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在戈壁滩上开重型卡车；22岁在锅炉大修车间做重体力活；33岁创立万科，之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之一；48岁挑战攀登雪山，最终完成“7+2”大满贯；60岁开始游学哈佛，而后在剑桥、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深造。 这就是王石的精彩人生。干过最重的体力，创过最辉煌的事业，爬过最高的山峰，走过最美的道路。改革开放的40年，不断成就着他个人的成长与蜕变。 成长：渴望看到更大的世界 父亲姓王，母亲姓石，故而有了王石。 王石以“半个游牧民族血统”来形容自己。一岁左右，全家搬到广州。两岁左右，又搬到湖南衡阳。之后不久，他跟着姥姥回到辽宁山区老家。五岁左右，全家搬到北京。八岁左右，搬到郑州才算安定下来。 或许正因为童年不断迁移的经历，王石的生命中被刻上了“好动、爱自由、不愿被舒束缚”的标签。从小，他就尤其迷恋探险书籍，比如《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八十天环游世界》《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在这些探险书籍中，滋生着王石对世界越来越强的好奇与憧憬。 他渴望看见更大的世界。 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王石15岁，刚上初一，课业被陷入停顿状态。尽管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拉帮结派、文攻武斗。但王石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自由自在四处旅游。 乘着全国大串联的热潮，王石走过很多地方。甚至在1966年12月国家停止免费提供交通食宿之后，他也靠着扒货车等方法，继续云游。北京、广州、昆明、重庆、辽宁等都是他足迹到达的地方。 风餐露宿，但他只觉乐趣无穷。其中有一则趣事：去大西南的时候，火车要钻隧道，爬上坡爬得吃力，煤燃烧得不完全，吐的都是黑烟，几个山洞钻出来，大家互相一看，脸全是黑的，谁都不认识谁。 这样的游历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王石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是着急去未去过的地方，探索未知的世界。直至1968年，王石的母亲恢复工作，17岁的王石才通过政审，应征入伍。 然而，部队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外在行为到内在思想，都要高度统一，这一点令天性爱自由的王石难以适应。 有一次，排长到他们班里组织学习读报，有一个词“兢兢业业”，排长读成了“克克业业”，王石忍不住笑了。排长问笑什么，王石就说读错了，排长一时接受不了。王石就说应该是“克克克克业业”。结果第二天早操，排长就找个由头，罚王石多跑了两圈。 更困扰的是，不喜欢开汽车的王石却被分配去当汽车兵。当时的运输任务是在南北疆之间运送航油。一个车队，一溜大油罐车，一天300公里，一次走12天。沿着塔里木盆地，一整天开下来，只看得到两个兵站的人。那种绝望的心情，王石至今记忆犹新。 所以1973年，一有机会，他就申请了复员。王石知道，继续上学才是未来的希望。 为了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王石选择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做工人，从早到晚抡大锤。此外还要卸钢板，七八个人抬一块1.2吨的钢板，抬下来肩膀上都是一道道的血印。 一天工作八小时，回到家里常常累得趴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但这种情况下，王石依旧会抽出时间学习，甚至常常学习到0点以后。 工作虽辛苦，但相比部队生活，终究是多了一些色彩。这期间，王石还学习了手风琴、油画、小号、甚至小提琴。当然也抽出时间谈了场恋爱。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之后，工厂终于有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经过综合评定，王石是表现最突出的人，于是顺利进入了兰州铁道学院。 1977年毕业之后，王石被分配至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给排水技术员，负责辖区内铁路沿线的土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常常要在铁路沿线住工棚，条件非常艰苦。直至1980年，王石通过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工作，这才有了跟外商打交道的机会。 但外经委的舞台依旧不能安放王石的天性。 1982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外经委宴请一位重要厂商，为了调节气氛，王石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本以为自己表现得很好，没想到宴会一散，科长就把王石拉到一边提醒说王石把外经委主任、处长的风口都抢去了。 那次宴会之后，王石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就走。10%精力用在工作上，90%精力用在工作以外，上夜校，玩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听音乐会。但在年底总结工作时，领导却评价王石有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自此，出离的心暗自增长。1983年，深圳的变化燃起王石创业的激情。5月7日，王石离开广州，去深圳创业。本想作为一个跳板，攒点钱就出国留学。不曾想，此次创业，开启了王石的精彩人生。 创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创立万科之初，王石就明确了以“尊重”作为管理的底线之一。他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在万科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是亲属回避制度。 王石坚信，公司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要摒弃中国传统的亲缘关系模式。所以王石以身作则，自万科创立以来，就没有招过任何一个亲戚、同学、战友或跟其有其他亲缘关系的人进入公司。有次，王石母亲趁着王石不在，把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表妹推荐到万科，但王石回来之后，就让她离开了。 在万科建立不久，就制定了员工手册。1996年的《万科职员职务行为准则》至今仍旧发挥着效力。其中有关“亲属回避”的规定，就有三条。 从万科退休之后，王石着手创办新的企业，有位亲戚听说之后就想来投奔他。但王石依旧拒绝了。虽然离开万科，但王石的原则依旧没有改变。在他看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非家族企业是主要趋势。 其次是坚决反腐。 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出现了集体受贿案。检察官告诉王石，一般情况下，受贿是偷偷摸摸干的，绝不让第三者知道，但在这个案例中，竟然出现了在受贿时竞相攀比的现象。不但自己拿，还要问别人拿多少。在这样的环境和风气下，有好人也待不住，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离开。 从上海回到深圳，王石就以个人名义给万科所投资的十个城市的反贪局写了封公开信，表明只要发现万科员工有问题，万科一定积极配合反贪局的工作。 在王石看来，从管理上来讲，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财务不设这个支出就可以了。但要控制员工不受贿，难度很大。万科可以保证不行贿，但很难保证职员不受贿。能做的就是一旦发现受贿或其他违规行为，绝不容忍。 1996年前后，一名万科员工利用支票套现30万元，携款潜逃至越南。30万元对公安机关是小案子，投入警力有限。但万科的人事和审计部门非常坚决地配合公安机关，花费200多万元，用三年时间去协助追捕，包括每年春节都到这名前员工家外蹲守，最终把他追捕归案。 在这之后，王石对万科员工做过一次公开讲话：企业如果做一个项目砸了，赔几千万、一个亿都不要紧，钱可以再赚回来，但因为管理上的疏忽，导致员工走上犯罪道路，影响他的一生和家庭，这样的项目万科宁可不做。 同时，万科也逐步建立了廉洁风险防控体系，比如职员潜在利益冲突申报平台、公司内部举报渠道、廉正认证考试、与合作方的阳光合作协议，以及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制度等。王石相信每个人的人性中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所以“制度性怀疑”是有必要的。而这样会为更多人营造一个更阳光的环境。 第三是建立公开透明制度。 万科采取收入公开制度，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的收入、奖金，全部公开。虽然很多企业都习惯于“暗箱操作”，但王石坚定地认为，一个没有秘密的企业，才是制度成本最低的企业。 1984年万科成立之初，就买了一台苹果电脑。从那时起，王石就在内部尝试推行电脑化办公。90年代，万科给总部每个员工都配备了个人电脑，正式推行无纸化办公。公司内部信息的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都成为万科增加透明度的有效方式。 2000年，万科创办“投诉万科”论坛。这个BBS迅速成为客户投诉、公司跟踪投诉处理情况的主要渠道。虽然每一单投诉都是暴露在大众注视下的，客户更加容易联合起来，但“投诉万科”论坛的存在，客观上起到缓解客户情绪的作用，并使万科处理投诉更加透明、快捷。 在万科20周年纪念时，王石表达：“回顾过往20年，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建立和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面前，一直坚持着职业化的底线。未来也许万科的一切都会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职业化底线的坚守。” 攀登：在极限中挑战自己 业内都知道王石爱攀登雪山，但事实上，王石的身体素质并不合适爬山，甚至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 1995年，王石左腿突然剧痛，被诊断为腰椎骨第四节至第五节之间长了个血管瘤，压迫到左腿神经。那时晚上疼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神经科专家表示，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要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引起下肢瘫痪。好在后来会诊时，一位骨科专家认为，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要动手术，可以适当运动。 这次病痛，成为王石攀登雪山的契机。1997年9月，他去到西藏，在中国登山协会金俊喜教练的鼓励下，产生了登雪山的想法。 青海格尔木的玉珠峰是王石攀登的第一座雪山，海拔6178米。但第一天到达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时，王石就发生了高原反应，强烈呕吐，头痛欲裂，一整夜都没有好转。半夜，缩在睡袋里，外面寒风呼啸，王石心想，不管这次上得去上不去，只要能活着回去，绝不再登山了。 然而，第二天阳光出来，人从帐篷里出来，那种争强好胜、想要战胜自己登上顶峰的念头又占据上风。就这样攀登了13座雪山之后，他在2003年开始踏上攀登珠峰的旅程。 攀登珠峰时，队长考虑到王石的年龄，所以为他配备了两名高山向导，还多带了一瓶氧气。但登顶过程中，英国队队员受伤，王石的一名高山向导加入护送行列，把另一瓶氧气带走。而登完第二台阶，剩下的那瓶氧气也提前用完了。 氧气用完时，王石马上感觉呼吸困难，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离封顶只有600多米，但王石的步子越来越小，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对讲机中，队长指令王石立即下撤，但意志却告诉王石：上去再说。 到达封顶后，王石只待了几分钟就开始下撤。那时是阴天，刮风，飘着小雪花，但下撤过程中，王石却觉得后脑勺暖洋洋的，继续往前走，这种暖洋洋的感觉，从后脑勺到了前额，再到脸颊，再到胸部......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觉得非常困乏，有种只要蹲下来就即刻进入天堂的感觉。但另一种声音告诫自己，不能蹲下去，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这样的挣扎持续了20多分钟，睡意才消失，又感觉到风雪交加。直到海拔8550米处，向导才捡到一瓶有1/3剩余的氧气瓶，王石才脱离了危险。 后来，随队医生告诉王石，产生阳光照射的幻觉时，已经是濒死状态，全身的温暖感，是人濒临死亡的回光返照，意味着最后一个能源供应被调动起来了。 王石回忆：在我亲身处于那个状态时，没想到感受会是那么甜美，整个人都被包围在一种非常强烈的甜蜜感之中。那20多分钟，是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痛苦。人当时需要竭力摆脱的，并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恰恰是甜蜜。 死里逃生让王石经历在生与死的边缘，也让王石不断认知自己的边界。 1999年，王石加入一只大学生登山队，攀登5445米的新疆博格达峰。在王石到之前，他们尝试过一次登顶，但没有成功。当时天气不好，他们经验不足，决定放弃登山。王石不甘心，就趁他们还没撤下安全绳，正在修整的空当，一个人进山。 王石往上走了一大段路，发现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这个山路显得非常危险，不可能登顶。到下午5点，王石进退两难。撤下去就得第二天再上来，会消耗体力；但如果第二天天气变好，就可以成功穿过。 所以王石决定留在原地过夜，但那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王石也没有带帐篷，只带了睡袋。于是就在冰壁上打了两个冰锥，把睡袋挂在上面。因为温度太低，只能把头套在睡袋里。 但第二天天气仍然恶劣，王石只好下山，但当他即将越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冰壁时，发现原有的保护绳已经被飞石砸断，而没有安全绳的保护，就意味着人随时有可能从陡坡上滑落。冰壁下面是一条深邃的冰裂缝，掉下去不仅生存无望，连尸体都可能找不到。两年前，一位日本女队员就是从这里滑坠下去的。 那是王石攀登的第三座雪山，并不具备如此凶险境况下的自救能力。王石想要向大本营呼救，但救援人员从大本营上来，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到达，之后还要再下撤到突击营地，才会有水、食品和帐篷。而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干等两天是否能存活是个未知数。 所以王石决定破釜沉舟，不给自己任何指望。他关掉了对讲机，主动切断和大本营的联系，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渡过这一关。 那时他的身体都在哆嗦，王石想起运动员上阵前，有教练会给他一个巴掌，他“啊”地叫一下，可以借此集中精力，保持信心。王石开始打自己的耳光。很快停止了哆嗦。在下行过程中，王石注意力非常集中，甚至连风雪都感觉不到。整个过程持续两个多小时。到达安全区后，王石的腿才又开始哆嗦，并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透了。 这是王石毕生难忘的一课，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盲目自大。正是这种自大，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回顾13年登山生涯，王石不能完全回忆清楚珠峰登顶的每个细节，但这两个小时全身高度紧张的状态来应对危险，潜能被激发出来的场景，是令王石印象最深刻的体验。 游学：跟自己的短板较劲 如果说攀登是在极限中激发着王石身体的潜能，那么在哈佛、剑桥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则挑战着王石精神和思想上的潜能。 在外经委工作期间，王石心中就已经萌发了“留学梦”。直至2010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安排的一个答谢宴会上，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问王石：“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短的三个月或半年，长的一年。”王石没有任何思索，本能回答道：“有兴趣，一年。” 但收到哈佛邀请函后，王石开始心虚了。因为他的英语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听、说也只能应付酒店出入，尽管恶补过英语口语，但收获寥寥。 当然，王石可以选择不学习语言，聘请个翻译，也不影响和教授交流。但王石认为到哈佛进修的机会仅此一次，若没有尽最大努力，或许以后会后悔。 在哈佛学习的一年期间，60岁的王石既要跟上课程进度，还要加紧苦练英文。班级同学一般都是15-23岁之间，课堂分小组互动时，王石所在的小组常常垫底。周末考试，有同学不到30分钟就交卷了，最后教室只剩下王石。 最耗精力的是晚饭后的作业。7点半结束晚饭，8点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10点后，开始翻译下午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虽然有中国留学生帮王石做英文笔记，但翻译下来，有些单词和术语就算是中文，王石也会弄得一头雾水。所以加班至凌晨是家常便饭。 有次凌晨4点后，王石的神经还处于兴奋状态，怎么都睡不着，这样的学习压力令他一度担心自己要得抑郁症。 好在偶尔能停下来拍拍不认识的花，抽时间查查分类，才是王石最放松的时候。 在游学中，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西方文明的精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意识到哲学和宗教是了解西方文明精髓的正途之后，王石选择深入研究宗教。 他规划好学习路径，即美国哈佛大学（基督教新教）——英国剑桥大学（基督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犹太教）——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斯兰教）。 “‘二战’后美国宗教信仰的变化”、“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等系列研究课题中，王石重新认识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开始习惯于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方式进行问题研究。他了解到犹太人最早进入东亚可追溯至北宋的开封并分析开封犹太社区没能维持下去的原因，也研究了犹太人在上海以及哈尔滨的足迹等。 此外，受五四运动所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精神的影响，王石的观念意识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距离感，但在哈佛，他看到美国精英阶层，尤其是学术精英已经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系统研究。了解到他们对亚洲文明肯定且客观的研究态度，王石意识到只有先系统正视东西方文化，才能真正知道哪些应该吸收，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结合。这样的心态，才属于未来。 就这样，王石不断在学习中更深认知自己，也更客观了解着这个社会，原本一年的访学期限被王石延长至两年半，之后才前往剑桥继续深造。 有了哈佛的游学经历，到剑桥学习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语言有了一定基础，他轻车熟路地安排听课、泡图书馆、锻炼、主动联系教授、导师，很快就打开了学习和生活的圈子。 “第二年在剑桥生活之后，常常要骑自行车。骑着车，在一个中古世界的小镇上穿行，耳边是古老的钟声。以前，这完全是和你不相关的另一个世界，是中学课本上达尔文、牛顿生活的那个世界，三一学院，国王学院......你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其中，就会生出一种不期而遇的快乐，只感觉人生多么美好，心里就在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王石如是评价他在剑桥的学习感受。 虽然依旧是繁重的课业，但此时的王石已经能够在学习中“如沐春风”。（
撰文｜林振兴 10月14日，前海国际会议中心被装点成红色海洋，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于这里隆重举行。会场共设置了826把座椅，意在同贺特区生日。 观众席上，许家印、郁亮、许荣茂和林龙安等房企大佬佩戴着口罩，身着正装出席，回顾着深圳40年弹指一挥间的巨变，聆听着主席台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喊出，“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些拿到大会入场券的房企代表，都与深圳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他们身上涌现出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深圳才能书写“春天的故事”。 01 40年前，中国南海之滨，一个327.5平方千米的“小渔村”，人口总量不足3万，汽车寥寥无几，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更没有高楼林立之景。 1978年，王石还是广州铁路局一名普通工程师，因为项目原因来到这个边陲小镇，开启与深圳40年的故事。当时，深圳还十分落后，他甚至觉得这个地方比东北农村还要贫穷。半年后，王石又匆匆回到了广州。 但谁也没有料想到，王石回去的两年后，深圳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拐点。 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福田黄冈村书记来看望王石，亲口告知他深圳的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大改变，现在深圳人可以到香港做生意，也可以把香港人请到村里建厂。整个深圳如同是填海移山改地，一股改革春风再次吹到王石的心田。 在成立特区的第二年，深圳诞生了一家房企，名为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也就是如今的深深房，这不仅是深圳最早的房地产公司，同时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序幕。 同一年，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房地产科成立，即招商地产的前身。彼时，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竖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响彻全国。 1983年，32岁的王石正式辞职，再次回到深圳。一下火车站，他便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整个深圳如同大工地，铺满了各式各样的推土机和运土车，一股腾腾向上的朝气迎面扑来，一首未来可期的交响乐在他耳边响起。 次年，王石靠倒卖玉米赚了300万，创办万科前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与万科一样，在商机遍地的80年代中期，不少房企开始崭露头角，包括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等，于是声势浩大的建房造城运动遍满原本荒芜的土地之上。 到了1987年，深圳设立特区的第七个年头，中国地产界迎来首次土拍。这一次，敢为天下先的仍然是深圳。 当年冬天，12月1日，容纳1000多人的深圳会堂座无虚席，过道站满了人，44家开发商举牌竞投、北深港澳几十家媒体蜂拥围观。起拍价200万元，现场竞拍开始后，“举牌现象如雨后春笋，刚开始非常快，大家非常踊跃和积极。”原深圳房管局局长、中国土地第一拍拍卖官廖永鉴回忆道。 经过17分钟的角逐，面积8558㎡的地块落锤成交，最终由原深房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代表公司手举11号牌、以525万天价竞得。 就这样，第一家房企拍走了第一块土地，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并且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建立起房地产市场化制度。 02 上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再次南下，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深圳放开了思想包袱，坚定地深入改革，大胆去闯大胆去试。 此后，深圳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热潮，在那个阶段诞生了批量的房地产企业，包括华润置地、金地、华侨城、卓越、龙光、鸿荣源、星河、花样年、宝能等，为紧接而来的“招保万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万科、金地集团）时代奠定基础。 “黄金十年”引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招保万金”四大房企中，三家初创于深圳，它们创建的客户体系、产品体系、营销体系、服务体系等，至今仍是行业样板。 在业内看来，这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内地的很多制度、模式、经验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通常是率先进入深圳，由深圳房企先行示范，再推向全国。 “招保万金”中，地产一哥当属万科，它率先与资本市场接轨。1991年1月29日，万科A以14.58元的价格挂牌深交所，代码0002，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1992年，许家印第一次踏上深圳。刚到深圳一年，他在一家叫"中达"的贸易公司当办公室主任。邓小平的南巡为举棋不定的改革再次指明方向，许家印深谙 地产会有第二春，并在四年后（1996年）成立恒大。 转眼至1998年，被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元年，这一年“福利分房”寿终正寝，“商品房”成为主旋律。抓住90年代的尾巴和最后的时机，海伦堡、时代、佳兆业相继创办。 03 跨入千禧之年，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加入WTO、申奥成功、城市化加快发展。 站在时代舞台中央的，还有一路高歌的房地产企业。2003年国家明确提出，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七年后，万科成为首家销售额破千亿的房企，“招金”与万科的差距则在不断拉大。 变化的不仅仅是两三家头部房企，还有整个地产江湖。2010年之后，“碧万恒融”（碧桂园、万科、恒大、融创）时代取代了“招保万金”时代，但深圳房企仍扮演着领头羊角色，走在行业前沿。 深圳房企最明显特征是敢想敢干、敢于创新，这与深圳整个城市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深圳房企是房地产行业资本化之路的先行者，全国第一家上市的房企是深圳的万科，第一家物业上市公司也是深圳的彩生活，在不动产资产证券化转型方面，万科前海公馆是全国第一个探索公募REITs的项目。 深圳房企还是全国房企转型创新的引领者，诸如万科是长租公寓的创新者、佳兆业是城市更新业务模式的引领者。此外，招商在产业地产方面、华侨城在文旅地产方面，都走出了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 此外，慈善事业、体育事业、环保产业、高科技行业不断出现深圳房企的身影，这或许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4 40年后的今天，深圳发展滚滚向前、洪流不息，经济体量超越了与之毗邻的发达地区香港，生产总值达2.69万亿元，地标高度也从160米跃升到600米。 眼下，深圳都市圈内集聚了将近3300万的人口，占全省人口数28.5%。2019年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中，深圳蝉联全国第一，其人口吸引力可见一斑。 深圳不仅仅吸引了年轻人的到来，还有品牌房企的注意力。近几年，全国主流房企纷纷强势南下，群雄逐鹿、弄潮湾区，2017年恒大集团总部正式从广州搬迁至深圳；三年后，禹洲和世茂海峡也纷纷将总部搬迁至深圳。 8月26日，深圳迎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生日，而今年，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第1个周年。 40年后的今天，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深圳踏上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未来，作为深圳特区蓬勃发展的见证者和城市发展幕后的推动者，这些房企也将继续与深圳这座城市在时代巨轮的转动中相互影响着、交融着、成就着，陪伴着彼此的成长。
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接受e公司访问时表示，其实非常羡慕有钱了之后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同时也警惕着突然真的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放弃万科的股权让我现在仍旧动力满满。对于马云表示对财富不太重视，王石称其并不相信。 针对捐赠万科企业股资产一事，王石回应称，新冠疫情一发生，万科率先向红十字会捐了一个亿。清华看万科在公共卫生健康这方面这么积极主动，联系能否在清华投建公共卫生健康院。我即刻感觉到，如果说是这笔钱都用到上头，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连在一起了。从清华给信息到最后签协议，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近日，万科创始人王石在全景网约见资本人节目中谈到为什么挣钱时称，他追求的更多的是证明自己能力，而不是积累财富。“你能青史留名不是因为你能赚多少钱，在行业上排第几，而是你在社会上跨行业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石在节目中表示劝年轻人不要买房是断章取义，他建议年轻人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做房奴，不要急于创业。要是想不清楚，做点公益也好。 访谈中，王石表示自己在乎财富。对于马云发表的不在乎财富的观点，王石直言不相信。“虽然我表现得好像不太在乎钱，但实际上不是的。我非常羡慕有钱之后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同时也警惕着能不能驾驭得了财富。”
万科创始人王石曾在52岁、59岁的时候两次登顶珠峰，鲜为人知的是，这两次均遭遇致命危险。第一次，王石氧气提前用尽，在冰天雪地中竟然感到暖意融融，出现幻觉进入濒死状态，靠极强的抵抗诱惑的能力保持清醒；第二次，珠峰顶上晴空万里，队友们都在享受成就达成的喜悦，王石突然左眼失明，下撤到海拔8100米位置时右眼也看不见了，靠加大吸氧才化险为夷。王石是幸运的，第一次捡到了有1/3剩余的氧气瓶，第二次具备奇幻色彩，他家人当时正好在深圳路边救了一只双眼几乎失明的小猫。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提及了上述情况。在新书中，王石将2008年定义为自己的“至暗时刻”，因为“捐款门”、“拐点论”事件，个人形象跌至谷底，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王石将自己2008年之后的改变，称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近期的王石又有哪些变化？日前，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对话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就捐赠万科企业(港股02202)股资产、财富理解、疫情认识、企业家特质、自我认知过程等多方面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月初，王石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价值逾50亿元的企业股资产，引发较大反响。这笔巨额资产将用于筹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疫情之下显得意义非凡。王石认为，这是企业股资产最好的归宿，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对话中，王石引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王石说，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要能够承受失败的压力。 警惕成为暴发户 何伟：1988年，您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时放弃持股，今年4月初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这些企业股，价值超过50亿元。放弃巨额资产，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 王石：万科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家持股60%，剩余40%企业股可以分配给创始人带领的团队。红头文件下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弃对企业股所拥有的权利。万科团队不大，我是唯一创始人，所以我放弃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说要自己的那份。放弃之后，当时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用，一晃32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了这个归宿。捐赠之后，社会反应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而且很正面，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有一点非常清楚，既然已经放弃，那所有权、分享权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当时成立了职工委员会来行使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我既不是职工委员会的委员、更不是主席，所以怎么处置，我是没有权力的。当然我是有发言权的。在10年前，我们团队就想用这部分股权资产在国内做一个国际上一流的儿童医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地。之后出现股权之争，就顾不上儿童医院的事情了。股权之争眉目明确后，还是由我率领团队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当时我就做了决定——退休。由于股权之争原来的医院团队已经解散，用地也出了状况，儿童医院的事情未能继续推进。 因缘际会下，清华大学发来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觉到如果把企业股资产用到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了。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专门管理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应。从清华大学给我们信息到最后签协议，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了却了一个心愿，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感觉。 至于我对财富的理解，好像我表现出对钱不太在乎，因为放弃了。其实不是的。我对钱非常在乎，羡慕有钱人可以体面地、自如地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警惕着，突然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我查了一下族谱，往上数30多代没有地主出身，也就是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我不清楚突然有钱后能不能驾驭住，所以最好离钱远一点。我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红与黑》、《高老头》等，非常厌恶里面暴发户丑恶的嘴脸。你想想，万科股份制改造后我如果突然有钱了，会变成暴发户！我非常警惕这个东西。 还有，如果突然很有钱，我会缺少动力。现在您不觉得我还是动力满满吗？因为我把钱放弃了。现在的我从万科退休了，但还要再创造一个企业，继续创造财富。我还是个企业家，挣钱是要证明我的能力，挣得越多证明我能力越大。 做公益需要公信力和能力 何伟：您之前说过，希望把自己第三个三十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和比尔·盖茨等富豪相比，您做公益有哪些不同？ 王石：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把钱交给他做公益。现在做公益要有两点，一是公信力，二还要有能力。 在捐赠企业股资产的信息出来一周后，我和一位熟悉的深圳企业家吃饭谈公益的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把万科企业股资产捐到清华公共卫生学院，那10年前决定要做的儿童医院还做不做？我说那没法做了，资产都捐了。他说这样好不好，需要多少钱他来出，让我继续做。这让我非常意外。 公益也有排行榜，不仅仅是指捐了多少钱，更多的是体现做公益的能力。刚才说了，能力到了，人家赚的钱愿意让你花，有没有感到心里很踏实，是不是很愉悦？咱们不要唱高调，说什么境界高。不是的，这是在竞争。利他行为是有动机的，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做公益也是一样的，所以别把我们想得那么高尚。最简单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心理理论，讲究自我实现。 两次转折促进自我认知 何伟：您非常酷爱运动，尤其是登山、赛艇等。运动对您意味着什么？您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王石：2008年，我个人的探险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万科也成为了世界上经营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可以说正是滋润的时候，到了“我行你不行”、“我能你不能”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也是在2008年，“拐点论”、“捐款门”事件弄得我灰头土脸，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打击非常大。在2008年底，我的心态就恢复过来了，从“耿耿于怀”到几个“感谢”，就知道怎么重新调整自己继续走下去。 就我个人成长而言，我喜欢体育运动，在两项运动中有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第二次转折是2013年在剑桥大学体会到赛艇运动的精神。 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和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从作风来讲，第一次无非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显现，不顾一切，扔下了许多垃圾。第二次登顶珠峰我们是一个国际队，18个队员承诺，除了小便没办法，其他垃圾都要带下来。这就是环保升级，我们没有再把垃圾都扔在那里了。不仅如此，我们还花钱组织了一个运输队，清理了7吨的垃圾，仅空的氧气瓶就捡下来200多个。我们用这些垃圾做了一个装置艺术，2010年8月在上海世博会展览，宣传珠峰的环保生态。 我觉得这是运动带给我的第一次改变，同样是探险，如何从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变成表现自己的同时兼顾环境。 第二次是2013年去剑桥大学划赛艇，这个时候我已经有12年的赛艇经验了，但真正体会到这项运动的精神、对个人修养的意义是在剑桥大学。同样是团队运动，篮球、足球以明星运动员为中心，但赛艇运动没有明星。比如说两人划桨，要是一强一弱就转弯了，强的肯定要照顾弱的，弱的也不能让强的照顾，不然就慢了，弱的会用最大努力跟上强的。这样就会发现最后会把“自我”形成“无我”，又把“无我”形成一个整体。剑桥、牛津有那么多体育运动，赛艇发展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万人空巷的项目，全国转播、上亿人收看的运动，魅力就在这里。我体会到这对企业管理太重要了，太受启发了。 企业家要接受挑战 何伟：在咱们国家，民营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多坎儿都过来了，我想您是有许多感悟的，您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王石：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用过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第一句话是回顾过去，想不到；第二句话是看看未来，不确定。现在又10年过去了，我觉得依然可以用这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10年前，怎么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中国能有现在的影响力，以及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现在受疫情影响，未来真的还是不确定。 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看你能不能接受失败的压力。我曾经非常喜欢引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欣赏褚时健先生，他在巅峰时期带领红塔山与世界级香烟品牌PK，甚至价格更高，每年利税上百亿，令我十分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他跌入谷底之后的反弹力，又创造了褚园、褚橙。 至于心态，我觉得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得非常愉快。为了身材，我已经10年不吃火锅了，但过去一个礼拜我连续三个晚上吃了火锅，“大开杀戒”啊！我已经10年不登山了，登雪山是要靠脂肪的，进山前要猛吃猪肉、牛肉，自己一定要圆鼓鼓的才能经得住消耗，不登山就可以保持身材了。但过去一个礼拜连续登山，消耗大，连吃三顿火锅我开心坏了。你说有钱之后可以各种山珍海味，各种享受、追求是吧，但我连吃三顿火锅，就已经满意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感恩、知足，这就是好的心态。 把不确定作为新常态 何伟：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且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疫情对社会的影响，您怎么看？ 王石：很重要的一点是，面对未来，要把不确定，把“灰犀牛”、“黑天鹅”当成一种新常态。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疫情，我就特别想讲一讲，疫情之后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 去年我组建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一个是猛犸公益基金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和延安大学合作建立了农村发展研究院，要做一个明日地平线大讲堂，原定由我在一年内做10场讲座。刚举办两场之后，疫情来了，线下不能办了，被迫转为网上视频直播。第一个礼拜做了四场直播，第二个礼拜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教学素材也更丰富。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等各方面都找过来了，我们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提供商了。 21世纪已经是生命基因时代，但基因测序当前的主要应用，还是在科研、教学和医疗上，社会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很粗浅的水平，很需要科普。猛犸基金会做的事情就是搞科普，在高校、中学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让孩子们在分子生物层面来观察生命，来认识生命。疫情发生后，我们马上决定给20家医院的实验室升级或者捐建核酸测试实验室。也就是原来每天测试能力200份的医院，给它升级到400份；原来没有实验室的，只要卫健委同意，马上捐建实验室。当我们做到16家医院的时候，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厉害之处。 猛犸基金即刻转战国际，向日本捐赠了试剂盒，一炮打响。紧接着多个国家的使馆来向猛犸基金要试剂盒，我们的试剂盒给到了40多个国家。后来我说“打住”，给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我们开始在国际上捐赠实验室，或者给当地的实验室能力进行升级。第一家在塞尔维亚，实验室已经建好了，对方总理出席线上仪式祝贺。我们预计，我们给国际上捐建或者升级的实验室，至少20家。 现在再想想，疫情控制住了以后，猛犸基金会想在中学、大学做这个实验室，可能不止基因测序，是更综合的实验室了，有没有响应？这都可以想象。我想说的是，发生的任何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德林 “就算我死了，你们搞多元化，我还是会从骨灰盒里伸出一只手来干扰你。”8年前，游学归来的王石给万科撂下这样一句狠话。就在王石刚刚代表万科职工捐掉大家的股票后，万科立即就招募团队要养猪，王石不用从骨灰盒伸出一只手，也管不了万科的多元化了，因为开始养猪的万科没有未来。 2019年底，王石问旁边的刘永好：你们利润如何？刘永好非常谦虚地说，请你吃饭没问题。养猪岂止是吃饭没问题，2019年上市猪企财报最是亮眼，没有一家亏损，18家同比增长。增长冠军的同比增幅高达1075%，这是足以让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望而兴叹的数据。 王石以前非常讨厌多元化，更别说养猪。就在刘永好要请王石吃饭几个月后，万科董事长郁亮就开始招募养猪人。郁亮决定养猪前，网易的丁磊早就开始养猪了，在饭桌上吃出问题的刘强东也早就开始养猪了。房地产界的碧桂园、恒大等也开始养猪了。 当王石脸上露出羡慕刘永好的神情后，万科管理层再也不担心，他从骨灰盒里伸出手来干扰，决定养猪。万科为啥养猪？中国城镇化还在进行中，人口基数大，农业永远都有机会。万科有几百万的居民私域流量，万科物流、物业等庞大支撑已经天然具备条件。房地产下行是必然趋势，船大掉头慢，所以围绕主业早布局生态，做城镇生活服务商，也是合情合理。 养猪跟房地产都有周期性，非洲猪瘟对散养形成了去化效果，才将规模养殖的企业推上了风口。随着猪瘟疫苗的研发的推进，以及猪周期的陷入衰退半径，房地产养猪除了抢占各自的私域流量，很容易出现王石担心的多业化问题。 1 万科是真养猪吗？上来就25万头，看上去是动真格。在万科要养猪前夕，国土资源部说，农用土地上养猪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还取消附属设施用地15亩的上限。养猪背后是城镇化进入存量博弈时代，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可以直接入市，如果在大城市和成熟市场周边的市场养猪，未来土地储备可期。 养猪就能拯救万科吗？目前，万科还在房企第一梯队，未来充满着变数。碧桂园、恒大的突飞猛进已经挤掉了万科多年的大哥地位。郁亮自诩为“猫头鹰”型领导人，对机会和风险随时保持“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的状态。 从郁亮2014年成为完全真正的决策者开始，万科不断向食品、物流、商业、教育等领域延伸，王石的手早已无法阻止万科竞争焦虑下的多元化。事实上，郁亮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的多元化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到2019年主营业务房地产及相关营收占比95.9%，物业营收占比3.5%，其他的业务营收占比0.6%。 造房子、卖房子一直是王石时代晚期坚持的路线。郁亮掌门后，也开始由售转租试验，试验也成了睁眼儿瞎。2019年8月万科佛山的长租公寓就因为违规、违约陷入困局。郁亮还搞出“万村计划”，想探索城中村综合治理+价值引进和管理+城市化商业运营的模式。 王石站台也没有让郁亮的这个计划得以顺利进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富士康的员工，这一次不是控诉他们老板郭台铭压榨农民工，而是13万富士康劳工代表向监管部门控诉，万科搞得万村计划导致当地城中村房租翻了2-3倍，万科只能叫停扩张。 倒在富士康劳工脚下的不止是万科的扩张计划，操盘项目的万科南方更是兵败如山倒。万科南方区在姚老板争夺股权期间，对销售业绩的贡献一直领先，到了2018年开始就走下坡路，到了2019年甚至被北方区域反超，变成了业绩垫底的。 后来，南方区域的首席执行官张纪文被调去搞教育，南方区域的多个城市总经理被调离，其中有3个城市总经理因为销售排名或者市占率下滑被免职。2019年到现在万科的14个区域出现高层职位调动，调动的过程中也变成人才流失的过程，比如厦门万科总经理调任6个月后就拍屁股走人了。 万科官方说得轻巧，说地方诸侯的频繁调动是在执行“大江大海”的人才计划，要让优秀的将领到前线打仗，将空出来的地方诸侯的位置，通过招募的方式补充有生力量。意味着那些换防的多数地方诸侯，都已经不适合万科现在面对的竞争了，管理层发生了大比例人事变动，财务负责人更是一年换两次。 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就是养猪前夕，姚老板争夺股权期间万科最具权势的郁亮、王文金、张旭三人组分崩离析。执行董事王文金不再兼任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执行董事张旭不再兼任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自发请愿去负责万科物流。 2 业务试错、人事变动是万科的焦虑。2018年郁亮就高喊活下去，这不是自谦。商场看上去是白刃战，其实是明争暗斗。猫头鹰白天的视力不敢恭维，可他们夜间的敏锐程度是人的100倍，自诩猫头鹰的郁亮，在房地产繁荣的背后看到了黑夜的危机。 尽管2019年的营收净利润双增，但增速均低于2018年，不及市场的预期，以至于年报一出就遭遇投资者用脚投票。而多个核心利润指标均下滑，比如房地产及相关业务的结算毛利率、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实现投资收益率都下滑。 在现金流方面，现金及等价物净额同比下降超过240%。现金是一个企业血液。尽管万科33.9%的负债率是行业较低水平，在2019年筹资了1234亿，但是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同比下降超过2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3.38亿元，反映偿债力度远大于融资。。 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之下，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金融对房地产的资金监管没有放松迹象，猫头鹰一样的郁亮现在焦虑的“活下去”问题，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变成了现实，现金流是未来持续考验万科活下去的关键。 现在万科要活下去，郁亮更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管理团队要活下去。王石是万科的创始人，在跟股东博弈的过程中，股东们会有“鸠占鹊巢”的忌惮。现在郁亮在万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经理人，尤其是深铁集团作为地方国有企业，无论是眼前还是未来，业绩是唯一的考量指标。 频繁人事变动的背后，深铁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甩手股东华润，深铁派驻万科的董事因为退休以及工作变动离开，空缺出来的董事席位，郁亮想让总裁祝九胜补进去，可是深铁不回音。郁亮只能悻悻地说：“名额不够，我们内部会调整一下。” 在大股东深铁的强势下，郁亮只能忍痛抛弃曾经并肩战斗的兄弟，将他们调出董事会权力中心。“大江大海”人才计划的背后，更是现在万科管理团队在股东意志下的妥协。深铁进入万科，曾经有过美好的描摹，可是至今只有一单几十亿的合作。 现在万科内部推行总部改革，撤销总部各部门设置，成立三大中心。那么万科各城市小诸侯的格局势必打破，统一将管理权上收，地方不再有诸侯，只是执行的经理人。看上去是管理团强势，打破传统部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进行扁平化的管理，事实上便于深铁更直接的监察，是大股东意志的胜利。 现在万科养猪了，万科能够重振辉煌吗？当王石代表员工将2亿股万科股票捐给清华大学的那一刻起，不用进入骨灰盒，他的手已经伸不到万科的权力中心去了。养猪或许能美好万科各大社区居民的生活，未必能够美好万科的未来。 当万科失去核心创始人，管理层就变成白天的猫头鹰。尽管他们在夜晚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在大股东意志笼罩之下，万科再也没有运筹帷幄几十年的高瞻远瞩，再也没有行业引领者的锐意进取，只是变成了追逐风口的焦虑症患者，万科失去未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