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0月8日，游人在上海外滩观光平台上游览。当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数据显示，上海文旅业加速复苏，节庆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新华社记者刘 颖摄 自驾游美景、商场买买买、宅家享美食……“十一”黄金周适逢国庆节、中秋节叠加，全国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消费需求加快释放，市场人气持续攀升。 据商务部监测，10月1日—8日，全国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1.6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4.9%。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难得有个长假，准备在家好好做饭，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山东省济南市某企业员工王俊涛长假期间的安排，就是做几顿美味的饭菜。阳澄湖大闸蟹、内蒙古牛羊肉、四川猕猴桃、海南火龙果……各地的特产美食，成了他“十一”期间选购的对象。 “十一”长假期间，消费市场回暖趋势明显。各地抓住8天长假契机，深入组织“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商贸企业以国庆、中秋、婚庆、亲情、休闲、时尚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纷纷推出惠民让利等举措，大手笔发放汽车、家电、餐饮等补贴和消费券，有力激发了消费者购买热情。 北京以“国潮、国货、国风、国韵”为主线，浙江、福建、山西围绕“浙里来消费”“全闽乐购”“晋情来消费”等主题，组织开展“金秋狂欢·礼遇双节”“下乡的味道”等特色促销活动。陕西组织近2000家商贸流通企业，举办60多场大型促消费活动，在老字号国潮、农产品扶贫、优质进口商品等方面开展促销，刺激消费市场回暖。 “十一”期间，宁波、北京、甘肃、上海、海南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8.8%、18.6%、14.4%、13.7%和12.5%。 消费升级趋势也非常明显。汽车、智能家电、金银珠宝等升级商品销售增幅明显。北京、广西、甘肃等地创新举办汽车展，各大参展车企与演艺、娱乐等行业跨界互动，为消费者带来一场汽车消费盛宴。北京、浙江、云南重点监测汽车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5%、20.3%和14.1%。 商业人气稳步攀升 “好久没有到电影院，我一口气看了3场电影。”北京市朝阳区某高校学生李建华在长假期间过足了“大片瘾”。 看电影、逛展览、观演出、去健身等成为居民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商务部数据显示，“十一”前7天，全国电影票房近37亿元，为历年黄金周次高水平。青海的特色书吧成为节日期间人们“打卡”的热门场所，青岛的“国风诗歌朗诵+现场书法”成为市民最潮的节日体验，河南济源王武老街“山海幻境”夜游单日游客量超1.5万人次。 看完电影，李建华一般还爱到影院所在的购物中心“买买买”，这让他感觉长假很充实。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前3天，各地实体商业客流显著提升，消费需求加快释放。据监测，全国购物中心总客流达3.05亿人次。 “十一”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异常活跃，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效果明显。黄金周前7天，海口、三亚、琼海等4家免税店零售额同比增长167%，免税购物人次同比增长64%。 一些购物中心线下和线上成交都呈现明显涨幅。银泰百货发布的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银泰百货整体客流恢复至去年同期九成，销售同比增长近20%。其中线上订单是去年同期的2.7倍。 “十一”期间，苏宁各类门店整体客流同比增长58%，家电、家装等品类旺销带动苏宁易购线上订单同比增长157%。苏宁家乐福到店客流及成交额均创新高，其中线上到家订单同比增长170%。 旅游市场出行火热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信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十一”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9.9%。 携程发布报告显示，“十一”假期，旅游消费信心显著增强，假日期间旅游消费规模相比节前大幅增长。在携程平台上，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用车等各类出行方式均实现全面增长。其中，机票订单量环比9月增长超过100%，火车票订单量环比增长超过300%，汽车票环比增长超过200%。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的旅游、电影、婚庆等行业的搜索热度已达到疫情前水平，甚至远超去年同期水平。假期期间，“国内游”“周边游”“自驾游”相关搜索热度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4149%、18%、36%，人们的出行热情全面恢复。 驴妈妈发布的报告显示，“十一”期间，山水名胜、文化游依然是最热主题类型，但夜游、红色旅游人次增幅大。 在马蜂窝平台，众多旅游产品中，当地游业务恢复最好，达到了去年同期的九成。现在，游客更希望在一个目的地深度游玩，漂流、露营、草原体验等成为热门玩法。(王珂)
十四五期间，应当提高居民收入，增强他们购买汽车的支付能力，放开限购，扩大汽车市场和生产，发展新能源汽车。2019年，国际上每百户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日本153辆，韩国150辆，美国200辆，欧盟150辆，俄罗斯100辆。中国城市每百户43辆，农村每百户22辆。这只是计算城乡居民家庭乘用车，包括皮卡。不包括全部运输车，拖拉机，以及公司行政事业单位用车等机动车。 未来15年，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应当逆城市化，逆高层化，农村年轻人进城，城市人口到城郊，到城镇，到农村，住宅双向置换。坚持中央精神，住宅只住不炒。1998年~2019年，地方行政垄断土地出让价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7%，每亩平均从6.6万元上涨到193万元，开发商一条渠道建房，新建商品房价格年平均复合上涨率为8.2%。消化不调的为楼层上调年平均1.6层，2000年每平米价格2000元，当年新建平均为6层；2019年9282元，这时新建的为36层。住宅分布：13%城市居民无房租住，66%城镇居民一套房，21%城镇居民平均五套。全部城镇已经建成3.5亿套，再建和新开工约0.5亿套。全部建成，4亿套，平均一户住3人，开供12亿人住。一定要把房价稳定和相对降低下来。 十四五期间，应当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中国未来5年进入高收入12700美元是现在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取决于这个门槛不再继续提高，就这样也需要我国未来5年年人均GDP增长速度为4.9%。但是自国际上设了高收入门槛后，年提高率平均为2.47%。如果没有大力度改革，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收缩，下行压力还是很大。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大约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也需要像1978年、1992年和2001年，用大力度改革，把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中高速增长。
深交所公布，天山生物（300313）在8月24日至9月3日涨幅严重异常期间获自然人买入40.26亿元，占比97.01%；机构投资者买入占比2.99%
武汉封城，各市县相继出台封闭管理政策…… 当从武汉回到老家过年的曾山，得知项目上防疫的同事已经连续坚守了10多天的时候，他决定无论想什么办法都要回到项目上去，为奋斗在防疫一线的同事分担工作。 曾山，湖北武汉保利天悦中心物业区管。作为家中的独子，曾山每年春节都会回湖北省荆门市钟祥老家与父母团聚，今年也不例外，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今年春节后的返工回程路竟然如此艰难。 2月是武汉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期，各市、县、区都相继出台了道路和社区封闭管理的政策。急于返回项目与同事们共进退的曾山，辗转联系村委，拨打市长热线，协调防疫指导中心……在几经坎坷终于拿到放行证明后，突如其来的大雪却切断了回程的路；当千辛万苦赶到镇上坐车，车子却又在黄陂被拦下…… 然而，他没有放弃。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选择骑行60公里。期间，经历饥寒交加，被遣返，手机没电等困难。最终，他花了9个小时，骑行60多公里回到了项目岗位，参与到防疫的战斗中。 回到项目后，曾山第一时间与连续多日值班的同事进行换岗。疫情期间，许多企业未能复工，为保障大楼里企业的环境卫生，他组织保洁和客服人员，上门给企业消毒和绿植浇水。 3月底，保利天悦中心的企业们开始着手准备复工相关材料，由于大部分企业的公章都在办公室，业户办理复工材料需要用到公章，但武汉仍然处于交通管制状态，所有业户都无法出行。3月26日，一场大雨刷爆武汉人的朋友圈，一位业户急着需要用到公章，曾山费劲千辛万苦从企业户内拿到公章后，冒着大雨骑着电动给业户送了过去…… 疫情当前，每个人都是主角。如今，武汉逐渐恢复到往日的样子，但曾山并没有放松，巡楼、测量体温、提醒业户洗手等仍然是他的工作日常，“虽然武汉已经很久没有新增病例，但疫情期间留下习惯，我会保持下去。”他微笑说道。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将获资金支持。5月26日，财政部、民航局印发《关于对民航运输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和提升国际货运能力实施资金支持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疫情防控期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对中外航空运输企业给予补贴及奖励，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航业的影响，稳定和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通知》显示，中央财政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按照经中国民航适航审定部门批准的设计方案实施的航空器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以下简称“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以及对中外航空公司从2020年4月1日起使用客运航权执飞往返我国内航点（不含港澳台地区）与国外航点间的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以下简称“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给予资金支持。政策执行期限为2020年4月1日-6月30日。 具体而言，对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发生的费用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改造成本的80%予以补助，按飞机类型分成两档：单通道飞机每架最高补助80万元，双通道飞机每架最高补助145万元。 此外，对疫情防控期间执飞的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给予奖励，奖励标准按航班飞行里程和最大起飞全重分为八档，最高奖励6万元/班。财政部将根据民航局审核情况和相关标准向有关企业和地方拨付资金。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运力资源不足，全国全货机仅173架，其中大型远程货机41架，规模远不及美国FedEx一家企业。商务包裹一是依赖FedEx、UPS、DHL等欧美国际巨头，二是依赖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腹仓。由于疫情期间，美欧等不少国家对中国停飞航班，造成国际空运运力不足，加上各国强化检疫消毒，也使得航空货运效率大大降低。 疫情期间，不少客运航空公司都积极开展“客改货”业务，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稳定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积极贡献。据民航局运输司二级巡视员靳军号介绍，在4月20日-26日，我国与45个国家的93个境外航点保持定期货运航班飞行，其中就包括客改货939班，有力保障了现阶段国际航空货运需求。 但客改货仍存在着成本较高、短期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对此，杨达卿表示，“疫情期间隔离措施使得人流暂停，但医疗及防疫应急物资及商贸物流不能断流，客舱改货仓是临时性的应急举措，能补充暂时的运力缺口。航空公司的经济损失是综合性的，补助和奖励能缓解航空企业短期内的国际客运断流压力，有助于航空物流不断流，并以此‘稳外贸’，也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疫情对全球航空运输业都带来巨大打击，中国国际航空货运对外依存度高，国内企业运力和服务还有较大差距。当前一方面需要集中兵力补短板，尤其借助金融手段修复产业链，如建立航空物流产业再生基金，支持遭受较大影响的头部企业早日复苏，同时在财税上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领先企业强化互助协同，建立货主企业与空运企业的联动机制，保重要物资空中供应链的稳定。”杨达卿说。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中国青年报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表示更加注重个人卫生。更勤洗手了、习惯戴口罩了、采用分餐制了、不吃“野味”了、游玩先预约了……多数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后仍会继续保持这些习惯。 习惯需要培养，养成好习惯不容易。多名专家和受访者表示，好习惯就要保持下去。此次抗疫中形成的公共卫生常识、生活和社交习惯，可上升为普适性的行为规范、凝聚成现代社会的治理智慧，并真正成为公民普遍遵从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行为。 防疫要求成自觉行为 出门戴口罩、不聚集扎堆、社交距离保持1米、使用公筷公勺、回家勤洗手、注意消毒……防疫期间，这些原本是硬性的疫情防控要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为和日常生活习惯。 【案例1】 如今，家住上海市的张女士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勤洗手、外出必戴口罩、自带帆布袋、回家后马上换洗衣服、家里定期消毒、常通风等。每隔几天，她都会到附近一家超市采购。测完体温进店后，张女士会先到顾客较少的货架选购。“尽量不扎堆，能降低自身感染风险，也是对别人负责。” 【案例2】 在北京市朝阳大悦城(行情000031,诊股)一家餐饮店内，食客隔位而坐，餐具“公私”分明。“开始使用公筷、公勺时，有点不习惯，不过现在已经适应了，分着吃更安全。”在店内用餐的黄先生说。 黄先生介绍说，防疫期间，除了减少朋友聚餐，家里饭桌上还出现了公筷、公勺。“以前只有来客人时家里才会使用公筷公勺；经过这次疫情，家人吃饭时也会实行一菜一筷、一汤一勺。虽然麻烦点，但这种习惯会坚持下去。”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让人身心更健康。“因为疫情，人们更希望拥有好身体，养成好习惯让人学会珍惜当下的幸福。”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舒曼表示，体验到好习惯带来的快乐，会让人产生激奋心理，增强自信心，从而强化下一次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习惯强化效应”。 不过，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养成是一项长期工程，需持之以恒地坚持。 “可以通过多种宣传渠道，褒扬人们在防疫期间养成的好习惯，传播文明行为准则，明示不良行为的样态及后果，特别是要对公共空间里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宣传引导。”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说。 这些坏习惯正在扭转 滥食“野味”、拥挤排队甚至不排队、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打喷嚏不遮掩口鼻……防疫期间，这些不良习惯甚至陋习正逐渐扭转。 【案例1】 广东省深圳市市民潘先生对一些人吃“野味”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野生动物吃啥长大的都不清楚，谁知道它们体内有多少病毒？人工科学饲养的动物更好，食品安全有保障。” “以前不时会有客人悄悄询问是否可以购买或者加工野鸡、蛇等‘野味’，今年自复工以来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位于四川省遂宁市云盘路的桂苑生态农庄经营者张红军说，防疫期间，政府提出了拒食“野味”的倡议，大家都主动积极遵照执行。 【案例2】 5月初一个周末，在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筑城广场上，不少市民或在树荫下休息，或在散步。市民陈女士轻咳一声，拿出纸巾，将痰吐在纸巾里包好后扔进垃圾桶。“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尤其是防疫期间容易传染病毒，更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陈女士说，如今社区、街上提示人们注意卫生的公益标语更多了，一些不文明行为大为减少。“现在大家坐公交车都会排队，而且相互留出一定距离；打喷嚏都会遮住口鼻，或者用衣袖捂住。” “要实现人们从不能吃、不敢吃到不愿吃‘野味’的转变，需从法治和道德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把禁食‘野味’变为一种新伦理、新民俗。”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对记者表示。 杨朝霞建议，应一步修改现有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禁食野生动物的制度规则和立法体系。可对野生动物进行类型化管理。对基于保护目的和野外种群恢复的人工繁育动物，必须禁食；对有繁育技术但还不稳定的人工繁育动物，要加强规范和监管，特别要加大对以养殖为名行非法猎捕、购买之实的“洗白”行为的打击和惩处；对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人工繁育动物，可按“农业动物”管理，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由畜牧法进行调整。要加强道德建设，将滥食“野味”行为纳入社会诚信体系。 为防止一些陋习出现反复，陆益龙建议通过地方立法形式，加大对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和处罚概率。 好习惯需要大力呵护 线上消费受追捧，到医院、景区、博物馆先预约，绿色出行更受重视……防疫期间，很多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更为普及，为新业态发展带来新机遇。 【案例1】 社区居民通过“微信群接龙”团购猪肉、手工馄饨、肉夹馍、凉皮等，并定时免费配送到小区，这是快餐企业西少爷的新探索。“这项业务已扩大到北京150个社区。”西少爷创始人孟兵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将联合企业推出半熟芝士、小龙虾等产品团购，让社区业务与居民产生更好互动。 湖北潜江的小龙虾、湖北秭归的脐橙、云南的沃柑、海南的凤梨、马来西亚的榴莲、卢旺达的辣酱……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南太平庄北巷的李女士，如今习惯了在一家在线生鲜APP上下单，“最快半小时就送到小区门口，很方便。” 像李女士这样短时间内就习惯“云下单”的消费者不在少数。“疫情令生鲜市场渗透率加速进化。”盒马鲜生市场运营总经理胡秋根对记者表示，盒马将通过增开门店、加强基地直采和“盒马村”建设，让更多消费者爱上线上消费。 【案例2】 广东省广州市市民陈沁上周末提前预约了去海珠湖观鸟。陈沁说，海珠湖每天实时限流1000人。“游客少了，不仅游玩体验更舒适，鸟也不会因为人太多而不敢出来了。” “现在到我们医院看病，大多数患者会先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选择医生、自主缴费，这有利于患者分时段就诊，减少人群聚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院长彭陟燚介绍说，防疫期间，医院开通了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力推行非急诊预约挂号、预约检查，医患都点赞。 【案例3】 “找车存车都很方便，天气暖和了，骑行回家吹着微风，心情特别好！”湖北省武汉市民曹佳如今很少打的、坐公交，而是喜欢骑共享单车出行。 哈啰单车武汉区域主管杨龙对记者说：“疫情防控早期，共享单车是很多武汉人外出的重要交通工具，现在公共交通恢复了，大家绿色出行、安全出行的习惯还在延续。”按照规划，哈啰下一步将在全国持续迭代和升级两轮出行业务的服务模式和场景，分担城市公共交通压力。 “疫情加快了‘云买菜’、直播带货等新经济业态崛起，让人们的线上消费习惯更加固定，这与2003年SARS期间网购快速发展类似。”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对记者说。 曹磊表示，新经济业态的长远发展，需多方共同努力。政府监管部门既要给予扶持又要加强监管；电商平台要建立起一套有效运营体系，加强对商家、主播、货品质量、售后服务的管控。 “预约制反映了人们行为习惯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既保证了社会效益，又增强了经济效益，应给予大力关注和呵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对记者表示。 魏翔建议，为确保预约制持续下去，供给方需进行相应改进和调整，通过技术手段提前使消费者、游客更好获取相关信息及变动情况。还应对预约者进行有效激励，越早预约的能得到更优惠价格、更多服务、更好选项，未预约者将支付更高价格等。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危机应对政策应有别于常规金融政策 “Whatever-it-takes Policy”，直译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这是一类不常见的政策，我最初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当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IMF都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作为条件，也会提出一些政策要求。当时IMF给亚洲危机国家的建议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政策利率。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就认为：“当投资者看到保守的财政政策和高利率，他们会增强信心同时回来投资。这样的政策持续几个月，经济就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经济学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政策立场，因为它有助于在危机后克服道德风险。但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对此政策建议比较反感，他们认为，本来经济已经出现问题，IMF还要迫使其采取更多的紧缩政策，这样很可能会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悬崖。这也影响了在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IMF与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韩国、印尼等国在全球危机期间发生了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但当时它们都没有再向IMF求援，而是向美联储申请流动性支持。 IMF与当时亚洲国家之间争论的实质是应该选择常规政策还是危机应对。第一，在危机时期，克服道德风险问题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哪个更重要？第二，稳定国内经济与稳定国际收支，哪个更重要？第三，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资本项目政策？当时印尼继续维持了资本项目开放，但马来西亚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其实，对危机期间紧缩政策的批评，之前就有。比如，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就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指出， 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直线下降，弗里德曼认为这是美联储不作为的证据，没有发挥稳定经济和金融的作用。因此，美联储是失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有人认为是当时新任纽约联储行长哈里逊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能力与条件。第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大萧条是对之前过度投机与资产泡沫的一种“清算”，所以紧缩是必要的过程。第三，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则认为这是由金本位制所决定的，因为要维护金本位，货币供应量就是给定的，美联储不可能无限度地印钞。 不过，到了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改变了大萧条时期的做法。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问题的权威，并且他接受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政策的批评。因此，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伯南克果断地采取了很多有别于常规政策的举措，尤其是量化宽松、直接向系统重要性机构注资、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以及与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定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央行本来就有“最终归贷款人”的基本功能，但一般限于支持商业银行。不过联邦储备法的第13（3）款也为美联储为其它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留出了空间，伯南克据此为许多非银行机构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以被形容为“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价。不过正式提出这个说法并让其众所周知的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兄、欧洲央行的前行长德拉吉。 2012年7月26日，面对严峻的欧元区危机，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将在授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欧元。”“不惜一切代价”政策的关注点是整个系统的稳定而不是个别机构的存亡。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期间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到周一也许美国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基本上沿袭了次贷危机期间伯南克的做法，如果要说有区别，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主要支持市场流动性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在支持市场流动性的同时，把政策重点从华尔街转向了老百姓。这种转变与危机性质的不同有关。次贷危机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危机应对政策的退出困境 从1929年到2009年，全世界用了80年的时间，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在大危机来临时政府与央行不能无所作为，在危机中首先采取克服道德风险、出清市场的紧缩政策并不合适。尽可能地积极采取措施，稳定经济与金融局势才是第一要务。市场纪律问题应该留待市场稳定之后再去解决。 如果看美联储和其它主要央行的政策，无论是在次贷危机期间，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本上都接受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精神。不过，次贷危机期间需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政策推行受到较大的政治阻力，很难得到普通纳税人的支持，但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则相对比较容易。而此次的救助政策，重点在支持老百姓和中小企业，在政治上阻力较小，但实施过程中的难度就很大，如何找到救助对象、如何救助，都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虽然危机时期经济政策需要超常应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成为共识，但超常政策的退出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因为在正常时期有一系列的政策规则，比如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公共债务要保持在60%以下、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等，这些规则在平时基本被人们接受。但在危机应对政策实施之后，什么时候退出、怎么退出，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中值得反思的一点是，钉住通胀率是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的锚，相对为货币政策决策设置了一条中国要的纪律，减少超发的风险。但盯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现在没有找到好的替代方案，因为经济货币结构整体在改变。 危机前，在格林斯潘时期，CPI很稳定，但也出现很多问题，譬如次贷风险快速积累，最终酿成了一场大危机。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推高通胀率，但促成了资产泡沫。次贷危机之后，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在研究中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也许钉住通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 关于危机应对政策的三个思考 第一，“Whatever it takes”意味着大危机时期不应过于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规则，以避免系统性的崩盘。全球疫情爆发期间，政策重点应发生改变，需特别关注“中小微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保障其资产负债表的稳健，这是在疫情之后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 据UBS分析，中国的财政刺激的发力点，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是减免税收，第三是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开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危机应对财政政策相比，我国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很灵敏，但社会政策稍显薄弱，例如保留就业、失业救济、现金支付等，这些社会政策在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较为活跃，在我国择优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二，各阶段危机应对需要采取新思路。在此次危机中，应对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即抗疫、纾困和重建。一是抗疫，从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非药物干预（或管制）越严厉的州，疫情期间的死亡率越低，最终疫情对制造业活动的影响也越小。目前各国政府都想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间两手抓，想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但从美国经验来看，适当的强制管控是有帮助的。二是纾困。我国中小微企业在GDP及保障就业中的贡献度很高。疫情期间他们收入减少，但开支没有特别明显减少，且自身资金储备较少。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财政没有无限的资金能力，央行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金融机构需要维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因此，IMF亚太部的Kang和Rhee提议，成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由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共同合作来支持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这一方案值得思考。即便我们来不及建立这样的机制，但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协力支持企业与居民的思路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第三，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新时代是否已然到来？目前，全球都在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举措具有合理性。现在要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宽松的程度已经非常高，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都已经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过去从未达到这种程度。财政政策方面，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将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5%，甚至更高。量化宽松有利于稳定经济和金融，但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成为一大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压力都非常大。唯一可能退出的途径是通过高通胀，这样就会迫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也会有助于化解政府的巨额负债。然而，当前的通胀形成机制复杂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认识。高通胀是否会到来，目前尚不明朗。 如果高通胀不能如期出现，全球很可能进入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时代，即超常规量化宽松长期无法退出，最后就形成一种变相的现代货币理论实践。到那个时候，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同流合污”还是独善其身？ 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但如果欧美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产生外溢效应，我们是否还能长期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各国央行展开货币政策合作的可能性，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欧美国家的央行认为：其一，各国央行的职责是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而不是外国的经济与金融。其二，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国际的传导与以往并无差别。其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发生了危机，那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慎重考虑我们的政策应该怎么走？特别是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管理。 因此，本轮全球疫情危机的应对政策或将长期影响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环境有可能会发生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法。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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