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意见领袖丨威廉·布伊特（花旗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对于那些急于寻找工具以维持自身经济正常运作的政府来说，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非常诱人但又危险。该理论的鼓吹者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声明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在谈到英国目前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时，她指出：“他们将出现巨额赤字，这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在于尽管这一判断当前没什么毛病，将来却未必如是。事实上，我们大概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封锁结束后的第二年，可能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彻底破产之时。而英国将面临的是通胀的爆发。 就算排除这一特定结果，那些采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犹如在悬崖边跳舞： “制造赤字，无视赤字。只管增加公共支出或削减税收，然后将由此产生的失衡货币化即可”。 无可否认，现代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该理论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视为国家的单一单元的组成部分。财政部是央行的受益拥有人（或者换句话说，央行是财政部的流动性窗口），这意味着央行独立性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在涉及到财政和准财政操作方面。 现代货币理论正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可以印制货币或利用央行创设商业银行存款，因此它可以随意发行基础货币。同时由于这一货币基础是不可赎回的，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负债（即使其肯定会被持有者视为一项资产）。只要国家发行的非货币债务是以本币计价，主权债务违约便是一个选项而非一种必然操作，因为债务总是可以被偿还的。 但如果主权债务违约是一个选项，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主权违约。如果需要货币化的赤字足够庞大，或是公共债务的利息占据了该赤字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维持主权债务偿付能力所需的货币融资可能会导致政治上无法接受的通胀。在那种情况下，主权国家可能会选择一个“不那么罪恶”的做法：对以本币发行的债务实施违约。 要想直抵问题的核心，那么请不要考虑债券融资这类事务，而是直接着眼于国家将如何通过创造货币来为赤字融资。假定公共支出和税收都是按实际（排除通胀后）价值计算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赤字将等同于私人部门在每个时期必定愿意吸收的基础货币实际存量的增加量。 基础货币需求存在两种“体制”。首先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处境：身陷一个名义政策利率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的流动性陷阱中。在当前接近零的无风险短期名义利率下，对真实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是拥有无限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应该遵循一个简单的信条：如有疑问，必消灭之。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直升机撒钱”（将公共支出或减税所产生的增量货币化）的做法就是一项适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只要利率停留在有效下限水平，派发现金就不会引发通胀。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影响金融市场或实体经济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可以使一个国家迅速脱离其有效下限的高位，继而下降到政策经济学家所谓的常态货币体制，即政策利率高于有效下限。随着日本在过去20年间一直停留在有效下限或附近水平，“正常”的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尽管如此，如果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中性利率（在充分就业且通胀达标时经济中普遍通行的利率）将徘徊在零附近并以此设计政策，那就有点不顾后果了。 在第二种常态情境下，只要经济拥有过剩产能（闲置资源）就不会存在通胀威胁。但如果对货币基础的需求受到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可以通过收入或消费来衡量）的限制，那么国家赤字的无限制货币化最终将耗尽那些回旋空间，进而为通胀带来上行压力。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会对相对于需求的供应产生持久影响。尽管在疫情持续情况下的投资疲软和预防性储蓄增强可能会压低中性利率和市场利率，但我们也应该为社会隔离措施的松绑以及供应链的至少部分恢复做好准备。为此各国政府将不得不相应调整自身财政状况及融资手段。 而现代货币理论则忽略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水平，从而为自身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影响，全球经济将在2020年陷入深度衰退，其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大规模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又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Ultra-Loose Monetary Policy）为代表。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主要发达国家短期政策性利率或者为负（欧元区与日本），或者为零（美国），或者略高于零（英国）；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利率或者为负（欧元区与日本），或者位于0-1%之间（美国与英国）；第三，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张。例如，仅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两个月期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就由4.31万亿美元激增至6.98万亿美元。 有理由相信，本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中部分措施甚至可能常态化。从历史维度来看，从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到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宽、2015年年底美联储首次加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了6-7年时间。日本银行与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维持的时间则更久。从现实维度来看，尽管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显著反弹，但考虑到目前疫情演进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经济衰退背景下大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冲突、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等因素，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低于目前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即使在2021年也难言显著调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相比看似离经叛道的“异端”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尤其是受到美国一批民主党政客以及华尔街经济学家的推崇。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发行多少本币都不会面临真正违约的风险，因为其央行可以通过印刷新的本币来偿还旧的本币计价债务。 基于上述核心观点，现代货币理论的推动者们提出了如下一些令人耳洞大开的主要观点：第一，一个国家理论上可以持续实施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并通过央行印钞来为财政政策提供融资。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通过发债为财政开支融资，因为这样会与私人部门争夺相对稀缺的存款。换言之，央行直接印钞为财政支出融资即可；第二，政府有必要长期保持大幅财政赤字，因为在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下，政府部门赤字对应着私人部门（包括家庭与企业）的储蓄；第三，传统观点认为，大规模政府支出将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从而“挤出”私人部门投资。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大规模政府支出意味着同等规模的货币进入经济体，这会压低而非提高市场利率，从而会“挤入”而非“挤出”私人部门投资；第四，货币发行规模的真实约束是通货膨胀。然而在就业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货币发行规模与通胀水平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而即使通货膨胀水平起来之后，政府也可以通过增税或者发行债券的方式从经济体中抽回流动性，这样就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第五，建议政府对劳动力实施就业保障（Job Guarantee，JG），但应控制最低工资水平，这是保障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 如果深入分析现代货币理论的上述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货币理论的确试图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政策范式。首先，现代货币理论意味着主权货币发行能够帮助一国政府脱离市场纪律与金融纪律的束缚，而能实施无限制的扩张财政政策；其次，在现代货币理论下，中央银行的各方面职能被严重压缩，而蜕化为一部简单的印钞机。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主导宏观调控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而在现代货币理论范式下，主导宏观调控的是财政政策，而短期性政策性利率最好一直为零；再次，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征税与发行国债是为财政支出提供融资的方式，而在现代货币理论范式下，征税与发行国债的目的仅仅是从市场上抽回多余的流动性，从而仅仅是一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最后，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下，基本上没有银行体系或金融市场的角色，或者换种说法，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仅仅是简单的资金媒介者。 目前在美国国内，现代货币理论的最大拥趸有两批人，一批是一些政客，尤其是民主党政客，例如沃伦与桑德斯；另一批则是一些华尔街分析师与经济学家。为什么民主党政客会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呢？众所周知，民主党人通常会推崇大政府，偏好于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但为了融通这些财政支出，民主党人就不得不背上增税或者发债的“骂名”。现在好了，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一套“既要马儿跑，马儿还能不吃草”的灵丹妙药，能够得到某些民主党人政客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那为什么华尔街分析师会推崇这种理论呢？不难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实施现代货币理论，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内流动性就易松难紧，这自然有利于国内资产价格上涨，从而让金融机构获益更大。换言之，上述现代货币理论的两批拥趸其实都是利益驱动的，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利益障目，从而看不见风险。 那么，现代货币理论究竟有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现代货币理论至少面临如下主要问题与风险： 第一，现代货币理论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抽象，严重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金融体系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的各种重要角色。例如，一个国家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其实是由中央银行与存款类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通常只会决定基础货币（高能货币）的数量，而存款与贷款在金融机构之间的重复衍生，则会决定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广义货币的数量。如果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那么政府既会低估印刷货币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也会低估从经济体中抽出流动性以抑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第二，现代货币理论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经济体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增发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性。然而，通货膨胀仅仅是一个经济体所面临宏观风险的一部分。在当前，与通货膨胀风险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则是金融不稳定风险。而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超发与金融不稳定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从资产方来看，货币超发通常会导致各种类型的资产价格泡沫，而从负债方来看货币超发通常与特定主体杠杆率的上升显著相关。换言之，我们应同时关注与货币超发有关的通货膨胀风险与金融不稳定风险，而不能仅仅以“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就认为超发货币没有问题。 第三，现代货币理论严重低估了在特定情形下，要从经济体中大规模抽回流动性的政策难度。如前所述，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用增税或者发行国债的方式抽回流动性。例如，在一个两党制的民主国家，很难想象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顺利通过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方案。又如，如果货币超发已经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那么如果政府不显著提高国债收益率，那么投资者是不会对国债感兴趣的。也就是说，政府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抽回流动性是较为困难的，而且其难度会随着抽回流动性规模的上升而增大。 第四，现代货币理论的实施将会使得一国货币失去了内在锚，从开放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较大的本币贬值压力。在金本位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的锚是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国家货币的锚则是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誉，例如通胀目标制就是一个约束性更强的内在锚。而一旦实施现代货币理论，一国货币将丧失掉内在锚。这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更大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进而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风险。一旦该国货币贬值预期持续存在，该国将会面临资本外流、外债违约、资产价格下跌等压力。 第五，针对供给侧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现代货币理论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法进行应对。 如果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新一轮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不能退出、进而日益常态化的话，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以一种间接方式或变相方式来践行现代货币理论的理念呢？ 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迄今为止的宽松货币政策常态化与现代货币理论之间仍有以下重大区别：第一，在主要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实践中，中央银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决策者角色，且依然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发行是财政主导的，央行仅仅是被动的印钞机；第二，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依然是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来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且用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助推国债发行。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中，政府不需要通过发债为支出融资，只有在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才有必要发债；第三，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依然高度关注宏观与金融不稳定性风险。例如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们均指出，一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趋于稳定，央行就会降低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甚至逐渐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以避免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第四，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仍在避免直接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例如，德国的意见对于欧洲央行而言非常重要，而德国人一直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又如，迄今为止，美联储也仅仅在二级市场上大规模购买国债，而没有在一级市场上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 (本文作者介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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