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后，美元一统国际货币体系的江湖，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70多年中，美国巩固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并获得无与伦比的利益和超级特权。但随着美国肆意把美元霸权作为制裁对手、霸凌盟友和推行单边主义的政治工具，美元霸权也日益成为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的顽疾。而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多次放任使用量化宽松作为挽救本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手段，特别是2020年美国疫情危机以来，美联储开启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这种不负责任、以邻为壑的行为，不仅损害世界各国利益，严重影响国际市场和金融稳定，也损害了美元信用的基础，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自2020年3月，美元指数一路下行，全年下跌10.5%。2021年迄今又下跌4.5%。春江水暖鸭先知。敏锐的华尔街投行们率先发出“美元行将崩溃”的警告，而一些国际学者开始认真讨论“后美元时代”的到来。“后美元时代”或许言之过早。但今日之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百年大变局下国际格局正在加速重塑。伴随疫情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种族矛盾、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重重矛盾交织，美元霸权气已弱，势已颓，美元体系的黄昏已经悄然来临。欧洲觉醒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月19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旨在强化欧元地位与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文件。文件指出，欧盟对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非法施加域外影响”的政策深感失望，为避免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维持自身独立性，欧盟需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文件同时警告全球金融市场过度依赖美元，无法缓解金融紧张局势和经济稳定风险。欧盟对美元霸权公开表达不满，宣示其“去美元化”的决心，表明欧盟不想再忍了。图源：光明网官方企鹅号在美国眼里，欧元问世本身就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是动了美国的奶酪，因此美国对欧盟一体化和欧元的警惕与防范从未停止，双方由此展开的角力与恩怨纠葛使欧盟有苦难言，如鲠在喉。远的如，欧元甫一诞生，美国即发动科索沃战争，将欧州卷入战乱，导致短短三个月欧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30%，由1.07美元跌到0.82美元/欧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数轮量化宽松迫使欧元被动升值，欧盟出口受到打压。2009年美国通过其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接连下调降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并随即蔓延至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初，标准普尔将法国等9个欧洲国家主权评级下调，债务危机席卷整个欧洲。欧洲从此进入痛苦而漫长的调整期，经济元气大伤，内部纷乱不休，险些导致欧元区解体。近些的例子，2018年特朗普政府无视欧盟的反复游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同时宣布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并威胁欧洲企业必须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制裁。欧盟与伊朗有投资与进口的企业被迫撤出伊朗市场。与此类似的例子，为阻挠欧盟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美国制裁俄罗斯，同时要求欧洲公司退出“北溪2号”项目，否则将冻结这些企业的美元结算账户，结果“北溪2号”管道工程一波三折，就差最后190公里却至今无法完成。图源：德国热线官方网易号美国对欧盟大搞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无理的利益挤压，强硬的贸易争端，霸道的长臂管辖和随意的制裁威胁，使欧盟受够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对国际治理和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带来威胁，也对欧洲经济和货币主权敲响了警钟。欧盟也终于看清，如果欧元不另起炉灶，将永远被束缚在别人划定的跑道上。2018年8月22日，德国外长撰文呼吁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支付体系，以加强“欧洲的自主性”。2018年12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朝着欧元更强国际化地位前行》的行动倡议。倡议明确指出，欧盟要在能源、大宗商品、飞机制造等战略性行业更多使用欧元，并计划创建欧元定价的原油基准价格方案。此后，欧盟开始打造美元以外的独立支付体系和机制。为避免美国制裁，维持与伊朗的合法贸易，2019年1月，法、德、英三国成立INSTEX（贸易互换支持工具）机制，用于欧盟与伊朗之间药品、医疗器械和农产品贸易。该系统绕开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欧盟进出口商之间无需与伊朗方发生直接的资金结算，而采取“记账”方式，使用欧元结算。2020年8月，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等6国宣布加入INSTEX结算机制，该机制进一步扩容。Instex是欧盟摆脱美元控制、增强金融自主性的一种努力。在原油贸易领域，欧元区部分国家已经展开“去美元”布局。如土耳其与伊朗开启了黄金交易石油的新法则，土耳其与俄罗斯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协议，而欧元区和挪威的原油贸易早已采用欧元结算。同时欧盟准备寻求原油的替代能源，如天然气和氢能等，以减少原油的需求量和交易量而降低美元的使用。在外汇储备领域，欧洲央行及德、法、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多国中央银行不断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欧盟及各国央行也在积极增加黄金储备。最近几年，德国从美联储金库运回黄金743吨，法国央行从美联储手上提取的黄金超600吨，意大利也把近400吨的黄金运回国内。欧盟不少成员国回运黄金，并减少美元储备资产，释放出对美元信用担忧的信号。欧盟“去美元化”的努力，正在冲击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的独霸地位。据SWIFT数据显示，2020年10月份，37.82%的SWIFT现金转账使用欧元支付，比2019年底上升6个百分点；而美元的支付比例为37.64%，比2019年末下降约4.6个百分点。这是历史上欧元在全球支付的份额首次超过美元。欧盟提升欧元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举措，是欧盟坚定寻求强化战略自主的政策主张的一个侧面。欧盟经济体量超过美国三分之二，欧盟进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仍然非常高。如果欧盟坚定推行“去美元化”，对美元独霸国际支付体系可谓是“釜底抽薪”。制裁之痛美元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使金融制裁成为美国手中的一个“超级特权”，美国由此成为全球发起金融制裁最频繁、执法最严厉的国家。美国基于长臂管辖、二级制裁等霸权和单边原则，滥用国家安全和反恐怖名义，肆意挥舞制裁大棒，打压战略对手、推行强权政治，金融制裁沦为服务美国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一种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古巴等国家持续施加金融制裁，使这些国家对外经贸往来隔绝于美元体系外，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例如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切断SWIFT对伊朗国际贸易结算通道，封锁伊朗与外界的经贸关系。2012年2月，伊朗中央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伊朗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遭到冻结，并被关闭美元支付结算通道。同时警告他国金融机构，不得与伊朗央行有业务往来，否则将一并受到金融制裁。伊朗进出口业务基本陷于停滞，石油出口受到重创。2018年5月以来，美国政府单方面撤出伊核协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经济制裁，覆盖能源、金融、汽车等多个领域并重点针对伊朗原油出口。2020年10月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18家银行，导致伊朗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伊朗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制裁令同时要求与被制裁名单上的银行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在45天内结束有关业务，否则将一同面临美国制裁。俄罗斯也深受制裁之苦。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发起持续多轮金融制裁，制裁对象包含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能源公司、金融机构、军工企业等。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制裁对象在美资产，禁止美国实体、个人与被制裁对象开展任何交易等。美国实施金融制裁，受影响的绝不仅限于被制裁国家本身，所有与这些国家有贸易和投资的企业都将受到制裁。美国的“长臂管辖”、“二级制裁”等不合理规定，赋予美国的制裁对境外实体产生法律管辖权，凡与被制裁者（国家、企业或个人）进行金融交易或向其提供金融服务的非美国金融机构，均会受到制裁。这大大增加了全球贸易、金融业的制裁“合规”成本。美国要求加拿大无理扣押华为孟晚舟女士并寻求引渡至美国，就是以华为涉伊朗业务为借口。图源：央视新闻频道2019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极限施压，美国将金融制裁的黑手也伸向中国。美国以人权、言论自由等为借口，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粗暴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宣布对我国有关人员、企业进行制裁。美国将金融制裁政治化、武器化，严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破坏国际经贸体系正常运行，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增加了全球经济金融活动的成本。对美元霸权之弊，各国既深感无奈，又如芒在背。美元的自残天下苦美元霸权久矣，但美元体系根深蒂固，撼之殊非易事。但美国任性乖张，终将自毁长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植根于美国经济实力及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保证的全球信用。但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放任使用量化宽松挽救本国危机，美元发行成为脱缰的野马。2020年美国陷入疫情危机，为刺激濒于崩盘的股市，救助疫情困境中的民众及面临破产的中小企业，避免经济长期衰退，美国实施了数轮疫情纾困和救助计划，财政支出骤然扩张。而美联储推出无限量化宽松配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自2019年3月以来，美国已实施4轮财政刺激和经济救助法案，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债务创下历史新高。2020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增加47.3％，达到6.5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激增逾两倍，总额超过3.1万亿美元，赤字占GDP之比跃升至15.2％，已是连续第五年增加，为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至2020年11月末，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27.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4%。2020年12月27日晚，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总额约2.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其中包括9000亿美元新冠疫情纾困资金。今年初，拜登还未就职，就提出总额1.9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后续还将推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政府巨额赤字和债务高涨仍在路上。为配合财政扩张，美联储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大笔购进美国国债，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仅2020年3月的一个月内，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7.35亿美元，比上年末扩张3.14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资产4.6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36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新增加的债务，基本由美联储承接了。对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四轮量化宽松，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万亿美元左右到2012年末增加到2.85万亿美元，美联储此番无限量化宽松，用力之猛刷新世人想象。如今，美联储仍然维持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并承诺货币政策超宽松的基调将长期持续。美国疫情的持续反复，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忧虑，美国债务的急剧膨胀也引发各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不信任。2020年以来，高盛、摩根等国际投行不断发出美元“崩溃”的警告，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坚定看低美元。2020年6月，他预言未来一两年美元将暴跌35%。他最近表示2021年美元指数仍会下跌15%到20%，理由是经济堪忧及美元的超低利率环境。图源：和讯网美国的高债务率不仅体现在联邦政府，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债务也处于历史高位。美国企业债务总额达 17.5 万亿美元（2020年三季度末），约占GDP的92%，家庭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3.9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3%。随着疫情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高达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面临坏账危险，有可能成为引爆新的银行业危机的源头。美国债务的膨胀，美元实际的负利率，以及美国疫情蔓延无法遏制、经济大幅下滑，改变了国际资金的流向。联合国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海外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下降了49%。随着美国国债急速扩张和收益接近零利率，美国玩了几十年的“发债--印钞--美元回流”的庞氏金融游戏能否持续，已经成疑。美元地位走到十字路口在世界格局巨变的今天，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下降已是大势所趋，政治领导力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深陷疫情泥潭，经济复苏举步维艰，联邦财政债台高筑，美元价值持续走低，信用基础摇摇欲坠，美元体系的维系靠美国本身已越来越独木难支，美元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元的地位和前景取决于大国博弈中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崛起并超越美国已成定局。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市场份额长期居世界第一，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比仅约为2%上下，外贸进出口绝大部分以美元结算，中国外汇储备中持有1万亿美元美债。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美元体系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欧盟已公开举起“去美元化”大旗，在此之前，深受制裁之痛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土耳其早已走上完全“去美元化”之路。中国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建成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技术上已成熟完善，实现了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全覆盖，截至2020年末，CIPS系统已吸引1092家参与者，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2月中国陆续签署RCEP协定和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与东亚、欧洲的经贸联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在美国之外的国际经贸合作空间更加巩固。人民币国际化在亚洲面临重大机遇，而中欧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大大加重了双方“去美元化”的砝码。图源：人民日报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美元能否继续保持独霸天下的地位，既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也取决于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中国的选择也至为关键。如果美国不放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不选择合作共赢的道路，继续在历史错误的方向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元霸权的崩溃已为时不远。“青山遮不住，皆竟东流去。”当今国际政治风云激荡，纵横捭阖，瞬息万变。如果大国博弈紧张态势升级，则美元霸权的倾覆，仅差相关大国的合力一击。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黑天鹅”随时可能出现，美元霸权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作者简介：高德胜，资深金融业者，经济学者。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伦敦City University 金融EMBA。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在《世界经济》、《中国金融》、《中国发展观察》、《财经》等核心期刊及《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等国家级媒体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近日，美欧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美国宣布从1月12日起对法德的飞机零部件等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欧这场始于2004年的航空补贴争端尚未看到停战的迹象，双方关于数字税的争端也在重燃战火。这不禁让人发问，在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及经济衰退而自顾不暇时，究竟是什么让美欧两大经济体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互折磨到白头？“数字税”的前世今生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与航空补贴并列，数字税是美欧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数字税最早被提出是为了缓解互联网跨国公司对非注册地国家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即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全球总体税负，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企业职能拆分、资产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从而造成区域税收分配不均矛盾。以多数跨国公司曾经经常采用的“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结构为例：总部位于A国的G公司在爱尔兰分别设置离岸公司E和实际经营公司B，通过签订成本分摊协议，将总部之外区域的业务收入和无形资产使用销售权转移至B公司，再借助位于荷兰的通道公司C将大部分收入由B公司转移至实际注册地位于低税区的E公司。简单说来，就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逃避了大部分纳税义务，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而为该公司提供大部分利润的国家反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红利。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雅虎等公司过去都曾采用了这种做法。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薅羊毛行为。税基被侵蚀的各国纷纷抗议，并开始了反对BEPS的行动。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增税规则，认为一些在多国从事经营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并未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税收贡献。例如谷歌这种跨国巨头，其海外市场营收超过50%，在采用“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情况下，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作为数字税的坚定拥趸，法国声称互联网跨国企业的此种避税行为不仅使当地政府蒙受损失，还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并率先于2019年7月通过了数字税法案，宣布对“数字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9年12月，美国对法国单方面发起“301调查”，实施关税报复，迫于压力，法国宣布暂缓数字税征收至2020年年底。2020年1月，美欧各方同意在OECD支持下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更广泛谈判，参与国家达137个。随着欧盟对数字税征收立场逐步统一，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OECD谈判，并威胁将最早于2021年1月对态度强硬的数字税推动者——法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时至今日，这场持续近3年的“数字税”之争仍未落下帷幕。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美欧在此问题上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且强硬的态度，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谈判，欧盟方面仍希望双方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致协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不久前表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谈判的意愿，并寄希望于拜登新政府。尽管美国频频退群，几次出手阻挠欧盟数字税实施进程，但显然也不愿放弃在该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直接利益。数字税：一把重新分蛋糕的利刃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完全市场下，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也相应付出了一定的“信息租金”，因此，双方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海量数据和巨大用户流量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将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的边际“信息租金”只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互联网科技巨头还凭借着这一信息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形式将业务渗透到各个领域。2019年，全球市值前五大公司中，有四家为美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如果说过去十年，跨国互联网巨头以社群生态为圈，以爆炸式数据体验为饵，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薅着世界各国互联网用户的羊毛，那么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线上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陷入财务困扰的电子羊群主人已回过神来，开始正视其手中的这一宝贵资产，试图重新掌握对羊毛利润分割的话语权与主动权。2021年1月1日，肯尼亚政府颁布的《2020年数字服务税收条例草案》（Digital Services Tax Regulations, 2020）正式生效，条例规定，对数字服务征收占总交易价值1.5%的税费，不遵守规则者将被限制进入肯尼亚市场。早在此之前，英国、意大利、南非、印度等国家就已设立数字税，并将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大型跨国互联网巨头纳入征税名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据人民网报道，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对跨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随着更多国家将数字税提上日程，这一队伍将继续扩容。国际数字税征收方案比较及问题从征税依据看，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显示，在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形态的数字经济下，用户数据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无论该数字平台在用户所在国有无实体，用户所在国均有权利向其征税。也就是说，在该框架协议下，服务哪国的用户，用了哪国用户的数据，该国家就有“数字税征收权”。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税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于数字资产的再认识以及价值的再评估。从具体实践看，数字税征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目前，对于数字税的纳税主体、应税业务范围、税率，国际上各方经济主体并未达成共识，而是纷纷采取单方面措施，这给本就概念不明晰的数字税又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下为部分国家数字税的征收方案：总体来看，各国数字税征收税率从2%-14%不等，征税对象主要为数字服务供应商，征税业务基本涵盖了广告、电子商务、用户数据销售等方面。然而，从各国的税收实践看，各国数字税税基仍然较为笼统模糊，对数字税的理解及征收目的仍有较大不同。首先，如何就细分业务进行界定和计算，各国并未有明确计量方法。印度、突尼斯、津巴布韦等国将跨国公司数字服务总收入作为税基进行征税；法国、肯尼亚、意大利的数字税征收范围则针对特定数字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并未将金融服务提供商纳入数字税征收对象中，这也意味着用户支付交易数据的价值并未被纳入征税范围。除此之外，各国当前的税基设定似乎也并不能解决数字税成本转嫁问题。有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法国实施数字税，那么消费者将承受55%的数字税，平台商户将承受40%，而互联网企业本身仅需承担5%。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撰文称，数字税的税负分配与产品性质、市场格局、各方主体议价能力、市场控制能力等各类宏观、微观因素有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税制度，需要结合市场竞争、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考量。其次，数字税税种及性质仍然难以确定。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国家对数字服务征税，但除了上述所列国家明确提出全新的“数字税”之外，其他国家则将数字产品和服务纳入现有的税种范围进行征税。例如早在2015年，日本就已将电子图书音乐纳入进口服务消费税，韩国则将外国企业向本国用户提供的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税种，新加坡2018年颁布的法案将外国数字服务纳入商品和服务税征收行列。由此可见，数字税目前并不能被称作一种独立的税种。最后，数字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依然模棱两可。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下，数据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趋势潮流，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的收税依据，拥有数据，就等于拥有财富，如果将公民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进行征税，那财富主体是否均需要为此履行义务？从当前各国实践看，大部分国家所施行的数字税似乎需要加上一个“外国限定”的前缀，例如欧盟、英国、印度以及未明确提出数字税概念的亚太地区国家，其征税对象无一例外为非本国跨国科技巨头。以近年来频频强调“数字主权”的欧盟为例，其几年前就已提出要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监管，并将数字税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同时，又积极出台多项法案来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数据的跨境流动。由此可见，数字税不仅仅是“数字”税，更是数字经济下地区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体现。马克思曾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在人类几千年的征税历史中，随着价值形态的变化，税收种类也在不断调整。数字税研究，是当前数字经济下市场秩序规则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趋势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如何守好网络这片天地，任重而道远。
这两年，转型一直是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中小银行，都在时代大潮中亲历着转型，或主动为之，或被裹挟前行。从结果上看，有的银行颇见成效，多数银行历经辛苦，方向曲折，所得唯有疲累。更大的挑战是，行业正加速分化，转型机遇窗口快速收窄，留给中小银行的转型时间已经不多了。向标杆学习我们习惯向标杆学习。中小银行的标杆，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宁波银行。在A股37家上市银行中，宁波银行的市净率、市盈率均是数一数二的水平。从业绩表现看，宁波银行的特点是“高增长、低不良”，且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从2019年向前追溯，无论是3年、5年还是10年，宁波银行净利润复合增速均能保持在20%左右，似乎不受周期影响；不良率水平连续十年低于1%，且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500%，远优于行业水平。优秀的业绩是怎么来的？长期明确而坚定的战略。业绩表现取决于资源配置。从资金投向上看，2019年，宁波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仅为42%，显著低于行业水平，如招行为72%，建行为78%。贷款的收益率较高，由于贷款占比低，宁波银行净息差仅为1.84%，落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2.11%。问题来了，宁波银行为何不大幅提升贷款占比呢？并非缺乏增量贷款空间，我认为可理解为对“大银行做不了、小银行做不好”战略的坚守。举例来说，一般银行视个人住房贷款为零售贷款压舱石，近年来，宁波银行却持续压降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同步发力个人消费贷款，结构显著优化。2019年末，零售贷款结构中，消费贷占比高达79%，房贷占比已不足1%。个人住房贷款是传统的银行零售贷款项目，以房产为抵押，风险较低，容易上量，但同质化严重，收益也低。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款属于信用贷款，风险较高，进入门槛也高，一旦攻破，护城河效应显著。对宁波银行而言，放弃住房贷款是一种战略选择，短期有阵痛，长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显著提高零售贷款收益率水平。2019年，宁波银行零售贷款平均利率高达7.74%，在上市城商行中领先第二名1个百分点。对公贷款领域，宁波银行聚焦中小微企业，组建280个小微服务团队，总计2183人（2019年末数据），下沉到强乡重镇，力争把小微企业营销和风控做到实处。重人力投入叠加高激励政策，导致成本收入比稳定在35%左右，明显高于同业水平。这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对于缺乏B端场景生态的银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构建护城河，人员密集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战略。低于同业的净息差、高于同业的成本收入比，通常会拉低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但宁波银行通过优秀的风控能力将不良率保持在低位，大幅降低风控成本，从而维持住了较高的ROE。从结果上看，宁波银行展现给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是：高增长、低不良、相对较高的ROE，虽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已足以让市场追捧。两个误区宁波银行的标杆意义不在于其战略本身——每家中小银行都应因地制宜、追求各自的差异化，真正的启示在于对战略的长期坚守，以及坚守背后对应的取舍。银行的业务就这么几种、战略选择也只有几种，深挖一口井，持续积累优势，构筑护城河、形成差异化就是大概率事件。很多中小银行之所以陷入同质化，本质上是被短期主义绑架，缺乏战略定力，什么热做什么、什么急干什么，没能坚持做长期重要的事情。这两年，优秀的银行在战略坚守中步步推进，更多的银行则在同质化热潮中陷入转型误区。第一种是纸面转型。所谓纸面转型，是指转型停留在文件制度、组织架构层面，业务运营层面不见成果。究其原因，多是战略层面重视不够，资源配置不触及根本，核心资源依旧集中在传统模式上，只是在组织架构上新设团队，影响力仅限于部门内，既不能在业务层面提供增量动力，也没能力带动全盘变革，最后只好照搬业内一些新产品自娱自乐，做成了面子工程。一般来讲，这类银行的特点是日子难过但能过得去，缺乏紧迫感，感知不到变革的紧迫性，变革就成了一种作秀手段。其实，这类银行是最危险的，日子一点点变差，每年似乎都能凑活过去，等真正警醒时，往往已错过时机。第二种是指标转型。把转型简化成几个指标，然后错把指标当结果，想方设法完成了指标，却发现转型还留在原地。究其原因，当无法突破机制文化时，指标转型最为简单、最易推进，于是成了银行转型的“最大公约数”。指标转型专注于表面，看似捷径，却有损银行的长期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小银行对助贷业务的依赖，把零售占比当成了零售转型、科技转型的全部。风口期的两年，在助贷推动下，的确享受到零售指标节节攀升的欣喜，风口之后，监管收紧，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飞。指标转型把目光放在了外部，忽视了内在的变革。零售转型和科技转型，本质上是银行经营逻辑的转型，需要从内而外层层递进，核心再造、数据中台、流程变革、激励优化、产品创新、零售凸显，零售指标改善只是自然的结果，不能成为目标本身。最大的困难对战略的长期坚守，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在一次饭局中，某城商行董事长曾感叹，宁波银行无法复制，它背后的机制谁也学不了。粗略来说，就是股权分散、高管持股、员工激励：股权结构中，国资、民资、外资均衡分布，互为制衡，确保银行发展能着眼于股东价值创造；高管层持股（据财报披露，2020年6月末，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合计持股481.32万股，以20210129日收盘价38.48元计算，市值1.85亿元），缓解委托代理难题，核心高管稳定，履职多在10年以上，能保持战略的连续性；员工薪资与业绩挂钩，市场化考核，打破大锅饭，能上能下，持续释放人才活力。反观很多中小银行，治理结构单一，激励机制落后，组织困于“官僚主义”，形式重于实质，有业绩不如有关系，组织活力低下，短期主义盛行。这样的银行，无论转型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从根本上看，文化机制才是中小银行转型最大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小银行的转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若不能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突破，业务层面也难见大的进展。这两年，银行子公司层出不穷，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法人直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相继破土而出。某种意义上，子公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新机制、新文化，从零开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绘制蓝图。但子公司毕竟只是子公司，母行自己仍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机制转型之所以难，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性和必要性。股权投资领域很看中企业的护城河，在巴菲特看来，任何企业都难免会遇到平庸甚至糟糕的管理层，只有具备深厚的护城河，企业才能经得住平庸管理层的折腾，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曾经，银行业也是有护城河的，银行牌照、物理网点、受管制的利差、深厚的企业客户关系等都堪称护城河，在护城河的保护下，平庸的文化、平庸的管理层也能有好的业绩。那个时代，银行不需要市场化激励，甚至内部大锅饭的银行都有好业绩。但近十年来，这些护城河渐渐丧失，导致优秀的机制文化、优秀的管理层价值凸显。着意于转型的中小银行，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从治理机制、文化流程、激励制度等方面着手做深刻的变革，要更加重视管理层的价值。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走自己的路综合内外部环境看，当前中小银行的唯一出路，在于差异化+本地化。差异化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本地化是合规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无论是零售转型还是科技转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比如零售转型，虽已被鼓吹为银行转型的必经之路，但就现阶段而言，很多地区性银行还没到这一步。零售转型是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客观要求，全国层面消费驱动已是主流，全国性银行开展零售转型势在必行，但中小银行着眼于地方经济，各地发展阶段千差万别，只要本地产业发展空间还在，聚焦对公业务、小微业务就仍是最重要的事情。价值投资者强调不追风口，不去人多的地方，银行经营也是如此，时间和资源这么宝贵，怎么能被风口裹挟，专注做自己的事、坚定走自己的路，才是脱颖而出的唯一出路。【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1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2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3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2021年开年以来，虽然疫情有所反复，但经济表现不差叠加较为宽松的政策，全球股市一派欣欣向荣，上证综指一度站上3600点且连续10个交易日的交易量破万亿。股市炙手可热，但不无隐忧，一是A股大部分指数的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二是从政策环境看，为对冲疫情影响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有逐步退出的可能。为此，投资者当未雨绸缪，构建一个攻守兼备的投资体系。下文是我们在研究和投资过程中积累的相关思考，供投资者参考。投资中如何防守？巴菲特曾说投资的成功秘诀有三条：第一条，尽量避免风险，保住本金；第二条，尽量避免风险，保住本金；第三条，记住第一条和第二条。可见，投资如行军打仗，未虑胜，先虑败，在进攻之前，先构筑防守的阵脚。那么，在投资中如何防守？我们的体会有两点：一是把握防守的时机，即搞明白什么时候该防守；二是把握防守的方法，熟练运用防守的工具，也就是解决怎么防守的问题。首先来看什么时候该防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决定防守的时机时，应当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估值是否过高；二是市场的流动性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三是基本面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先来看估值。评估估值的水位有两个角度：一是和自己的历史比，对于市场有代表性的指数，从多个评估指标看其落在其历史分位的哪个位置，其所处的位置越极端，往反方向摆动的可能性越高；二是和其它资产比，我们在评估一个股票指数估值是否过高时，除了和自己比以外，还可以和债券比，当前股票资产估值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率较低，很多国家的基准利率接近零甚至在零以下，这无疑会抬高风险资产股票的估值。其次是评估市场流动性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货币如水，股市如舟，水涨则船高。如果货币政策宽松，大量资金会进入股市，从而抬高整个市场的估值水位，股市会上涨，2020年的股市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案例。如果货币政策收紧，大量资金会从股市抽离，股市的水位会下降，股市下跌。看政策、看事件、看数据，通过这三看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宏观流动性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看政策，关键是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会议、国常会的会议精神以及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所传递的宏观政策转向信号；看事件，是看资本市场是否发生了一些能够印证宏观政策转向的事件，例如2018年频发的信用债暴雷很好地印证了宏观流动性收紧的政策趋势；看数据，是通过观察利率、M1、M2以及社融等数据的变化来判断流动性的变化。最后看基本面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面的变化是由重大政策、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外部性的冲击事件等引发的。例如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等。在上述三个因素中出现两个或以上因素的显著变化后，投资者就应当关注防守的问题。如何防守？一是仓位，二是配置，三是止损。防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仓位，即将风险资产的仓位比例降下来；二是配置上更加均衡，降低对个股、特定行业的风险暴露；三是设定止损位并严格执行。投资中如何进攻？在解决了防守的问题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在投资中如何进攻。如何进攻总结起来就是找到好行业中的好公司。首先来看行业。如何选出好的行业？我们把行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渗透率提升阶段。在这个阶段行业增速快，渗透率迅速提升，投资人给予行业估值溢价。可参考的例子是2000年-2010年的工程机械以及汽车行业，2008年-2013年的智能手机行业，当前的医美行业等等。二是竞争加剧阶段。行业的快速增长引发资本涌入，加之先行者尚未形成稳定的护城河，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虽然行业仍然高增长但利润持续下滑，估值和盈利双杀。可参考的案例是2010年-2015年的工程机械行业，2013-2016年的智能手机行业以及2018年至今的仿制药行业。三是行业格局稳定阶段。行业增速放缓，行业出现龙头公司且有明显的护城河，行业估值稳中有降，但龙头公司的利润率稳中有升。四是行业衰退阶段。在这个阶段，行业增速负增长，被其它新兴行业逐步替代。所谓投资中好的行业往往是发展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行业。其次来看个股。如何选出投资中所谓的好公司？从投资角度来看企业，我们关注三个核心指标：自由现金流、ROE/ROIC以及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绝大部分企业不可能同时做到高增长、高回报和高的现金流，我们也把这个称为企业成长的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的存在，要求我们在选择个股时必须结合其行业特征来加以判断，如果该公司所属行业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更关注增长和回报情况；如果该公司所属行业处于发展的第三阶段，我们更关注现金流和回报的状况。在做完行业和个股的判断后，我们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应当主动加大选中行业和选中个股的仓位，以博取行业的β和个股的α。投资体系是一个投资者投资心智的体现，构建攻守兼备的投资体系是一个与时俱进、持续改善调整的过程。本文只是一家之言，希望能对你的投资有所助益。【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江苏省迎来了历史性一刻！11月26日，江苏省省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2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为10.27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元的省份，并大幅度领先于排名第三位的山东（7.3万亿元）。1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富可敌国。如果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来计算，江苏省2020年的GDP约为1.49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放在全球是什么水平？眼下，202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不过考虑到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其他国家普遍负增长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我们不妨采用2019年与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加以对比。Wind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与中国高居世界各国经济排行榜前两位，日本、德国、印度、英国紧随其后；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分别位列全球第12~14名（见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江苏2020年的GDP数值超过了2019年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直追2020年的韩国。如果江苏省有资格参与排名的话，那么它应该处在全球第13位，凌驾于世界180多个国家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经济在2020年并非一路坦途，与其他地区一样，江苏也经历了新冠肺炎的冲击。不过，凭借着超强的社会动员力与执行力，江苏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本土确诊病例零增长，再用不到一个月实现了本土病例全部治愈清零，为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与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回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据显示，江苏2020年第二季度就实现了GDP增速的由负转正，全年更是创下了3.7%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2），彰显出强大的经济韧性。不仅如此，江苏还坚持全国“一盘棋”，始终积极参与全国和国际抗疫，在抗疫大局中展现出了名副其实的大省担当，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年中时期的雨季，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形势，江苏再次展现出众志成城和科学调度的精神风貌，夺取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将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苏大强”，果真名不虚传。2江苏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如此雄厚，省内各城市的贡献不容忽视，而“万亿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所谓“万亿俱乐部”，是指全年GDP达到或者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虽然“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硬指标，GDP突破万亿仍然是令许多城市梦寐以求而又倍感荣耀的事情。与此同时，当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不仅在吸引人才、集聚资源以及辐射周边等方面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还将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公共服务、交通、环保等民生领域，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万亿俱乐部”的意义所在。全国“万亿俱乐部”榜单上都有哪些城市？这里简单做个盘点：上海、北京、广州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2011年，深圳、重庆、天津、苏州跨进万亿行列；2014年，成都、武汉突破万亿；2015年，杭州突破万亿；2016年，南京和青岛超过万亿；2017年，无锡和长沙突破万亿；2018年，宁波与郑州携手撞线；2019年，佛山突破万亿；2020年，泉州、南通、福州、西安、合肥和济南6座城市成功迈过万亿门槛。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座城市的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它们个个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23座城市里，江苏占据4个，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和南通，数量在全国一马当先，比头号经济大省广东还要多。而这四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各自“身怀绝技”，很好地支撑了江苏全省经济的发展：苏州，享有“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工业实力雄厚，GDP刚刚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体量甚至盖过了贵州、山西、黑龙江等省份；南京，省会城市，坐拥雄厚的科教实力、全面的产业布局与繁荣的消费市场，现已形成了地跨苏皖两省、覆盖8个地级市32个市辖区的南京都市圈，影响力极大；无锡和南通，都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前者乡镇企业充满活力，后者则背靠上海完成“逆袭”。更令人称奇的是，除了以上4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外，江苏省内还不乏多点开花的“潜力股”。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10000亿元量级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常州（7400.9亿元）、徐州（7151.4亿元）、扬州（5850.1亿元）、盐城（5702.3亿元）和泰州（5133.4亿元）。相比之下，隔壁的浙江GDP过5000亿元的城市，除去“万亿俱乐部”的杭州和宁波，只有4个，而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吉林等诸多省份，更是有着极为明显的“一城独大”特征。不仅如此，江苏还拥有实力雄厚且令其他省份艳羡不已的县域经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单中，江苏占据其中的23个席位，全国十强县中更是独占6席，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牢牢霸占了榜单的前四位，足以佐证江苏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笑傲全国各省。“多极驱动+县域支持”的经济发展格局，赋予了江苏经济强大的增长动力，也是江苏经济的可怕之处。3当然，江苏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讨论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省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以来，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2019年各城市数据来看，苏南五市（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的经济总量占全省GDP的比重高达57％，而苏中和苏北的八个城市只占有43％；从城市来看，苏北的宿迁在全省经济排名中垫底，其2019年的GDP尚不及苏州的1/6；从人均GDP来看，201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同样差距悬殊。此外，在人才吸引力、政策倾斜、企业活力、工业总产值、科教资源等诸多方面，苏南地区也明显占据优势。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江苏省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多是依靠苏南地区的引领，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要落后得多。然而，若是换个角度来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江苏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伴随着发达城市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市场的逐渐饱和，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更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进入高速增长期，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省份的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也意味着，今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苏中与苏北，明天很有可能会成为推动江苏经济持续发展新的动力引擎。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苏中和苏北会强势崛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最全版来啦！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一图全读懂 快些收藏！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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