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创下历史新高……2020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答卷，在全球经济整体负增长的底色下，显得尤为亮眼。 艰难方显勇毅。在这场极高难度的历史大考中，中国经济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但也绝非偶然。回望中国经济一路走来，2000年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突破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八大以来，连续跨越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2020年稳稳突破100万亿元。这一步步跃升台阶的轨迹，蕴藏着发展的大逻辑——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经历风雨中发展起来、在应对挑战中成长起来的。风雨洗礼更坚劲，面对风险挑战的制度优势、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和能力、多方面因素支撑的长期向好基本面……这一切铸就了中国经济的十足韧性。 极不平凡的2020年，从疫情阻击战的惊心动魄，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非凡，收获满满。在那些可以用数字标注的成绩之外，我们也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是什么，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是什么，共克时艰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是什么，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是什么，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愈加清晰，对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为深刻。未来，中国经济巨轮面对狂风骤雨、穿越激流险滩时，将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充满希望的2021年，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将“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往更远方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幅画卷正在铺展。迈向新征程，我们不仅有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有基于中国发展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由衷自信，而且对于今后该怎么干，我们也已有宏伟而清晰的蓝图。 对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社会已渐成共识。基于在危机挑战中的一次次出色表现，越来越多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调高对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最新报告也传递出对中国经济向好前景的信心。中国经济笃定前行，也将让世界受益。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有强大 “溢出效应”，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也能对很多贸易伙伴带来更直接拉动。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发展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前方依然有风险挑战。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中国经济将继续书写高分答卷，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17岁，在戈壁滩上开重型卡车；22岁在锅炉大修车间做重体力活；33岁创立万科，之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之一；48岁挑战攀登雪山，最终完成“7+2”大满贯；60岁开始游学哈佛，而后在剑桥、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深造。 这就是王石的精彩人生。干过最重的体力，创过最辉煌的事业，爬过最高的山峰，走过最美的道路。改革开放的40年，不断成就着他个人的成长与蜕变。 成长：渴望看到更大的世界 父亲姓王，母亲姓石，故而有了王石。 王石以“半个游牧民族血统”来形容自己。一岁左右，全家搬到广州。两岁左右，又搬到湖南衡阳。之后不久，他跟着姥姥回到辽宁山区老家。五岁左右，全家搬到北京。八岁左右，搬到郑州才算安定下来。 或许正因为童年不断迁移的经历，王石的生命中被刻上了“好动、爱自由、不愿被舒束缚”的标签。从小，他就尤其迷恋探险书籍，比如《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八十天环游世界》《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在这些探险书籍中，滋生着王石对世界越来越强的好奇与憧憬。 他渴望看见更大的世界。 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王石15岁，刚上初一，课业被陷入停顿状态。尽管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拉帮结派、文攻武斗。但王石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自由自在四处旅游。 乘着全国大串联的热潮，王石走过很多地方。甚至在1966年12月国家停止免费提供交通食宿之后，他也靠着扒货车等方法，继续云游。北京、广州、昆明、重庆、辽宁等都是他足迹到达的地方。 风餐露宿，但他只觉乐趣无穷。其中有一则趣事：去大西南的时候，火车要钻隧道，爬上坡爬得吃力，煤燃烧得不完全，吐的都是黑烟，几个山洞钻出来，大家互相一看，脸全是黑的，谁都不认识谁。 这样的游历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王石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是着急去未去过的地方，探索未知的世界。直至1968年，王石的母亲恢复工作，17岁的王石才通过政审，应征入伍。 然而，部队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外在行为到内在思想，都要高度统一，这一点令天性爱自由的王石难以适应。 有一次，排长到他们班里组织学习读报，有一个词“兢兢业业”，排长读成了“克克业业”，王石忍不住笑了。排长问笑什么，王石就说读错了，排长一时接受不了。王石就说应该是“克克克克业业”。结果第二天早操，排长就找个由头，罚王石多跑了两圈。 更困扰的是，不喜欢开汽车的王石却被分配去当汽车兵。当时的运输任务是在南北疆之间运送航油。一个车队，一溜大油罐车，一天300公里，一次走12天。沿着塔里木盆地，一整天开下来，只看得到两个兵站的人。那种绝望的心情，王石至今记忆犹新。 所以1973年，一有机会，他就申请了复员。王石知道，继续上学才是未来的希望。 为了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王石选择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做工人，从早到晚抡大锤。此外还要卸钢板，七八个人抬一块1.2吨的钢板，抬下来肩膀上都是一道道的血印。 一天工作八小时，回到家里常常累得趴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但这种情况下，王石依旧会抽出时间学习，甚至常常学习到0点以后。 工作虽辛苦，但相比部队生活，终究是多了一些色彩。这期间，王石还学习了手风琴、油画、小号、甚至小提琴。当然也抽出时间谈了场恋爱。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之后，工厂终于有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经过综合评定，王石是表现最突出的人，于是顺利进入了兰州铁道学院。 1977年毕业之后，王石被分配至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给排水技术员，负责辖区内铁路沿线的土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常常要在铁路沿线住工棚，条件非常艰苦。直至1980年，王石通过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工作，这才有了跟外商打交道的机会。 但外经委的舞台依旧不能安放王石的天性。 1982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外经委宴请一位重要厂商，为了调节气氛，王石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本以为自己表现得很好，没想到宴会一散，科长就把王石拉到一边提醒说王石把外经委主任、处长的风口都抢去了。 那次宴会之后，王石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就走。10%精力用在工作上，90%精力用在工作以外，上夜校，玩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听音乐会。但在年底总结工作时，领导却评价王石有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自此，出离的心暗自增长。1983年，深圳的变化燃起王石创业的激情。5月7日，王石离开广州，去深圳创业。本想作为一个跳板，攒点钱就出国留学。不曾想，此次创业，开启了王石的精彩人生。 创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创立万科之初，王石就明确了以“尊重”作为管理的底线之一。他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在万科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是亲属回避制度。 王石坚信，公司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要摒弃中国传统的亲缘关系模式。所以王石以身作则，自万科创立以来，就没有招过任何一个亲戚、同学、战友或跟其有其他亲缘关系的人进入公司。有次，王石母亲趁着王石不在，把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表妹推荐到万科，但王石回来之后，就让她离开了。 在万科建立不久，就制定了员工手册。1996年的《万科职员职务行为准则》至今仍旧发挥着效力。其中有关“亲属回避”的规定，就有三条。 从万科退休之后，王石着手创办新的企业，有位亲戚听说之后就想来投奔他。但王石依旧拒绝了。虽然离开万科，但王石的原则依旧没有改变。在他看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非家族企业是主要趋势。 其次是坚决反腐。 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出现了集体受贿案。检察官告诉王石，一般情况下，受贿是偷偷摸摸干的，绝不让第三者知道，但在这个案例中，竟然出现了在受贿时竞相攀比的现象。不但自己拿，还要问别人拿多少。在这样的环境和风气下，有好人也待不住，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离开。 从上海回到深圳，王石就以个人名义给万科所投资的十个城市的反贪局写了封公开信，表明只要发现万科员工有问题，万科一定积极配合反贪局的工作。 在王石看来，从管理上来讲，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财务不设这个支出就可以了。但要控制员工不受贿，难度很大。万科可以保证不行贿，但很难保证职员不受贿。能做的就是一旦发现受贿或其他违规行为，绝不容忍。 1996年前后，一名万科员工利用支票套现30万元，携款潜逃至越南。30万元对公安机关是小案子，投入警力有限。但万科的人事和审计部门非常坚决地配合公安机关，花费200多万元，用三年时间去协助追捕，包括每年春节都到这名前员工家外蹲守，最终把他追捕归案。 在这之后，王石对万科员工做过一次公开讲话：企业如果做一个项目砸了，赔几千万、一个亿都不要紧，钱可以再赚回来，但因为管理上的疏忽，导致员工走上犯罪道路，影响他的一生和家庭，这样的项目万科宁可不做。 同时，万科也逐步建立了廉洁风险防控体系，比如职员潜在利益冲突申报平台、公司内部举报渠道、廉正认证考试、与合作方的阳光合作协议，以及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制度等。王石相信每个人的人性中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所以“制度性怀疑”是有必要的。而这样会为更多人营造一个更阳光的环境。 第三是建立公开透明制度。 万科采取收入公开制度，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的收入、奖金，全部公开。虽然很多企业都习惯于“暗箱操作”，但王石坚定地认为，一个没有秘密的企业，才是制度成本最低的企业。 1984年万科成立之初，就买了一台苹果电脑。从那时起，王石就在内部尝试推行电脑化办公。90年代，万科给总部每个员工都配备了个人电脑，正式推行无纸化办公。公司内部信息的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都成为万科增加透明度的有效方式。 2000年，万科创办“投诉万科”论坛。这个BBS迅速成为客户投诉、公司跟踪投诉处理情况的主要渠道。虽然每一单投诉都是暴露在大众注视下的，客户更加容易联合起来，但“投诉万科”论坛的存在，客观上起到缓解客户情绪的作用，并使万科处理投诉更加透明、快捷。 在万科20周年纪念时，王石表达：“回顾过往20年，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建立和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面前，一直坚持着职业化的底线。未来也许万科的一切都会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职业化底线的坚守。” 攀登：在极限中挑战自己 业内都知道王石爱攀登雪山，但事实上，王石的身体素质并不合适爬山，甚至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 1995年，王石左腿突然剧痛，被诊断为腰椎骨第四节至第五节之间长了个血管瘤，压迫到左腿神经。那时晚上疼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神经科专家表示，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要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引起下肢瘫痪。好在后来会诊时，一位骨科专家认为，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要动手术，可以适当运动。 这次病痛，成为王石攀登雪山的契机。1997年9月，他去到西藏，在中国登山协会金俊喜教练的鼓励下，产生了登雪山的想法。 青海格尔木的玉珠峰是王石攀登的第一座雪山，海拔6178米。但第一天到达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时，王石就发生了高原反应，强烈呕吐，头痛欲裂，一整夜都没有好转。半夜，缩在睡袋里，外面寒风呼啸，王石心想，不管这次上得去上不去，只要能活着回去，绝不再登山了。 然而，第二天阳光出来，人从帐篷里出来，那种争强好胜、想要战胜自己登上顶峰的念头又占据上风。就这样攀登了13座雪山之后，他在2003年开始踏上攀登珠峰的旅程。 攀登珠峰时，队长考虑到王石的年龄，所以为他配备了两名高山向导，还多带了一瓶氧气。但登顶过程中，英国队队员受伤，王石的一名高山向导加入护送行列，把另一瓶氧气带走。而登完第二台阶，剩下的那瓶氧气也提前用完了。 氧气用完时，王石马上感觉呼吸困难，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离封顶只有600多米，但王石的步子越来越小，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对讲机中，队长指令王石立即下撤，但意志却告诉王石：上去再说。 到达封顶后，王石只待了几分钟就开始下撤。那时是阴天，刮风，飘着小雪花，但下撤过程中，王石却觉得后脑勺暖洋洋的，继续往前走，这种暖洋洋的感觉，从后脑勺到了前额，再到脸颊，再到胸部......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觉得非常困乏，有种只要蹲下来就即刻进入天堂的感觉。但另一种声音告诫自己，不能蹲下去，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这样的挣扎持续了20多分钟，睡意才消失，又感觉到风雪交加。直到海拔8550米处，向导才捡到一瓶有1/3剩余的氧气瓶，王石才脱离了危险。 后来，随队医生告诉王石，产生阳光照射的幻觉时，已经是濒死状态，全身的温暖感，是人濒临死亡的回光返照，意味着最后一个能源供应被调动起来了。 王石回忆：在我亲身处于那个状态时，没想到感受会是那么甜美，整个人都被包围在一种非常强烈的甜蜜感之中。那20多分钟，是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痛苦。人当时需要竭力摆脱的，并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恰恰是甜蜜。 死里逃生让王石经历在生与死的边缘，也让王石不断认知自己的边界。 1999年，王石加入一只大学生登山队，攀登5445米的新疆博格达峰。在王石到之前，他们尝试过一次登顶，但没有成功。当时天气不好，他们经验不足，决定放弃登山。王石不甘心，就趁他们还没撤下安全绳，正在修整的空当，一个人进山。 王石往上走了一大段路，发现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这个山路显得非常危险，不可能登顶。到下午5点，王石进退两难。撤下去就得第二天再上来，会消耗体力；但如果第二天天气变好，就可以成功穿过。 所以王石决定留在原地过夜，但那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王石也没有带帐篷，只带了睡袋。于是就在冰壁上打了两个冰锥，把睡袋挂在上面。因为温度太低，只能把头套在睡袋里。 但第二天天气仍然恶劣，王石只好下山，但当他即将越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冰壁时，发现原有的保护绳已经被飞石砸断，而没有安全绳的保护，就意味着人随时有可能从陡坡上滑落。冰壁下面是一条深邃的冰裂缝，掉下去不仅生存无望，连尸体都可能找不到。两年前，一位日本女队员就是从这里滑坠下去的。 那是王石攀登的第三座雪山，并不具备如此凶险境况下的自救能力。王石想要向大本营呼救，但救援人员从大本营上来，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到达，之后还要再下撤到突击营地，才会有水、食品和帐篷。而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干等两天是否能存活是个未知数。 所以王石决定破釜沉舟，不给自己任何指望。他关掉了对讲机，主动切断和大本营的联系，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渡过这一关。 那时他的身体都在哆嗦，王石想起运动员上阵前，有教练会给他一个巴掌，他“啊”地叫一下，可以借此集中精力，保持信心。王石开始打自己的耳光。很快停止了哆嗦。在下行过程中，王石注意力非常集中，甚至连风雪都感觉不到。整个过程持续两个多小时。到达安全区后，王石的腿才又开始哆嗦，并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透了。 这是王石毕生难忘的一课，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盲目自大。正是这种自大，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回顾13年登山生涯，王石不能完全回忆清楚珠峰登顶的每个细节，但这两个小时全身高度紧张的状态来应对危险，潜能被激发出来的场景，是令王石印象最深刻的体验。 游学：跟自己的短板较劲 如果说攀登是在极限中激发着王石身体的潜能，那么在哈佛、剑桥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则挑战着王石精神和思想上的潜能。 在外经委工作期间，王石心中就已经萌发了“留学梦”。直至2010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安排的一个答谢宴会上，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问王石：“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短的三个月或半年，长的一年。”王石没有任何思索，本能回答道：“有兴趣，一年。” 但收到哈佛邀请函后，王石开始心虚了。因为他的英语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听、说也只能应付酒店出入，尽管恶补过英语口语，但收获寥寥。 当然，王石可以选择不学习语言，聘请个翻译，也不影响和教授交流。但王石认为到哈佛进修的机会仅此一次，若没有尽最大努力，或许以后会后悔。 在哈佛学习的一年期间，60岁的王石既要跟上课程进度，还要加紧苦练英文。班级同学一般都是15-23岁之间，课堂分小组互动时，王石所在的小组常常垫底。周末考试，有同学不到30分钟就交卷了，最后教室只剩下王石。 最耗精力的是晚饭后的作业。7点半结束晚饭，8点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10点后，开始翻译下午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虽然有中国留学生帮王石做英文笔记，但翻译下来，有些单词和术语就算是中文，王石也会弄得一头雾水。所以加班至凌晨是家常便饭。 有次凌晨4点后，王石的神经还处于兴奋状态，怎么都睡不着，这样的学习压力令他一度担心自己要得抑郁症。 好在偶尔能停下来拍拍不认识的花，抽时间查查分类，才是王石最放松的时候。 在游学中，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西方文明的精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意识到哲学和宗教是了解西方文明精髓的正途之后，王石选择深入研究宗教。 他规划好学习路径，即美国哈佛大学（基督教新教）——英国剑桥大学（基督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犹太教）——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斯兰教）。 “‘二战’后美国宗教信仰的变化”、“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等系列研究课题中，王石重新认识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开始习惯于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方式进行问题研究。他了解到犹太人最早进入东亚可追溯至北宋的开封并分析开封犹太社区没能维持下去的原因，也研究了犹太人在上海以及哈尔滨的足迹等。 此外，受五四运动所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精神的影响，王石的观念意识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距离感，但在哈佛，他看到美国精英阶层，尤其是学术精英已经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系统研究。了解到他们对亚洲文明肯定且客观的研究态度，王石意识到只有先系统正视东西方文化，才能真正知道哪些应该吸收，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结合。这样的心态，才属于未来。 就这样，王石不断在学习中更深认知自己，也更客观了解着这个社会，原本一年的访学期限被王石延长至两年半，之后才前往剑桥继续深造。 有了哈佛的游学经历，到剑桥学习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语言有了一定基础，他轻车熟路地安排听课、泡图书馆、锻炼、主动联系教授、导师，很快就打开了学习和生活的圈子。 “第二年在剑桥生活之后，常常要骑自行车。骑着车，在一个中古世界的小镇上穿行，耳边是古老的钟声。以前，这完全是和你不相关的另一个世界，是中学课本上达尔文、牛顿生活的那个世界，三一学院，国王学院......你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其中，就会生出一种不期而遇的快乐，只感觉人生多么美好，心里就在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王石如是评价他在剑桥的学习感受。 虽然依旧是繁重的课业，但此时的王石已经能够在学习中“如沐春风”。（
漫画作者：中国日报美术部 李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令人赞叹的减贫成就。中国逐步发展壮大，一些美国人感觉受到了挑战。不过，中美合作始终是大势所趋。 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长期接触政策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对于美国政府的很多人而言，强调中国的成功是一种异端行为。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不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在不损害自身的前提下打败对方，这就促使双方确认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是必要的、有益的。中国成功让大量人口脱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 中国在40多年前发起改革开放，从而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扶贫计划能与之相媲美。 1978年，在中国的10亿人口中，每10人中就有9人靠着低于“极端贫困线”（每天不足2美元）的收入生活。如今，那些曾经忍饥挨饿者摄入的卡路里几乎都增加了一倍。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超过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根据“72法则”，即以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倍，中国经济每7年几乎翻一番。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50倍。可以说，与中国过去4000多年相比，这40年的发展奇迹为更多人创造了更大福祉。 很多西方人在思考一个富裕的中国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时有些忧心。但是世界银行提醒我们，有时应该多拍手叫好。2000年，联合国宣布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第一条就是在2015年之前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2010年，即距离最后期限尚有5年时，世界银行时任行长佐利克指出，中国一个国家的成就确保了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实现。从1981年至2004年，中国成功地让5亿多人摆脱极度贫困，这是有史以来反贫困斗争取得的最伟大飞跃。 想到另一个国家可以变得比美国更加强大，美国人就觉得自我观念以及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受到了挑战。但是，无视中国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现有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一种危险的相互作用，我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相互作用让中美都易受第三方挑衅或者事件的影响，而这又可能触发响应、将两国拖入一场多余的、灾难性的战争。在过去500年中，有16起新兴大国威胁现有守成大国地位的案例，其中12起以战争告终。 展望未来，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取得显著成果的共识，是否能让两国一起致力于减少不断恶化的贫困？这种贫困继续威胁着世界其他地区数十亿人口的生命。如果两国合作推进这样一项令人鼓舞、互惠互利的事业，这种经历或许可以激发双方更多地想象如何在无战争的前提下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 美苏冷战双方已经意识到，尽管他们都有摧毁对方的强大武库，但却无法幸免于核战争。双方都意识到了限制竞争的必要性。在如今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有很多微型的“相互确保摧毁”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单独解决。 新冠疫情就是其中一大挑战。维护公民可以呼吸的生物圈，管理金融危机以避免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防止大规模恐怖主义手段和动机的扩散，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其中任何一例中，紧密合作和伙伴关系都不仅仅是互惠互利。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不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提下确保事关生存的最重要利益。 中美两国能否既是残酷的竞争对手又是热切的合作伙伴？同时抱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想法将是困难的，不过确保共同利益所需的也不比这容易。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当地时间2020年8月31日，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向记者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就是国际背信行为。对于捷克参议长的公开挑衅及其背后的反华势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深重代价。
3月20日，执掌中信集团十年的常振明正式卸任了。 2010年起常振明开始执掌中信集团，带领中信集团完成一系列脱变，使中信发展成为目前大型综合性跨国金融集团。2016年8月，常振明带领中信集团开启“互联网+转型”战略，进行了宏大转型。虽历尽艰辛、挑战重重，但中信仍扬帆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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