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商银行，一个贵州茅台。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过去一年，大家一直在猜测，贵州茅台的市值何时会超越工商银行，成为中国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 新冠疫情会成为加速器，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2020年2月3日，新年开盘第一天，工商银行收盘价5.16元，贵州茅台当时收盘价986元，半年时间不到，2020年7月30日，工商银行的成交价在5元左右，贵州茅台的成交价在1700元左右，简单的类比，工商银行的市值不增反减，而贵州茅台的市值增长了70%还多；工商银行的市值在1.7万亿，贵州茅台在2.14万亿左右；工商银行的市盈率在5倍，而贵州茅台的市盈率在47倍；工商银行的半年利润估算在1600亿-1700亿左右，贵州茅台的利润在266亿；正常情况下，工商银行每年增长5%左右，贵州茅台的增长已经由过去的30%下滑到目前的13%左右，茅台当然是好公司，而且具备稀缺特征，但是工商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目共睹，更具备系统重要性地位，生活中，可以没有茅台，但不能没有工商银行。简单地说，同样拿出1.5万亿收购资金，在现实的交易中，你是愿意收购工商银行还是愿意收购茅台？ 有同学质疑银行股利润的真实性，水皮认为大可不必。一方面，银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也是相对透明的行业，作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现在银保监会的监管措施非常到位，影子银行都没生存空间，资管新规正在落实，作假难度太大；还有，更重要的是工商银行也好，其他大行也好，主管都是中管干部，他们频繁调动，根本没有什么作假的动力，为人作嫁的事情多少人会作？不过同理，没有作假的动力，可能也没有维护市值的动力，由此带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股目前的价格是制度性折价吗？这种折价是否是信任度折价？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同样是国企，工商银行是折价，贵州茅台是溢价？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体现？我们知道一般央企的主管部门是国资委，但是金融行业特殊，至今不知归属什么部门主管，银行的股东有财政部的汇金，有证监会的证金，有社保基金的投资，还有银保监会的保险，表面上看各类国有股东齐全，公司治理合理，但是结果可能是九龙治水，市值管理难以落实，国有金融股权的保值增值无从谈起，半价出让股权的现象一再发生，让人难以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定价权该由谁掌控的问题。离岸市场可能我们说了不算，比如美股，比如港股，但是如果A股也是如此，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其实，四大行由于历次护盘，大多数流通盘也已经在国有机构手中，市面上真正流通的极少，比如中行，但是这些机构基本上是被动持仓，没有主动管理，不抛已经算讲大局，讲政治，推动金融股价格合理回归的难处不在资金，而在于意识，如果不作为，那就有一万条理由，如果负责任，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定价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同行，更有国际的同行，比如美国银行，比如汇丰银行，比如花旗银行，比如美国运通。对比这些银行的市盈率，即便在美国股灾之后依然平均在10倍左右，股灾之前就更不用说，如果中美银行发生并购(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证券、基金、保险领域完全有可能)，那么从市值角度而言，中资银行就丧失了起码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资本市场给予折价的公司都是风险高的公司，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的风险高吗？为什么老百姓愿意把钱存在银行拿三个多点的利息而不愿买入市盈率才不到5倍，股息率都超过6%的股票呢？不是同一家银行吗？价值投资难道不是需要国有机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吗？北上资金在金融股上频频砸盘难道大家都可以熟视无睹吗？大行间的较量难道资本市场可以独善其身或者放任自流吗？上证指数这么多年低迷直到7月22日才有改进，但是上证权重中有三分之一的金融股，金融股的估值回升才是上证走出扎实上升通道的根本，这才是本质，核心，剔除点ST，延长点新股时间只是旁枝细叶不会起太大作用，还记得特朗普-27%的梗吗？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就是美国经济的脸，那么上证指数就是中国经济的脸，特朗普为了维护道琼斯的上升通道可以威胁美联储，可以攻击鲍威尔，可以盘前发推，虽然吃相难看，但是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三大指数能创新高，是不是也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呢？ 2008年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上证指数从年前的6124点直落1664点之后反弹在年后接近3478点，如今十年过去上证指数连3458点都迈不过去，正常吗？金融股的估值一贬再贬，甚至沦为砸盘工具难道不应该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吗？水皮不是个阴谋论者，但现实如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无形之手迷茫之际，有形之手正是发挥引导作用之时。 上海市值最大的是贵州茅台，深圳市值最大的是五粮液，中国股市进入“两瓶酒”时代，值得我们骄傲呢，骄傲呢，还是骄傲呢？
6月27日端午节假期，一则“证监会正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 站在银行的角度，获得券商牌照，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盈利能力方面，银行可以称之为“印钞机”，2019年整个证券行业133家券商净利润1231亿元，不及工行净利润的40%。由此可见，券商这块骨头，不仅没有多少肉，银行还要为此承担混业经营的风险。 站在券商的角度，即将面临的是在客户数量、资金实力、业务覆盖度等方面远胜自己的银行老大哥，特别是中小券商，以后的日子自然会变得更见艰难。 即便证监会在6月28日晚正面作出回应，但并没有直接否认，这意味着具体方案或正在研讨中。受此影响，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券商板块应声下跌3.17%，而银行板块仅下跌0.43%（A股指数下跌0.60%）。 那么，证监会透露出这样的消息，或将成为一条鲶鱼，搅动整个证券业，甚至中国金融业。 追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其实，如果大家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会发现，“证监会正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其实有迹可循。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系统整体处于高度被压抑的状况，所有的金融资源均由国家进行统一调配，全国主要的金融机构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银行首先从财政部独立，之后“工农中建”四大专业国有银行 也相继从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立出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格局。1983年国务院发布相关规定，决定了1984年1月开始，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至此才确立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1995年《人民银行法》颁布，规定了人民银行需要承担金融监管职能，同时也应当和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共享信息。 也正是这段时间，我国金融业从被压抑到井喷释放，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在“野蛮生长”，表现出明显的混业经营特征，各类金融机构涉及多种不同业务。 以银行为例，当时是可以从事证券、信托，甚至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体、办工厂做贸易。由于当时监管水平有限，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也不完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通货膨胀、海南房地产泡沫、深发展用银行资金炒作自己的股票等。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临危受命，戡乱金融市场。1993年起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整顿，国务院规定商业银行需要与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分业经营。1995年后《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 等多项法律相继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体系以分业经营为主要状态。1998年后，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的相继成立，形成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其中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专门负责对券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管，而人民银行则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宏观调控。 在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并在防范金融风险蔓延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类金融创新急剧迸发；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提速，外国资本加速涌入中国，也在冲击着国内金融业，使得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愈加明显。 出现了持有多种金融牌照，经营多项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他们除了会面临各业务板存在的单一风险，还将面临其他业务板块传导过来的风险，显著增加了金融控股集团面临的风险水平。监管体系也随之做出相应调整：2017年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成立了新的银保监会，由“一行三会”变为“一委一行两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统计数据和信息共享，并增强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功能监管。 即便银行的金融控股集团可能存在混业经营，单就银行本身，还是中规中矩地做着银行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卖保险，也没有去炒股；即便银行作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服务客户，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发生。 如果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将意味着银行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或将再次发生变化。那么，为何此刻监管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竞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2001年，中国历时6年长跑，加入WTO，首位亚洲籍世贸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这样评价中国入世的意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更开放，经济发展将更快。”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系统作为支撑。除了上述监管体系的改革，还有就是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通过引入国际顶尖金融机构，来激发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2018年4月28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即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达51%。2020年4月1日起，证监会取消了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 至此，已有瑞银、摩根大通、野村东方、摩根士丹利、高盛、瑞信6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券商，摩根大通期货也成为我国首家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未来，外资将有更多机会控股合资券商。 但不少人表达了对于“金融狼”的担心，担心外资金融机构借着金融开放趁虚而入，蚕食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要金融开放，但现在连一家和瑞银、大小摩能打的金融机构都拿不出手”。 所以，中国的金融机构，距离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格局是“大银行、小证券、弱保险”，银行体量最大，证券次之，保险最小。为此，我们就拿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银行领域最强的金融机构进行比较，看看谁更胜一筹。 2020年7月1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中国“宇宙行”毫无悬念的霸占榜首，而美国的“小摩”（摩根大通）仅次于“工建农中”，位列全球第5位。 1、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盈利性指标 从体量（总资产）上看，1个工商银行≈1.6个摩根大通。在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上，摩根大通分别仅比工商银行低54亿美元和82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工商银行营收增速较高，说明其赚钱能力更强，但摩根大通的归母净利润增速更胜一筹，高出工商银行7.32个百分点，表明其盈利能力更强。 综上可以看出：工商银行在体量和赚钱方面完胜摩根大通，但摩根大通具有“小而美”的特点，盈利效应更强。 2、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主营业务拆解 为了进一步探索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小而美”的摩根大通，现对两家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进行拆解。正整体上看，工商银行主要从事的是商业银行业务，即负债业务（存款业务）、资产业务（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摩根大通除了从事商业银行这块业务，还有投行业务。 可以看出，工商银行超过99%的营业收入来自商业银行业务，而对于摩根大通来说，商业银行业务营收约占总营收60%，投行业务贡献了40%的营收。说明摩根大通相较于工商银行，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这或将是其“小而美”的原因。 3、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市值和股价 截至2020年6月30日收盘，摩根大通股价94.06美元，总市值2866亿美元，市盈率9.52；工商银行股价0.71美元，总市值2520亿美元，市盈率5.26。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于摩根大通的认可度，要比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工商银行的认可度更高。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摩根大通股价走势相较于工商银行更加稳健。 工商银行上市以来股价走势图 摩根大通上市以来股价走势图 超速：券商牌照，不止牌照 银行若获得券商牌照，势必会对证券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重塑行业格局，绝不仅仅是一块牌照那么简单。 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领域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纷纷来华设立控股或独资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国内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这股势力了。 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内金融机构，在体量和营收方面一骑绝尘，但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远不及摩根大通等国际顶级金融机构。 目前，金融领域混业经营已经在进行，并由延续的趋势。银行若获得券商牌照，对内，就像一条鲶鱼，搅动整的证券业，激发券商的竞争力，部分中小券商或将面临洗牌；对外，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 从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将从经济贸易争端，演变成金融领域“制空权”的争夺，谁若在金融方面败下阵来，很可能面临对方“金融战”的攻击，通过金融政策、工具等各种手段颠覆一国经济，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说到头，中国的金融开放，混业经营的趋势，饱含这中国对未来国运之争，这一战，我们必须要赢。
国有大行再添一名副行长。工商银行近日公告称，董事会近期将工商银行原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提拔为副行长，正等待监管审批。 今年以来，六大行的高层人事变动中，工商银行动作最大。除了张文武职位变动之外，4月初，工行还迎来了副行长王景武，熊燕和宋建华也在今年获批成为工行高级业务总监，王百荣则从首席风险官转任高级业务总监。 而建设银行今年高管辞任较多，今年4月，副行长黄毅、首席财务官许一鸣、监事方秋月先后离任。 工商银行人事变动最大 日前，工商银行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称，决定聘任张文武为工商银行副行长。张文武的任职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还需银保监会核准。 公开资料显示，张文武1973年3月出生，1995年7月加入工商银行，2007年1月任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2009年2月起，先后担任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工商银行保险项目工作组成员，2012年7月任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2015年11月起，先后担任工商银行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在六大行中，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人事变动最为频繁。4月28日，工商银行决定聘任王百荣为高级业务总监，不再担任首席风险官职务。此前，王百荣于1991年9月加入工商银行，2006年6月任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分行营业部总经理，2010年5月起，前后担任重庆市分行副行长、重庆市分行行长，2016年7月任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另外，担任工商银行高级业务总监的还有熊燕和宋建华，两人在今年4月任职生效。 今年，工商银行还迎来了一位副行长，4月16日，银保监会核准王景武担任工商银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王景武出身央行，拥有多年的金融行业工作经验。早在1985年8月在人民银行参加工作，2002年1月任石家庄中心支行监管专员（副局级），2003年9月任石家庄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局长，2009年12月任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局长，2012年6月任广州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2018年12月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同期，今年2月，工商银行原副行长胡浩因工作变动，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副行长职务。 工商银行也有多位非执行董事发生变动，例如，独立非执行董事希拉·贝尔因任期届满，自2020年3月31日起不再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非执行董事叶东海因工作变动，于2020年3月4日提交辞呈。 建设银行高管辞职多 在其他五大行中，建设银行最近两年高管辞职相对频繁。今年4月13日，因年龄原因，方秋月辞去建设银行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同样因年龄原因，许一鸣也提出辞去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职务。4月3日，因退休，黄毅向建设银行董事会提出辞呈，辞去副行长职务。 其实，2019年，建设银行高管变动也相对较多。去年3月，王祖继辞任行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去年11月，廖林辞去副行长职务；去年5月底，原董事会秘书黄志凌辞职。 另外一家国有大行交通银行人事变动也不小。今年5月29日，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选举刘珺为交通银行副董事长。不过，刘珺的副董事长职务，须待股东大会选举其为执行董事且银保监会核准其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任职资格后生效。会议并同意聘任刘珺为交通银行行长。若刘珺的行长任职资格获核准，任德奇不再代行行长职责。 早在4月27日，交通银行侯维栋因年龄原因，向交通银行董事会辞去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另外，1月16日，银保监会核准任德奇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自2020年1月16日起，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不再担任副董事长。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的高层人事变动亦有不少，3月5日，因工作调动，廖强已向中国银行董事会辞去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2月7日，吴富林因工作调动，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 有出也有进。1月21日，银保监会核准王江为中国银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王江出生于1963年，2019年12月起任中国银行行长。此前，2017年7月至2019年11月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也曾在建设银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湖北省分行行长、上海市分行行长等职务。 六家国有大行中，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今年高层较为稳定。3月24日，周万阜请求辞去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1月20日，张青松获批就任农业银行副董事长；2月19日，梁世栋获批任职邮储银行首席风险官。更早时间，2020年2月14日，邮储银行迎来新行长郭新双，结束了邮储银行一年来行长职位的空缺。
中国金融网讯 工行27日晚间发布H股公告，称该行于3月27日举行会议，决定委任王景武为该行副行长。公告表示，王景武的任职经该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须报银保监会核准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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