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在开源证券资本市场高峰论坛上，开源证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李刚表示，开源证券要坚定打造“大研究”体系，致力于构建研究业务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有市场影响力和研究定价权的一流研究机构。 目前开源证券已建成120余人的研究团队，覆盖25个研究方向，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公募保险等机构客户中的市场份额迅速提升。 李刚表示，下一步公司将对准研究业务“城墙口”，集中优势资源，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持续构建一流平台，汇聚一流人才，培育一流研究文化，努力形成“开源研究”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10月26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社、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中西协同，传承发扬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防治糖尿病高端对话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中西医内分泌领域权威专家首次展开学术对话。大会聚焦糖尿病慢性病防治中西医协同发展情况，重点就贵州百灵糖宁通络胶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开展的临床试验研究成果进行研讨。 据了解，为推动糖尿病防治、加强中西医协同，2018年9月-202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母义明牵头，开展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观察糖宁通络胶囊治疗新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有效性、安全性”临床研究。 作为国内首个由西医专家牵头，遵循循证医学方法设计和实施，以国际通用的降糖“金指标”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首要终点的中成药临床研究，该项研究成果引发了现场中西医专家的讨论。 母义明在会上指出，现代医学系统对降糖药物的疗效认定需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才能得到去除安慰剂效应后的降糖效力。既往中医药缺乏这样的验证研究，因而往往被视为降糖效果不确切，多作为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口渴多饮症状，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辅助治疗。此次研究的发现不仅验证了糖宁通络胶囊的降糖效果，其降糖效力之高也出乎大家的预期。此次临床研究以糖宁通络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为首要研究终点，但同时首次在临床上看到中成药治疗后胰岛β细胞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他特别强调，绝不能单纯用西医的标准和循证医学证据来衡量中药，反而忽略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特点和优势，今后将更多采用中医标准来评估糖宁通络。结合贵州百灵医院在贵州、湖南及全国多年来的临床应用情况，下一步的临床研究也将重点针对糖宁通络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展开。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肖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从当前研究成果看，糖宁通络降糖效果显著，且在治疗糖尿病并发症方面拥有广阔前景，但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检验和更大规模人群的验证，特别是在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方面要有更多的研究，这需要一定的周期和过程。但任何一个药物的出现，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比如二甲双胍自1957年正式上市到现在近70年时间，也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曾经被禁用10年，现在却已成为世界上运用最广泛的第一线降糖用药。 目前，糖宁通络主要是通过院内制剂的模式进行销售。贵州百灵企业集团董事长姜伟透露，糖宁通络在解放军总医院的“非标制剂”申报已进入审核阶段，争取今年内尽快获得解放军总医院的医院制剂生产批件，并投入临床，下一步将加快开展在解放军总医院8大医学中心的调剂使用。 此外，据贵州百灵2020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与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等国内知名中医三甲医院开展的糖宁通络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均已经入审评阶段。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Paul Milgrom和RobertWilson，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的预测落空，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反而是是无尽的喜悦。 喜从何来？ 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教授的名字，还是在1997年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课堂上。非常清晰地记得张教授的预言：“四人帮”，也就是Milgrom，Wilson，加上DavidKreps和JohnRoberts一定会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上的“声誉”模型拿到诺奖。 任教于同一学校，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他们赢得“四人帮”的名誉。1994年，三位数学家（包括《美丽心灵》的主角JohnNash）分别以对完全信息静态和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上的开创性成果获奖，这样的预测合情合理。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3年。由于奖励的是“改善拍卖理论以及发明新的拍卖模式”，Kreps和Roberts无缘分享诺奖，估计张教授仍会为此感到遗憾。 在过去十多年的诺奖预测游戏和我的记忆里，Milgrom是被提到次数做多的微观理论家，（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我自己也在这些年里反复预测他将与Roberts等合作者获奖。在我反复读过的他的每一篇论文里，我都为其中精美至极的数学运用而惊叹折服。你很难找到比他研究领域更广，更擅长于将复杂世界简化，并完美展现微观博弈机制的经济学家。 然而这十几年的诺奖结果，却让我们不断失望。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学的重要奖项“去理论化”趋势明显，流行的是“魔鬼经济学”（Freaknomoics），“可爱/滑头经济学”（Cuteconomics），甚至“巫毒经济学”（Voodoo-economics）。 这些听上去好玩（甚至一点都不好玩，例如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给一部分学生钱激励他们上街游行，再看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上瘾），论证过程“聪明”，但对现实重大问题完全回避的经济研究，不断登上顶级期刊并频繁获奖。让我们感叹，难道Milgrom这样的顶尖理论家彻底被遗忘了吗？ 这种感觉在去年诺奖公布后，体会更加强烈。因此，我能够预测对一半：今年的获奖者将是理论家。而只要是授予微观理论，那么Milgrom和Wilson绝对是众望所归的首选。 理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Roberts是Milgrom的论文指导教授，我对Roberts在拍卖理论之外的研究并不熟悉，由于Milgrom研究领域广泛，是我最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读过的论文篇篇经典，限于篇幅和本文目的，我只介绍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并且通俗易懂的研究。 大家有没有觉得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巨大十分奇怪？是否还记得段子说的“买卖双方擦肩而过，彼此默念一声真傻”的情况？Milgrom与合作者严格论证，只要交易双方满足非常宽松的理性条件，那么股市每天合理的交易量应该是零，交易不应该发生。 具体来说，只要双方对股票价格的分布有着“协同的认知”，那么双方即使在“信息不对称”下也仍然不应该进行任何交易，因为交易价格本身会汇总信息，使得双方“信息对称”。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期，因为过去大家没有充分考虑博弈要求的聪明程度。 因此，金融交易量如此巨大和频繁成为一个谜。现有解释非常多，挑最简单的来说，可能是交易双方的认知不同，这条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可能因为存在把噪音当信息，总是亏钱的“噪声交易者”，或者因为急需用钱，顾不上亏钱的“流动性交易者”。在经济学家眼里，每天在各种论坛或者微信群热烈讨论股价走势的人，基本都是股市的“噪音”。 紧接着，Milgrom与合作者考虑了聪明但没有信息优势的“做市商”（也就是必须承接客户买卖的交易员）面对的难题，不断出现的客户可能具有股价的独家信息，只有赚钱才买或者卖，他们也可能只是“噪声”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当做市商彼此进行叫价拍卖竞争时，他们应该如何定价来保护自己平均不亏钱？ 这个问题来源于生活，Milgrom给出了最优定价公式，使之高于生活，并且可以扩展到与现实相符的各种复杂变形中。首先，这个分析框架成为金融市场交易的三大模型之一，拥有无数的应用场景；其次，这些公式成为“做市商“的法宝，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 我曾经写过一个扩展模型去解释危机发生时的流动性枯竭，有助我们理解今年2-3月疫情冲击下，做市商停止交易，市场暴跌。 拍卖：从理论到实践 任何参加或者了解不同拍卖形式的人，都可以发现竞拍者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但可能也想象不到，各种拍卖（例如单个或多个被拍品、他们的价值独立或者相互关联、加价或者减价拍卖，公开或者封闭式拍卖、赢家支付最高价或者第二高价等等）其实可以被博弈论完美地描述，并且给出竞拍者的最优出价公式。 开创这一研究思路的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获得诺奖，而他的分析采取的基础方法“机制设计理论”，反而直到2007年才获奖。 我首次接触这一领域时，就为其数学形式的完美所折服。更加超乎想象的是，Vickrey发现，许多不同形式的拍卖，其实本质上却是等价的，或者体现在竞拍者（买家）的最优策略，或者体现在拍卖者（卖家）的预期收入上。 当然，现实更加复杂，如果被拍卖物品的价值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种等价性将会打破，最优策略也会变得复杂。这些新的问题相继由Wilson、他的学生Milgrom、以及其他合作者完成。 不过研究发展到这一步，Wilson和Milgrom也只是完成了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里提到顶级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分别是： 第一层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Wilson和Milgrom对拍卖的理论研究就进入这一层，Milgrom的“无交易理论”也属于这一层； 第二层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换言之，好的理论研究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四人帮”发现声誉机制可以解释囚徒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会从”相互告发“的均衡转变成为”相互包庇“均衡，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 第三层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Milgrom关于做市商的分析框架成为金融交易市场三大模型之一，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 但我遗漏了顶尖研究的第四层，应该也是最高层次，就是理论先行，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创一个运用理论的全新市场。 达到这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事后诸葛亮”，虽然以认识世界的理论去改造世界，听上去振奋人心，但实际上我们离认识世界都还十分遥远。张维迎教授当年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点：不要奢谈改造世界，先要认识世界。 以诺奖成果为例，分别在1990年，1997年和2012年获奖的“投资组合和资产定价”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和“市场设计”，可以说达到了第四层。 而今年Milgrom和Wilson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拍卖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现实中具体的拍卖机制设计，帮助卖者，主要是政府或社会，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同时实现最有效率（拍卖品落到估值最高的买者手中）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设计多个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机制。这其实非常类似于中国大城市的车牌发放，北京采取抽签制，上海采取拍卖制。 Milgrom和Wilson发现，过去流行的方法在这种类型的拍卖中都会遇到竞拍不积极，或者收入低于预期，或者不符合效率的结果。原因在于，以车牌为例，这类拍卖既要考虑车主对车牌的不同估值，也要考虑车牌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价值，还要考虑车牌先后成交价的影响，以及车主选择在什么时候出价等相互关联的因素。 他们一边对理论进行优化，使之更接近现实，一边进行拍卖实验，观察结果差异，最终设计出效果最佳（政府预期收入最高，结果最有效率）的“同步多轮加价竞拍（SMRA）”的方案，并已经被全球多个国家采用，用于拍卖公共资源，碳排放交易体系，机场的机位与起降时段。Google，百度这些公司则用于广告拍卖。 他们和其他研究者还陆续开发了适合不同特征拍卖物的其他新方法，例如对多个商品打包拍卖用到的“组合价格钟拍卖（CCA）”方案。 以车牌为例说明SMRA，竞拍者每一轮对一个或多个车牌分别进行封闭报价。每轮结束后，卖方公布每个车牌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车牌的起始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到被更高的报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5%~10%，但在未来的几轮拍卖中，竞拍者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车牌的报价，直到所有车牌不再出现更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 现实中上海的车牌竞拍是这个方案的简化版，上海的车主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这么有缘。 拍卖：从实践到理论 如果大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拍卖机制的妙处也没有关系，我说一个亲身经历，让大家体会不同拍卖机制对竞拍者出价的影响。 当年我开始研究拍卖理论的时候，也正在eBay上积极地参与邮票拍卖。与大家熟悉的加价拍卖不设时间限制不同的是，eBay有一个拍卖截至时间。我很快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竞拍过程中会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在拍卖开始后不久，一个在结束前最后几秒之内。因此，没有经验的新手以为自己会赢，实际都输在最后几秒，经验丰富的人则会使用类似“抢票软件”来出价。 由于现有拍卖理论从来没有截止期的概念，因此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Alvin Roth（2012年以“市场设计”获诺奖，其成果集中运用在器官等匹配市场）已经在顶级期刊发表了研究成果。 他主要比较了eBay和Amazon因为不同拍卖机制（相同点都是赢家只需支付第二高价），造成竞拍者的行为差异。Amazon不设截止期，在一定时间之后，最高价如果在10分钟内未被超越，拍卖结束。如果超越，则拍卖继续（这点和SMRA类似）。 结果发现，竞拍者通常早早就完成出价，越有经验的越早出价，这和eBay上有经验的集中最后出价的行为完全不同。 Roth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但并没有进行数学分析。我对此念念不忘，直到两年后，看到一位俄罗斯的博士用博弈论完整地分析了eBay规则下的最佳策略，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出价高峰期，我才彻底放弃了这个问题。 当下，经济学研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经济学家去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回避这些问题，甚至沉迷于“魔鬼经济学”中难以自拔。 希望今年的诺奖让大家去了解Milgrom和Wilson在微观经济学几乎每一个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也希望这篇短文有助大家理解顶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摘要：长期关注诺亚研究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不同资产长期趋势和投资策略的研究，是与学术最前沿的发现紧密挂钩的。周一瑞典银行将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最新得主。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可能获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通常，获奖的学术成果是得主在20-30年之前完成的，而且与当下的经济主题关系并不密切，这就使得预测谁能得奖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学术界群星璀璨，巨星云集，够资格获奖，年龄也很大的潜在经济学家还不少，就使得预测难上加难。 我虽然每年都参与到预测游戏，但也只是在2017年准确预测到得奖人将是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Richard Thaler教授，之所以猜到还因为一点点私心，因为我在2017年9月下旬在喜马拉雅FM推出了一门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上的投资课程，叫做《经济学家夏春的投资必修课》。其他时间我的预测基本落空，不过我通常会在颁奖结果宣布后的第一时间对得主的学术贡献和八卦故事进行介绍。 最近两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挑选获奖者时，比较注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世人认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解决之道两方面做出的贡献。例如2018年两位学者Paul Romer和William Nordhaus分别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也就是科研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经济学的深刻认识而获奖。2019年三位获奖者的贡献在于通过随机参照实验来研究穷人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解释为什么穷人和穷国难以翻身走出贫困陷阱，走向富裕，以及找到帮助他们脱贫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去年的经济学颁奖似乎打破了年龄的限制，就好比物理化学奖，只要公认研究成果重要，学者就不必等上几十年。 贫富差距比想象的可怕 如果诺奖委员会保持这个趋势，那么我认为今年最可能的获奖的研究主题很可能集中在宏观领域最受世人瞩目的一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导致了民粹主义和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的崛起。此外，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他在过去20年的研究发现，贫富差距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和可怕。虽然大家现在听了可能觉得没什么奇怪，但这些发现在当时，以至于现在，仍然在整个经济学界产生巨大的震撼效果。 因为两个原因，使得贫富差距问题，在马克思之后，基本上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第一是经济学家信奉自由竞争，认为竞争下产生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会带来激励效果，激励穷人努力工作或者创新，变成富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会随竞争的优胜劣汰而消失，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来说就是“富不过三代”。因此，贫富差距是经济中自然出现的现象，不值得研究。 第二是过去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贫富差距很小，大家是共同贫穷，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会变大，但当经济进入到高水平发展阶段，贫富差距会缩小，大家是共同富裕。 简言之就是只要把经济这块饼做大，一开始大家分得不够均匀，很多抱怨，但社会分配机制，特别是税收机制，会自动发挥作用并且不断改进，这就使得大饼会分得越来越均匀，社会越来越和谐。另一种机制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会产生先富带后福的效果，就好比把酒杯叠成金字塔，一瓶酒从最高的杯子倒下去，酒会从上面的杯子溢出，流到下面的杯子里。 这两个主流经济思想的论证者SimonKuznets和Milton Friedman分别在1971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从此，贫富差距问题就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消失，而美国和英国以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全世界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尽管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全球最高之一，但每当香港被美国评为年度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政府官员总是大书特书，沾沾自喜。如今，美国和英国都被贫富差距搞得焦头烂额，但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2019年诺奖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穷人难以翻身成为富人，而Piketty的发现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之间并非倒U型，而是U型关系。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反而会越变越大！经济这块饼越分越不均匀。一瓶酒倒进上面的杯子，不是溢出进入下面的杯子，而是留在了最上面越变越大的酒杯里！ 为什么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现象，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此前经济学家用到的收入数据收集不够完整，只能对不同群体的收入进行简单粗糙的划分。他们按收入不同将居民分成五等分，收入或者财富是前20%是富人，而后20%是穷人，中间的是中产阶级。 第二是当初经济学家研究收入问题的阶段，恰好是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重建，全球化带来高增长，大家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阶段，因此，经济学家得出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倒U型的结论。 但是，1980年之后，由于经济自由竞争思想带来放松监管、国退民进，以及和英美国家的减税潮（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90%左右降到40%左右），导致之前逐渐缩小的贫富差距来了一个大逆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例如，2014年，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1%的家庭净财富占国民财富的40%，这些比重都回到了一战开始前的水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U型。 Piketty发现，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除了受益于减税潮，更重要的是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并且享受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收益率。简单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率大约是8%，而全球发达经济体GDP的增长率大约在2%，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平均也只有4%左右，都低于股票投资收益率。 今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瑞银和普华永道刚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在今年4-7月财富增长了41%。美国则发现，643名最富有的美国人在3-9月的财富增加了29%，相当于8450亿美元。主要都是受益于股价上涨。 Piketty在经济学上更大的贡献是首创了通过个人税收记录来详细研究每个人税表上反映出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变化，这些数据在去掉个人信息之后是可以长期跟踪的。有了这些微观层面非常颗粒化的数据，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就可以研究前10%，前1%，前0.1%，前0.01%以至于Forbes财富排行榜上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的收入，财富和税收记录。 他们最有趣的发现是，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比如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0.1%的家庭则占了10%，前0.01%的家庭占了5%。这些数据相对于1980年都变化巨大，但无论是收入排在后50%的穷人阶层，或者排在中间40%的中产阶层，在过去40年里的收入占比或者不变或者减少。这个现象是全球性的，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差不多，而且，如果把刚才的收入占比改成财富占比，那么差距将变得更加惊人！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Piketty的研究第一次走出象牙塔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不满在2011年转化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口号，表达了对于前1%的群体的严重不满。 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提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是向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或者增加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同样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哪怕其中一些只是被人遗忘的历史常识，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是实行财富税。再比如，他们发现，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叠加之前多届政府的减税，使得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面对的综合税率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还要更低，既比其他超级富豪低，也比最穷的群体低。 他们还发现，过去经济学界认为增税的坏处在于降低富豪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全社会财富创造创造的理由站不住脚。实际上，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Abhijit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发现，增税不会降低富豪的工作激励。Piketty的研究激发了很多学者跟进，例如2010年获得诺奖的Peter Dimond与Piketty的长期合作者Emmanuel Saez就主张应该将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70%以上。 这些研究主张在2019年开始的美国大选中受到高度重视，提议财富税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而现在拜登提出的部分逆转特朗普向企业减税的政策，并且提高对超级富豪的所得税的主张，都是受到了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启发。这也符合我前面所说，经济学前沿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 顺便说一句，Piketty也是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最透彻的学者。前不久总理说，中国6亿人口税后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这个抽样调查结果来自于国内学者，但他们却忽视了抽样调查的不足，得出了中国可支配月收入超过2万元仅有70万人的错误结论。 前面说过，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但是抽样却很难充分反映。Piketty就与他的合作者利用了中国国家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数据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了目前最好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5.4亿低收入人口的税前月收入平均为1470元，这十分接近总理说的数字。但是2015年中国税前月收入达到2万元的就有1亿人，远远超过国内学者估计的70万人。这些就是中国收入前10%的人。在2015年月收入超过2.7万，在中国就能进入到前1%。 房价波动比想象的可怕 虽然今天主要介绍Piketty的学术贡献，但我认为日本经济学家NoubhiroKiyotaki（清泷信宏）和英国经济学家John Moore以对宏观经济中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获奖可能性更大。限于他们理论的复杂性，我只提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在Kiyotaki和Moore之前，宏观经济学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于经济变量都是内生的，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需要一个随机出现而且很强的外生推动力。这就好比物理学家非常想知道什么造成了宇宙大爆炸。过去，经济学家假设的第一推动力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即使战争，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天才科学家发明的新技术都很难产生现实中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当然，今年的疫情冲击是一个极好的外生推动力的例子。 Kiyotaki和Moore发现，这一不足和过去研究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内生机制理解不够充分有关。经济中的耐用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其实会产生放大经济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耐用品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作为抵押品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他们会起到一个外生冲击的“放大器”的作用。换句话说，耐用品特别是房子的价格波动远比大家想象的可怕。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界过去寻找外生动力的努力，而把目光聚焦到之前考虑不充分的内生扩散机制，大大推进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找到许多新的“经济周期内生放大器”。 特别是，这一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繁荣，而房地产衰退则导致美国经济即使在量化宽松刺激下，复苏依然极其缓慢。 当然，这项研究也带来一个“副产品”，就是各国对房地产市场变得格外呵护，只要房价稍微下跌，政府就变得极其紧张，各种政策托市，房价易涨难跌。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的房价却在上涨，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顶尖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也许有人会说，房价波动会放大经济波动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为什么值得诺奖？这就需要我们了解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可以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比如Piketty是第一个用数据说服大家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的人。 比这个层次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从这点来说，好的理论研究就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虽然人人知道房价波动影响大，但却是Kiyotaki和Moore第一次清楚刻画其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就业的过程。 当然，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更强的经济学研究，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这就类似物理学的演化过程。将来会有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 其次，不完全统计，过去19年，日本学者拿到19个诺奖，平均一年一个，今年这项荣誉很可能由Kiyotaki摘取。顺便说一句，我这个预测也有些私心。Kiyotaki作为宏观领域的大师，最重要的研究都在Minnesota大学做出，而这是我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 我在读期间，两位老师Edward Prescott和Leonid Hurwicz分别以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巨大贡献，在2004和2007年获得诺奖。2011年以宏观经济研究获得诺奖的Thomas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最重要的成果也都是在Minnesota完成的。 第三，2016年诺奖颁发给了对合约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OliverHart和Bengt Holmstrom，当时圈内就认为Moore没有一同获奖是委员会的疏忽，因为Hart的获奖论文是和Moore一起完成的，但大家转念一想，考虑到评奖有3人的人数限制，如果给了Moore，又会错过Kiyotaki，所以不如之后再单独颁发给他们。 最后，坦率说，去年的颁奖结果在圈内争议很大，对贫穷和发展问题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得到的发现，基本上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与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取得的成就相比显得薄弱，也不具备Piketty的发现所产生的震撼效果，似乎不符合我前面说的顶尖研究三个层次的标准。 因此，今年的诺奖很有可能回归“重理论”的传统，Kiyotaki和Moore都是公认的理论大师，而Piketty虽然以对收入和财富数据的挖掘闻名于天下，他也是凤毛麟角的理论天才。Piketty18岁上大学，与大多数人22岁本科毕业不同的是，他22岁已经靠对财富分布的纯理论研究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任教于MIT。 当然，我这次的预测很可能完全错误，但这三位学者一定会拿到诺奖。够得上诺奖份量的研究还很多，等今年的颁奖结果出来，我再向大家解释获奖者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的八卦故事。
日前，“力高建筑科学”专项研究基金捐赠仪式暨深圳大学力高健康建筑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深圳大学和港股上市企业力高集团的产学研合作进入了新阶段。“力高建筑科学”专项研究基金一期捐赠300万元，进行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重点支持健康建筑平台建设和围绕平台建设的有关科研课题。 力高集团副总裁王曙煜表示：“当前，关于健康建筑的研究广泛且深入，深圳大学力高健康建筑研究中心应运而生，作为首家企业和高校合作的专门研究机构，它的成立有着多重意义。同时，与知名高校共同研究建筑对于健康的影响，从而提出改善居住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解决方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对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
9月17日，RELX悦刻宣布已于近期启用生命科学实验室。该实验室将系统性研究电子雾化气溶胶在人体细胞、动物层面的减害程度，并开展临床前安全评估。 记者在位于深圳国际生物谷的RELX悦刻生命科学实验室看到，这里正开展悦刻产品对小动物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毒理及组织影响的研究项目，以此进一步完善气溶胶成分的安全性评估。 除了动物实验房，实验室还配有细胞实验和生化实验区域，对悦刻产品做细胞安全性的毒理评估。十几位研究人员正忙着通过专业设备，让细胞暴露在可控气溶胶环境中，探究一个特定成分是否会造成细胞损伤。 目前，电子雾化器依然属于全新消费领域，社会公众亟需获得更多信息，但系统的科学研究尚不完整。此次开放日上，RELX悦刻也宣布将在未来十年持续投入，建立全球科学研究平台，打造“1+4”完整科研链条。 “RELX悦刻希望成为一家值得信任的企业。”RELX悦刻创始人&CEO汪莹表示，“科学是获得信任的基础，作为头部品牌，我们有责任拓展电子雾化行业的科学边界，不断探索并回答未知。” 生命科学实验室落地毒理研究探索“显微镜下的悦刻” 作为一家电子雾化器品牌，RELX悦刻为什么要“向科学进军”？ 英国公共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雾化器相对传统卷烟减害95%。作为可减害产品，电子雾化器这个“新物种”已获得许多消费者认可。 但电子雾化器减少了哪些有害成分？如何让减害性发挥到最大？除了减害，存在的其他影响是什么？人们该如何应对这些影响？这些复杂问题的实验，还需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给出答案。 “正因为有未知，才会有疑问。”RELX悦刻联合创始人、研发与供应链负责人闻一龙说，“悦刻科学工作的使命，就是在好奇心和求知欲驱动下探索未知，以系统的科学方法收集证据，证明悦刻产品的低风险潜力，最终把产品的使用权交给用户。” 目前国内对雾化吸入领域的系统性科学研究资源非常稀缺，远远无法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RELX悦刻启用了这所生命科学实验室，展开针对产品的毒理学研究。 “毒理研究是化妆品、护肤品、新药物开发的一个必要流程，也是食品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模块。”RELX悦刻实验室负责人姜兴涛介绍，“而悦刻产品的毒理学研究，需要探寻的是数十种不同的气溶胶化学成分对不同身体组织、在不同维度所产生的影响。” 理化实验室通过CNAS认可“1+4”补齐科学完整路径 不过，要得出RELX悦刻产品减害程度的系统性结论，仅依靠碎片化研究还远远不够。 “电子雾化器对个体健康和公众健康的影响程度，特别是长期健康影响的程度，不是发几篇论文就有答案的，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生命科学链条来解决，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闻一龙表示。 为此，RELX悦刻建立了“1+4”的科学研究路径：其中，“1”指的是持续严控产品品质，如果品质不稳定，后续严谨的科学探索将失去基础，科学研究的结论也就没有意义。 为了提供品质安心的产品，过去两年，RELX悦刻已建立深度管控的供应链与品质管理体系，并落地RELX悦刻理化实验室，在化学层面严格把控雾化液和气溶胶的化学组成、潜在有害物释放水平。参考食品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了严苛的雾化液企业标准，为每批次雾化液的品质保驾护航。 目前，RELX悦刻理化实验室已通过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而RELX悦刻科学研究路径中的“4”，则指的是建立理化研究、毒理研究、临床研究和长期影响评估四大模块，系统性开展对电子雾化器的科学评估。 “1+4”科学路径的建立，意味着RELX悦刻科学创新能力完成了从点到面的布局，也有机会建立全面复杂的分析模型，引领行业扩大电子雾化器的认知半径。 “科学的本质是扩展认知边界和发现未知，而理化实验室通过CNAS认可、生命科学实验室启用，已经让RELX悦刻迈出了向科学进军坚定的第一步。”闻一龙说。 公布未来10年科学计划搭建全球科学研究平台 据了解，RELX悦刻目前已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山大学等6所大学、2家医院、9个科研机构建立不同维度的多个合作项目，并取得多个研究成果。 此次开放日上，姜兴涛也公布了其中5个重要发现。其中，悦刻产品在苯、4种亚硝胺等有害气溶胶成分方面分别减少99.1%和99.8%以上。保守估计，气溶胶细胞毒性也至少降低90%以上。另外，RELX悦刻产品气溶胶未显示出遗传毒性，肺纤维化风险也更低。 同时，RELX悦刻也公布了未来10年的科学计划，将建立RELX悦刻全球科学研究平台，打造从微观到宏观，从化学、生物学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完整科学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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