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
内循环、内卷化、杜绝浪费，是八月中国的关键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关键词真的触碰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关键吗？ 把2020年划掉重新过一遍的玩笑话，现在已经没人再提了。因为大家或深或浅地都能感觉到，世界不一样了。既往不可不咎，已经发生的魔幻2020以痛相告——中国要打的这场仗不止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它关乎于平凡你我、寸土国民。 万家灯光的每一点星光，都值得千军万马的守护。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短视频的大浪持续涌入，直播带货的奶头乐淹没了痛苦的思考与定力。 这是一场奇幻的隐喻，到底视频里的富足快乐与现实里的魑魅猖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202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看清楚，哪些是雾霾，哪些是辰光。 本文写罢我发现，当天恰是邓小平先生116周年诞辰。我有个创业多年的学生说，他父亲最感谢小平，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前春天的故事，可能他们家一辈子都只能守着一片黄土地，想努力使劲儿都没处使。 感谢小平先生，给了彼时的中国人一片看不到边的，希望的田野。 一 先谈谈内循环。其实它并不是个新概念，只是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经济格局下的新提法。 且不论跟谁进行商品交易，商品经济的本质都是交换。这跟你去菜市场买菜一手给钱一手拿菜没什么差别，不同的无非是你向谁买，多少钱买，买了多少而已。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交换发生在一个小场域之中，邻居家种了土豆，你拿青菜去换。那么我自己种土豆和青菜呢？是不是不用交换了？不是，你在用秋天的收获换春天的播种，因为商品交换是可以跨期的。 基于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我们知道，内循环不是舆论环境里甚嚣尘上的“大不了我们自给自足不跟外国做生意了”，这不是选A还是选B的单选题，而是一道更加复杂、更需要谋篇布局的论述题。 回看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是美国文明送给世界和麻醉世界的三个礼物，他们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的主要受益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扮演了一个低调获益的角色，我们依托全球化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生产要素，并依靠14亿人口的超量规模市场吸引了全球资源的注入，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韬光养晦。 在疫情肆虐的悬崖边上美国发现，他在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里竟然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恰恰特朗普又代表了美国这一群全球化边缘者的诉求。由此带来的逆全球化风向也成为疫情以来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包括对这一次中国经济内循环战略的探讨。 那么内循环到底是怎么被阐述的？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可否认，内循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刺激下的全球内卷化的趋势，更是作为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在内外部发展的权重分配中，寻求再平衡的纳什均衡过程。 经济内部驱动要有，但几十年长期形成的外部世界之联结也不是说断且断的。无论内循环是否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领导层原意所说，内外循环本身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从2009年至今，我们依赖投资推高基建地产、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循环的演化，只是依托了投资这一最高效直接的调控手段，以此带动工业化需求和制造业兴盛，最终成功创造了中国的发展神话。当时内需消费是什么地位？是完全依托于出口和城镇化而被动形成的GDP增项。 但如今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结构已经发生全然的变化，内需消费作为内循环的新增长点，在当前重新被关注和重视起来。 更明确地说，内外循环问题是单一经济体在全球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最优路径问题，以内循环为主、辅之外循环的协调配合，才是在内外部环境交织变幻的博弈中所能找到纳什均衡最优解——也是一种全球化进程中主动的“自我修正”。 因此内循环战略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再平衡的过程中，做到效率最优、伤害最小、效能最大，而不是舆论所认为的简单化“中美脱钩”。对于全球化再平衡和逆全球化脱钩的不同理解，是两种视野和价值观的差异。 内卷与自省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走向，但疫情的确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分享了最优质的资本要素供给和产业链优势，疫情促使各国觉醒，意识到自己需要在综合国力的有效射程内思考，如何形成基于本国内部经济的供需平衡。生产要素的核心部分来自某个单一地区，这也会给全球经济长期有效连接造成可预见的风险。 因此全球化的自我修正趋势逐步凸显，东南亚、东盟、非洲这些国家陆续承担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产业链要素开始迁移，东盟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发紧密，特朗普上台后逐一退群，直到疫情全球爆发供应危机蔓延在2020年初的全球版图里。 历史的迁移也总带着些耐人寻味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会不停蔓延下去，甚至导致世界会回到当初混沌初开的状态。历史虽然是螺旋式上升的，但可以肯定它一定还是上升的。 全球化重新回归平衡仍然是历史的大浪，只不过中美这两艘舰艇不经意走到了同一条航线上，我们也不得不立足于整片海域和自己这条船的相对关系，重新审视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航线。 二 既然明确了我们在全球化再平衡而不是关系脱钩的进程里，内循环又如何让出一个合适的腾挪空间，把时间优势笼络到中国这一方？ 有些人敢于片面解读内循环喊出“大不了自给自足”的口号，很大程度是基于近两年投资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在逐渐式微，2019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程度在三驾马车中已经接近60%，2018年更是超过75%。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这么强有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外部市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消费力的核心分为两端，“有的买”和“有钱买”。 近期大力提倡的杜绝浪费让许多人关心起全球的粮食危机。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某些农产品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比如大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产品达到90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对外依存度一度超过85%。 大豆除了是国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之外，它榨完油之后的豆粕更是养殖业最重要的饲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豆供应的缺口堵不上，猪肉价格飞涨又会让大量键盘侠怨天尤人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自给自足，结果自己连口肉也吃不上了——“没的买”。 那么什么是有钱买？ 首先我们理解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一般而言政府没钱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向市场借钱，同时依靠国家信用担保，具体来说这种信用来自于财政税收。 本质上，政府以财政税收作为背书向市场借钱，这和企业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没什么不同，不会导致货币超发，也就是财政扩张但货币不扩张。 当前中国走的就是这种模式。中国货币发行主要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国债也逐步成为重要渠道之一。但中国央行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从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后抵押给央行，央行以此吞吐基础货币。 但欧美许多国家走了另一条路——凯恩斯主张的财政货币化。 简单来说二者的差别在于，政府发国债背后的担保不是税收而是货币，央行能够直接购买政府国债，财政扩张的同时造成货币扩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化财政赤字融资成为救市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调动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 基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机制还不能成熟调控的前提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依赖是必然存在的，贸然的中美脱钩会伤害中国货币体系的完善。 除此之外，债券发行市场的不发达也会间接影响整体资本市场的资金吞吐量。 为什么美元会变成世界货币？这与美国资本市场财政货币化的运行机制息息相关。成熟的债券市场形成资本运作的底盘，快速周转的流动性吸引了全球优质资产和大量资本争相涌入，美元借此巩固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此时继续持有大量美债储备，至少能让我们做到进退自如。 如果贸然丢失了美元这个锚，中国债券市场不完备会衍生出信用评级、债务压力、市场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央行在不能完全掌握基础货币吞吐机制的环境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调控政策受限，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的规模和质量，也不足以支撑货币发行的信用扩张。这些都会受到我们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不成熟等多方面的桎梏，从而面临潜在风险。 失去抓手的我们最终也将举步维艰。 三 既然脱钩是个无法一蹴而就的伪命题，如何真正实现领导层所说的经济内外循环配合，在逆全球化的风声中站定，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解呢？ 还是要从内部出发。 在保证与全球外部市场联结的同时，最本质的调整应当是以本国经济驱动力为圆心的一系列组合打法。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做生意，内外循环是要相互促进的。大不了独立自主的言论，脱离了当前中国的财政货币体系和产业发展周期。 具体而微，我们需要给更优质的资产以进入公开市场的机会，放大成熟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正向促进作用，从顶层设计等诸多方面完善运作机制，从而以更大的资金吞吐体量、更健康的资本资产联动来反向推动货币发行制度的健全改善。 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基础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投资实业的回报率，并围绕提高实业投资回报率进行相应的财税深化改革，以减税让利、改革优化税制税率，实现减税效应倾斜实业与中小微企业，这些事关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优化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事关国运民生，丝毫马虎不得，也更适合早谋划早动手。 凝聚如此一番改革共识，我们才能做到对美元从容地“主动脱钩”而不是“被动脱钩”，内循环转起来才不会变成“累循环”、“泪循环”。 没有央行母币和优质基础资产提供支撑，商业银行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货币乘数得以释放的活水源头，流动性危机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化再平衡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因子。 这是站在供给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与货币体系对当前经济结构的底盘调整。那么需求端呢？ 这又回到了我从疫情开始时就反复提倡的“居民有效需求”这一关键性问题。 居民有效需求在中国是有特定背景的。几十年来老百姓手上的钱大多数都被房地产冻结了，失去流动性的居民需求很难说是有效的，也无法催生实际价值。 不论什么年代，居民信心都是最重要的黄金，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离不开国民小家的贡献，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不同市场参与者，落到实处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都相当关键。 首先是对老百姓减税让利，从点滴小处做到惠民达众，其次恒产者有恒心，给民营企业家创造最积极健康的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摩擦。与民休养生息，国民才能真正催生出创造与奋斗的活力。 除了居民信心激励，下定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课题。 海通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地产热有所降温，广州近五年房价的累计涨幅仍达到27.2%，北京49.3%，上海43.3%，深圳92%，而纽约在房价暴跌前的五年累计涨幅仅59%，北上海都接近纽约，而深圳远远超过了纽约。研究估算，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这几十年来，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也是这笔生意撑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底座。启动“地产型增长”带来了居高不下的高房价和居民高负债，短期经济借此获得高速增长，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下降却实打实地伤害了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消费市场地产化，内需无法真正地启动起来。 对比中美CPI的构成项目和比重，问题的影响不言自明。为什么大家感觉到房价飞涨但仿佛CPI一直很稳定？反而猪肉价格的一波动CPI的反应往往更大？这和中国CPI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CPI的统计口径中，食品是第一大项目占比33.2%，而住房类则只占到13.2%，房子被认为是投资品而非消费品，因而计入住房口径的主要是房租；对比美国CPI构成，其居住类目占据了CPI构成的4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加华资本制图 中美CPI的构成差异自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若大致按照美国较为成熟的经济模式下CPI的构成比重，模拟还原中国CPI，我们居住类目会达到最高占比37.7%，略高于食品类目的34.7%，二者合计占据了中国CPI构成的70%以上。 如果考虑到未纳入消费指数的投资性房地产涨幅，猪肉和鸡蛋可能不会站在CPI指标前躺枪了。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模拟测算 正如王德培所说，“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 地产型增长可以认为是特定历史阶段之下经济增长必然要做出的选择，但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已经论证的舒适圈里因路径依赖而形成的增长优势，极有可能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反噬。 根据央行统计，从1996年开始，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持续飙高，自2008年的18%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56%，2020年上半年，央行统计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人民币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近59%，中国居民人均负债4万再创新高。 图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多少中年人因为房贷在身，看上去百万千万身价却不得不扳着手指头过日子。这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和资金流动性形成了巨大的挤出。中国社会居民结构的中坚力量看似强大，但大量的中产家庭和五环内人群其实都是伪中产和软阶层，手中的资金流动性岌岌可危。甚至有银行说，实际上中国有1/3的家庭都已经实质破产。 此外，房地产市场主体在大量攫取利润的同时，仰仗于特定时期的政策优势，靠一套住房就打掉了中国千万家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顺手还垒起了一座高负债的城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成功被转移到了居民身上。 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到更为健康的结构上来，房价下跌后释放的巨量资金大概率会由国内的消费市场吸收。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由此被推升，加上城市化放缓、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人口结构逆转、房企背负高额负债等等经济下行预期，中国经济很可能落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滞涨阶段。 再者，高负债的发展理念在国民智识层面造成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去年被戳破的P2P泡沫，越来越佛系的年轻人和增速惊人的消费贷坏账，后浪们真的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好时代里乘风破浪了吗？月光族数不胜数，被房贷车贷消费贷绑架的年轻人无处不在，股市里最多的到底是大妈还是牢牢套住的小年轻们？ 当下资产价格存在大量泡沫，我们却仍然在不断鼓励年轻人们负债、负债、负债，虚假繁荣让虚假富翁们自我感觉良好，却掩盖了水面下真实存在的冰山。真正的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发现，自己手上连个结实的船桨都没有，所谓的航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人人都是楚门，耗其一生沉浮在他人制造的虚假幻境里。 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经济的隐性伤害之巨大是非常可怕的，基尼系数持续升高但普通老百姓却尚不自知。真正走到覆水难收，这时候任何循环都转不起来了，齿轮生锈了。 说到这里，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争论愈发明朗。既然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能买下半个美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卖掉这些土地就真的能买得了半个美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最简单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不会稳定挂钩美元，美国人也没有这么多的美元供给能让我们买下半个国家。 房价高企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矛盾，就像一把张到极致的弓，似乎下一秒就绷不住了。 2014年俄罗斯弃汇率保房价，导致进出口依存度提升，在经历了一段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经济繁荣后，俄罗斯的汇率走向了大幅贬值。 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潜藏着的通胀层层积累，成为当前名义财富的巨塔。眼看高楼起的人，终究不希望眼看着这楼塌了。 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总要作出相应的取舍，在不可能三角中构建一个汇率、利率、物价的健康稳定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循环增长。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图1 自1970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变化趋势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性困局，中国“双循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 一方面，基于“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料将与全球经济缔结新的利益纽带，强化“外循环”中双向开放的动力。另一方面，“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预计将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打造新的战略支点，优化“外循环”中国际分工的路径。 得益于此，中国经济有望在全球复苏中发挥更加稳定而积极的作用， 并以区域化的加速发展引领全球化的新变革。以“双循环”为基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有望相互促进，共同拉动全球经贸体系走出历史性困局。 “双循环”奠定高水平开放的新基础。当前全球化浪潮所陷入的困局，看似是由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新冠疫情冲击等一系列“黑天鹅”引致的意外之变，实则是历史因素层层累积后的必然之果。从全球来看，过去数十年，部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的红利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动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进而从全球化的领导者转向“退群者”，全球化体系亟待新一轮重构。从中国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中国向全球分享自身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持续，较低水平的对外开放边际效益递减。中国对外开放亟待走向更高水平，以新方式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向外溢。站在国内外历史性变革的交汇点上，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开放，一方面需要跳出过去的思维窠臼，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另一方面，不能就“开放”论“开放”，而是要寻求更为基础性、全局性的解题思路。 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展望未来，阻碍中国开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愿问题，既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接纳中国。二是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针对上述问题，“双循环”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体系缔结新纽带。另一方面，以自身产业升级加速区域一体化，以此构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中国“双循环”新格局，虽然以“内循环”为主，但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由内而外地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基于“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成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走出历史困局的关键引擎。 “双循环”缔结中国与全球体系的新纽带。“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 [1]，更是全球体系进一步深度接纳中国的根本动力。从利益维度出发，“双循环”料将在两个方面缔结中国与全球体系的新纽带，跨越当前全球化所遭遇的深层阻碍： 第一，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稳定锚”。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是开启新一轮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否则各经济体将在贸易壁垒、竞争性贬值、地缘政治冲突中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沼。从规模来看，根据IMF工作论文测算[2]，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百分点，短期内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2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无论是对于传统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还是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国均已与美国、德国携手成为全球性的三大枢纽[3]（详见附图）。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在全球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借助“内循环”深挖内需潜力、强化内生增长，也意味着中国能够通过“外循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稳定性资源，以支撑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基于此，在金融层面，国际资本料将长趋势流入中国，在分享中国机遇的同时，亦加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层面，更多的经济体有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和自贸区等渠道，在“锚定”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同时，也将加快中国对外国际产能合作。由此，“稳定锚”将拓展为良性循环的“稳定网”，在稳定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第二，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推进器”。据WIPO和CB Insights数据，当前中国已具有全球第一多的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二多的“全球百强”科创集群，第二多的新经济“独角兽”数量。基于此，通过“内循环”进行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中国经济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同时也将撬动全球价值链升级。一方面，利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中国产业升级将加速科技创新的全球扩散，提升全球价值链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提振全球经济动能、打破存量博弈。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有助于抵减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研究[4]，作为传统经济代表，沃尔玛通过27年的全球化进程，在28个国家设立了1171家分店；作为数字经济代表，阿里巴巴在8年的全球化进程之后，已覆盖220个国家的900万商户，其全球化效率远胜于传统经济，更广泛地实现了全球化的机遇共享（详见附图）。 “双循环”构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越过当前的深层阻碍之后，未来新一轮全球化并不是上一轮的简单重复，而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新结构。上一轮全球化中，在需求侧，美国是唯一的全球性需求枢纽；在供给侧，全球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均呈散点状分布。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全球化领先于区域化的经济一体化格局，直观反映为“世界是平的”（详见附图）。但是，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在需求侧，“美国优先主义”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性需求枢纽的地位，而中国等其他经济体作为区域性需求枢纽的地位正在增强。在供给侧，以美国、德国、中国为各自中心，“北美工厂”、“欧洲工厂”、“亚洲工厂”形成鼎立之势，产业内分工的区域集聚成为大势所趋。由此，在未来新一轮全球化中，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转向“多峰结构”，由多个区域化共同体构成，形成一个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详见附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领先全球化，进而成为全球化体系的支柱。 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目前北美、欧洲已经加快了区域化建设。其中，美国宣布退出 TPP，转而签订美墨加免关税新协定。欧盟则抓住疫情之变，利用欧盟复苏基金，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对此，亚洲区域化作为未来全球化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巨大挑战。当前的中国在需求侧已成为接近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单一市场，在供给侧具有独特的完整产业链优势，并位居亚洲价值链体系的唯一枢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亚洲“供给-需求”双中心。因此，中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开放，更关系到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未来。 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双循环”的建设有望助力亚洲形成“双环+双链”的区域化结构，并由此支撑新一轮全球化的稳步发展。所谓“双环”，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依托，通过激活中国海量的内需市场，为区域经济提供持续而充沛的需求增量。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外循环”为线索，进一步优化本区域的产业内分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内的“外循环”主要由两个核心链条构成。第一，“中国-东盟”链条。在原来以美国为中心、“扁平式”的全球分工体系下，中国与东盟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虽然中国与东盟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经济合作仍有待深入。未来，随着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中国与东盟在产业内分工的关系有望加速由竞争转向合作。中国向东盟提供关键技术、零件、设备以及市场需求，由此东盟将得以充分发挥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在下游环节形成规模生产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有望加速这一链条的形成。第二，“中国-日韩”链条。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对日本、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强劲的新需求。基于此，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通过“内循环”补上短板、锻造长板，则将削弱外部技术壁垒的威胁性，从而与日本、韩国依据各自的优势领域，融合成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的区域科创共同体，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共同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竞争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若能提速落地，则将促进这一链条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张红力， 周月秋， 程实， 等． 金融与国家安全[M]．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 [2] Cashin P， Mohaddes K， Raissi M． China‘s slowdown an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Is world growth losing out？[R]． IMF Working Paper， March 2016． [3] Xin Li， Bo Meng， and Zhi Wang． Recent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GVC participation[R]．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R]． The World Bank， 2019． 注：传统贸易指直接用于消费的出口，简单全球价值链指涉及一次跨境生产，复杂全球价值链指涉及至少两次跨境生产。圆圈大小表示获得附加值的大小，箭头的粗细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 存在箭头的情况： 1． 如果 A 国是 B 国进口附加值占比最大的国家，箭头由 A 国指向 B 国。 2． 如果 A 国在 B 国进口附加值中占比超过 25% ，箭头由 A 国指向 B 国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当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但我认为，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融合是大趋势，排斥是短暂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作支持，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与欧洲诸国竞争。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了1833年，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打败，被迫签订南京协议，赔款割地，中国大门被打开，尽管不乐意，但实力不如人，只好被动全球化。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例如，在19世纪中叶，中国约三万多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后来，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于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即排华法案。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仅仅贸易需求，如来源于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及技术的差异，使得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如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为主。 全球化分工下各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因为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全球商品出口与全球GDP之比数据来源：Fouquin and Hugot，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用于疫情补贴，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不仅使得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随着美元指数走弱，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全球步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人口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当进入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后，我认为不仅全球化的模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全球化的速度也更快了。 例如，最近大家热议的Tik-Tok在美国可能被禁一事，从本质上看，它确实反映了美方在“去中国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扩张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其APP的下载数量长期名列全球一、二的水平。说明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或高科技企业要实现全球化的路比传统企业宽几百倍。 例如，美国的谷歌、英特尔、亚马逊等，中国的腾讯、阿里、华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其全球业务；相比之下，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中国传统企业，其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不少国际性组织中“退群”，同时也限制移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逆全球化”，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秩序。同样，它排挤中国的行为，也是为了确保其全球的霸主地位，不意味着它不想搞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仍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内循环为主体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内循环，我发现在热议过程中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我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事实上，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 因此，“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因为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5G技术的落地加速了其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助推全球化 从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惩罚或限制案例看，受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说明民营企业不仅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我国推动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为此，我国需要给民企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全球业务推进过程中做强做优。 总之，我们应该从更宏观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趋势，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模式演变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达75年的和平之后，全球化下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细了，几乎没有一张白纸可以重画蓝图，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少了，全球化是大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当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但我认为，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融合是大趋势，排斥是短暂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作支持，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与欧洲诸国竞争。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了1833年，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打败，被迫签订南京协议，赔款割地，中国大门被打开，尽管不乐意，但实力不如人，只好被动全球化。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例如，在19世纪中叶，中国约三万多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后来，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于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即排华法案。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仅仅贸易需求，如来源于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及技术的差异，使得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如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为主。 全球化分工下各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因为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全球商品出口与全球GDP之比 数据来源：Fouquin and Hugot，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用于疫情补贴，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不仅使得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随着美元指数走弱，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全球步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人口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当进入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后，我认为不仅全球化的模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全球化的速度也更快了。 例如，最近大家热议的Tik-Tok在美国可能被禁一事，从本质上看，它确实反映了美方在“去中国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扩张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其APP的下载数量长期名列全球一、二的水平。说明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或高科技企业要实现全球化的路比传统企业宽几百倍。 例如，美国的谷歌、英特尔、亚马逊等，中国的腾讯、阿里、华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其全球业务；相比之下，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中国传统企业，其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不少国际性组织中“退群”，同时也限制移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逆全球化”，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秩序。同样，它排挤中国的行为，也是为了确保其全球的霸主地位，不意味着它不想搞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仍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内循环为主体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内循环，我发现在热议过程中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我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事实上，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 因此，“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因为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5G技术的落地加速了其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助推全球化 从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惩罚或限制案例看，受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说明民营企业不仅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我国推动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为此，我国需要给民企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全球业务推进过程中做强做优。 总之，我们应该从更宏观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趋势，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模式演变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达75年的和平之后，全球化下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细了，几乎没有一张白纸可以重画蓝图，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少了，全球化是大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导语：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承压；两类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重构，将有不同的路。 2005 年 4 月 5 日，一本极具前瞻性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横空出世，成为在千禧年前后诠释这个动态变化世界的最好的注脚。 我曾经是“世界是平的”以及背后全球化理念的拥趸，但在2020这个从开始就不太平的年份，我越来越相信世界的抹平化可能将告一段落，未来世界将愈发呈现“立体”的姿态。而这一变化过程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冲击和重整。 疫情冲击：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经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近日，OECD发布的最新中期报告《新冠病毒：全球经济面临威胁》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自新冠病毒在国内爆发以来，制造业的供应链承压显著，尤其是汽车和机械设备（零部件）、半导体材料、化工产品等产业。供业链的断裂风险具体体现在：一旦某个供业链的其中一环因疫情而梗住，那整条供业链便存在停滞的可能。 疫情打乱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化国家的中国已经是众多行业部分中间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已经从中国国内的供应链受到影响，传递到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产品无法交货，最后可能升级演变为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交付断档。 这在实践中已有显现。据最新消息称苹果已经将计划今年 9 月发布的 5G 版本 iPhone 往后推迟一个月再发布，而相应的廉价版 iPhone 也一并延迟。此前已经提到苹果即将3月推出的廉价版 iPhone 已经在中国组装工厂进入最后的试产阶段，不过因疫情导致组件延迟交货等其他原因，它可能会到今年第二季度才正式量产。 病毒事件本身有其偶然性，但反映出来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是需要关注的。说得极端一点，新冠疫情可能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这样的警示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Ian Goldin）写了一本书《蝴蝶缺陷：全球化如何导致系统风险及应对办法》，就提出了疫病这样地区事件的影响会蔓延出国界。作者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各自独立管理的国家机构之间的脱节现象称之为“蝴蝶缺陷”（The Butterfly Defect）。今天回头看，这样的警示不能不说很有先见之明。本周出版的《时代》杂志上一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未来几年中，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可能会以全球化第一阶段结束的里程碑事件而被铭记。” 重构全球化：一个立体化的世界正在浮现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共同的荣景，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也在同步攀升。“环球同此凉热”下，去全球化到底是是小概率的尾部风险，而是大概率的灰犀牛趋势？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1992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在中美两地间辗转。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自然不乐见全球化开倒车，但我发现全球化的进程的确正在改变方向。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去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从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到英国脱欧，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可能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的影响。种种现象显示，“世界是平的”观点可能需要修正了。 其实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一直是螺旋上升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自己也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把全球化历程分为了从1.0到3.0的三个阶段。也许今天全球化正在迎来4.0时代：世界是立体的。 “世界是立体的”有两层意思。首先整个世界是多极而非单极。会形成多个相对有区隔的小“世界”，小世界内部会形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这样的交流合作机制。这些世界内部仍旧是“平”的，但世界之间是有区隔的。另一层意思是这些“世界”之间不是相互孤立或者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支撑和依存的。这些平的世界组成的整体是立体的，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这样的“立体化重构”对实体经济来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产业链的脱钩和重整。类似电子半导体这样的行业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冲击波。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对华为等科技公司实施的技术出口的限制，加剧了电子半导体产业链重整的紧迫性。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2019年5月15日美国宣布将华为列入出口限制的实体清单。我第二天刚好参加一家被投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会，一大早就碰到华为团队的来访。华为此前从未从这家企业采购过，但一夜之间就将它列为了未来的主要供应商。我亲眼见证了这家被投企业在几个月的时间中，通过华为的各种帮助，把各方面的标准都提高到国际供应商的水平，通过自身努力以及后期产能的扩建和投入，达到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不过，不同行业脱钩和重整的紧迫性和切换的难度是不同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产业链。众所周知，苹果也非常想回到美国生产，但它们很快发现全面切换的困难性。中国的电子产业链生态系统非常完善，新产品工艺开发反应极快，产能弹性大，整个供应链效率非常高，很难在短期内被替代。或许苹果产业链的重构还是会发生，但我认为可能不会发生得非常快。 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切换的难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半导体行业中，光刻机的切换难度就很大，而芯片封装的切换难度就小得多。我认为，半导体行业，后端的重构会先于前端，也就是先进封装领域会比芯片制造更快有重构的突破；另外，在新应用的驱动下，中国企业可以在 5G， AI等新应用领域取得先机。 产业链的地域分散化，同产业环节的地域集中化让跨国企业的生产供应在面临自然灾害、疫病流行、政治风险事件等非全球性因素时，同样变得非常脆弱。简而言之就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更有效率但风险更大；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风险分散但效率更低，而这其中的平衡点非常难以确认。过去企业决策者更加受短期盈利能力的支配，更倾向于低估风险、追逐效率。这样的后果是让全球化生产供应随时有中断的风险。新型冠状疫情的爆发，正在促使更多的跨国公司重新审视其供应链的布局。 从“小世界”的领先，到“大世界”的布局 在一个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企业的应对其实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基本逻辑是有的：在自己本土“小世界”抓住重构带来的机遇，取得本土市场的行业领先；在防范产业链重构风险的基础上，在本土外的“大世界”做适当布局。 对于本身所在行业已经是中国的强势领域的企业，比如3C产品制造，电子装配，线路板制造等，其实可以大胆考虑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因为这些行业全球制造已经集中在中国，有的赛道中国产量占世界的50%以上，甚至90%，这些行业面临的机遇是全球产业链有重构外部的趋势或者需要。 这些企业往往已经是国内的龙头企业，甚至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它们面对的可能是产业链重构出去的风险和机遇。比如，谱润投资于2016年投的星星冷链，是国内商用冷柜和冷链系统的领先企业，产品已经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谱润投资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其走出去，在客户市场做绿地投资，加强品牌建设，加速国际布局。 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两个：开拓更多国际市场，平衡单一出口市场的风险，降低中美贸易战等事件的影响；其次，有一些国际大客户也的确不希望太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如果企业能够在其他国家有生产基地，有利于增加对这些大客户的粘性，避免客户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企业本身所处产业是中国短缺甚至空白，在很多细分领域急需追赶或填补的。我认为它们面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需要大力发展，可以引进人才自主发展，也可考虑外部并购加速发展。尤其是科创板这样的资本市场制度，解决了融资难题，几乎是为这类企业其量身定制的。 谱润投资的两家被投公司珠海越亚半导体和苏州康代智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前者在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事件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它已经正在南通投资建新厂，总投资40亿，产能也随之扩大了五倍。后者则是谱润投资从美国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剥离、全资收购回来的机器视觉领域国际领先的资产，目前已经重组成为一家总部和运营在中国，核心研发在以色列，营销网络遍布全球的国际型的公司。 投资人对这样的公司理应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粮草弹药，协助他们寻求海外先进技术、资产的收购标的，与此同时，随着科创板的开设，为这类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投资人也应该积极帮助它们在科创板上市。 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世界是立体”的观点，尊重和接纳其他不同维度的“世界”，摒弃单边主义，放下“唯一正统”的傲慢。毕竟，通向罗马的路，往往不只有一条。 （作者简介：曾任奥迈资本合伙人，麦肯锡公司全球副董事，美国安泰克国际公司总裁，美国罗门哈斯公司资深科学家。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年仅14岁；198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取得学士学位；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95年成为麦肯锡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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