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面对《方案》赋予海南发展的诸多红利，海航基础董事长鲁晓明感到十分兴奋。 “对本土企业来说机会真的很多。”他告诉记者，仅是针对航空运输，《方案》就提出了包括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航权限制，支持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优化航运路线鼓励增加运力投放，增开航线航班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为海航基础参控股的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沙永兴4家海南机场带来了发展机会。 “我们未来将专注于临空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持续围绕临空产业园、机场管理、空港物业、免税等业务发力，全面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日前，鲁晓明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阐述了海航基础将如何把握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最终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 全力投身自贸港建设 作为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海航基础参与了海口大英山CBD、博鳌机场、美兰空港飞机一站式维修基地等海南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与建设，在空港枢纽建设及片区开发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自贸港的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更全面、强劲的支撑。“自国家提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处于先行位置。”鲁晓明表示，海航基础始终秉承“扎根海南、服务海南”的理念，不论是人才储备还是资金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未来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除机场项目工程建设外，海航基础业务范围涵盖了机场经营、物业、免税、酒店等，下属成员企业过百家。随着《方案》出台，海南自贸港发展图景愈加清晰，航空业亦被外界视为将最先受益的行业之一。 《方案》中明确提出，海南将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这对参控股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沙永兴4家海南机场的海航基础来说，显然是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关政策实施后，对4家机场运营有直接促进作用，海南机场时刻容量将进一步放开，国际货物转运及客流输送更加繁荣。”鲁晓明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海航基础的转型之路也将搭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东风。2018年，海航基础迈出转型步伐，开始从传统房地产行业转向临空产业开发，致力成为“中国领先的临空产业综合服务商”。 顺“风”发展临空产业 对于海航基础而言，从地产行业迈入临空产业是顺势之举。 “这两年很多地产企业都在谋划转型，我们当时结合自身的优势，作出向临空产业转型的判断。”鲁晓明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司参控股12家机场，拥有充沛的机场管理资源；另一方面，公司有丰富的项目开发建设及园区运营经验，在项目开发、工程建设、招商运营方面有着雄厚的人才储备，并且具备产业园开发全链条业务平台优势。 同时，航权开放、建设国际航运枢纽等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政策，将降低机场企业设备采购成本及机场运营成本。加之税收红利政策的吸引，空港周边将聚集航空物流运输及加工贸易企业。毫无疑问，这将为海航基础大力发展临空产业园招商带来大量资源。 在鲁晓明看来，每一个临空产业园都因其所属机场的定位差异，而有着不同的产业配套和布局。他以同为海航基础临空项目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为例——前者作为海南最大的机场，更多是结合自贸港建设政策进行项目落地，为未来航权开放等举措打造相应的配套产业；后者定位为华北区域的货运枢纽机场，临空产业园更多是以物流为主，产业更多是货站、分拨中心等等。 未来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意味着境外的航空公司飞机可以在海南接载乘客或货物后，再飞向第三地。鲁晓明告诉记者，这将会使海南与世界各地的航班更加密集，甚至有望吸引国际航空公司前来设立基地。届时飞机维修、保养等将是必不可少的配套服务，可能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目前海航基础已开展的海口美兰临空产业园——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一期）项目，正是以飞机维修产业链为主。“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项目未来将面向印度洋、太平洋，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的优势，向国内及全球航空公司提供飞机维修相关业务。”鲁晓明介绍。 此外，海航基础近期两项资本运作——收购天羽飞训和增资海航技术，亦是围绕上述临空产业园的相关业态进行布局。为进一步聚焦临空产业发展，海航基础还在对旗下地产业务进行优化和收缩。“目前公司手上传统地产业务已进入收尾阶段。”鲁晓明强调，未来海航基础新增的业务都会和临空产业有关。 海航基础计划，未来5年，公司将重点推动海口美兰临空产业园项目落地，加快天津临空产业经济区、宜昌临空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积极参与海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拓展博鳌、三亚等海南其他机场及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2025年后，我们将向海航基础管理的机场及重点区域进行临空产业园的开展及延伸，树立海航基础临空产业园区开发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和市场影响力的拓展，实现全国化的联动发展，进入A股市场园区开发第一梯队。”鲁晓明说。 引入合作伙伴布局免税业务 7月1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正式升级。参股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南海航中免的海航基础因此备受关注。 根据新政，旅客每人每年的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万元，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其中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智能设备以及电子游戏机等热门产品。当日，海口市内免税店新开设的电子消费产品、酒类柜台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是国内首家机场离岛免税店，目前可经营离岛免税政策规定的45类免税商品，近300个国际知名高端品牌，2019年实现销售额23.2亿元。海南海航中免则拥有2家机场口岸免税店及7家机上免税店，覆盖国际航线67条。 “离岛免税政策升级有利于促进海南旅游消费、提升消费品质，将为海南进一步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注入新的动能。”鲁晓明告诉记者，从历史销售收入增长来看，每一次离岛免税购物额度提升都带来新的消费增长，而此次购物免税购物额度提高幅度为历年最高，预计公司参股的美兰机场免税销售收入及利润将有非常可观的增长。 鲁晓明介绍，海航基础的免税业务亦在持续扩容。公司将继续跟有牌照、有实力的企业合作，由公司提供相应的场地或设立合资公司来开展免税业务。海航基础一方面将在三亚凤凰机场合资开设离岛免税实体店；另一方面将扩大海口日月广场整体免税及进口商品经营规模，对标三亚海棠湾免税店，抓住自贸港政策机遇，将日月广场打造成为新的国际免税城。 在2019年年报中，海航基础提到，2020年是其产业转型发展关键之年。公司将从临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临空产业招商运营、临空产业规划组织三个方面着手，推进产业转型工作。 鲁晓明对海航基础的转型充满信心。在他看来，海航基础将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空港经济发展等市场机遇，围绕机场核心资源，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广泛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打造出临空产业园标杆项目，实现转型目标。
图片来源：微摄 为规范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更好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可得性和效率还有待提升。从金融机构资产交易的角度来看，票据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价格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标准化程度不够高。为拓宽中小企业票据融资渠道，更好契合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特点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人民银行引导市场机构积极探索，于2019年8月创新开展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试点，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和认可。市场机构呼吁尽快出台标准化票据的规范性制度。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组织试点参与机构制定了《管理办法》，明确标准化票据的定义、参与机构、基础资产、创设、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等，规范标准化票据业务发展。标准化票据以票据作为基础资产，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利于发挥债券市场的专业投资和定价能力，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交易规范性。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八章三十一条，包括总则、主要参与机构、基础资产、标准化票据创设、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和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晰标准化票据定义。标准化票据是指存托机构归集核心信用要素相似、期限相近的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等分化受益凭证，属于货币市场工具。 （二）明确主要参与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原始持票人、存托机构等主要参与机构的定义、条件、职责。标准化票据权益和各方权利义务通过存托协议予以明确。 （三）规范基础资产。《管理办法》明确，基础资产应符合核心信用要素相似、期限相近、依法合规取得等条件。原始持票人在存托时以背书方式将基础资产权利完整转让，有效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原始持票人对基础资产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负责，存托机构和票据经纪机构应对基础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票据市场基础设施负责基础资产的统一登记托管。 （四）强化信息披露和投资人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存托机构应在标准化票据创设前和存续期间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对标准化票据投资价值判断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标准化票据的投资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文件约定享有权利。标准化票据存续期间，发生重大事项和存托协议约定情形的，由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 （五）明确管理框架。《管理办法》明确，标准化票据的承销、登记托管、交易流通适用银行间债券市场现行管理规定。为更好实现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联动，标准化票据同时在两个市场交易流通。考虑到标准化票据期限较短，其创设采用事后报告制度，事前管理主要依靠信息披露，相关基础设施负责日常监测和自律管理。 三、起草及征求意见过程 2020年2月14日至3月14日，《管理办法》按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共收到47家机构和个人的有效意见17条（扣除重复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人民银行对反馈意见逐一进行研究分析，对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与法律专家、市场机构进行研讨论证，最终采纳意见9条，部分采纳意见3条，未采纳意见5条。 现正式发布。
6月22日，据央行网站，6月19日，人民银行2020年调查统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总结了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条线工作，明确了2020年调查统计工作重点。 会议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均产生深刻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调查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2020年，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条线要高质量完成金融基础数据等各项统计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高质量建设统一管理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平台，高质量开展国家金融基础数据的综合应用工作，巩固和拓展金融业综合统计成果，高质量建设符合大数据发展方向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加强调统条线党的建设。要落实“忠诚、专业、务实”要求，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要用好上下联动机制，推动调查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重科(行情000157,诊股)(港股01157)董事长詹纯新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建议，要大力支持工业人工智能和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发展。 支持人工智能在工业产线上应用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两会热议话题之一。目前人工智能在消费和服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一批创新活跃、特色鲜明的企业加速成长，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我国人工智能与工业领域的融合相对滞后，面临着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难度较大等困难，工业领域和产品中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较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工业提质升级。 詹纯新认为，每一次科技革命只有与工业制造深度结合，推动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带动生产力的飞跃。人工智能的战略性地位和头雁效应，更应体现在与工业制造的深度融合上，由此推动产线、车间、企业的根本性变革，重塑生产运营、产品服务、组织流程等业务场景，打造创新业态。 詹纯新建议，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加大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产线和产品中的应用。 推动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建设 詹纯新表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科技强国的核心任务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年以来，疫情对海外供应链造成了一定影响，反映出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企业基础研究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现状。 詹纯新认为，企业技术创新亟需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撑。当前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处于全球行业的第一阵营，技术创新进入“无人区”。要进一步创新突破，就必须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用原创性、根本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他建议，应加大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剑 央行代表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央行去管理一群银行时，她代表政府；面对政府时，她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一个普通部门。现代通行做法是：财政要在央行开个账户，称为“国库”。所有财政收支通过这个账户进行，并且统收统支，不得坐支（收到的钱先全部收归国库，要用时再花出去）。此户不得直接向央行透支（央行不得直接借钱给财政），但可以对外借钱，而每年借钱的额度由一国权力机关提前设定，不得突破。 注意，以下并非史实，而是对人类货币发展史的一个抽象提炼。真正的人类经济发展史错综得很，不是这么一脉清晰的，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历史倒车，比如金属币又替代了信用货币。因此，以下只是一个抽象提炼。 一、最早的财政 人类早期，没有央行，没有银行，只有政府和民众。政府为了履行她的行政职能，需要从民间无偿收取一定的物资用于政府的运行，这个无偿收取的就叫税（如果直接收取劳动力则叫徭役，这个我们先不管）。所以税其实是有偿的，换取政府服务。 早期，经济还没有充分货币化，人们生产自用物资，偶尔产生多余的则用于物物交换，货币还没出现。这阶段收税也是直接征收物资，所以是“实物财政”。 后来随着交换增多，为便利交易，货币出现了。慢慢地，政府发现直接征收货币、然后再拿货币去采购物资更为方便，于是改为货币征税。这时，财政和货币才第一次碰到一起，形成货币财政。我国很早就出现了货币财政，与实物财政并行（但迟至明清时期才最终完成比较彻底的转变）。 再后来，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货币只能由政府印制，通过政府采购、支出的方式投入流通，然后又通过征税（或罚没等）的方式回收货币。这种财政和货币制度下，假设一个国家某一天突然宣布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则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 （1）财政净支出额（支出-收入）就是在外的货币流通量，亦即，赤字就是货币流通量，或发行量。 （2）得先有支出，才能让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然后才能以该货币收税，否则只能征收物资。 （3）财政“累计值”不可能盈余，因为在外的累计货币流通量均来自支出，而不可能征收超过这个量的税。当然，一年之内可能盈余，只要货币的在外流通量足够大。 这就是最早期的财政制度和货币制度，我们不知道这种制度叫什么，我们暂且称之为“财政铸币制度”。甚至可以说，财政和货币不分家，直接称之为“财政—货币制度”。这是最真正意义的“赤字货币化”。 目前，美国财政部还保留硬币的发行权，是这种原始的财政铸币制度的遗存，可谓是古代货币制度的“活化石”。 这个制度的弊端简直一目了然。政府直接印制货币就能买走物资，而一国一年生产的物资是有限的，如果政府印制过多的货币，买走了过多的物资，剩余给老百姓流通的物资就少了，而流通在外的货币则多了，那么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多的物资，必然通货膨胀。 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无法根除恶性通胀。于是，人类开始寻找对抗通胀的方法。 二、银行的反抗 银行率先以通胀反抗者的英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 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后，货币贬值，钱变毛，民间物资也会越来越贵，货币体系就会崩溃。人们就会不太想使用它，改为物物交换，或使用其他更信得过的东西当货币。毕竟，货币只是一个凭证，它成为货币的惟一条件，只是需要大家都认同它是货币。这时，一些信誉卓著的商家，签发的一些票据，被人们所信赖，人们就持有它用于流通，开始充当起货币。 当然，历史中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导致这种商业票据被充当货币，即严重通缩。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有些地方无法找到足够的金属制作货币，出现“钱荒”，于是有些大商家的票据被大家用来当货币流通。 可见，不由政府垄断发行货币，而是由商家自由发行货币，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它既能对抗通胀，又能对抗通缩，靠市场自己的力量，将货币发行量调节到一个相对较合适的水平。而经济活动是波动的，有时热，有时冷，需要的货币量也不一样，市场自己能调节货币发行量，看似完美。 后来，这些商家自己的主业不做了，专门做起了票据的生意。它们的生意流程是这样的： （1）客户把真实的货币（即政府发行的货币）10元存放在它这，它向客户签发一张票据，上面写着“持票人在本店存款10元”。 （2）客户拿这张票据可以直接当10元钱花，因为别人信得过这家商家。 （3）但当客户需要借10元钱时，向这商家借。商家可以把真实的货币借给它，也可以不给出真实货币，而是又签发一张票据（上面写着“持票人在本店存款10元”）。然后，客户拿这张新票据继续去花。 （4）可商家店里其实只存着10元钱，但它却签发了两张“持票人在本店存款10元”的票据。 商家的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 好了，现代商业银行出现了。这时，假设政府只发行了10元，而这银行签发出两张10元的票据，可供社会流通。因此，真正的货币流通量到了20元，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我们把这种被银行“派生”出来的货币，称为“银行存款货币”或“银行货币”。 而如果经济不好了，经济活动冷却了，那么有些客户就会觉得不需要这么多资金了，就拿着10元存款票据去还掉10元贷款。于是，货币流通量又回到10元。可见，在这种模式下，最终的货币流通量是会由市场自行调节的。 然而，这个制度的弊端同样一目了然：市场不是万能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随时实现完美地调节。比如，经济过热时，大家都头脑发热，都来借钱，派生了更多货币，导致经济火上浇油，进一步过热，市场行为天然具有亲周期性。如果贷款发得太多，派生了大量存款，然后经济突然不行了，而借款的人手上没这么多钱，还不起了，于是就有了不良资产问题，严重的话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如果大面积出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金融危机了。 即使不在整体上发生危机，如果让大量的银行开起来，总有些银行审慎，有些银行放飞自我，然后经营不善倒闭，然后一堆发行在外的存款票据变成废纸。 我们将这个制度称为“自由银行制度”。 所以，完全市场化货币发行也不行，还是得有个人来管住这群银行。 三、央行登场 中央银行此时登场。所以，它是市场化货币和政府垄断货币的妥协产物。有些国家是新开设一家央行，有些国家则是指定一家不错的银行升格为央行。 央行代表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央行去管理一群银行时，她代表政府；面对政府时，她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一个普通部门。现代通行做法是：财政要在央行开个账户，称为“国库”。所有财政收支通过这个账户进行，并且统收统支，不得坐支（收到的钱先全部收归国库，要用时再花出去）。此户不得直接向央行透支（央行不得直接借钱给财政），但可以对外借钱，而每年借钱的额度由一国权力机关提前设定，不得突破。 央行自己直接发行的货币，称基础货币。以基础货币为准备，银行再通过放贷的形式，派生出存款货币。后面的“派生”这一步，就是前面《银行的反抗》一节中那个样子。但是，有了央行（后面还有专门的监管部门）之后，就有人对银行施以各种监管，防止它们风险过高，尽可能保障经营安全。 而政府这一边，国库只收支基础货币，通过收税等方式获取基础货币，再通过财政支出投放出去。此户不得透支，所以只能先获取基础货币，比如税收。如果遇到某些年景不好的时候，收的税少了，但支出需求仍在，就得先借钱。 借钱有几个渠道： （1）向央行借：央行直接增发基础货币，借给政府。但这本质就是国库账户透支，所以不被允许。等到财政支出后，比如给公务员发工资，基础货币就从国库投入到民间，基础货币就增加了（如果居民将这基础货币存入银行，首先形成一笔相同金额的银行存款货币，同时银行还会基于得到的基础货币，进一步派生银行存款货币）。这个就是“赤字货币化”，与财政铸币制度非常类似，赤字约等于基础货币发行。 向央行借钱： 政府支出，居民存回银行，则基础货币、银行存款货币均增加： 银行此时可进一步放贷，派生更多存款货币： （2）向银行借：银行拿自己持有的基础货币借给财政，比如拿基础货币购买国债。然后财政给公务员发工资，公务员将基础货币存回银行，银行就又拿回了基础货币，同时其负债端形成公务员的存款。此时，基础货币总数没增加，只是转了一圈（从银行去财政又去公务员又回银行），因此不是赤字货币化，而是“赤字债务化”。但银行存款货币增加了，也有点通胀的压力。 初始状态： 银行拿10元基础货币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 政府支出，居民将基础货币存回银行，则基础货币不变，银行存款货币增加： （3）向居民借：居民把持有的基础货币借给政府，即居民购买国债。但居民其实平时持有的是银行货币为主，所以理论上，要先从银行提取存款，取回基础货币，再把基础货币借给财政。但现实中不用这么麻烦，而是两步合一，银行一边减记居民存款，另一边将对应取出的基础货币直接交给财政。然后，等财政给公务员发工资，公务员领到基础货币，然后又存回银行。此时，银行持有基础货币，居民持有银行存款货币，一切如旧（基础货币转了一大圈，从银行到居民到财政到公务员再回银行）。所以，这个也不是赤字货币化，没有新发基础货币，是赤字债务化。 初始状态： 居民买国债： 政府支出，居民将基础货币存回银行，基础货币、银行存款货币均不变： （4）向老外借：这个先不展开。 总结一下（假设财政支出后的基础货币直接存回银行）： （1）财政向央行借钱：基础货币增加（赤字货币化），银行存款货币增加，银行超额存准率上升（货币被动宽松），有通胀压力。如果银行利用超额存准率进一步派生银行存款货币，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 （2）财政向银行借钱：基础货币不变（赤字债务化），银行存款货币增加，银行超额存准率下降（货币被动收紧），有点通胀压力。因超额存准率下降，如果银行收缩信用，则可抵消一部分通胀压力。 （3）财政向居民借钱：啥也没变（赤字债务化）。 毫无疑问，通胀影响最小的是向居民借钱，其次是向银行借钱，最后是向央行借钱。但是在我国，财政向银行借钱是主流（银行是购买国债的主体），所以赤字会增加存款货币，不会增加基础货币。最后有没有通胀压力，取决于实际情况。 除非是银行因种种原因，无法承担上述购买国债的任务，否则暂时没有必要允许财政向央行直接借钱。而且，即使真到了这样的时刻，银行无能为力了，那么也可以先让央行事先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再由其去购买国债（过去这样做过）。 四、赤字货币化？ 但由于财政收支时间并不会完全同步，那么中间会出现阶段性赤字货币化。比如，银行买国债，基础货币进国库，银行的基础货币不足了，便向央行借，或者直接把国债再卖给央行，于是新增了基础货币，是赤字货币化。等到后面财政支出了，银行拿回了基础货币，于是又去还给央行，基础货币回笼。现实中，因为银行是盈利性机构，它们平时才不会没事闲置那么多基础货币。只要银行不会闲置大量基础货币，那么最后就必然在财政借入和支出之间形成阶段性赤字货币化，这部分对应的是“借入而暂未支出款”。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可能：借入而暂未支出款一直存在，并且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这个差异的绝对值也一起扩大，可能会较长时间存在。于是把短期负债长期化，也会事实上形成一定规模的赤字货币化。 此时，我们出现了一个和最初的财政铸币制度时期较为类似的现象：赤字也能形成一定的基础货币发行量（财政铸币制度下是绝对等于）。然后又出现了和自由银行时代较为类似的现象，以基础货币为基础，通过银行放贷派生出银行存款货币。 所以，我们现在的财政—货币制度，其实是财政铸币制度和自由银行制度的混合体，是政府、市场力量的妥协，兼有双方的一些特点，达到一种相对均衡。央行的出现，是实现这一均衡的关键角色。央行并没有彻底杜绝赤字货币化，赤字货币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为赤字和日常财政收支纪律加一道锁，避免出现过度赤字而过度投放货币，从而导致严重通胀。 央行是抵抗通胀时最后的“执剑人”，控制通胀。我们可以讨论在特殊的时期调整赤字率约束值，但不应该彻底放弃赤字率约束。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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