子”）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PPP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一定会像前些年PPP项目40%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PPP开发主体的机会——这一大块“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PPP项目的SPV（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地方政府必须“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特性正确结合的处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这一套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式要一览无遗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发展战略规划）水平如何，能否在历史性检验过程中交出高分答卷，是必然延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事项，其中的基本要领，我认为是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成功结合的“守正出奇”，以实现超常规高质量“追赶——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一个“通用模式”来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应积极吸引专门人才的智力贡献，“引入头脑支援”，即以课题研究、国内国际专家论证等方式“购买智力服务”为我所用。 同时还应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关系需处理好。在不少场景下，概念上可区分的这两类基建必然发生重叠和协调呼应的问题。试想，已在加快发行进度的地方专项债和今年将发行的特别国债可用资金，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原专项强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不可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资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需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将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具体情况。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新基建提速和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医疗大健康行业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后疫情时代，数字科技走到前沿，成为推动中国医疗体系和社会健康服务转型升级的新兴力量。 专家认为，信息社会中，医疗服务的虚拟化趋势愈发明显，未来健康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将事关健康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和水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服务有多重属性，因此新基建对医疗服务的影响，也要从公共服务和产业经济的双重属性来看待，并顺应医疗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 5G、大数据等技术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大作用 国家发改委经初步研究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目前来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具体而言，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医疗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社会健康服务水平，已是大健康领域的刚性需求。而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为“科技+医疗”提供了一次练兵机会。 比如，5G技术和智慧医疗贯穿了疫情治防的各个环节，相关应用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业内人士估计，从远程诊疗到医疗辅助、到医疗关怀，再到监督防控，共有18类5G医疗应用全方位协助抑制疫情发展。如远程诊疗方面，在5G网络支持海量数据高可靠、低时延传输突破了空间的限制，通过远程会诊、远程CT、远程B超、远程心电监控、云端检测分析等应用令医生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诊疗效率，并减少了医生接触感染风险。又比如，在医疗辅助方面，5G机器人、5G+4K、5G+AR/VR的经验积累被应用到医疗体系中，有效减少了医院工作者劳动强度，并降低接触传染风险。 此外，人工智能让医生诊断更省时、更高效。目前，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百度等均发布AI辅助诊疗系统。云计算与大数据方面，科大讯飞、云知声、依图、商汤等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华为、三大运营商等通信公司均在尝试AI、5G与医疗行业结合的可能性。 新基建事关健康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专家认为，技术革命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健康服务供给方式都将发生巨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防范健康风险提供了新方式、新手段和新方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从这次疫情就能看出，人一旦处在风险中，很多自由就不存在，因此如何防范化解风险，尤其是健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防范健康风险提供了新的方式、新手段和新方法。”他说。 刘尚希认为，当前的人类面临的健康风险是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归纳起来包含两大基本健康风险：一是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风险，这取决于用户经济能力和理解能力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与政府财政能力直接相关；二是可及性风险，也就是说要有供给，这与政府、市场、社会都密切相关。此外，还有拥挤性风险，比如疫情期间挤兑医疗资源。 我国新基建将如何化解健康风险？刘尚希表示，医疗健康服务场景包括实体空间比如医院，和虚拟空间比如医疗平台，而全民健康水平取决于二者的耦合性。在工业社会，风险主要存在于实体空间。而在信息社会，健康服务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从全球看，医疗服务的虚拟化趋势很明显，本次抗击疫情中，医疗大数据，远程诊断等发挥了作用，这有利于减少实体空间风险。 “数字化革命会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健康服务供给与健康服务需求的匹配性也会因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健康服务供给方式都将发生巨变。”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技术层面的变革，使得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供给方式改变，从趋势看，当前各类实体的健康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平台化转型，通过人、机、物互联，实体机构将成为平台的一个连接点，构成网络平台的一部分。未来健康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将事关健康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和水平。 新基建应顺应 医疗系统发展规律 业内人士认为，新基建将推进中国医疗行业的深刻变革，加速医疗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扫除盲点、补齐短板，推动又一轮供给侧改革。在新基建的加持和多方政策的支撑下，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属性将迎来大的发展，但同时，新基建对医疗服务的影响也要从其双重属性来看待，并顺应医疗系统的发展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经历战“疫”，被验证的互联网医疗模式，如在线问诊、送药，医疗分析技术等有望快速普及。目前，百度、腾讯、京东、华为、平安、丁香园等公司均入局互联网医疗。阿里健康近日宣布新一轮组织升级，提出医疗健康创新，前端满足用户需求，后端提升医疗效率，打造互联网医疗的数字化新基建。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在本次疫情应对中，互联网服务高弹性的属性，在快速恢复服务、远程的资源调度和伸缩供给总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医疗服务是有多重属性的，有公共属性，但同时也有产业经济的属性。因此，新基建对医疗服务的影响也要从其双重属性来看待。 国家卫健委专家卢清君认为，医疗不是商品，但要符合经济规律。医疗具有公益性、属于民生保障，既不能完全免费，也必须拒绝暴利、拒绝垄断；同时由于医疗不能以纯盈利为目标，回收成本周期较长；医疗需要行业准入，5G创新亦要符合法规准绳，并顺应医疗系统的发展规律。 此外，从地域上看，业内人士认为，医疗大数据中心将会首先出现在超级城市群，甚至有可能出现类似于城市大脑的“医疗大脑”。以上海和浙江为轴的杭州湾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轴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以首都北京、雄安新区为轴的京津冀城市圈，将会这接下来新基建和新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李唐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新基建虽然“新”，但是仍然因为“基建”两个字让人联想起“铁公鸡（机）”和“4万亿”，不免使一些观察者疑虑重重，担心疫情发生之后靠基建投资这条老路拉动经济还能行得通吗？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呢？ 在新基建提出的初期，舆论界出现一些担心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应予以澄清。理论上说，新基建概念有明确内涵，是与信息革命“新经济”前沿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紧密相关的基本建设，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引导、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资，当然与以往的的基建投资是不一样的。这次新基建项目群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信息网络升级为特征，面向高质量发展对接新产能、新消费，提供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服务等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有人担心，新基建会不会重蹈25年前香港“数码港”的覆辙，最终空有一流的建筑硬件。这有一个认识误区：新基建所包含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其具体形态当然会包括一部分不动产，比如位于新区或者开发区内以宏伟的建筑形式出现的平台公司总部或中心。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都有这样的中心，事实也已说明这些中心并不等同于假大空的水泥基建。这些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内所积累的实力，在全球都已名列前茅，同时又要乘势继续求得更大发展。 因此外观高大上的“数码港”并不必然沦为假大空的水泥基建。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提防新基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偏差，警惕和防止一味追求表面豪华的建设趋向。新基建更应该注重结合国民经济实际需求，把握信息技术和“万物互联”网络应用趋势，处理好不动产建设与现实应用优化结合的关系。 如果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处理好了，同时也就规避了所谓“新版4万亿”的担忧。实际上，对旧版4万亿的作用与示范意义，也决不应一概否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势在必行，但在发挥重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些绩效水平并不高，甚至有时会产生“政府万能”幻觉，助长所谓“旧体制回归问题”等。当然，也有声音说它造成了产能过剩，对此，我反复强调过，看似过剩的产能，于某种机制创新条件下，可以瞬间就转化为有效产能，比如钢材、水泥等的过剩产能，可以在PPP等新机制启动后，随马上形成的大量市场订单，瞬间转化为有效产能。所以真正的优化结构，并不是简单贴标签动辄以主观标准去批评过剩产能，而是要找到好的机制，调动产能潜力并挤掉落后产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说舆论对于“老版4万亿”存在着前述不客观、不全面的评论，基于此而担心新基建会变成“新版4万亿”的想法，就过于笼统和走偏了。 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上，非常时期一定要有非常之策，类似于2008年“4万亿”政策的新一轮投资调控，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轮扩张投资的规模可能有多大，在还没有办法作具体量化评估之前，舆论把它归为“新版4万亿”也未尝不可，如在这种意义上，“新版4万亿”就不是贬义的，而是有必要的。在新基建所形成的以数字信息技术支持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老产能、新产能总体来说，要进入一个结构优化、综合绩效提升的轨道，这应是我们的追求。这里面很多的机制创新，会使所谓的过剩产能也得到新机制的支持，更好地去对接到有效投融资项目而成为有效产能。 如果把上面几个层次讨论了以后，就更没有必要担心新基建对经济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了。新基建是什么？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载体、支持体系。第一生产力的特点是什么？是在传统生产力要素里加入了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它是排“第一”的生产力。因此，做得好，它的带动能力非同小可，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扩大内需和升级发展。因此，不是新基建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而是在认识到它强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减少实施中的偏差，使之体现得更强、更合乎意愿。 还有观点，担忧新基建排斥劳动密集型就业，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数字经济中有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机械生产线，更多表现为资本密集型，这种生产样式确实减少了就业岗位，但是它延伸出来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往往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城镇区域内（也在向乡村扩展），人们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配送管理人员，这是新经济创造出的大量新就业机会，是提供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典型表现。 所以，我们可看到新基建支撑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减少了就业机会，但又在另一些领域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要综合起来看，从整体上来衡量效果。当然，如何在新基建实践过程中处理好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 还有担心认为新基建的门槛较高，会将大量中小企业挡在门外。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新基建确实需要较高的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在国土规划、建设开发、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整体上投融资的规模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在初始环节上，确实很多中小企业参与机会不多，可能会以一些有经验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为主。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新基建、新产业的发展特点就是表现为产业链非常之长，甚至可以由带动城镇区域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直对接到边远贫困地区，表现为诸如淘宝户、淘宝村、淘宝镇等的涌现。我们可以想像这个产业链条上未来还可以容纳多少中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新经济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和极为重要的。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生态群落，这是新经济提升发展后劲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角度上看，现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寡头企业”现象，其本质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寡头垄断”，具有带动大量中小微企业跟进的新特点，这很值得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更好认识这种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另外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新基建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新基建毕竟不同于老基建对地方GDP的拉动方式简单明确。我觉得这种担心过分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与政绩压力太明显了，关于地方领导观察与把握机遇的敏锐性也不必低估，如果能够结合新基建做出一番事业，怎么会没有动力呢。现在新基建就提供了这种机遇，让各地在动态优化地贯彻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地方政绩，这正是他们应有的动力。 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发现，依托于已有新基建之上的新业态呈现逆势上扬的态势。新基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刚刚横空出世的，它过去已经直接以信息技术开发的种种形式对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了，现在更多推行新基建，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和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以后，一些“电商”式关系国计民生的供需互动，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这也构成我们对开展新基建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依据。 本文主要内容原发于《环球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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