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24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89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91亿元；按用途划分，未发行新增债券，发行再融资债券1384亿元。数据显示，2020年1至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230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0297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4494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17657亿元。发行期限和利率方面，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8年。其中，一般债券15.0年，专项债券14.8年。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0%。其中，一般债券3.34%，专项债券3.43%。到期偿还本金方面，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0105亿元。其中，11月当月到期偿还本金3863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7585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2520亿元。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623亿元。其中，11月当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10亿元。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880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28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5185.08亿元。截至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7127亿元，专项债务128468亿元；政府债券253680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915亿元。截至11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其中一般债券6.3年，专项债券7.5年；平均利率3.51%，其中一般债券3.51%，专项债券3.50%。（记者 孙韶华）
24日，财政部发布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数据显示，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893亿元，专项债券491亿元。2020年1-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 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0年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89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91亿元；按用途划分，未发行新增债券，发行再融资债券1384亿元。 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2.3年，其中一般债券14.2年、专项债券8.7年。 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58%，其中一般债券3.64%、专项债券3.48%。 2020年1-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230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0297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4494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17657亿元。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8年。其中，一般债券15.0年，专项债券14.8年。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0%。其中，一般债券3.34%，专项债券3.43%。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0105亿元。其中，11月当月到期偿还本金3863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7585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2520亿元。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623亿元。其中，11月当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10亿元。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880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28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5185.08亿元。 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7127亿元，专项债务128468亿元；政府债券253680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915亿元。 截至2020年11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其中一般债券6.3年，专项债券7.5年；平均利率3.51%，其中一般债券3.51%，专项债券3.50%。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财政部24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89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91亿元；按用途划分，未发行新增债券，发行再融资债券1384亿元。 数据显示，2020年1至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230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0297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4494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17657亿元。 发行期限和利率方面，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8年。其中，一般债券15.0年，专项债券14.8年。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0%。其中，一般债券3.34%，专项债券3.43%。 到期偿还本金方面，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0105亿元。其中，11月当月到期偿还本金3863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7585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2520亿元。 2020年1至11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623亿元。其中，11月当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10亿元。 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880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28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5185.08亿元。 截至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7127亿元，专项债务128468亿元；政府债券253680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915亿元。 截至11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其中一般债券6.3年，专项债券7.5年；平均利率3.51%，其中一般债券3.51%，专项债券3.50%。
24日，财政部发布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893亿元，专项债券491亿元。2020年1-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 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0年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384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89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91亿元；按用途划分，未发行新增债券，发行再融资债券1384亿元。 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2.3年，其中一般债券14.2年、专项债券8.7年。 2020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58%，其中一般债券3.64%、专项债券3.48%。 2020年1-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230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0297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4494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17657亿元。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8年。其中，一般债券15.0年，专项债券14.8年。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0%。其中，一般债券3.34%，专项债券3.43%。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0105亿元。其中，11月当月到期偿还本金3863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7585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2520亿元。 2020年1-11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623亿元。其中，11月当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10亿元。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880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28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5185.08亿元。 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7127亿元，专项债务128468亿元；政府债券253680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915亿元。 截至2020年11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其中一般债券6.3年，专项债券7.5年；平均利率3.51%，其中一般债券3.51%，专项债券3.50%。
2009年的欧债危机实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统一货币区中不同成员国主权债务信用突然分层，信用利差突然扩大，乃至于最终发生违约。我国的政府债务一直存在着央地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正在债券市场中形成愈发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需要警惕可能突然发生的急剧信用分层和信用利差扩大。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依靠的是各个成员国央行购买各自的国债，其本质是债务货币化。对我国而言，政府杠杆率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关键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债务结构的两个不平衡问题。 一、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堪忧 地方政府实施扩张财政政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债券以及城投债券两种债务融资模式，在刺激经济、引导投资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偿还能力及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过快，但缺乏稳定持续的财政收入做支撑，未来偿债压力较大。为缓冲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均达到历史高位，截至12月29日，分别发行了6.4万亿元和4.3万亿元，较2019年分别增长了45%和20%，债务余额分别达到25.4万亿元和10.6万亿元，较去年均增长了20%。极速扩张的债务规模虽然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但却加大了未来的财政偿还压力。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存量债务规模较大，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存量规模已达3.8万亿元，且依旧在以近20%的增速在不断滚动；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偿债压力较大，贵州、青海及东北三省未来两年财政收入用于债务还本付息的比例均超出70%。 其二，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分层将会加快，债务的区域性不平衡风险加剧。近期超千亿的国企信用债违约打破了债市中的国企信仰，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同时也加剧了各地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地方城投平台多数由地方国资委控股，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多数因政府背书的原因，存在评级虚高的现象。如此次国企AAA级信用债违约，对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及发行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省市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在11月10日前后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大（见图1），如云南省AAA级城投债利差已经由10月底的220BP扩张至333BP。从各地城投债券的融资成本看，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信用利差变动相对平缓，平均涨幅约在20BP左右，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信用利差涨幅均在50BP以上，云南、吉林等地区信用利差上涨幅度甚至超过100BP。经济落后地区的债务偿还压力本就已不堪重负，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地方财政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 图1 部分省市AAA级城投债信用利差 （%）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注：城投债信用利差为城投债券与同期限中债国开债的利差估值进行余额加权计算所得。 其三，区域性的财政风险通过债券市场传导形成金融风险压力。截至2020年12月28日，在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的存量占比已增至64%。我们预计在2021年至2023年至少有8个省市需用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而地方政府的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一旦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将会对整体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形成强烈的冲击，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尤其是地方商业性银行的金融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的财政体制，同时，政府的功能尚未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 第一，债券发行与债券使用期限错配，同时，债券使用的效率较低。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的发行期限相对较短，而发债资金多数投向基建及房地产等长期项目。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转型，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多数政府投资项目很难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尤其专项债券项目周期远远长于债券期限，项目现金流的短缺使得债券到期还没有形成收益，甚至多数省份存在专项资金无法使用的问题，债务资金闲置，不能有效转化为政府支出。 图2 2020年11月各省市财政自给率[1]（%） 数据来源：WIND，CEIC，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第二，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事权和支出责任。自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体制呈现“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局面，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过大，事权层层下放，尤其到基层政府其事权和支出责任远远超出其财政收入所承受范围。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不断上升，其累计增速一直快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速，2019年底地方政府用53%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全国85%以上的公共支出项目。多数省市的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自给率超出50%的省市不超过10个（见图2）。从中央和地方公共支出比重看（见表1），中央政府只有在外交、国防、金融监管及粮油物资方面承担了较大的支出责任，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民生类项目，以及一些跨地区的要素流动性项目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环保节能等，事实上均由各地政府承担。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效率低。横向来看，多部门管理造成债务的使用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管理涉及到各地财政、央行、发改委、国资委等各个部门，且多部门均有其自己的审核和绩效标准，直接增加了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成本，降低了债券资金的经济效应。纵向看，多级财政体制使得省以下地方隐性债务尾大不掉。省以下政府没有债券发行自主权，尤其县级及县以下政府可使用的地方政府债券微乎其微，因而只能采取其他隐性的融资渠道。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其根源在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遗留的弊端，即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 第一，加快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强中央的财政职能和协调作用。对于涉及要素的区域流动和全国统筹的项目如社保养老体系、环保节能及基础教育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承担，可以通过增加国债规模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对于发展日益分化的不同地区尤其中西部等落后地区，需要中央政府改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支出的分摊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 第二，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加快推进债券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首先，债券发行应当基于当地发展的项目需求，在项目的选取和审核上需要对地区的长期发展潜力进行合理的规划，促进项目与债券的匹配度。对于缺乏稳定现金流的投资项目，应减少或者不允许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其次，增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的匹配性，精准使用债务资金，提升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简化财政体制的多层嵌套，提升财政支出效率。 第三，实施存量地方债务置换，对于增量地方政府债务分区域采用不同的融资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首先需以时间换空间，增加地方政府债券中再融资债券的规模，同时对隐性存量债务进行置换清算，增加国债规模来置换已到期的部分隐性债务。同时，由中央有关部门对不同区域实施信用风险评估，分区域实施不同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对于财政收入稳定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可以采取备案制；而对于财政收入不稳定、经济落后地区，应该对地方政府发债采取严格的审批制。此外，可以借鉴日本模式，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势，通过政策性银行发债，再由政策性银行为缺乏发债条件的地区提供政策性贷款。 [1] 此处各省市财政自给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算所得，用以衡量该省市的财政基本支出资金来源于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比例。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源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其方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之间的多元隐性契约。”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他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他提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 多元隐性契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法 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信用扩张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也要按照市场原则，在根除扭曲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金融本身的定时炸弹，对金融风险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更重要的是找到风险产生的根源，找到新的大循环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 近年来，金融整顿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影子银行、调整资管业务、整顿股市、债市中个案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果没有2015年以来持续5年的大整顿，就很难想象今年我们可以度过中美冲突和疫情叠加的艰难期。 但在这一过程中，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从2015年股灾、到汇灾、再到债券市场暴雷，这些是深层次风险的逐步暴露，还是治理过程中风险的自我延伸？目前我们在治标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治本上还没有根本性破题，这需要我们对风险的根本性机制和体制性节点有更深的思考。 过去20年，本质上是政府信用扩张的20年，其中，地方政府信用扩张是风险产生的核心焦点。而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分权体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城商行、地方国企这几大主体之间的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第二只手、第三只手，按照不同的形式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信用以隐蔽的方式侵蚀金融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014年的“46号文”和“51号文”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新老划段，这对地方债务的显性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核心功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这个跳板首先是靠城投公司，然后是靠大型投融资平台，在2014、2015年整顿之后，又创新出“银信证”等新通道，这些新通道被叫停后又产生了新的方式，今年暴露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所形成的新通道的一种反映，这是对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软约束关系的一种强化。 如果想让金融行为真正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重新梳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改变软预算约束是尤其重要的。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双循环的最大堵点 目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在逐步加强，金融配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竞争中财政运作的隐蔽手段，且这种手段在全世界都在使用。 现在热议的MMT理论放在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无约束的隐蔽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MMT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债务与自然人债务的本质性区别——地方政府并不像自然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财务约束。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虽然我国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债务上限做出了一些约束，但基本是上面有监管举措，下面有创新的规避方法。核心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严重扭曲。在新阶段里，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发动机的角色，要不要重新定位？地方政府是否要与中央政府一样，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要转换成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建设功能，与现行税制之间的冲突？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事权下沉，财权上移，导致新世纪我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带来的内生压力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竞争，必须要寻找新的、非财政性的财源。而非财政性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金融。所以这20年间，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我们在解决了很多的风险性、扭曲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加剧扭曲。 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水平。预计今年年底，我国总体政府负债率285%，其中居民债务率约60%，狭义的政府债务率约60%，企业债务率约160%。但如果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债务率进行细分，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城投公司的债务、事业单位的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都属于类政府债务。这几大债务加总，再加上目前狭义的政府负债率，总负债率可能远远超过140%。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远高于美国。 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与美国的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资产，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政府债务率扩张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三大层级，他们虽然不归为政府债，但都在依托政府信用进行扩张。所以目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拆除了一系列风险点，但风险依然在蔓延，债务率一直在延伸。 如果按照我国目前285%的总体债务率和6%-7%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18%。这意味着风险会持续暴露和孕育，因为宏观债务率太高了。因此，仅在个案上、在金融机构本身寻找风险治理的方法，而没有在真正创造风险的扭曲的问题上做文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难触摸到风险根部的。 目前地方政府也在打“服务实体经济”的牌，强迫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向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贷款，要求银行救助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还要求通过一些隐性手段为投融资平台融资。所以，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的双循环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 2014年以来，中央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银信证合作等新型通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今年还把目光转到地方国企。在过去7、8年，地方国企急剧膨胀。全国国有资产从2013年的104万亿，上升到目前的230多万亿，增长到2.24倍。其中，央企资产从48.6万亿上升到87万亿，增长到1.79倍；而地方国企从55.5万亿增长为147万亿，增长到2.7倍，比央企资产扩张速度高出一倍，而负债则扩张得更厉害。 那么是否有必要通过大幅度扩张地方国企，来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发展功能呢？今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结构和功能分布。 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国企？如果从战略实施、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功能来考量，或是从国有经济的“五力定位”（影响力、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来讲，地方国企真正的战略性效益是什么？对此，我认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解决地方信用扩张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财税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几方面的改革能够将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上做文章。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